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語言哲學史中的馬爾主義及其當代評價

姜 宏

(復旦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馬爾(Н.Я.Марр, 1864—1934)是俄羅斯思想史和學術史上極為獨特的人物,他本人及其學說既享受過最熱烈的推崇,又遭到過最徹底的否定。時過境遷,目前學界對待馬爾及其學說或是各持己見、莫衷一是,或是避而不談、存而不論。但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歷史主義原則)要求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此,我們至少不能忽略一個基本事實——馬爾首先是一位才華出眾、著書立說的學者。此外,語言新學說(новое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作為馬爾的代表性成果,對蘇聯乃至當今俄羅斯的民族考古學和理論語言學研究都產生過深刻影響。應該說,這值得我們從史學角度進行研究。國內學界以往對馬爾及其學說的研究主要限于語言學框架之內,且多是對其學說形成背景進行分析,缺乏對該學說本身的深刻評價[1]。然而,馬爾學說在討論語言問題時著力發掘語言本質及其普遍性特征,流露出濃厚的語言哲學意味,與其說它是一個語言學理論,不如說它更像是一種語言哲學。將馬爾及其語言新學說置于俄羅斯語言哲學史的維度之下重新考量,需要基于馬爾所處的時代語境,對該學說興起與衰落的緣由、理論思想的價值與局限性進行辯證的梳理和評價。

二、語言新學說的緣起與終結

“語言新學說”,也稱“語言考古學說”(пале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языка),是由馬爾提出的關于語言歷史和語言階級性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形成于20世紀20年代初。當時的馬爾已經是俄羅斯高加索地區研究的知名專家、高加索考古學的建構者,在高加索和歐洲語言歷史考古領域深耕多年?？梢哉f,他的語言研究是在語言文化歷史視域下進行的,帶有鮮明的民族載體特征。在整個學術生涯中,馬爾之所以始終關注語言問題并提出語言新學說,與他在成長期間的語言學習經歷不無關聯,更與他的高加索考古學研究,尤其是他的雅弗語(яфе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1)“雅弗語”這一概念的含義是有變化的。一開始它被闡釋成一個語系,包括高加索的語言,如格魯吉亞語、卡特維爾語、孤立語和一些罕見的古老語言。后來它被解釋為世界各地語言發展與社會階級結構相關的一個階段。一開始馬爾將雅弗語成分的普遍性解釋為各民族的遷移,后來又認為它是一個原始現象。研究密不可分。

馬爾自幼成長在一個父親講法語和英語、母親講格魯吉亞語的家庭。中學期間,他便掌握了多種語言：俄語、德語、法語、英語、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土耳其語等,而在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學習時,他又學會了高加索和近東地區的所有語言。馬爾后來從事語言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族學的緣故。在重建高加索和歐洲語言史的考古語言學工作中,他注意到語言對于民族發展的重要作用。馬爾早期語言學文章中頻繁出現“雅弗語”這一術語,以解釋高加索語言和閃族語(семи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之間的古老親屬關系。眾所周知,閃族語和含族語(хамитские языки)(2)閃族語又稱閃米特語,含族語又稱含米特語。的名稱源于《圣經·創世紀》人物挪亞的兩個兒子——“閃”(Сим)和“含”(Хам)兩兄弟。而挪亞還有一個兒子,叫作“雅弗”(Яфет),于是馬爾用“雅弗”來命名閃族語系的高加索親屬語言[2]182。后來,他將傳統語言學尚未明確親緣關系的語言稱作雅弗語,而那些已經被歸入某一語系的語言則被看作是兩個原始語雜交的結果,即公認語系語言和雅弗語言的雜交[3]。馬爾對雅弗語的考古學研究,人稱“雅弗語理論”(яф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也稱“雅弗學”(яфетидология)。雅弗學是馬爾語言新學說的理論基礎,在歷史上被冠以“馬爾主義”(Марризм)的名稱。

