交往與共享:“非遺在社區”的實踐路向

譚 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發展(1)綜合國內外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法規、學術討論和現實行動,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成了以保護、傳承和發展為主的實踐方式及話語表述。為行文流暢,下文除原文引用和特指外,以“非遺”簡稱“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非遺實踐”指代與非遺保護、傳承和發展相關的實踐活動。嵌入世界、國家和地方的多維互動中,并以社區為依托,推動個人及群體參與全球公共文化事業。對非遺與社區關系的調適貫穿非遺保護理念的深化過程,并在不同時空語境中形成了非遺實踐的多元方案。追溯理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稱“《公約》”)將“非遺”界定為“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2)《基本文件: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6年,第5頁。,并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尊重有關社區、群體和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3)《基本文件: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6年,第5頁。共同作為《公約》的宗旨。聚焦實踐,委內瑞拉和菲律賓等國強調社區多元主體參與非遺項目申報的重要性,韓國和日本等國借助傳承人制度創新和社區更新激發非遺實踐的社會活力,荷蘭和瑞士等國則在非遺清單編制中關注多族裔聚居社區的內部關系。

中國自2004年加入《公約》以來,依托名錄清單、代表性傳承人制度及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等措施踐行活態傳承和整體性保護等理念,并逐漸將政策中的空間面向從鄉村拓展至城鎮及都市,推動“非遺進社區”理念遞變為“非遺在社區”。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強調建立科學有效的非遺傳承機制,指出要“在傳統文化特色鮮明、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社區、鄉村,開展創建民間傳統文化之鄉的活動”(4)《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5年第14期,第13頁。;2021年,《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則注重“完善區域性整體保護制度”,專門提到要“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全面推進‘非遺在社區’工作”(5)《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21年第24期,第15頁。。上述轉變呈現了政策話語對非遺與社區關系認知的深化,引領非遺實踐的持續創新。

非遺是本體與認知、理念與實踐交互作用的知識體系,非遺與社區的關系是推動非遺研究理論創新和價值轉化的關鍵議題。在話語層面,學者們或基于《公約》,論證社區對于非遺保護的中心作用(6)朝戈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倫理原則〉:繹讀與評騭》,《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6年第5期;巴莫曲布嫫:《從語詞層面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基于〈公約〉“兩個中文本”的分析》,《民族藝術》2015年第6期。,指出社區參與是非遺保護的精髓(7)安德明:《以社區參與為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社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重要地位》,《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或圍繞概念,解析社區和社會在非遺實踐中的角色定位(8)呂微:《社區優先還是社會優先?——民俗學的邏輯出發點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修正案”》,《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廓清社區、群體和個人的邊界(9)馬克·雅各布、唐璐璐:《不能孤立存在的社區: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防凍劑的“CGIs”與“遺產社區”》,《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在實證層面,社區通常被視為一個具有地方性、能動性和內在凝聚力的共同體,既是非遺保護的對象、行動者和受益者,也是非遺在鄉村振興、文旅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中發揮作用的驅動力(10)楊利慧:《社區驅動的非遺開發與鄉村振興:一個北京近郊城市化鄉村的發展之路》,《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同時,社區的空間屬性促使部分學者從治理、教育、客體轉化和主體嬗變等維度探索“非遺進社區”的路徑和“非遺在社區”的意義(11)瓦爾迪馬·哈夫斯泰因、吳世旭:《社區賦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多方協商與社會治理》,《民間文化論壇》2022年第4期;李連影:《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教育傳承路徑樣態重構研究——以鄂倫春族摩蘇昆為例》,《黑龍江民族叢刊》2023年第2期;劉曉平:《跨地方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品化及其對社區的影響——以“香云紗染整技藝”為例》,廣州:廣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年;譚志滿:《鄉村振興背景下非遺傳承人與新鄉賢的互構機制——以“撒葉兒嗬”傳承現狀為中心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由此,“社區”在中國非遺研究領域基本形成了“鄰里范圍和文化共同體”(12)韓成艷、高丙中:《非遺社區保護的縣域實踐:關鍵概念的理論探討》,《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的雙重意涵,勾勒了非遺與社區關聯的基本框架。

