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醫學教育目的論 價值論及其思想淵藪 *

包玉穎 王明強

（1.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南京中醫藥大學教務處，江蘇 南京 210023）

人類任何實踐活動都有其目的指向和價值定位，否則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前進的方向，醫學教育亦然。醫學教育作為培育醫學人才的實踐路徑，其目的論和價值論賦予教育實踐存在的意義，并對教學內容的安排、教學方法的選擇等教育實踐活動起著決定性的導向作用。

1 古代醫學教育目的論及價值論管窺

古代醫家對醫學教育的目的與價值多有論述，他們在不同時代受不同文化熏陶，從各個視角審視醫學和醫學教育，不斷完善和充實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使我國古代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在多元中逐漸趨于圓融。讓我們沿著歷史的軌跡選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獻資料加以考察。

1.1 《周禮·天官冢宰》中折射出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周禮》是一部周代官制匯編，其“天官冢宰”部分的“醫師”篇記載了當時的醫療衛生管理體制。該書雖未明確表述醫學教育的目的與價值，但其醫官設置、職責和考核機制都折射出當時醫學的目的與價值。如：“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瘍醫……凡有瘍者，受其藥焉”［1］。

接受商暴政而亡的教訓，周代非常注重施仁政、保萬民。這種思想在其醫官設置上亦有明確體現。其醫療對象不局限于王室貴族，而是面向“萬民”，盡管關于當時醫療服務對象的普及面到底有多大并無過多的文獻去查證，但這種救濟天下蒼生的思想就已經使當時的醫療衛生體制散發出耀眼的光輝。再者，醫療以治病救人為根本宗旨，故把療效作為考核醫生和制定俸祿的惟一依據。

醫療實踐如此，勢必會影響到醫學教育，基本可以判定周代官辦醫學教育的目的和價值在于治病救人、保養萬民。

扁鵲常帶徒行醫，比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就提到扁鵲指導子陽、子豹診治患者。在授徒過程中，扁鵲是否言傳治病活人的醫學目的和價值思想，我們不得而知，但其身教卻會使這種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1.3 《黃帝內經》中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黃帝內經》是我國醫學寶庫中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源泉?！饵S帝內經》雖無醫學教育的專論，但不乏散見的有關醫學教育的零言散語，且相關言論中也折射出醫學教育思想。就醫學教育的目的與價值而言，主要有兩點。

1.3.1 傳承醫學古代由于醫生地位卑微且遭受迫害、文字載體與出版手段缺乏等因素，醫學傳承非常困難，因此《黃帝內經》中多次論述了醫學傳承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將之作為醫學教育的首要任務。

《素問·三部九候論》：“黃帝問曰：余聞九針于夫子，眾多博大，不可勝數。余愿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3］。

《素問·針解》：“帝曰：余聞九針，上應天地四時陰陽，愿聞其方，令可傳于后世，以為常也”［3］。

ANP應首先采取保守治療，伴發感染或臨床癥狀加重時建議行PCD治療；發病4周后，壞死組織被充分包裹，應行PCD治療[4]。臨床工作中對于發病9～22 d內影像學提示胰腺周圍有液體積聚的患者如有貧血、發熱或者伴發腹內壓增高、消化道梗阻等癥狀，常規行PCD治療[5]。

《素問·天元紀大論》：“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愿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后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3］。

1.3.2 造福百姓《黃帝內經》［3］的內容主要形成于周代，其受周代仁政思想影響非常明顯，醫學教育的要義在于傳承醫學，而傳承醫學的目的即在于保養萬民、造福百姓。

《素問·氣交變大論》云：“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眾子哀其不終。愿夫子保于無窮，流于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3］。

《素問·刺法論》：“欲濟群生，愿聞其說。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圣念慈憫，欲濟群生，臣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3］。

《靈樞·九針十二原》：“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血氣，榮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后世，必明為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經紀”［3］。

1.4 張仲景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張仲景，名機，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被后世尊為“醫圣”。他在《傷寒論·序》中提出了明確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4］。

張仲景融合儒道二家思想，進一步充實完善了醫學教育的目的和價值思想?！吧弦辕熅H之疾”是基于儒家忠孝思想，“下以救貧賤之厄”是出于儒家“兼善天下”的情懷，而“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則是道教的養生保身思想。張仲景這種醫學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其時代背景：一是東漢末年社會動蕩，戰事頻繁，疾病流行。張仲景的宗族“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4］。二是道教的興起。據史料分析，出生于河南南陽的張仲景深受武當山道教醫藥的影響，在撰寫《傷寒雜病論》時引用了武當道教醫藥文獻的寶貴資料《陰陽大論》和《胎臚藥錄》。

1.5 葛洪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樸子，晉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人，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如果說張仲景受道教影響開始注意醫學教育對個人自身的價值，那么葛洪則立足于個體賦予醫學教育以新的目的與價值。

1.5.1 救己病痛葛洪精曉醫學和藥物學，主張道士兼修醫術，認為修道者如不兼習醫術，一旦“病痛及己”，便“無以攻療”，不僅不能長生成仙，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住。對此，他多有論述。

《抱樸子·極言》：“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5］。

《抱樸子·雜應》：“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樸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是故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卻病痛，病痛及己，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5］。

1.5.2 救護他人在葛洪看來，醫學用于救護他人，是既利他又利己的事，其根本目的是為個人立功。

《抱樸子·對俗》：“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樸子答曰：有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5］。