從當時的語言學發展狀況和蘇聯社會的整體思潮這兩方面因素出發,我們不難理解馬爾語言新學說備受推崇的緣由。一方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比較語言學顯露出理論局限性。青年語法學派仍在著力發現和論證語音規律,而對語言的普遍性問題——語言本質、語言起源、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世界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等興味索然。相反,并未接受過語言學專業教育、對歷史比較方法知之甚少的馬爾尤為看重語言普遍性特征的研究價值,其語言新學說試圖解決的正是這類問題;另一方面,20世紀初蘇聯社會的主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種形勢下,馬爾決定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運用到語言學中,由此推出了“語言新學說”。該學說否定了19世紀的整個比較語言學,其理由如下：(1)不曾存在印歐語系,也不曾存在統一的斯拉夫原始語言。但是,存在著所謂的雅弗語系。世界大洪水之后,挪亞在高加索建立了根據地,而世界上的所有語言就是從那里開始發展的。(2)無產階級語言學無法接受由19世紀的比較語言學家們提出的世界語言分類。這種分類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礎上,它人為地拔高了帶有屈折詞法結構的印歐語言。(3)印歐語言學并未對語言起源及其發展規律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4)印歐語言學采用的是形式主義方法,其注意力集中在語音和詞法上,而把詞匯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完全忽略了語義學的內容[4]。在此基礎上,馬爾指出了采用類型學和社會學方法對語言事實研究的重要性。在當時看來,該學說極富理論特色,它的提出被認為是恰逢其時、十分迫切的。在馬爾主義最為盛行的時期,馬爾及其追隨者們幾乎占據了高校和學術機構的所有領導職位,他們要求語言學授課和研究必須依據馬爾的學說和原則展開,而早于馬爾的以及國外的語言學研究被全面禁止。

馬爾主義在蘇聯的盛行直至1950年才結束。1950年5月9日,《真理報》組織了一場語言學大討論：在幾周內,蘇聯主要報紙都有機會登載贊成或反對馬爾主義的言論。斯大林于6月20日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終結了這場討論,也標志著馬爾主義的破滅。該文指出：馬爾將狂妄的、傲慢的、自大的、并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的作風帶入了語言學,從而徹底地、輕率地否定了馬爾之前的語言學中的所有內容[5]。此后,馬爾及其學說遭受了學術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批判,它被認為是偽科學的、庸俗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被稱作蘇聯語言學中的庸俗化唯物主義(Вульгарно-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流派[6]。

三、語言新學說的主要觀點與思想內涵

我們認為,馬爾的語言新學說就語言的本質、起源、發展以及語言與思維的關系等問題做出了飽受爭議卻也別具一格的闡釋。

(一)語言本質觀

馬爾從庸俗的社會學角度出發,對馬克思歷史主義和唯物主義觀點進行了直線型的、簡單粗略的解讀,并將之運用到自己的雅弗語理論中,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階級性學說(учение о классовости языка)。在他看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是由集體勞動驅動的、以生產和生產關系為前提條件的物質文化,而其他所有非物質現象都屬于上層建筑。因此,語言與藝術和科學一樣,是上層建筑范疇的社會財富。由于任何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都具有階級性,故語言也是有階級性的。馬爾說：“不存在民族的和全民的語言,但存在階級語言。相比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之內不同階級的語言來說,不同國家之間同一個階級的語言呈現出更多類型學上的親屬關系?！盵2]197在確立語言階級性的時候,馬爾所采用的理據是階級關系在語言中的明顯反映。階級性語言的結構不僅能反映社會結構,還能反映政治體制,因為不同階層的代表說的是不同的語言。他斷言,相比較古代標準格魯吉亞和民間格魯吉亞語以及古代標準亞美尼亞語和民間亞美尼亞語而言,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民間語言更為相似[2]127-135。也就是說,相對于同一種語言的不同階層或語體,不同語言的同一個階層或語體更為接近。