然而,與非遺實踐的系統演進和社區建設的多元樣態相比,目前有關“非遺在社區”的研究對非遺與社區雙向互動的邏輯機理發掘不足,限制了特定社區中非遺實踐的社會價值。處在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非遺與社區關聯的因果機制和動力條件有待從主體實踐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闡明?；诮煌难芯恳曇?本文以武陵地區隨人口流動而興起的生產生活空間——恩施女兒城(13)恩施女兒城,又名“恩施土家女兒城”,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舞陽街道辦事處窯灣社區洗爵溪組,由恩施女兒城文化旅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運營,規劃占地面積600余畝,于2013年10月完成一期建設并投入運營,現核心區域面積約1000畝。下文除特別強調外,簡稱“女兒城”。為例,通過梳理“非遺在社區”的形式、過程和影響,闡釋非遺在多層次社會網絡中發揮作用的動因,進而探索非遺實踐與社區建設、社會活力提升及人的全面發展的互促機制。

一、交往:“非遺在社區”的內在邏輯

交往作為一種普遍且基礎的人類活動,是理解人的本質、社會結構和歷史演變的重要棱鏡?；趯τ涷炛髁x、法國功利主義和德國主體性交往思想的批判性繼承,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交往包括“個人、社會團體、許多國家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頁。,以“現實的人”為主體,以紓解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為動力,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由此構筑了唯物史觀的基石(15)丁立群:《交往、實踐與人的全面發展》,《哲學研究》1992年第7期。。這種從哲學人類學角度對交往的研究,強調日常生活的實踐性(16)姚秋磊:《馬克思交往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對理解“加強交往交流交融”的邏輯起點和非遺在新型城鎮化中的功能均有裨益(17)趙心憲:《交往:“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邏輯起點——兼及武陵地區民俗類國家級非遺交往功能問題》,《民族學刊》2021年第3期。,也為探索非遺與社區的關系提供了基礎且適宜的視角。

作為生產的基本要素、手段和目的,交往內生于非遺實踐和社區營造,與之相應的內容要素、動因及結果對于剖析非遺和社區的系統結構有“化整為零”的作用。就社區而言,其在社會科學的理論脈絡中與“共同體”和“社會”形成孿生且含混的概念叢,在現實語境中又裹挾著鄉村與城鎮、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辯證關系,造成在非遺語境中討論社區的困境?；氐缴鐣畹膱鼍爸?交往的演進與結構的生成相伴。社區作為交往的產物,既包含地緣、血緣和趣緣等人際關系,是個體社會化的節點之一;同時,也嵌入物質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互通體系,成為具有內部凝聚力和外部關聯度的基本社會單位。就非遺而言,其形態載體是物資、人群和文化交往的歷史沉淀,相關保護理念是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國際交往的結果,實踐效果則受《公約》框架下多層次和多領域交往過程的影響。在非遺與社區之間,非遺通過為民間文化的公共性(18)高丙中:《作為公共文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藝研究》2008年第2期。、財產性(19)譚萌:《從異化到復舊:財產視角下傳統文化的當代變遷邏輯》,《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和資本化(20)周茜茜、蕭放:《遺產與資本: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文化資本的當代實踐》,《文化遺產》2023年第1期。賦能,拓展了交往所涉及的內容要素、主體范疇和關系結構,使得非遺不僅具有穿越單一社區邊界的必然性,也潛藏構建新的社會關系的可能性。以交往為樞紐,主體、物質、文化和制度等維度彼此交錯,成全了非遺和社區的系統結構。同時,交往的生產性、社會性和實踐性為紓解個人、群體、社區及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提供了支撐,即“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頁。,且“共同體從屬于自覺的共同體成員個人”(22)姚紀綱:《交往的世界——當代交往理論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2頁。。

交往的結構及其演進蘊藏在非遺和社區變遷的時空坐標中,社會交往的現狀作為當代非遺實踐和社區營造的宏觀語境,增強了關注兩者互促發展的必要性。交往的演進在主體范疇表現為從個人、團體、國家向世界范圍的拓展(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0、295-298頁。,在秩序層面表現為從人與人、人與物向人的全面發展的邁進(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79頁。。在全球化、現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流動推動人們交往的形式、結果和動因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中國,各民族間的交往構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塑造了類型多樣、彼此關聯的生產模式、生活形態及文化事象,奠定了非遺與社區關聯的歷史向度,而中國與世界上其他行為體的交往則構成了非遺中國實踐的時代背景和旨趣。近年來,因旅游、就業、求學和居住等而產生的各民族跨地域流動大幅增加,提升了研討非遺與共同體建設(25)玉璐:《從“小家”到“大家”的民族共享節日——以國家級非遺瑤族盤王節為中心的考察》,《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以及文旅融合發展(26)林繼富:《文化賦能: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融合發展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等議題的現實意義。20年來,中國非遺實踐已極大拓展了其所牽涉的主體、范疇和社會關系,為其價值的進一步轉化儲備了豐沛資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非遺與社區的關聯不止步于歷史中凝結的靜態網絡,更因持續的交往而處于共進的階段。至于兩者如何在新的語境中順應時代潮流,在滿足兩者發展需求的基礎上促成多元主體的共建共享則有待在現實經驗中予以研究和闡釋。

