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新四軍參謀地位確立的歷史考察

軒艷青

(安徽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6)

目前,學界關于新四軍參謀方面的研究較為薄弱。肖曉飛[1]從參謀工作的角度出發,考察了新四軍參謀工作的業務、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的成效,但是,“與此前研究國民黨軍參謀機構的框架大體類似,沒有凸顯中共特點,稍有缺憾”[2]。葉銘[2]分析了抗戰時期中央軍委參謀部門的機構和職責以及與新四軍司令部的業務關系。此外,還有一些梳理性的文章,這些文章都缺少對新四軍參謀地位變化過程的梳理和研究。本文結合新四軍文獻、相關人物的軍事文集、日記等史料,考察新四軍參謀地位變化的歷史過程,以及它在新四軍參謀制度完善和部隊正規化建設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一、新四軍組建初期參謀的地位概況(1937年10月至1941年1月)

1937年10月,新四軍的組織形式“全部采用國民黨編制,下轄參謀、秘書、副官、軍需、軍醫、軍法六大處,參謀長下轄作戰、偵察、通訊三科”[3]575。在此之前,“由于游擊作戰的特殊環境,南方各紅軍游擊隊沒有正規的指揮機關,往往靠指揮員機斷指揮”[4]。因此,在新四軍組建之前幾乎沒有參謀工作可言,新四軍組建之后參謀工作也是從零開始,又因照搬了國民黨軍的參謀制度,導致參謀工作問題重重。

在國民黨軍的參謀制度設計中,參謀處只是幕僚機構,“參謀長不負實際責任”[5]。由于當時參謀人才非常缺乏,軍令部又無法滿足各部隊的需要,“各部隊長于是自行以金錢、階級為手段羅致”,“參謀既為部隊長所羅致,于是成為部隊長私人的幕僚,多與部隊長共去留、同進退”,指揮官“對于幕僚,視如軍事秘書,僅盼其能起草命令、報告,繪制圖表,有為軍官多不屑為,甚至非軍人也濫竽其間”[6]。而且,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把參謀看作是附屬品的‘武秘書’,是由各帶兵首腦包辦的”[7]。參謀人員在軍中不僅未受到重視和尊重,而且地位低下,沒有威信,處境非常尷尬。

新四軍參謀人員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新四軍成立初期,由于受當時游擊環境以及國民黨軍參謀制度的影響,參謀人員職權較小,參謀工作“限于事務主義及技術上指導的狹小范圍”[3]575。而且,在新四軍中普遍認為“參謀工作是輔助主官的幕僚、無兵無權不關重要的東西”[8]85,并把參謀人員看作文書、收發、通訊員,“他對于整理訓練軍隊、計劃戰斗的意見是不能多發表的”[9]。因此,造成“下級沒有把實際情形來貢獻上級,上級也沒有注意到下級的實際情形”[10]。上下不通,參謀的作用無法發揮,導致參謀工作效率低下,地位逐漸下降,進而影響了參謀人員做參謀的熱情,不愿從事參謀工作。他們認為:“當一個團參謀長不如當一個連長,當一個支隊參謀長不如當一個營長。掌兵總好些,總是一個首長,參謀工作是無意識的?！盵11]605因此,他們“總想下部隊帶兵打仗,不安心在機關當參謀”[12]。

參謀人員的尷尬處境,不僅制約了參謀工作的正常運轉,而且還影響了新四軍軍隊的正規化進程。1939年3月16日,毛澤東就參謀工作問題致電新四軍領導人,要求“提高參謀人員的政治地位與信仰”[13]。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四軍領導人在新四軍成立之初,就開始探索參謀工作的建設方法。首先,參照“蘇聯紅軍野外教令”和軍首長的指示以及聯系軍隊的實際經驗訓練和培養參謀人才[8]84-85。其次,在1938年6月和1939年3月相繼召開了兩次參謀工作會議,強調參謀工作對軍隊建設的重要性,提升全軍將士對參謀人員地位的思想認識,并通過了指導性文件《參謀工作條例》和《軍事工作條例》。在此基礎上,新四軍為了提高參謀的地位,主要采取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措施:

一是提高參謀人員的政治地位。參謀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地位低,沒有威信。為此,新四軍明確了參謀與首長的關系,即“參謀長是首長的第一個代理人,他可以用首長的名義發出命令,就是說在首長總的企圖下他有獨立工作的權力”[8]87。在行政上,“各級軍政首長在會議上、命令上指出指揮機關的重要性和應有的地位”,以此提高軍隊對參謀重要性的思想認識。同時,賦予參謀長署名的權力。因為參謀長是“首長的第一代理人,署了名表示參謀長負責”[14]296-297。參謀人員是首長“代理人”政治地位的確立和賦予署名的權力,有利于提高參謀人員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促進參謀工作的正?；\轉。1938年6月,新四軍第一次參謀工作會議就明確了參謀機關與政治機關的關系,即“二者不可缺一的,其相互關系如軍事方面,政治部須受參謀機關指導,而政治方面,(司令部參謀機關)則受政治部領導”[8]85-87。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能夠“使軍事得到政治的保證和政治的幫助”[14]192。在新四軍中,需要“參謀工作人員在不妨害本身工作條件下,盡可能地而且應該要參加政治工作”[14]297-303。

二是逐漸擴大參謀的職權。參謀工作范圍以外的事情,應“請示首長,首長不在家時可自行負責處理”[8]88-89。參謀與首長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參謀工作是首長工作的一種分工。二者職權關系的確定,使得參謀避免了成為“傳話筒”,有助于提高參謀的政治地位。在軍隊指揮作戰方面,“只提意見,由首長決定,但是經常工作和命令執行監督,參謀長應該有一定的職權”[11]605。之后,參謀的職權擴大到可以“用首長名義發出號令,然后又去檢查號令,必要時又可代表首長督戰、指揮部隊”[14]297。此外,參謀還有到部隊巡查工作的權利。例如,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派“朱參謀去竹鎮,檢查特務營的工作,派郭參謀去七團檢查工作”[15]230-232,等等。參謀人員到各個部隊檢查工作,有助于提高參謀的地位,改變軍隊輕視參謀的觀念。在參謀業務上,“參謀處是整個部隊的靈魂。不僅管作戰而且還要管教育、通訊、偵察、聯絡,以及后方勤務”[14]190。具體而言,參謀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首長的意圖下,“組織指揮、管理、教育主力部隊,但同時也要組織、指揮、教育地方武裝,同時又要組織、管理、指揮、教育武裝群眾”[14]303-304。

三是加強對參謀人員的培養和業務能力的提升。參謀只有“增強自己本身的能力,正確地解答問題和指導部隊工作,這樣才能夠提高參謀工作的地位”[8]85。新四軍組建后,為了提高參謀人才的能力和素質,在葉挺的主持下成立了軍部教導隊,“從部隊干部和抗日青年中挑選學員,加以培訓”,“親自指導參謀人員剖析各種戰例,研究日軍的戰術特點,提高指揮能力”[16]。學員從教導隊結業以后,一般是“被分配到支隊部參謀處工作”[17]。為了加強對參謀人員的培養,周子昆“從教導隊抽調學員舉辦參謀訓練班,培養參謀人才”,并“派通信科長胡立教去武漢中央軍校學習,派偵察科長謝忠良去湖南零陵工兵學校學習”[18]。為了改善新四軍參謀人才不足的局面,劉少奇于1939年11月請示中共中央派參謀訓練班學生三十人來支援彭雪楓部的發展[19]。之后,彭雪楓要求“各團各總部(隊)應辦教導隊,各營應辦短期訓練班,做到處處都是訓練班、教導隊”[14]191,進而實現擴大參謀人員的規模、提升參謀業務能力的目的。

