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西方激進主義四個回溯性命題研究

◎李金輝,王一惠

黑龍江大學 a.馬克思主義學院;b.哲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數字資本主義》一書中定義了數字資本主義并探析了其基本樣態,揭示資本主義與互聯網等技術合謀催生了數字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當下數字資本主義繼續借新一輪數字科技革命的東風實現自我變革,不斷書寫著新治理方式、新生產模式、新生活方式,與此同時引發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困境,催生出全新的批判命題。在數字資本主義強勢推進、智能時代降臨、新自由主義危機交織的復雜背景下,當代西方左翼學者逐漸開始深度考量現實的資本主義癥候。以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約迪·迪恩(Jodi Dean)為代表的西方激進左翼學者分別回溯至生命政治學、“機器論片段”、馬克思異化論、共產主義學說等經典命題中,透視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政治治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三個維度的變遷,汲取用以思考生命與權力、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現狀的理論資源,擘畫人類解放的藍圖,不斷實現現實新問題與“舊理論”的碰撞。

一、回溯生命政治學——揭露新的治理方式

在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范式中,觸及人的生命境況的生命政治學成為批判當代西方社會的重要視角,這一批判模式的根源可以回溯至馬克思。雖然馬克思本人并沒有直接論述生命政治這一主題,但《資本論》中卻蘊含了生命政治問題的最初范本。如果說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起點是商品,那么其研究生命政治問題的起點是揭秘資本主義對工人的人身支配與控制。首先,資本主義制造并控制大量過剩人口。擁有極高效率的現代生產機制將大量成年男性勞動力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同時許多破產的中小資本家、小業主和婦女童工加入無產者行列,上述人員構成了相對過剩人口?！斑@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它絕對地從屬于資本”[1]728-729,為大工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和動力。其次,資本家為獲得更多剩余價值延長工作時間、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褫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的時間,以犧牲工人生命為代價“像狼一般地探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1]306。盡管資本家給付工人工資,但這僅能維持勞動者本人及其家屬的生存并承擔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的費用,是維持勞動者及其家屬的肉體不致死亡的基本條件。

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正是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真正定義了生命政治。在1976年法蘭西學院的“必須保衛社會”的講座中,?？乱庾R到現代政治已經走出18世紀以前的治理模式,由控制個體轉變為掌控整體人口,由規訓社會轉變為控制社會。他將資本主義對“生命力”的統治稱為生命政治。生命政治指現代資本權力將人看作人口,采取非暴力手段干預人口生育、發病率、壽命、生存環境等,從制度層面運用“肉體懲戒”操縱、規訓個體和從國家層面運用“人口治理”調節總體人口達到平衡,兩種技術相互交纏發揮作用。概括來說,?？碌摹吧尉褪钦螜嗔χ苯幼饔糜谖覀兩镄陨恼巍盵2]。

隨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發展,個體生活方式與國家治理方式全面更迭,今天的生命政治無論是在治理對象上還是在治理技術上,早已遠遠超過馬克思和?？滤帟r代,生命政治開始轉向數字生命政治。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正是建立在數字資本主義對生命僭越和管制的事實之上。數字資本主義中的赤裸生命并不簡單等同于古羅馬的神圣人(Homo sacer)、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納粹集中營難民或在現代民主國家中的政治難民和移民,而是指那些無法融入數字世界、隨時被數字共同體排斥而處于被暴力狀態的生命。數字化的強勢推進重構了生活樣態,打造了一個全球互通的數字世界,個體通過物理身體的數字化得到自身身份的確證。雖然在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在數字時代享受數字紅利,但現實生活中一部分個體無法參與其中。如某些無法完成簡單的掃碼預約就診和數字支付的老年人、從事臨時性缺乏安全和社會保障的工作者、偷渡者和難民,他們沒有被數據化或不能主動參與數字化,因此為數字時代所拋棄,無法被共同體承認。這些生命“幾乎沒有我們通常歸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權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仍舊活著,所以……他們不再是任何東西,而只是赤裸生命”[3],隨時有可能暴露在死亡面前。