因此,在交往視域下,非遺與社區的關系植根于個人與社會發展關系的深層問題中,將“非遺在社區”從政策話語中的“權宜之計”轉化為對社會運行中的“動力激活”,搭建起包含非遺實踐與社區營造主體、形式、內容和關系等維度的研究框架。

二、“恩施女兒城”:“非遺在社區”的實踐案例

“恩施女兒城”依托武陵地區的豐富文化資源、旅游產業發展需求以及所在地的區位優勢(27)恩施市是恩施州游客集散的中轉站,女兒城不僅享有位于恩施州州城地理位置的比較優勢,也因州城內無其他典型旅游場所,成為恩施市區唯一一個綜合性旅游景點。,成為武陵地區旅游集散地和城市娛樂消費中心,是多民族聚居城鎮探索“非遺+旅游”模式的典型案例。作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女兒城是旅游業結構轉型與地方經濟發展需求相對接的產物,在武陵地區形成了新的人群聚集及交往場域,塑造了流動性強和市場化程度高的社區生態。作為市級非遺傳承示范基地和省級非遺特色街區,女兒城匯聚了近30種非遺代表性項目,其10多年來的社區營造實踐印刻著新型社區非遺實踐的歷程,也蘊含著非遺與社區關系當代重構的動力機制。其中,非遺在女兒城的呈現形式、實踐過程及價值轉化形塑了因非遺而生成的社區交往主體、結構和功能,也構建起“非遺在社區”的前臺和后臺。

(一)女兒城“非遺在社區”的內容要素

與一般意義上基于鄰里關系的村落和城鎮社區相比,女兒城中的生產生活主體因旅游開發、運營和消費而聚集于此,其中的非遺代表性項目并非本社區內民間文化轉型的產物,而是非遺實踐主體流動至該社區的伴生物。以非遺事象(28)本文用“非遺事象”指代含非遺代表性項目及其元素的文化事象。的展演、體驗、消費和學習等為形式,多元主體在新社區的生產生活中開展交往活動。

非遺事象是非遺實踐和社區營造的要件,為多民族不同主體的交往提供載體。截至2023年8月,女兒城非遺傳承基地涉及的主要非遺代表性項目有29項,其中包括恩施揚琴等11項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十姊妹歌(哭嫁歌)等13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薅草鑼鼓(巴東)等5項州級非遺代表性項目。這些項目與女兒城所處的舞陽街道辦事處窯灣社區的歷史關聯較弱,是恩施州8縣市及周邊地區非遺代表性項目在特定空間的聚集,一方面以多樣性彰顯武陵地區因土家族、苗族和漢族等多民族聚居而形成的文化稟賦,另一方面以民間舞蹈、民間音樂和傳統技藝為主要類別,進行舞臺展演和符號轉化,成為打造旅游品牌的素材。

非遺事象與社區中的個人和群體基于一定的空間、產品和活動發生關聯,其呈現形式影響人們交往的方式,構成社區自我展現的前臺。女兒城中的非遺事象主要通過四種形式呈現。一是依托民俗博物館,陳列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民俗等類別非遺事象的物質載體,重現區域社會生活場景,輔以文字及語音介紹,展示武陵地區多民族交往的歷史事實。二是依托文化符號,營造社區整體氛圍,并引入以“土家族織錦技藝”為主的文化創意工作室,推動非遺的市場轉化。三是借助節慶活動和日常演出,打造非遺共享時空,展演非遺事象,塑造社區文化品牌。例如,大型實地情景劇《女兒會·趕場相親》作為日常演出的免費劇目,以“女兒會”節俗為載體,集土家族擺手舞、薅草鑼鼓、儺戲和三棒鼓等多種非遺代表性項目于一體,10多年來已演出1000余場,觀眾人數達800余萬人。四是拓展非遺研學體驗渠道,形成了以制漆技藝(壩漆制作技藝)、恩施儺面具制作工藝、恩施玉露茶制作技藝(29)調研期間,恩施玉露茶制作技藝體驗項目暫停。和土家族織錦技藝為代表的體驗項目。