馬爾將自己所理解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直接運用到了對語言的定義上,強調語言與物質文化的緊密聯系：“所有語言都是人類集體的創作,它不僅僅是人類思維的反映,還是人類社會體制和經濟在語言技術和結構以及語義上的反映。因此,語言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整個組成是一個映射,更具體地說,是沉積……語言現象與物質文化以及社會歷史之間是一種有機的聯系?！盵7]79按照馬爾的觀點,現實、思維和語言在其發展中具有一定的同構性,因此,研究語言材料時需要考慮語言的所指材料。他說：“史前物質文化古跡本身的命運不會與史前相應國家的語言命運相左?！盵8]

(二)語言起源觀

在人類社會中,語言以思維為基礎,并不斷建構和完善,這在馬爾那里獲得了“語言起源過程”(глоттогон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的名稱。馬爾的語言起源統一論(теория единства глоттогон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的主要觀點是：世界所有語言的起源是統一的,所有語言起源于四個原始成分。盡管各民族語言的出現是相互獨立的,但因為文化是統一的,而文化發展經歷了相同的階段,所以文化中的所有過程是相同的。在社會發展中隨處可見一些相似的規律,那就是：一種社會形態或者制度替換另一種形態或制度(原始體制、奴隸體制、封建體制等),因此,在語言發展中也應該隨處可以看到類似的規律性交替。換句話說,語言起源過程是統一的。馬爾認為,歷史和文化的創造者是雅弗人(Яфетиды),他們是車輪的發明家和火焰的征服者。雅弗人在勞動過程中發明了語言,語言確立了物質文化,而物質文化通過與雅弗人的聯姻向其他民族傳播[2]127-135。

馬爾用聲音來對世界語言的多樣性進行描寫。最初的言語都起源于四個原始元素,也就是最初的四個勞動號子,它們是：САЛ(sal),БЕР(ber), ЙОН(yon), РОШ(ros)。這些成分的不同組合代表著語言起源的古老階段：從擴散音系統到音素水平(或音位層次)及其相應的義素語義形式的發展。這四個語言成分是所有民族共有的,它們屬于每一種語言,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的任意長度的任何文本,最終都僅僅是這四個自身沒有任何意義、以一定線性序列組合的初始元素的語音轉換的結果,這決定著語言起源過程的統一[7]59-60。

我們采用А.В. Десницкая的話來總結馬爾的語言起源論：“馬爾認為,有聲語言是作為勞動祭祀行為中的生產手段出現的。有聲語言的最初成分是含混不清的喊叫聲。在有關思維最初發展階段的唯心主義觀念的基礎上,馬爾把有聲語言的出現歸入到宇宙思維替換圖騰思維的階段?！盵9]

(三)語言發展觀

馬爾對語言發展觀的闡釋較為晦澀和復雜,我們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為語言發展規律說,即人類語言的總體趨勢是從多語到統一語;其二為語言發展方式說,即雜交是語言發展的主要方式;其三為語言發展動力說,即語言狀態的變化是社會形態改變的結果。簡而言之,世界語言發展的基本規律是通過雜交的方式從多語現象到統一語言的過程,而語言發展的動力是由生產新形態所引發的社會性轉折。

就語言的發展規律來說,馬爾認為,世界上所有語言具有同一個起源,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語言都具有同一個原始語。語言不是起源于同一個原始語言的多語發展和變化,而是不同語言的語法結構的單向發展——從多元到統一。至于語言發展的方式,馬爾把語言雜交看作造成親近方言差異的主要因素。在個別語言尤其是印歐語言的形成過程中,語言雜交起著重要作用。他說：“并不曾有任何語系的存在,也不曾有親屬語言的分裂,語言只會進行雜交,通過這種雜交方式,在通向統一世界語言的道路上,語言的數量會減少?！痹隈R爾看來,在未來應該會出現一種統一的世界語言,他甚至提出了關于創造統一的全人類未來語言的思想。馬爾的語言發展動力說,也即“語言階段論”(учение о стадиальности языка)指出,語言結構會隨著社會狀態的變化而變化,語言結構的變化是社會形態或制度變化的結果。由于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從初始到當代——反映著經濟和社會形態的變化,因此,在語言發展中同樣可以表現類似的變化[2]127-135。他指出：“所謂的語系……乃是符合不同經濟和社會類型的不同系統,在一種文化轉變為另一種文化的過程中,一種語言系統也轉變為另一種語言系統?！盵2]107如此一來,社會從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的轉變應該伴隨著語言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轉變,而且語言狀態的這種轉變伴隨著語言的一種結構的徹底破壞和另一種新的、本質上不同的、但保留許多舊系統成分的語言系統的出現。換而言之,思維結構與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一致,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轉變需要革命性的飛躍,社會歷史中各個階級進行革命的同時,不同階級所說的語言也經歷著革命性的飛躍,因此,語言的發展是革命性的飛躍,在革命性飛躍之后語言變得面目全非。

