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緣·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說的父子倫理敘事

趙 華

(曲阜師范大學 文學院 ,山東 曲阜 273165)

中國宗法社會的父子倫理體系中,父子關系被置于家庭結構的主軸,承擔著男性世系血統的延續和財產的繼承?！案笧樽泳V”的倫理建構雖然為父子之間的代際承續提供了強大保障,但也將父子關系推向了尊與卑、主與從的不平等處境,成為20世紀初“道德革命”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和倫理變革思潮的重要生長點。晚清新小說父子倫理敘事與倫理變革思潮、救亡革命運動交匯互動,既有對傳統專制父親形象的審視和對現代理想慈父的想象,也有子承父志、子報父仇的文學表達,不僅蘊含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現代倫理建構的內容,還激蕩著針砭社會時弊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熱望,呈現出血緣親情、倫理文化和國族政治相互交織的文學景觀。

一、審父敘事與慈父想象

傳統倫理中的“父為子綱”是要求兒子對父親的絕對服從,意味著父權的高高在上和不可冒犯,兒子的順從成為父親權力與威嚴的明證。為了維護父親權威的正當性和話語言說的有效性,父親往往以專制者的身份閹割兒子的思想、控制兒子的行為,甚至主宰兒子的人生方向。父子之間的這種尊卑秩序和不平等關系,在晚清大變革時代遭到了質疑和解構。處于晚清大變局中的新小說在塑造父親形象時,一方面將父親作為專制權威的象征進行審視,進而批判“父為子綱”的倫理秩序,另一方面又藝術性地想象理想中的慈父形象,以期建構平等、自由的父子關系。

李伯元《中國現在記》中的朱紫桂是小說前三回的重要人物,這是一個迂腐、保守的舊文人形象和專制、頑固的父親形象,他反對新政,盲目排外,“生平最恨的是外國人的東西”,不穿洋布、不點洋燈、不用電報,寧肯坐騾車、乘民船趕路,也不坐火車和輪船,否則便以為是失節。這種盲目仇洋排外、抱殘守缺的愚昧思想不僅植根于朱紫桂的頭腦之中,更可怕的是,還借助于“父親”位置的專制和淫威同化了下一代人。守舊的朱紫桂沒有“師夷長技”的眼光和思維,也沒有洋為中用的氣魄和智慧,而是一味拒絕接受異域現代文明的先進經驗,甚至制定了荒唐的家規——“凡涉到洋鬼子的東西,一概不準用”。兒子朱少爺本曾有過求新的思想和行為,但在他的獨斷監管,以及打罵、罰跪、燒書等方式的不斷摧殘下,不僅淪落為一個沒有主見和獨立人格的奴隸般的順從者,還被異化為一個愚昧無知、孱弱無能的廢物。小說中的父子倫理敘事不僅批判了“父為子綱”的倫理文化,還具有針砭社會時弊和倡導現代科學的時代訴求。作者將電報作為西方現代科學的一種載體和象征。朱紫桂父子對電報的排斥,意味著中國傳統舊學和西方現代新學之間的沖突,小說的巧妙之處是將這一沖突通過父子倫理敘事的方式表現了出來,并且這一沖突還會隨著父子之間僵化思想的代際傳承而延續下去。小說中的朱紫桂雖然會老去,但“父為子綱”的倫理秩序則使朱少爺成了又一個朱紫桂,其結果就是“腐敗不堪”的社會沒有新生的希望,處于民族危機中的中國失去了自強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中國現在記》中的父子倫理敘事具有覺世、醒世的啟蒙指向和救亡圖存的政治色彩。