非遺事象及其呈現勾連起社區中的流動和從業人群,形成了以非遺為媒介的交往主體和客體。女兒城作為因商業投資而形成的新社區,社區內的實踐主體可大致分為游客、從業者、商販和個體經營戶、園區運營管理者和政府監管者等類型。聚焦與非遺相關的交往主體,除了游客和直接參與到非遺實踐的群體外,也包括以恩施女兒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為代表的市場運營主體、以各級文化和旅游相關部門為代表的政府主體和以媒體為代表的其他社會力量。他們共同構成了非遺在社區中發揮交往功能的主體基礎。

由此,相較于傳統社區中主體與非遺的生活性或儀式性關聯,女兒城中非遺事象與多元主體的關聯更依賴于生產消費等市場因素、展演體驗等具體活動及保護傳承等制度條件。其社區營造和非遺實踐具有共享的內容要素和形式載體,并基于一定的基礎設施連接多元交往主體。

(二)女兒城“非遺在社區”的交往過程

非遺事象在社區的匯集、展演和傳承促成了多元交往主體、客體和媒體的有機聯系。不同主體的資源稟賦和角色定位各有特色,在以非遺實踐為媒介的交往中推動個體、群體和社區互動的演進。

對于女兒城這類“從無到有,不斷規劃,不斷設計,不斷建造,不斷經營,不斷營造之城”(30)牟倫超、程勵:《空間生產視域下“古”鎮旅游的地方營造——以恩施土家女兒城為例》,《旅游學刊》2023年第3期。而言,市場運營主體作為社區營造的關鍵群體,是社區結構生成的主導力量。在女兒城案例中,運營者對園區建設開發的訴求是非遺成為新社區中交往媒介的前提,吸引其他主體進入社區,并以一定的方式展開交往活動。2006年至2012年女兒城規劃建設期間,恰值非遺在中國社會各界影響力提升的階段,且武陵地區的多種民族民間文化被列入多層級的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這為具體的非遺事象及其實踐者進入女兒城賦予了正當性和功能性。一方面,運營者成立非遺保護傳承專班,經過與恩施州各縣市文化部門、地方鄉賢和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的互動,吸引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和地方文化鄉賢等進入新的社區。另一方面,運營者營造社區非遺氛圍,通過在空間和活動中植入非遺元素,完善女兒城吃住行游購娛綜合的旅游業態。在此過程中,女兒城的商業運行思路及運營者對非遺的期待踐行了“非遺在社區”的社區營造理念,并基本確立了社區多元主體間的關系類型。其中,運營者與非遺實踐者形成勞動雇傭關系,與游客等消費者形成供求關系,與社區內的其他市場主體形成契約和管理關系。同時,運營者也是社區內主體與外界各類主體打交道的中介,與政府主體形成既合作又受監督的關系,并建立與高校、傳媒機構和其他社區中非遺實踐者的關聯。

非遺實踐者是社區中直接參與非遺交往的主體,并由于個人與非遺關聯程度的差異,在交往中扮演不同角色。女兒城的非遺實踐者可大致被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在進入女兒城之前已被列入名錄的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他們因自身持有的技能和被賦予的身份角色,或以大師工作室為場所與游客互動,或作為研學體驗的教學者與學習者互動,或在非遺團隊中向團隊成員傳授技藝,并作為展現社區非遺特色的代表,參與對外交往。第二類是地方文化鄉賢。他們長期生活在村落,對民族民間文化持有較大熱情,在地方文化工作者的推薦下,進入女兒城參與非遺展演和教學活動。第三類是青年非遺展演者。他們或曾在專業藝術院校學習,或曾是其他演出隊的成員,通過招工渠道進入女兒城,在運營者的引導下,學習并傳承特定的非遺項目。第四類是了解特定非遺項目并參與非遺商品生產的從業者。他們通常以文創商鋪為空間,以商品為載體,向游客介紹相關非遺事象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此外,女兒城內的個體經營戶為非遺實踐提供設施媒體支持,如酒店和餐飲企業向演出團隊贊助樂器等。政府主體則因其在信息、渠道和政策等方面的便利,既為社區內的非遺實踐提供制度、人力和物質支持,也為社區非遺實踐群體的對外交流開辟通道。例如,恩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展演中心協助將女兒城非遺傳承基地納入非遺傳承基地幫扶體系,緩解了社區所面臨的非遺傳承人才缺乏和資金匱乏等難題,并拓寬了社區中非遺實踐在更廣泛的非遺保護體系中獲得資源和聲譽的渠道。