赤裸生命正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治理技術不斷制造例外狀態的產物。例外狀態通常指的是當一個國家出現戰爭、動亂、內戰等緊急、意外或特殊情形時,主權者通過懸置法律形成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空間,以便實行某些政策應對危機,然而主權者在享受到例外狀態的“甜頭”后,會肆意混淆例外狀態與常態的界限,刻意制造例外狀態以鞏固政權。本應該是特殊情況的例外狀態逐漸演變為現代政治集權的一種新統治狡計。經過美國“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持續開發例外狀態進而制造赤裸生命成為西方國家始終處于進行時的“政治任務”,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利用例外狀態建構并實現極權主義統治。巴迪歐指出,數字時代下西方政府在隱蔽處延續資本統治邏輯,在經濟和政治實踐中將例外狀態轉變為日?；陀谰没姆绞?繼續突破物理空間的界限以擴大權力監控范圍,假借突發性公共危機等事件變本加厲地控制自然生命和身體權利,繼而導致民眾對例外狀態的適應和順從。

二、回溯“機器論片段”的非物質勞動——剖析社會新生產模式

數字資本主義是繼承了以往工業和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成果,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為依托的資本主義新發展模式。該發展模式促使當代哲學家重新審視資本、技術與勞動之間的關系。以哈特、奈格里為代表的自治主義者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機器論片段”出發,剖析當代資本主義處于主導和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新樣態。

哈特和奈格里在智能化的新趨勢中捕捉到馬克思所說的“一般智力”的誕生?！耙话阒橇Α笔沁@樣出場的:“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盵4]“一般智力”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表現為作為固定資本的機器體系的屬性。而“一般智力”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它是社會主體智力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一般智力”與勞動者的體力勞動直接結合;工場手工業的分工過程使直接勞動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造成勞動者與“一般智力”相分離;在大機器時代,“一般智力”為資本主義所用,成為相異于勞動者的力量,造成死勞動與活勞動對立的狀態。傳統勞動形式在當今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式微,非物質勞動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形式,這使“一般智力”服務于非物質勞動。

非物質勞動究竟是什么?從勞動形式來看,非物質勞動是創造非物質產品的勞動,如知識、信息、溝通、人際關系或情感反應[5]。非物質勞動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語言或智力活動中的典型分析性勞動,通常涉及圖像、想法、符號、代碼和文本的產生;另一種是與服務部門相關的情感性勞動,在工作本身(如服務業)中,情感起到核心作用。從一般生產過程來看,隨著勞動水平的大幅提高,腦力勞動等非物質勞動的比重逐漸超越體力勞動,具有物質性的勞動對象轉化為數據、知識。在生產力高歌猛進的新時代,作為“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1]210的勞動資料以電腦、互聯網為依托,深刻改變了生產方式,從工具到機器再到虛擬數字的更迭見證了生產力質的變革。非物質勞動的勞動產品不具有物質性外觀,勞動力也由不占有生產資料的、知識外在于主體的“自由工人”轉變為與“一般智力”結合的新型高技能化的白領工人。

當代社會從事非物質勞動的勞動者享受著優厚福利待遇,然而這種福利是鼓勵員工自愿延長勞動時間的隱蔽機制,遮掩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關系。此外,非物質勞動者的上班時間、工作地點靈活不固定,模糊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界限,極大提高了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生活時間與工作時間界限的模糊化令勞動者喪失充足的閑暇時間發展自身和關心公共事務,最終只能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理想狀態漸行漸遠。而除工作以外,人們在數字空間中的消費和休閑活動也成為一種數字勞動:個人的社交APP的聊天記錄、網頁與短視頻的瀏覽記錄、購物記錄等成為資本增殖的隱性工具,作為數字用戶的勞動者的喜好、需求被平臺捕捉并成為推送廣告與商品的依據;可穿戴的電子設備在提供個體健康服務的同時,也隱藏著數字平臺對個人數據和隱私的竊取。數字用戶的網絡活動間接為商業資本家創造價值,而這種數字勞動又是無意識的和無報酬的,新生產模式下包含新剝削方式,商業資本家借助數字空間進一步對非物質勞動成果進行變相剝削。

三、回溯異化理論的社會批判——分析新生活體驗

數字資本主義不僅創造出數字勞動者與數字生命治理方式,還制造出數字社會的生存困境。隨著數字技術融入生活,大數據、谷歌翻譯、自動駕駛技術以及智能倉儲、智能家居等數字技術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可人們還是疲憊不堪、行色匆匆,像一只倉鼠一樣在滾輪中掙扎向前,幸福感降低。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羅薩將這一現象定義為社會加速,重新激活被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隱藏的馬克思異化概念并重構馬克思異化概念的四重規定,闡述由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生活步調加速導致的五種新型異化狀態。