晚清新小說中出現了很多像朱紫桂這樣因循守舊、粗暴專制的父親形象,春颿《未來世界》中的郭中秀、蘇曼殊《慘世界》中的明頑都是這一類父親形象。與《中國現在記》不同的是,《未來世界》《慘世界》中的兒子們不再遵循傳統“父為子綱”的倫理秩序,他們開始質疑父親的權威、敢于表達自己的生命訴求,更敢于堅持自己的人生選擇?！段磥硎澜纭分械墓行阊匾u祖上做生意、用不著“之乎者也”的固化思維,認為兒子郭殿光已經讀了兩年書,應該進錢鋪學做生意,但郭殿光想繼續進學堂讀書,于是父子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郭中秀以父之名打罵郭殿光,并迫使其作出妥協,甚至以忤逆之名將兒子告到縣衙門。郭殿光畢竟上過兩年學堂,已受到了自由、獨立思想的啟蒙,面對父親的強行干涉和言之鑿鑿的教訓,郭殿光據理力爭,此時,父親郭中秀所依仗的傳統“父為子綱”的倫理與兒子郭殿光所認同的“道理”之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郭殿光最終成功地進入學堂,這件事也意味著父親的專制權威遇到了解構的危機?！稇K世界》中的明頑是一個愚昧、自私、專制的父親形象,他對兒子明男德的規訓是要他用心讀書以博取功名富貴和事養父母,但是明男德痛恨黑暗、悲慘的現實世界,希望主動肩負起匡時濟世的責任,他不僅除暴安良、扶危助困、行俠仗義,還痛斥清代皇帝是“獨夫民賊”,期望通過暴力革命去另造一個土地公有、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晚清新小說在對父親形象的審視和對父權專制的批判中,也敘寫了晚清維新變法以來的父子倫理亂象,體現了小說家們對倫理現狀的深刻反思和對未來前景的擔憂。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姚文通、余養和均是積極接納新學、思想比較開通的父親形象。姚文通雖然是“拔貢”老夫子,但精通“時務掌故天算輿地”,悲嘆國窮民困,提倡開通民智,他不僅教導青年要看新書和新聞紙,還引領徒弟們去夷場開闊眼界,甚至還送兒子去上海學堂攻習西文。余養和曾出使過日本,回國后也經常接待游歷中國的日本人,因此被人稱作“余日本”。余養和是武備學堂的總辦,他不僅有較強的外交才干,也有較強的管理能力,以至于學堂的學生們都很喜歡他。姚文通和余養和既不保守,也沒有荒唐行為,但依然與下一代有不可避免的沖突。眾所周知,晚清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但是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說,它畢竟是在向著自由、平等的現代文明邁進,姚文通、余養和和他們的下一代之間的文化沖突正是對這一時代特征的真實反映。