盡管女兒城中隨流動而聚集的個體和群體存在諸多差異,但他們因身處同一時空、參與同一活動或面對同一客體,而在彼此之間產生關聯,促使“非遺在社區”實踐進程中的“環狀交往”轉化為多面向的“全通道交往”。其中,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地方文化鄉賢和青年非遺展演者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非遺實踐團隊,在女兒城運營主體所倡導的“以師帶徒,一代傳一代”活態傳承、“自給自足,集中勞作”動態傳承和“主動堅守,原汁原味”生態傳承中,構成了隊員、同事和師徒關系。運營者強調非遺實踐團隊作為“恩施文化門面”和“女兒城代言人”(31)訪談對象:LY,訪談人:譚萌;訪談地點:恩施女兒城,訪談時間:2023年7月29日。的角色,因為他們是社區中與外來群體圍繞非遺直接展開互動的主體,雙方的交往既是傳播民族民間文化的過程,也是使游客對社區產生積極感知的手段,還能促成有關非遺的生產和消費。以非遺實踐者和游客為關鍵節點,市場主體和政府主體因提供物資支持、制度保障以及理念引導等而與其他主體展開間接交往,從而促成各個主體之間的互動和關聯。

由此,社區的非遺實踐以市場運營者為主導,以非遺實踐者和游客為直接交往的雙方,不僅推動非遺實踐主體從個人向群體轉化,也關聯社區營造的多類型主體,進而構建起彼此影響、多向互動的“全通道交往”結構。

(三)女兒城“非遺在社區”的社會功能

以非遺為媒介的交往不僅在不同主體間建立聯系,也是多元主體基于目標達成共識、滿足個性及普遍需求的活動,影響非遺與實踐者之間、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從而增強“非遺在社區”的社會價值。

從非遺與人的關系來看,非遺在社區的呈現為多民族跨區域的流動群體提供了接觸非遺的機會,使得人們在新的社區交往場域中分享非遺的魅力,從而增進多元主體對區域文化的認知、理解和欣賞。旅游目的地的集散效應不僅拓展了社區內非遺實踐者所能觸及的人群,也因游客的流動性擴大了以女兒城為中心的非遺輻射范圍,進而延伸了“非遺在社區”所生成的交往鏈條。其中,土家族織錦、漆器和茶葉等基于傳統工藝類非遺所制成的商品受到外地游客的喜愛,或被作為伴手禮贈送給他人,或被作為藏品用于鑒賞。無論其以何種形式再現,都促使特定的非遺載體跨越女兒城的地理邊界,在其他私人或公共領域得到運用。同時,自2019年以來,女兒城增強了與學校、旅行社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合作,豐富研學體驗活動,并建立實訓實習基地。相關活動拓展了過去以展演為主導的非遺呈現和交往形式,將游客的“獵奇心”轉化為“參與感”,促使交往雙方的凝視關系轉換為分享關系;且增強了女兒城中非遺實踐的“在地化”,成為增強區域內年輕一代文化自信的新方式。

在新興與傳統的社區生態之間,女兒城的非遺實踐連接鄉村與城鎮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推動“非遺在社區”的成果反哺其所依賴的區域社會。一方面,以“非遺劇場”和“女兒廣場”等為場所,女兒城成為恩施市內開展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空間之一。例如,2016年“文化遺產日”期間,“回眸恩施記憶·傳承非遺文化”活動在女兒城舉辦,在滿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時,也將女兒城嵌入城市非遺實踐的體系中。另一方面,女兒城的非遺實踐者們開展“進鄉村、進學校、進景區、進社區、進企業、進廣場”等活動,推動非遺在區域社會的流動和循環。其中,“家鄉的活動必須參加,讓每一個人都是家鄉非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32)訪談對象:LY,訪談人:譚萌;訪談地點:恩施女兒城,訪談時間:2023年10月28日。成為城鄉共享非遺公共性的重要表現。同時,作為武陵山區(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組成部分,女兒城的非遺實踐者也參與到周邊地區的展演和培訓等活動中,構建武陵山區的“非遺圈”,促進區域內非遺實踐的協同發展。