社會加速現象導致的五種異化狀態是主體生存境遇全面異化的寫照。第一種是空間異化?！吧鐣铀僭炀土舜罅康牧鲃有院蛷奈锢砜臻g的脫節,但這也推動了我們物理環境或物質環境的異化”[6]119。時間空間是衡量人類存在的基本屬性,人類身體本身就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打破時空藩籬,使數字世界切入物理世界,造就虛擬空間中的真實體驗,人類不僅可以流動于真實空間,還能夠感受虛擬場景?？臻g異化的后果是主體無法對每一空間都產生認同感,造成人對空間的認知能力下降。第二種是物界異化即人與物的異化。在加速社會中,一方面,物不斷地更新換代迫使人類必須跟進習得新物的操作方式,以應對持續更新加速的物品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物如果損壞,人類首要選擇是扔掉,而非修理,即使物在沒有損壞時,人類也會不定期地更換。每一件物品都是我們與這個世界聯系的標志,一旦被拋棄,它就不再成為我們日常生活體驗、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它們的存在只是單純地為了使用而使用,關于事物的經驗和記憶都會被抽離出去,導致我們與物的世界相異化。第三種是行動的異化。高度加速的社會導致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和耐心去真正了解周圍事物。信息過載導致虛假需求不斷增加,致使人們忘卻真正想做的事情,偏離了原本計劃與心愿,行動與我們自身的意愿相異化。第四種是時間異化。加速社會中貌似人們在有限的時間內可以完成許多事件,然而密集的行為與事件帶來的卻是短暫的、片段的體驗?！拔覀兊捏w驗時刻越來越豐富,但是生命經驗卻越來越貧乏……我們也沒有讓我們所體驗到的時間變成‘我們自己的’時間。我們體驗到的時間,以及花費在體驗上的時間,都相異于我們”[6]139。第五種是自我與社會的異化。正如馬克思異化理論中人與人的異化是勞動產品與人、勞動行為與人、人與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必然后果,第五種異化現象是前四種異化的直接結果。社會加速單純而直接地導致世界關系的崩壞,我們與空間、時間、物界、行動的鴻溝愈加增大,人與人之間原本緊密的聯系被割裂,自身與他者的關系出現結構性破裂。

社會加速依托的理性化與數字化再生產出一個失控的異化世界?！叭藗兣⒁磺惺挛锒加脭底趾蛿祿砹炕?并用算法來控制、優化一切事物,但這卻造成了內在的異化”[7]。理性化發展承諾對經濟、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的全面掌控,而實際情況是這一承諾走向了它的反面,即加劇了世界和現實與主體的對立,形成主體為掌控世界而加速的非理性的世界關系。在生產領域,“加速主義帶來了只有數字技術才能適應的尺度,人類最終將會被機器淘汰并淪為‘無用階級’”[8];在生活領域,主體屈服于加速邏輯,猶如倉鼠在滑輪中被迫前進以適應加速節奏。由此,數字資本將加速邏輯固化為人類社會生活邏輯。盡管羅薩對異化概念的使用已經與馬克思和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使用大相徑庭,但體現出他返回到經典理論的理論自覺與現實意義,再次復活了批判理論中的異化理論。阿甘本、哈特和奈格里、羅薩基于數字資本主義當下獨特的社會現實,回溯數字生命政治、非物質勞動和異化理論分析新治理方式、新剝削方式與新社會生活感受等變化進而揭示數字資本主義剝削的新形式,構建了數字資本主義批判的當代視域。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盵9]32這種“對立”仍舊存在于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且愈演愈烈。為此,針對資本主義的新動向返回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塑造嶄新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顯得尤為重要。

四、回溯共產主義學說:探索超越數字資本主義的路徑

20世紀90年代,蘇聯以國家形式實現共產主義的計劃宣告失敗,共產主義學說陷入低潮。數字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普遍趨勢不斷侵蝕共產主義的空間,在強化個體性的同時阻礙個體的真正聯合。立足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現狀,如何重塑社會治理以及如何重新構思共產主義仍舊是西方左翼學者的時代課題和當務之急。巴迪歐、齊澤克、迪恩回溯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重新反思人類解放的理論構思及共產主義何以可能的問題。