晚清新小說父子倫理敘事不僅揭示“父為子綱”專制、單向的不合理性,還在對慈父的想象中表現出了建構平等、雙向父子關系的努力。吳趼人《恨?！分械年愱R就是這樣的慈父形象。陳戟臨出身仕宦之家,教子有方,兒子陳仲靄少年時就會像成人一樣“揖讓應對”。在北京城陷入戰亂之際,陳戟臨由于官職在身不能離京避亂,屢次讓兒子脫身以求安全,但是陳仲靄執意陪在父母身邊以盡兒子之責。其實,中國古代很早就強調父母對子女的慈愛和子女對父母的孝行,《大學》曾說:“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1)王國軒:《大學·中庸》,中華書局,2016年,第15頁?！豆茏印芬舱f:“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2)李山:《管子》,中華書局,2016年,第70-71頁?，F實中的這一行為常見于古代各種地方志記載,譬如,《萬歷巨野縣志》卷七《人物》載宋承蔭說:“性孝友,父故,哀毀逾禮?！?3)黃勝江:《稀見明清曲家劇目稽考》,《中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3期?！都螒c宣城縣志》卷十七《文苑》載張延世說:“幼失恃,孝事其父,父卒,哀毀幾不勝喪?！?4)黃勝江:《稀見明清曲家劇目稽考》,《中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3期。但是,父子之間這種互愛的雙向關系后來被“父為子綱”的教條異化為父權對子女的單向專制。從某種意義上說,陳仲靄的慈父想象既是晚清小說家批判父權專制思想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他們對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所秉持理性態度的一種反映。吳趼人小說的慈父形象還比較多,如《劫余灰》中的陳公孺、《情變》中的秦亢之等?？陀^地說,吳趼人所想做的是恢復儒家“父慈子孝”的人倫秩序,他是在對傳統文化的回望中找尋文化資源,并以此作為救世之策。符霖《禽海石》揭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文化倫理的負面效果。雖然這一文化倫理給人們帶來了事實上的婚姻悲劇,但小說家并沒有簡單地將悲劇的原因歸結于父親一個人身上,而是認為“我”和“我父親”都是這種非人道倫理的受害者。小說用大量筆墨來描寫“我父親”對“我”的種種體貼和愛意。當“我”聽到京城淪陷而擔心紉芬的安危時,“我父親”用大義開導“我”,用好言安慰“我”。當“我父親”聽到紉芬一家都已殉難的消息后,為了淡化“我”失去紉芬的悲傷,一手替“我”另聘畢家小姐為妻。當“我父親”得知被拐騙到上海的紉芬病死在客棧時,又是他出錢料理了紉芬的后事。此時,“我父親”這一慈愛的形象不僅以其實際行動感動了“我”,也令閱讀這篇小說的讀者禁不住為之動容。頤瑣《黃繡球》一般被視為反映晚清婦女解放的代表作品,其中關于父子倫理的思考很少被關注。誠然,黃繡球力勸婦女放足、興辦女學堂、主張男女平等已觸及當時婦女解放的許多具體問題,以至于成為“保留了當時新女性艱苦活動的真實姿態”(5)阿英:《晚清小說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但小說中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人物——黃繡球的丈夫黃通理受到了人們的忽視,他不僅是黃繡球從事婦女解放活動的啟蒙者、支持者,還是一位開明通達、充滿慈愛之心的父親。在小說中,主張維新改良的黃通理,在與長子黃鐘、次子黃權相處時,已經呈現出迥異于傳統父親的交往方式,他不僅與兒子們平等地交流思想,鼓勵兒子們大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還與他們一起研究新知識、新學問。黃通理的慈父形象,解構了“父為子綱”倫理中父權的權威,并以其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與朱紫桂等父親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綜上所述,晚清新小說的“審父”敘事和對慈父想象的塑造,以其質疑、批評的態度呼應了20世紀初中國倫理變革的思潮,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晚清以前,家庭本位的差序格局是具有合法性的。但在新家國認同的意義框架下,國家利益優先于家族和個人利益。五四時期雖然關注個人,但在亡國的壓力下,國家仍被優先選擇。于是固守家庭倫理本位的父母在五四時期就成為被聲討和批判的對象?！?6)張梅:《清末民初兒童文學現代演進中的新倫理建構》,《齊魯學刊》,2023年第4期。蔡元培曾說:“教子當因其所已知而進之于所未知,以開其思想之路?！庇终f:“教子不可用威喝樸責,以養其自立之氣?！?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104頁。以上種種都是蔡元培對自己作為父親身份的一種規約,在他的話語中,我們已能清晰地看到傳統父權倫理在晚清逐漸衰落的地位,教子應當“開其思想之路”“養其自立之氣”,其中既包括了父輩對子輩的殷切期望,又融進了對他們采取兼容并包的現代思想,這是晚清過渡時代所留下的時代印記,也是上述晚清新小說父子倫理敘事反映于現實的另一份證明。

二、子承父志:國家思想的傳承

“子承父志”是傳統孝道的重要內容。它是指兒子要繼承父親的志向、事業和精神,以完成父親的心愿、意向和使命,這種表現于對父親敬愛和感恩的方式,強化了家庭秩序內的男性同盟,有利于家庭穩定和家業興旺。事實上,家與國是密不可分而又有各自利益需求的兩個不同實體。雖然家國同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觀念,但強烈的血緣宗法意識又常常會讓家庭需求與國家利益呈現出某種背離的傾向,尤其是孝道倫理的強化更有可能使個體的“父之子”身份與“國之民”身份之間產生悖離。20世紀初,梁啟超就曾指出中國的私德很發達,但是缺乏利群愛國的公德,認為“群之于人也,國家之于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茍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蟊賊”(8)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第14頁。。在梁啟超看來,國家對個體具有父母對子女一樣的恩情,個體應當超越孝親私德倫理而承擔“報群報國”的責任。晚清新小說父子倫理敘事對這方面有很好的展示,一方面塑造利群愛國的父親形象,另一方面挖掘傳統子承父志的話語資源,從而將孝親之私德納入愛國之公德的時代大潮之中。

不題撰人的《殖民偉績》以英王專制、腐敗為背景,講述了一個英國青年維廉濱為英國另造新國的故事。維廉濱的父親是一名為國效力的海軍將官,他在臨終之前囑托維廉濱“要替英國人造出一番世界”。維廉濱是個孝子,他遵從父親的遺志去美洲墾荒,并在那里開辟出一個新的文明世界。只有四回的這篇小說,既沒有復雜的情節,也沒有豐滿的人物形象,卻承載起了對家國理念的正面表達。尤其是維廉濱父親病中對兒子的規勸,更呈現出了晚清小說家們對子承父志的父子倫理想象。小說這樣寫道:

你這個身體,你不要把他當做你一個人的身體,也不要把他當做我給你的身體。就說是英國人的身體,都可以的。我這一番話,并不是叫你不要做孝子,是叫你不要只知道做一個人的孝子,把許多大事就拋卻了。如今世界上有一般人講孝字,講到極荒謬的境界,說身體發膚,不敢毀傷,這句話不通到了極點。你想想自古來多少英雄豪杰為國作犧牲的,難道這般人都是不孝嗎?譬如我做了一個海軍的將官,遇到開仗的事情,總是要拼命的。若是像那樣講孝字,那就可以不打仗了。倘若世界上的人都一個一個像那樣講孝道,我恐怕世界上早就沒有世界了。(9)梁啟超:《新民叢報》,第4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2742頁。

維廉濱的父親言傳身教,諄諄告誡兒子“不要只知道做一個人的孝子”,還要做“全國人同種人的功臣”。顯然,維廉濱的父親將孝親的私德和利群愛國的公德統一了起來。小說以英國的異域故事影射晚清社會現實,用維廉濱父親對兒子的諄諄告誡來表達晚清小說家對利群愛國思想的啟蒙熱望,從這層意義上看,維廉濱的子承父志完成了從家之子到國之民的身份轉換,而這一敘事的出現也在說明晚清新小說中父子倫理敘事已經從家庭倫理的層面上升到了政治倫理的層面。俠民的小說《菲獵賓外史》也是借異域故事以醒世覺民的作品。小說敘寫菲獵濱自從被西班牙人占領后,島民們便過上了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他們不僅要在經濟上供奉西人,還要受這些侵略者的強取豪奪,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生命危險。面對西人的暴政及其奴役,菲獵濱志士展開了不屈的抗爭,而亞普黎老人反抗強權的英勇故事正成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陳天華的《獅子吼》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即使如此,狄同仁和狄必攘的父子故事已能呈現出小說家救亡圖存、光復中華的革命思想。狄必攘的母親早喪,父親狄同仁是一名老生員,他雖然生活貧寒,但是卻能樂人之樂、憂人之憂。狄同仁晚年讀到了新書并生發出民族思想之后,便開始讓狄必攘去民權村求學,并且叮囑他要勉力為學,要替民族出力。狄同仁在病危之際給狄必攘留下了一封遺書,主要內容如下:

余抱病已非一日,所以不告汝者,恐妨汝課業耳。今恐不及與汝相見,故為書以示汝。余行年七十,亦復何恨!所惜者,幼為奴隸學問所誤,于國民責任,未有分毫之盡,是以耿耿于心,不能自解。汝當思大孝在繼父之志,不在平常細節。喪事粗畢,汝即可遠游求學,無庸在家守制。(10)董文成,李勤學:《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第9卷,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57頁。

這封遺書不僅流露出了狄同仁對他自己不能盡到國民的責任而感到的遺憾和無奈之情,而且以“大孝在繼父之志”的倫理規范向狄必攘提出了必須執行的倫理訴求。小說中狄同仁和狄必攘的父子形象里面有小說家自己與其父親陳善的影子。陳善是一個落第秀才,依靠在村里教蒙學娃養家糊口。陳天華十歲的時候,母親不幸病逝,陳善獨自一人養育兒子,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1896年,年近七旬的陳善迫于生計來到新化縣城,二十二歲的陳天華也跟隨父親來到縣里的資江書院寄住,后來轉到新化實學堂。維新變法失敗以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學堂不再是談論政事的場所,陳天華只能與其父親暢談國事。1904年,他開始創作小說《獅子吼》,到1905年12月投海自盡之前,他還在《先考寶卿府君事略》中記錄父親為幫助鄰居而捐助半年薪俸等一些事情。光復中華是陳天華一生的使命,他以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來警醒國人本身就是踐行使命的最佳詮釋。作為《獅子吼》中的主要人物,狄必攘聯絡會黨、組織革命團體、開辦報館等,幾乎都是其“繼父之志”的具體實踐,其中所體現出來的敘述含義,正如陳天華所說的那樣:“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11)陳天華:《陳天華集》,民智書局,1928年,第96頁。