從人與人的關系來看,社區的非遺實踐促使非遺傳承人超越原本以鄰里關系和文化共同體為依托的社區邊界,基于一定的規則構建起“和而不同”的非遺實踐團隊,共同豐富非遺的價值內涵。這一共同體的“不同”主要表現為個體在年齡性別、成長環境、習俗禮儀和技能稟賦等方面的差異,“和”則表現為個體在融入群體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資源互補、利益相關和榮譽相連的共同體。該組合形式是對非遺傳承人代表性與群體性關系的轉化,團隊成員間的交往推動了非遺在新社區的保護和傳承,延伸了生產性保護的時間向度。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又推動形成更靈活的非遺實踐合作機制,促成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例如,2023年,女兒城的非遺實踐團隊經向“恩施花鑼鼓”州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請教,與恩施市白楊坪鎮的嗩吶藝人合作完成節目《秋彩》,在恩施州建州40周年非遺展演周暨2023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期間獲得“山河交響·恩施州傳統民族吹打樂比賽”一等獎。該節目一方面融合了武陵地區的多種傳統戲曲元素,另一方面在成員上匯聚了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民間藝人和女兒城的青年非遺實踐者,增進了不同社區中非遺實踐者的互動及其在公共領域的共同呈現,從而提升了“非遺在社區”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

“非遺在社區”所產生的交往還推動了各主體需求的滿足和能力的提升,促使多元主體分享非遺的發展福利。對于非遺實踐者來說,在新社區的非遺實踐不僅是一種維持生計的從業活動,也是提升技能水平、身份認知和文化自覺的過程。女兒城非遺實踐團隊中的成員經過專門訓練,成為“一專多能”的非遺展演者,并在聽取運營者對非遺價值和政策的宣講中,將個人與傳統文化的自在關系轉化為自覺意識。這一點在地方文化鄉賢回顧個人經歷的講述中得到集中體現:“其實我們一直都在做這些事(在鄉村里學習并表演傳統戲曲),但之前并不覺察到自己是在保護文化、傳承非遺,到這里(女兒城)來了之后,才慢慢意識到我們做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原來,我們一直都在保護非遺啊!”(33)訪談對象:XYC,訪談人:譚萌;訪談地點:恩施女兒城,訪談時間:2023年10月27日。另一方面,以女兒城非遺傳承基地為平臺,實踐者可在非遺制度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身份,成為非遺保護和傳承的代表性主體。2019年,女兒城非遺實踐團隊中的5名成員成為州級代表性傳承人,3名成員成為縣市級代表性傳承人;2023年,實踐團隊中的2名成員正在申報縣市級代表性傳承人。除此之外,團隊中的成員也參與非遺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等活動,進入區域及國家非遺保護系統,在構建更具多元性和包容力的共同體中發揮作用。

由此,“非遺在社區”形成了相應的生產關系、制度關聯和文化認同。其內容要素經交往主體的協商而匯聚,在交往過程中日臻完善社區的內部結構,擴大社區中非遺的輻射范疇,從而提升了社區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同時,以社區為中介,通過拓寬與其他個人、群體和社區的交往渠道,非遺實踐的方式和價值得以煥新,進而強化了非遺實踐與社區營造的交互作用。

三、“非遺在社區”交往實踐的動因

如果說流動促成了非遺在社區的匯聚,那么交往則是非遺在新的社區生態中發揮作用的樞紐。至于“非遺在社區”為何能夠形成交往,則有待于在“目的—因果”的基本結構(34)呂梁山:《交往結構及要素淺探》,《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中予以探索,分析各種內容要素相互契合并發揮作用的動因。

與流動相伴的生活變革是“非遺在社區”交往實踐的語境。非遺與社區屬于兩個相異的社會范疇,兩者有各自的系統結構和運行規則。然而,流動性導致非遺內生于社區的狀態發生改變,單向度賦能機制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各自為營”的并存模式亟待調整。一方面,從基于地緣、血緣和文化認同的社區到基于業緣、趣緣和供需關系的社區,過去非遺與社區的互動模式難以適應新的市場與社會關系,進而推動以非遺實踐形式的轉換來調適兩者關系。另一方面,兩者所匯聚的社會生產資料具有相似性,使得交往成為可能。非遺實踐所涉及的主體、客體和活動與社區營造所涉及的個體、群體、載體和過程相重疊,以非遺為紐帶的交往與社區運行所關涉的經濟、制度和習俗等維度相契合。同時,非遺本身在經濟、政策和社會領域所享有的知曉度、重要性和網絡關系使得社區中的非遺實踐具有超越社區地理和制度范疇的潛力,成為社區拓展邊界和發揮功能的媒介之一。