(一)巴迪歐:“新共產主義”設想

面對歐洲共產主義困境以及數字資本主義迅猛發展態勢,共產主義的理論范式需要得到重新闡明。巴迪歐掀起了重新研究共產主義的思潮,用激進話語塑造“新共產主義”并以此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性方案,為革命主體提供一種可能性的共產主義設想和行動目標。巴迪歐重新回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共產主義學說、實現人類普遍解放的初心,以《共產黨宣言》為文本依據,從最一般的意義上指出:共產主義意味著擺脫了以利潤和私人利益法則為中心的私有制、以新的集體組織形式消除財富不平等的分工和私人財產的繼承、以生產者自由聯合取代國家的社會主義。具體來看,他從觀念和事件雙重維度闡述關于共產主義的設想。在巴迪歐看來,所謂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康德式的規范性理念,應該將其理解為一種運作,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綱領性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9]539。21世紀的共產主義作為一種觀念,意味著“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在其自身的推動下,推倒圍墻和壁壘;一個多元社會,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有不同的軌跡。但‘共產主義’也意味著不以空間等級為模式的政治組織形式”[10]60?！八窃谡吻榫爸邪l生的,真理的政治程序同個體之間的關聯,即一種真正無限的人的聯合,每一個個體都通過共產主義的觀念,在生成之中的真理的政治身體中,去實現自己的無限”[11]。

巴迪歐以事件本體論思路劃分共產主義假設在歷史中的兩個場景序列。第一個場景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起點、以巴黎公社運動為頂峰和終點的1792—1871年。在該場景中,起義的群眾廢黜了舊有社會形式以謀求共和制,這是對共產主義的驗證,但缺乏政黨領導。第二個場景是以俄國十月革命為起點、以世界范圍內武裝造反結束為終點的1917—1976年。該場景的任務是將共產主義付諸實踐即如何組織和實現共產主義。巴迪歐認為,當前我們有可能開啟第三個序列,但能否開啟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努力。數字時代共產主義的開啟不需要“大眾運動,不斷鍛造運動口號和意志的組織”[12]或是政黨領導,“而是將涉及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層面之間的一種新關系”[10]237,但對此巴迪歐沒有給出具體操作方案。

繼2008年提出共產主義假設后,巴迪歐于2020年在第七屆南南可持續發展論壇上重申共產主義假設的基本內涵,肯定共產主義假設作為共產主義政治事件的結合體,是“唯一一種向人類提出積極的、創造性存在方式的假設”[13]。即使在寫作《共產主義假設》的12年后,巴迪歐仍然偏向于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觀念,卻割裂了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學說中闡述的理想與運動辯證統一的關系。

(二)齊澤克:數字共產主義

齊澤克指出,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秩序中存在四種內在的對抗性矛盾:生態災難迫在眉睫的威脅;私有財產概念與所謂“知識產權”的不恰當性;新技術發展的社會倫理影響(尤其是在生物遺傳學);新形式的種族隔離、新的圍墻和貧民窟[14]91。面對這些困境,他像巴迪歐一樣回溯共產主義,強調“不要以康德式的方式閱讀這些文字,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調節性理念’,從而使以平等為先驗規范公理的‘倫理社會主義’的幽靈復活”[14]87。相反,共產主義具有實踐層面的緊迫性,尤其在數字化的當下與未來。我們仍然需要共產主義。對于在當今數字化信息化時代,共產主義具有什么樣態并且如何從實踐層面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問題,齊澤克認為從當前的數字資本主義中就可以窺見建構數字共產主義的可能。他指出:“互聯網天生就是‘共產主義’的,是社會(化)知識的實體化,是集體心靈的直接化身?是否可以在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這樣說,互聯網已經‘自在’地是共產主義的……”[15]507注釋1事實上,互聯網資源借數字化形式得以向大眾公開,進一步打破數據的私有化,實現數字信息的共建共享,呈現出反抗數字資本主義的潛在力量。畢竟數字時代下的無產階級已經比馬克思定義的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的一無所有者要好得多。正如馬克思指出揚棄異化同異化實際上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齊澤克也認為可以充分利用數字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和異化成果在數字變革中尋找共產主義實現之可能,打破數據私有化局面。