新中國之廢物的小說《刺客談》,敘寫的是晚清愛國志士行刺賣國官僚的英雄故事。主人公青年范樸安是刺殺昏官的一位俠客義士。范樸安的父親為官清廉正直卻不得志,臨終時囑咐他道:“做官的人,大半都是可殺的,你將來能夠握大權,殺盡這班貪官污吏固然是好,否則亦要做個俠客義士,殺他幾個,消我一生不平之氣?！?12)趙敏俐:《中國文學研究論著匯編·古代文學卷》,第63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32-233頁。范樸安謹遵父親的教誨,廣交各路英雄豪杰,并去刺殺那些貪官污吏和賣國求榮之人。從當時的社會形勢來看,范樸安刺殺官僚的壯舉其實與晚清社會的暗殺風潮有一種同構關系。據相關學者統計,晚清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從190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在十年期間一共發生了十九次,其中1904年三次,1905年兩次(13)牛貫杰:《試論清末革命黨人政治暗殺活動的文化根源》,《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革命志士所倡導的暗殺行動已不僅僅是傳統刺客逞強恃勇、打抱不平的仗義行俠之舉,而是有明確現代政治訴求的革命行為。實施暗殺的革命志士有著強烈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他們都是甘愿為國事而犧牲的革命英雄?！洞炭驼劇分蟹稑惆哺缸訉τ诎禋⑿袆拥乃枷牍沧R,也可看成是晚清社會形貌的一種客觀表現,但從另一方面說,也是“子承父志”這一傳統倫理在晚清的特殊繼承。

綜上所述,《殖民偉績》《刺客談》《獅子吼》中子承父志的故事均彰顯了利群愛國精神。除以上作品之外,其他如《瓜分慘禍預言記》中黃渤的父親黃烈、《洗恥記》中明仇牧的父親明易民、《掌故演義》中鄭經的父親鄭成功等父親形象,也都在子輩走向利群愛國的成長之路上起到了或督促、或引導、或支持的關鍵作用?？梢哉f,晚清新小說父子倫理敘事在傳統家庭倫理觀念的基礎上,融合了國家觀念、國民責任、公德思想等現代思想資源,從而使子承父志在傳統語境中的私德行為與愛國的公德行為聯結在了一起,從而為現代意義上的家國同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

三、子報父仇:從家仇到國恨

在傳統宗法社會,子報父仇是一條重要的倫理道德準則?！抖Y記·曲禮》上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也就是說,兒子不能容忍殺父之仇,為了將仇人置于死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這是作為人子所不可推卸的人生使命。在古代小說中,子報父仇也是一種比較重要的故事模式?！端焉裼洝分懈蓪⒛暗膬鹤訛楦笀蟪鸬墓适乱呀洺蔀閺统鹦≌f的經典藍本,并且不斷地被后世進行講述和演繹。冷情女史的《洗恥記》敘寫了明仇牧立志為父報仇的故事。漢國自從二百年前被賤牧人打敗后,它的國人便成了賤牧人的奴隸,但漢國人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從未中斷過,明易民率眾起義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在一次激烈的戰斗中,起義軍終因寡不敵眾而慘遭失敗,明易民也英勇犧牲。明易民的兒子明仇牧立志為父報仇,他廣結豪杰,準備共謀再次起義。小說第四回寫道:“小丑亡,大漢昌,天生老子來主張。雙手扭轉南北極,兩腳踏破東西洋。白鐵有靈劍吐光,殺盡胡兒復祖邦,一杯血酒灑天荒!”明易民,是明朝遺民的諧音,他的起義是反抗民族壓迫的正義行為,在此意義上,明仇牧發誓要報父仇的志向與行為,即可看作是一場血親復仇,但更是超越血親復仇之上的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壯舉。

張肇桐的小說《自由結婚》在發表時標為政治小說,其《弁言》說:“使天下后世,知亡國之民,猶有救世之志?！?14)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92頁。小說中的愛國英雄黃禍心懷“救世之志”,為父報仇構成了其為革命奔波的驅動之力。與《洗恥記》不同的是,《自由結婚》中的復仇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具體的目標,小說將“雪國恥”與“報父仇”等量齊觀,并將“異族政府”“外國人”和“同族奴隸”認定為三大仇人。這種家仇與國恨的情緒深植于黃禍的內心,并隨著歲月的增長而愈加濃烈。五年之后,當又一次聽到了父親就義時情形時,黃禍內心的仇恨情緒頓時便被燃了起來。作為遺腹子,黃禍并未與父親謀過面,但子報父仇的文化心理已然使其肩負起了復仇的責任?？紤]到黃禍復仇的對象是異族政府、洋人和民族敗類,這就使得他的復仇行為兼有了正義的因子,小說也因此而呈現出一種崇高和悲壯的美學特征。