對物質利益與文化訴求的滿足是推動“非遺在社區”交往實踐的根本動力。著眼社區維度,游客對文化旅游產品的喜好和運營者對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需求相契合,推動社區吸納相應的非遺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并通過搭建以非遺為核心要素支撐的交往平臺提升游客的體驗感和滿意度。同時,非遺實踐者對提升生產生活水平的需求推動其進入新的交往場域,參與相關活動。事實上,他們也在展演和培訓等活動中獲得了經濟收入,豐富了知識技能,并提升了社會身份。在此過程中,旅游者的“獵奇”心理要求運營者對非遺代表性項目的選擇和非遺活動的編排強調展演性和互動性,助推了社區中非遺呈現的符號化和舞臺化進程。著眼非遺維度,非遺傳承人保護和傳承文化的訴求與運營者打造非遺傳承展演基地的訴求相契合,也與政府部門完善非遺保護傳承體系的初衷相吻合,以此凝聚了多主體的合力。

分工促進“非遺在社區”的秩序完善和價值提升,使得特定社區中的非遺實踐能夠推動構建更開放包容的共同體。盡管分工是以設立交往的邊界為前提,但“分工愈細密,交往愈頻繁”(35)姚紀綱:《交往的世界——當代交往理論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頁。的規律是現代社會運行的內在邏輯。一方面,相較于以家庭分工為基礎的社區關系,女兒城這類社區以勞動分工為前提,社區成員在進入之初便被賦予了較明確的角色,并在制度的支持下基于一定的資源稟賦和責任義務開展交往活動。具體到非遺實踐,分工表現為社區內非遺事象的類型、呈現形式和實踐過程具有差異性,而效益的最大化又要求非遺實踐者在交往中提升個人能力,增強群體的綜合活力。另一方面,非遺保護工作的普及性使得“非遺在社區”的價值外溢可能且必要,從而增進區域性的非遺聯系,增進不同群體間的理解、共識與協作。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頁。以非遺為媒介,調整社區內分工與交往的關系,有助于各類要素內容的更好契合,進而生成聯動和諧的社會秩序。

認同是維系“非遺在社區”交往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社會心理作為影響人們開展實踐活動的重要因素,是個人因素和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新的社區生態中,流動的高活躍度和主體的能動選擇意味著各類交往要素的組合具有語境性。在此背景下,非遺和社區的社會聲譽成為吸引多元主體加入的重要條件,有賴于在具體的交往實踐中塑造和傳播;社區成員對非遺的認知及對社區的認同則是他們持續交往的保障。在女兒城案例中,人們主動參與非遺實踐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三類。對于長期從事且熱愛民族民間文化的人來說,他們因認同女兒城的工作方式而加入;對于參與非遺展演和學習的青年人來說,他們因認同非遺的發展性而加入;對于前來觀光、研學、體驗或投資的流動群體來說,他們因認同女兒城非遺實踐的方式而帶動其他社會主體的參與。同時,交往作為一個持續的過程,促使實踐主體將以上認同進一步轉化為對文化事象、生產方式、生活過程和社會網絡的認同,進而發揮非遺實踐在均衡社區流動性和穩定性中的價值。

因此,以流動為前提,個體和群體在利益和需求的滿足中主動展開交往,激活因分工而產生的多維度和多層次交往動力,并推動“非遺在特定社區”交往價值的外溢,為個人、群體、社區和社會的系統演進提供共識基礎、共建媒介和共享條件。

四、“非遺在社區”推動共享的進路

“非遺在社區”既是非遺實踐的創新模式,也為社區營造提供了新的資源,并具有以交往促共享的潛力。然而,流動的不確定性和制度的低適配度給“非遺在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在交往過程中推動多民族、跨區域人群的彼此聯結和共享,有賴于增強交往內容要素、目的及結果的契合度和達成度,提升“非遺在社區”的兼容并蓄和持續發展的能力。

總體來看,“非遺在社區”需要同時滿足非遺保護和社區建設的基本規范。一方面,非遺保護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意味著新社區中的非遺交往不宜被簡化為市場交換,而是需在《公約》《意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條文規則的框架內展開,在整體性視域和系統性實踐中推動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以此紓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張力。另一方面,社區對公共生活、群體關系和社會秩序的追求,意味著“非遺在社區”的交往不局限于個體之間,而需在個體、群體以及社區之間建立聯系,以此進一步提升非遺的公共性和實踐性。