共產主義的實現任重道遠,更離不開主體革命力量,必須“通過動員人民為之奮斗生成自己的現實性”[15]79。數字共產主義必須借助的政治主體、需要動員的革命主體是數字網絡空間等象征秩序的“被排斥者”,是“一個比無產階級主體更激進的概念,一個被簡化為笛卡爾我思的無的主體”[14]92。該革命主體并非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表述的除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而是在數字資本發展中居無定所、不被社會承認的大眾?！敖夥诺耐緩骄驮谟诮M建一種新的聯合方式——‘爆裂式聯合體’,達成自由人與自由人之間基于‘恰如其分地追求自我利益’締結而成的新政治聯盟,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暴力性的回應’”[16]。他們可以逐步形成抵抗數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集體力量,最終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三)迪恩:剩余之人

迪恩是當代美國激進左翼共產主義思想家,致力于從事數字資本主義批判。她發現在當今的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最可悲的事情是集體性的喪失。奈格里、齊澤克等左翼思想家將多元且流動的少數群體或團體作為共產主義的革命主體,但卻背離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本質,因而她積極嘗試修正激進左翼知識分子的革命主體概念,再次回到馬克思無產階級聯合的集體性,重新將共產主義確證為需要由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和帶領的政治運動。

迪恩從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嗅到共產主義復蘇的氣息,將這場運動視作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地平線。該運動以“我們是99%”為口號反對余下1%的人對社會絕大部分物質財富的圈占。這一運動可以有效地、民主地將一系列存在差異分歧的、不相容的政治立場聯合起來。盡管這場運動由于缺乏政黨領導、強調個人立場而最終失敗,但它為后續的政治行動提供了一種新的實踐模式。對此,迪恩并不樂觀,她認為即使資本主義發展到數字資本主義階段,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仍然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產階級與少數邊緣群體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只要資本主義依然存在,依然占據經濟上的主導地位,那么它就會摧毀個體的反抗努力。為此她以“剩余之人”作為對抗資產階級的政治主體。所謂的“剩余之人”并非“機器大工業時代的產業工人,而是與交往資本主義和數字資本主義相適應并被資本主義篩選、分裂和擠壓而形成的新的‘邊緣群體’”[17]?！笆Ｓ嘀恕闭Q生于資本主義新形態不斷制造著對立和矛盾、數字資本瘋狂篩選和剔除勞動力的背景下。他們是非精英階層的、被死勞動形式排擠而隨時面臨解雇風險的大眾,自然潛存著革命的潛力。迪恩清楚地意識到,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諸團體是分散的,想要擺脫資本主義需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仍舊需要依靠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中的無產階級,需要共產黨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因為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動力還是群眾的自發,都不會產生一場結束剝削和壓迫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18]242。迪恩認為,必須像《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要求確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實現無產者的聯合到自由人的聯合那樣,召喚不穩定的契約勞工等“剩余之人”在政黨領導下形成戰斗集體,才能在資本主義的滅亡過程中發揮掘墓人的作用,沒有黨組織發揮作用,“那些群眾的運動不過是變成了一種景觀,只能代表有多少人出席了運動而已”[18]237。二是必須塑造有規模、有組織、有策略的集體性主體?！笆Ｓ嘀恕辈辉僖晕幕囆g領域的消極抵抗為掩護,取而代之的是敢于直面自己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弱勢地位,進行大刀闊斧的占領運動,發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強烈抵制,但至于如何在具體實踐中實現占領運動仍是迪恩持續探索的課題。

巴迪歐、齊澤克與迪恩面對數字資本主義勢不可擋的態勢,選擇重新回到共產主義的做法是值得贊賞的,但他們都沒有徹底返回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應有之義。巴迪歐只是簡單回到作為理想的共產主義,沒有深刻把握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雙重視域下提出的共產主義思想學說;齊澤克“被排斥者”和迪恩“剩余之人”看似返回無產階級概念,試圖通過大規模、有組織的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實現共產主義,但實際上這類模糊的人群本質上沒有超出無產階級的范圍,因其本身并不具備徹底的革命精神而無法承擔領導解放的任務?！芭c其說這個群體是解放者,不如說他們是包含解放者的被解放者”[17]。