“報父仇”和“雪國恨”的重疊和同構在蘇曼殊的小說《慘世界》中表現得更加充分。與明頑這種愚昧、自私的父親形象不同,克德的父親不僅傷感時勢,而且擁有一副俠骨義膽?？说碌母赣H因收留刺殺貪官的明男德而遭到官府抓捕,他在公堂上義正辭嚴地控訴貪官的暴虐劣跡,后來被毒害而死。作為兒子的克德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為父報仇的使命,而母親的期望更催化了這種復仇的情緒。小說以法蘭西人子報父仇的倫理觀不僅諷喻了中國人視仇人為圣主仁君的怪誕行為,而且通過異國人的嘲諷激發了中國人的反抗精神。如果說克德的母親對復仇的期待尚屬傳統意義上的血親復仇,那么明男德對克德的復仇激勵則具有了國家公義的內涵。個人的家仇與群體的國恨、家庭倫理的私德與政治倫理的公德在此時實現了合一,從“舍一命”的個體復仇轉到“起義兵”的結群反抗,成為“一舉兩得”地既完成“報家仇”責任,又完成“雪國恨”使命的最佳選擇。

吳趼人的歷史小說《痛史》敘寫南宋亡國之痛,其用意是在映射晚清的現實。作者在第一回中就提醒讀者:“我要將這些人的事跡記些出來,也是借古鑒今的意思?！睂Υ?阿英曾評價說:“這真的是吳趼人對宋代當時人物的憤慨么?是在宋代的一些賣國漢奸之外,兼咒詛那些清朝的漢奸的,是對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幾十年事件憤慨的總發泄、總暴露?！?15)阿英:《晚清小說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54頁。小說在揭示宋度宗昏庸無能、奸臣們賣國求榮和官吏們貪生怕死的同時,也塑造了一批有情有義、有使命感的愛國志士,他們舍生忘死,為反抗外來侵略而浴血奮戰。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愛國義士大都經歷過家破人亡的情感傷痛,往往兼負“報家仇”和“雪國恨”雙重的倫理使命。譬如,比較典型的有鄭虎臣、李復等人。會稽縣尉鄭虎臣父親是被賈似道害死的。賈似道后來獲罪,上諭說將他從揚州押解到循洲,鄭虎臣為報殺父之仇主動攬下了押解他的差事。在押解的路中,鄭虎臣百般折磨賈似道,最終將他推進糞缸內活活淹死。雖然鄭虎臣虐殺賈似道是公報私仇,而且復仇的方式也比較殘忍,但因為賈似道是一個欺君賣國的奸佞權臣,所以鄭虎臣的復仇行為也就有了子報父仇和為國除害的雙重合理性。作為遺腹子的李復與《自由結婚》中的黃禍一樣,在出生之前就被賦予了復仇的使命。李復的父親與蒙古兵交戰失敗后慘遭殺害。在遇害前,他囑咐妻子:日后生子可取名曰“復”,即為父“復仇”之意。長大后的李復廣交各路豪杰,一直尋找為父親報仇的機會。小說在演繹慷慨悲壯的復仇故事中因勢利導,將家仇轉化為國恨,而且與晚清排滿思潮表現出了高度的契合性。

需要提及的是,《洗恥記》《自由結婚》《慘世界》《痛史》都刊發在1903年。1903年是晚清比較重要的一個年份,因為大規模的拒俄、拒法運動都發生在這一年,這一年的革命形勢真可謂是風起云涌。與革命運動相呼應的是革命輿論的宣傳,《蘇報》不僅刊載了鄒容的《革命軍》、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還在新書介紹欄中大力倡導反清革命思想。晚清小說家也為革命搖旗吶喊,《痛史》所敘的殺父之仇和亡國之恨無疑激發了國民的“政治思想”和“愛國精神”?？梢钥吹?當家仇和國恨的復仇對象取得一致的時候,子報父仇的血親復仇就有可能轉化為救亡圖存的國恨。這種家仇與國恨交融共生的現象是晚清社會現實的主要特征之一,小說家們將其引入新小說的創作之中,既是對晚清現實的一種文學反映,也為晚清新小說父子倫理敘事提供了寫作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