著眼過程,多向互動是“非遺在社區”交往實踐的特征,也是推進多維度、多層次共享的基本條件。實現“非遺在社區”的多向互動至少包括兩個層面,即促成多元主體的參與,并建立各個主體間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首先,發掘比較優勢,吸引非遺傳承人、游客、市場主體和政府主體等進入新社區。其中,比較優勢的內容包括經濟條件、文化氛圍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吸引的手段除了基于部門關系、地緣關聯和私人交際的介紹和傳播,在當前還拓展至對自媒體等網絡平臺的運用,可用“數字交往”促進共同體想象與認同(37)黎楊全:《二次元文化、數字交往與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其次,完善非遺實踐的基礎設施,為多元主體在新社區的交往提供平臺和契機?；谏鐓^的空間屬性,在社區內博物館、劇場和街區等場所進行非遺介紹、展演、體驗和研學等活動,并運用非遺符號來營造社區文化氛圍,增強多元主體對“非遺在社區”的感知?；谏鐓^的社會屬性,調動社區中生產、生活、消費和管理等主體的積極性,從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支持等維度助力社區中的非遺實踐,從而實現非遺實踐與社區營造中內容要素的疊合。在多向互動中,“非遺在社區”將有助于完善過去由政府和傳承人所構建的非遺保護“二元責任鏈條”,通過引入社區中的市場主體,更好整合社會資源,促進非遺實踐和社區營造的相向而行。

聚焦規則,“非遺在社區”是不同主體協商調適的結果,其在非遺實踐及社區營造中作用的發揮離不開基于主體間性的施報均衡?！胺沁z在社區”所涉及的交往主體之多、范圍之廣和過程之復雜,使得其具有“和而不同”的特征和“多元一體”的潛質。因此,尊重文化多樣性和主體性有助于提高各主體參與“非遺在社區”交往實踐的主動意識。面對流動性給“非遺在社區”帶來的機遇,識別并發揮多元主體的資源稟賦,促進不同主體之間的互補和協作。其次,關照彼此需求有助于各主體共同分享“非遺在社區”的實踐成果。其中,非遺傳承人和游客作為直接交往的主體,既是文化多樣性的分享者,也是社區包容性的受益者。非遺傳承人的付出除了得到物質補貼和制度支持外,還在與其他傳承人、游客、運營者和政府主體的交往中獲得尊重和欣賞,以此提升他們參與非遺保護和傳承的積極性。游客在物質、時間和精力上的投入則在與社區內成員的交往中獲得知識、情緒和審美等方面的回饋,并通過與其他社區成員的分享增強滿足感。此外,構建暢通的協商機制有助于社區多元主體表達自身需求、調適實踐形式,是交往實踐得以延續的保障。

從動力來看,人的全面發展是“非遺在社區”的生命力所在。無論是非遺實踐,還是社區建設,都離不開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其中,非遺傳承人是“非遺在社區”的關鍵主體,他們在社區中的角色擔待影響非遺實踐的效果。對此,社區不僅是傳承人的匯聚地,也應成為組建和培育傳承群體的場域。一方面,以團隊的形式促進不同傳承人之間的學習、交流和共事,以業緣為基礎,推動非遺傳承從代表性個體向群體的拓展;另一方面,提升非遺實踐者對非遺內涵的認知,增強他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并借助非遺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等契機,豐富非遺的社會傳承。由此,“發掘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的方式可被拓展至“培養非遺傳承人”的方式,實現傳承主體的增量。同時,結合流動性給非遺傳承人屬地關系帶來的改變,調適非遺保護的機制,使之更好適應新時期傳承人的培養和選拔,增強對非遺傳承人全面發展的制度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以非遺傳承人的發展為關鍵環節,非遺實踐不再拘泥于特定社區甚至傳統村落,而是可隨著人的流動在不同的社區中發揮作用,以便更好實現非遺的綜合社會價值。

五、結語

“非遺在社區”是在流動性日益加劇背景下對非遺與社區關系的重塑,以交往為進路實現非遺實踐和社區營造的互促發展,并以共享為旨趣促進非遺保護制度和路徑的更新?；谏鐓^提供的基礎設施,非遺所承載的各民族交往歷史和文化結晶得以呈現,拓展流動群體了解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視野;基于非遺的展演、體驗和研學等活動,多元主體在新的場域彼此互動,滿足物質及精神需求,分享非遺的公共性、社會性和發展性,促成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以此優化社區秩序?！胺沁z在社區”的價值升維有賴于在尊重文化多樣性、關照彼此需求的多向互動中,增強交往的持續性和拓展度,構建包容且開放的場域。面對因流動而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旨趣,完善非遺實踐的制度體系和實踐路徑,有助于增進個人、群體、社區和社會的有機結合,發揮“非遺在社區”之于非遺保護、社區建設和社會活力提升的價值,增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性、實踐感和內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