五、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四個回溯性命題的評價與反思

綜上所述,西方激進左翼學者回溯生命政治、“機器論片段”、馬克思異化理論、共產主義學說等理論資源而構建的批判平臺,遵循解讀-批判-超越的理論邏輯,呈現出多元的思想態勢。從揭露數字資本主義利用生命政治改進社會權力結構到剖析非物質生產方式、全面異化的生活體驗再到回歸共產主義的線索,西方激進左翼學者敏銳地捕捉到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日趨常態化的癥候機制,豐富了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表明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在場,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智識追求和現實觀照。他們在經典理論命題中找到了從事現實批判的立論根據,又在現實批判中發掘出經典文本的理論生命力與當代價值,推進了馬克思經典命題在當代的復興和持續升溫。

既然數字時代批判的任務如此緊迫,為什么西方激進左翼學者還要通過回溯性策略闡述自身思想?原因在于回溯性策略被哲學家們視作表述自身思想的必要手段和延續批判思路的必要前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折回古希臘伊壁鳩魯原子論中的自我意識,借以表達對自由的渴望和對普魯士專制制度下人現實生存的思考。盧卡奇回到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并將其重釋為總體性辯證法,強調無產階級生成自覺階級意識的重要性。隨后的法蘭克福學派借用馬克思異化理論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全景式批判。阿爾都塞回溯到斯賓諾莎保衛馬克思思想的科學性,其后的德勒茲等哲學家回溯斯賓諾莎的“力量”(potentia)概念,進一步開啟對政治哲學和新唯物主義的思考?？梢钥吹?經典命題在與社會歷史發展構成雙向互動的過程中持續煥發生命力?；厮菪缘缆纷鳛槔碚撚鼗氐姆椒Q不是倒退回經典論題,而是以超越時空的經典思想回應新的時代問題。從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及背后的金融壟斷資本統治再到如今數字資本邏輯深化發展昭示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深刻危機和階級主體衰落,對這些事件的反思仍需要借助哲學史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左翼激進學者亦繼續以回溯性方法試圖揭示并探尋資本主義社會癥候及其破解之路。

不過,西方激進左翼學者思想中也存在不少弊端。首先,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參照,前三個回溯性命題具有的批判性最終沒有超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高度。他們大多從政治、社會層面分析,偏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場域,即使是奈格里將非物質勞動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嫁接起來,也并沒有高于甚至遠低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力度。羅薩從感性直觀的生活經驗入手分析社會加速與新異化現象,缺乏對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標的資本邏輯的批判。他們的落腳點并非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批判,只是停留于現象的描述。其次,針對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探討而言,三者共同的理論趨向和缺陷在于以激進的理論姿態追求解放與自由,缺乏構想共產主義運動的可行性環節,實踐方案不統一,無法企及集思想、運動和社會形態等三重意蘊于一體的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深度,不免使共產主義淪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烏托邦理念。齊澤克、迪恩分別定義的革命主體“被排斥者”“剩余之人”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一無所有、只能被資本剝削啃噬的無產階級,而是在否定同一性主體思想的基礎上,將一些性別的、種族的、宗教的群體擴展為革命主體,使革命主體身份更加包容多元。但這些群體結成松散政治聯盟的結果是將無產階級化為空洞的能指,弱化了共產主義的革命性特征,最終沒有找到一條自由解放的可行性路徑,至多在21世紀達到《德法年鑒》時期“政治解放”的水平。最后,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終歸宿和歷史使命而言,四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回溯性命題止步于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表面現象的把握和超越,忽視了批判性命題的落腳點應當是承擔起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任務,直指資本主義剝削本質,克服、揚棄和瓦解資本主義私有制,摧毀資本主義種種社會癥候背后的資本邏輯,為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最高理想創造客觀條件。

通過批判性審視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西方激進左翼學者的四個回溯性命題,我們可以洞悉,馬克思搭建的資本主義批判路徑和方法論在當下仍具解釋力和生命力。如果不從實踐入手摧毀資本邏輯及其框架,空有批判和革命的話語和姿態,同馬克思批判的德國空想哲學家一樣只是消極批判現象而不深入本質,只解釋世界而不改造世界,滿足于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那么任何批判理論都無法發揮應有的效力,只能在現代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個又一個旋渦中被擊潰。目前,資本主義仍在以極具旺盛生命力的形式發展,資本主義批判任重道遠。為了避免陷入為批判而批判的理論困境中,任何理論只有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立場,才能永葆批判理論的深刻性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