(四)語言與思維關系觀

語言產生和發展問題使得馬爾不得不對語言與思維關系的問題加以思考。我們認為,馬爾的語言與思維關系觀可總結為以下兩點：一是語言與思維緊密相關,語言是思維的體現手段,可以反映思維水平;二是思維水平直接取決于社會經濟關系,語言體現著不同社會歷史階段的思維特點。

就第一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來說,馬爾的出發點是：語言是與個人社會活動相關的思維的直接結果。任何新的思想或者思維活動都必須以某種形式體現出來才能傳達,思維中所有的新事物幾乎立刻都會體現在語言中,語言是思維形式的表達者,思維內容的形式可以直接在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中找到表達[10]。以上出發點在馬爾看來應該成為語言研究的基本原則。他堅持認為,研究語言必須緊密聯系思維過程,“有聲語言不僅不是始于聲音,也不是始于詞語,而是開始于一定的意識結構”[2]368;而就第二點(思維與社會的關系),馬爾提出,語言和思維關系問題的解決應該通過一個階段性概念,即社會因素,社會因素是思維的決定性因素,而思維直接決定著語言及其語法結構[11]。這就是馬爾有關語言與思維觀的第二個方面的內容(社會因素對思維的決定性作用)。在他看來,社會進化伴隨著思維進化,由此可以建立語言發展和思維發展之間的決定性關系。而思維進化不是穩定的,它作為人類社會的創造物是隨著生產活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發生的,這一切都在語言結構中得到反映[12]。也就是說,語言能夠作為反映思維水平的或多或少的先進形式,而思維水平直接取決于社會中的社會經濟關系?？梢园l現,馬爾的語言學試圖建立一種以社會類型學為基礎的語言和思維的類型學。簡而言之,馬爾將語言歸屬于上層建筑,這使得他將語言形式結構的一定類型與思維的一定類型聯系起來,而通過思維再與社會結構和文化水平的一定類型統一起來。這也是馬爾提出階段性理論的重要理據：語言自其出現的那一刻起就經歷了一系列與社會發展階段相符的階段[13]。

如果將馬爾以上思想進行融合和整合,那么我們可以采用С.Д. Кацнельсон的話語對其進行概括：(1)語言不是自主的、獨立于社會的存在物,而是社會歷史進程的必要產物,這一產物隨著人們的實踐活動和交際需求而增長;(2)語言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要求對語言及其基本結構成分,也即語法結構和詞匯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進行研究;(3)語言歷史不是偶然和多向變化的混沌流,而是從最低形式上升到最高形式的有規律的過程,該過程是以社會歷史發展的漸變過程為條件的;(4)語言結構(或系統)的形成規律對所有語言來說是統一的;(5)語言的語義發展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一系列本質上的階段性變化,這使得語言形式反映思維形式的階段性變化成為可能;(6)語言發展中早期階段的特點是混合性或擴散性以及多義性;(7)在語法結構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句法學的歷史[14]。我們認為,Кацнельсон的總結,就全面性、條理性和公正性來說,是對馬爾語言學基本觀點比較妥切的表述。