1.6 孫思邈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孫思邈，唐代著名道士，醫藥學家，被譽為“藥王”。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人。與道教學者葛洪不同，孫思邈深受佛家思想影響，具有舍身救世的情懷。其醫學教育目的是“普救含靈之苦”，而不得有一己之私，否則就是“含靈巨賊”。他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云：“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行跡之心，如此可做蒼生大醫，反之則是含靈巨賊”［6］。

1.7 范仲淹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北宋范仲淹是著名政治家和文學家，但對醫學很有見地。他“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名言及施政實踐大大提高了醫家的地位。范仲淹不是以醫家身份，而是從施政者的角度看待醫學教育。他針對當時世俗之醫多不經醫授、醫術不精的狀況，大力倡導醫學教育，目的在于培養合格的醫學人才以救濟世人。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 年），范仲淹任參知政事，上奏皇帝云：“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祿。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于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師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脈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后，方可選試。高等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祗應……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為圣人美利之一也”［7］。（《范文正公奏議·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1.8 李杲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號東垣老人，他是中國醫學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醫“脾胃學說”的創始人。李杲的醫學教育目的為“傳道”，而力斥“覓錢”，是為天下蒼生計，而非為個人一己之私計?！夺t史·東垣老人傳》載羅天益前往拜師，李杲見面即問：“汝來學覓錢醫人乎？學傳道醫人乎？”確定羅天益求學為傳道后，不但供其日用飲食，甚至資助銀兩貼補其家用，以使羅天益潛心學習［2］。李杲傳授醫道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鑒，令人敬仰。

1.9 徐大椿的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思想徐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松陵鎮人，清代的一位名醫。徐大椿醫學教育目的在于傳承“生人之術”，他在《醫學源流論·自序》中云：“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視為下業，逡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然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8］，其對醫學失傳的憂患之情溢于言表。

縱覽古代醫學文獻，諸多醫家在論及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時處處散發著心系生民、慈濟天下的光輝，讓人景仰。綜合古代相關論述，我們可從不同的視角對醫學教育的目的與價值做一歸納：從醫學傳授者的視角：醫學傳承與濟世利民相結合；從學醫者的視角：“保身長全”的利己思想與“慈濟蒼生”的利他思想相結合，而且絕大多數醫家將“慈濟蒼生”置于首位，甚至不顧己利，一心赴救，更彰顯出醫學教育的光輝；從治國者的視角：醫學教育與仁政思想相結合。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古代醫學及醫學教育一向反對以醫“謀利”。孫思邈《大醫精誠》中指出：“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6］。費伯雄在《醫方論·序》中更是明確提出：“欲救人而學醫則可，欲謀利而學醫則不可。我若有疾，望醫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醫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觀，則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則良心現，良心現斯畏心生”［9］。

2 對中國古代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論產生影響的思想淵源

文化背景是實踐理念產生的根源，古代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論是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上生發和完善的。概而論之，對中國古代醫學教育目的與價值論產生影響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以下四點。

2.1 生命神圣思想醫學的產生是出于對生命的尊重，中國古代醫學和醫學教育的發達正是基于人為貴、人命至重的思想。對此，歷代多有論述，如。

《素問·寶命全形論》：“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眾庶，盡欲全形”［3］。

蕭綱《勸醫論》：“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于命”［10］。

《備急千金要方·論治病略例》：“二儀之內，陰陽之中，唯人最貴”［6］。

2.2 儒家仁愛思想“醫乃仁術”是中國古代醫學本身的必有之義?！侗静菥V目·序》［11］中說：“夫醫之為道，君子用之于衛生，而推之以濟世，故稱仁術”。明代醫家龔廷賢《萬病回春·醫家十要》［12］云：“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濟眾，惠澤斯深。二通儒道，儒醫世寶，道理貴明，群書當考”。正是這種“仁”的思想使古代醫學煥發出無窮的魅力和勃勃生機，引領眾多聰慧、仁愛之士投身其中，使醫學在仁愛的光輝下延綿不絕。許多讀書人轉而習醫的心理動機和人生追求正是“醫乃仁術”。朱丹溪早年“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后來之所以“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于醫致力焉”，正是認識到“士茍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于時，猶仕也”［2］。

醫家以“仁”學醫、行醫、傳醫。而治國者則從施仁政的角度發展醫學和醫學教育，“保養萬民”“濟世救民”的治國理念使得中國古代的醫學和醫學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2.3 道家重生思想儒家雖亦倡導“獨善其身”，但是此乃在“兼濟天下”不可得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因此，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醫家多以“濟世救民”為首，甚至主張“舍生取義”。而道家卻為醫學尋找到個人目的和價值?！肚f子·養生主》中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13］。

道家思想彌補了儒家利他思想的缺陷，賦予醫學以利己價值和意義，完善了醫學的目的和價值論。

2.4 佛家悲憫情懷佛教于東漢末年自印度傳入，補充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儒家入世思想、道家玩世思想之外添加出世思想，使得中國文化得以實現圓融。佛教傳入中國后，努力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很快得以廣泛傳播。佛教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眾生平等思想給醫學帶來很大影響。尤其要指出的是，古代醫學深受儒家“仁愛”思想影響，但是儒家之“仁愛”是建立在“親親”基礎上的，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是有差別的。佛家眾生平等的思想彌補了儒家思想的此種缺陷，在佛家思想影響下，醫家之“仁愛”超越儒家的“親親”原則，而“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即不論何等人前來求醫，都要“如至親之想”。

不少古代醫家深受佛家思想影響，比如孫思邈。甚至一些僧人本身就身兼醫工，比如唐代的鑒真和尚。他們以悲憫的情懷看待世人，以醫學為普救世人的手段，賦予了醫學悲天憫人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