四、馬爾及其語言新學說的歷史解釋與當代評價

如果說1950年之前馬爾及其學說堪比蘇聯語言學宗教,是一種信仰,那么在1950年之后,馬爾學說則經歷了毀滅性的批判。直到20世紀末,馬爾的著述逐漸得以恢復,尤其是他有關語義學和文化學的著作,甚至出現了一個叫“新馬爾主義”(неомарризм)的概念。不得不承認,這是科學范式轉換的結果,它是在結構主義“嚴格系統”向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柔和系統”的轉折中產生的,因為在后者中任何非理性的學說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此,我們不準備對馬爾及其學說進行深刻的社會政治性評價,主要就以下幾點做出說明：其一,就前文所述,馬爾的語言新學說主要涉及語言本質、語言起源、語言發展,以及語言、思維、社會之關系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是語言哲學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因此,馬爾的語言新學說與其說是一種純語言學理論,不如說是典型的語言哲學觀念;其二,馬爾學說,不管其成果和結果如何,馬爾其本人的出發點是馬克思主義。應該說,馬爾是第一批建議用馬克思主義來闡釋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注重思想政治方向的語言學家。對傳統語言學研究方法的不滿,尋求新的方法論(馬克思哲學原則)以及早年形成的對語言起源和進化問題的科學興趣,所有這些因素加強了馬爾對其研究道路的深刻信仰;其三,我們很難把馬爾的語言哲學觀點歸為某個具體的方法論流派,因為在他的觀點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不僅有純粹的科學基礎,還有意識形態,甚至還包括純人類學的因素。用В.А. Звегинцев的話說,不能忽視馬爾本身的多面形象,其科學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了越來越明顯的異常特征”,對于這一點,人們常常盡力不去指出,或者盡量繞開[15]。不得不承認,馬爾的部分觀點在語言學的某些領域至今也未失去其現實意義。例如,馬爾將社會學因素納入語言學研究、對語義學研究的重視,以及歷來凸顯的功能主義思想等對俄羅斯社會語言學、語義學以及功能語法學等流派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馬爾主義因受到徹底的批判而退出學術舞臺,但以今日之眼光來回看馬爾及其學說,我們不能忽視和回避一些十分重要的事實。首先,要理解馬爾時期的語言新學說只有置身于他那個時代的語境中。應該承認,馬爾所有的活動都出于要在自己的領域內為生活和科學的革命性變革(十月革命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服務的熱切愿望。他與印歐學派之間的斗爭在當今的語文學家看來是不理智的,但事實上這是受到當時主流思潮的影響,那就是蘇聯理論語言學應該走自己獨特的道路,而不能成為其他社會體制下的外國理論的影子。在這條道路上他似乎犯下了不少錯誤。但是,從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某些錯誤也許恰恰代表著一種創造天性?？梢韵胂?以考古學方法為依據、綜合社會學和人類學思想進行語言研究,馬爾的學說自然是不合規范的,破壞了當時語言學界占主導地位的公認觀念。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體現了他敢于使用不同尋常的論證方法和全新理論途徑的精神。而用當今人文科學研究的理念來看,這未嘗不是一種跨學科觀念。Ю.М. Шилков指出,如果用現代計算機的術語,那么馬爾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實際上產生了一種方法論的“驅動程序”效果,也就是認識上的震動[4];其次,當時馬爾身邊集聚了一批才華橫溢的杰出學者,包括И.Г. Франк-Каменецкий、О.М. Фрайденберг、С.Д. Кацнельсон和И.И. Мещанинов等。無論是馬爾本人,還是其學說吸引了這批優秀的語言學家,不能否認的是,他們都有著自己深刻的思想,不會輕易受人擺布。

眾所周知,Е. Д. Поливанов是馬爾最為激烈的反對者,他第一個公開召集關于雅弗學理論的討論,并論證該理論的不合理性和無根據性。然而,與此同時,他對馬爾的某些著述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們就以Е. Д. Поливанов對馬爾的一句評語作為本文的結尾：“除了雅弗理論,還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馬爾是一位偉大的學者?！盵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