新四軍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來提高參謀的地位,但由于缺乏參謀人才、缺少參謀工作經驗等原因,參謀人員的地位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1939年3月,新四軍第二次參謀工作會議之后,“對參工才有某些改變,仍限于技術上的改進,……對部隊管理、部隊訓練、部隊組織戰斗的使命只表現暫時無能”[3]575。參謀工作的滯后,參謀地位的低下,使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時常感到無力,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勝任這份工作,“有些難過,似乎我這個參謀長只應管后方吧?使用太不適當了”[20]。

二、新四軍重組后參謀地位的逐步提升(1941年2月至1942年12月)

1941年1月,新四軍在江蘇鹽城重建軍部。新四軍各部司令部改編,“按八路軍總部頒發之司令部組織條例組成,開始注意參謀工作的建設”[3]575。至此,新四軍開始完全按照八路軍的參謀制度進行改革。八路軍的參謀工作繼承了紅軍時期的參謀制度,有較為完善的司令部機構和明確的業務范圍。從此,新四軍參謀工作有了可參照的模板,各級司令部的編制與職權根據時局的需要進行調整。

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頒布的《軍政委員會條例》指出,“各級軍政委員會,由司令員、政委、政治部主任、參謀長等主要負責人組成之”[21]。參謀長成為軍政委員會中重要的一員,參謀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提升。然而,在新四軍參謀工作建設過程中,參謀人員地位低下、處境尷尬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主要表現在參謀人員的自我輕視。有一部分參謀有不愿從事參謀工作的傾向,且“不安心工作,不能埋頭苦干,把參謀工作當做單純的技術工作和事務工作看待,輕視自己”[22]47。他們認為自己無兵無權,“好像是御用的官僚工作,不甚重要,也無興趣的”[23]。而且,參謀職權的低下,影響了他們做參謀的熱情,甚至有些參謀開始自暴自棄,“自以為沒有‘帶兵好’,做參謀的是不好的,于是就得過且過,不安心,要求學習或調動工作”[24]153。有些參謀即使參加了抗大、黨校舉辦的參謀訓練班學習,結業之后“不愿回參謀處工作”[15]415。

這一時期,影響參謀地位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新四軍參謀工作建設進度緩慢,參謀制度不完善?！八玖畈績雀鞣N工作制度的建立還不完善,人員編制也不充實,分工也不嚴密,某些工作的兼并合辦,以致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工作效力?！盵25]255例如,一師不僅沒有健全的司令部機構,“參謀長、參謀處長都沒有,什么都是師長管”[26]182。六師沒有健全的參謀處,“參謀長師長兼”[26]725。二是負責參謀工作的領導業務能力不足。如曾任新四軍參謀長的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務與教育工作,對作戰部署與指導毫無把握”[27]189。而且,有些負責參謀工作的領導,對參謀機關的人員尊重不夠,“因此影響我們參謀同志的工作,情緒不高”[26]725。三是有些參謀人員嫌棄參謀地位,不愿從事參謀工作,“愿意在戰前表示并不懦弱,愿意人家說他是英雄勇敢”[27]598。四是任用參謀人員不慎重,“將犯了錯誤而無法分配工作者充數”[24]152。參謀工作專業性強,要求參謀人員具備“軍事經驗,相當政治文化的素養,冷靜聰明的頭腦,堅強的膽識”[28]169。將那些“犯錯誤的無法安置的人員放進司令機關來”[22]47,由于他們思想覺悟比較低,存在錯誤的思想觀念,又缺少正規的參謀教育,導致他們“不能稱職工作,且不安心,又影響司令機關的威信”[28]167。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提升參謀的地位,新四軍“在全體指揮員中,進行認知參謀工作重要的教育”[8]210,即“參謀工作是部隊的靈魂”,“沒有這一工作,軍隊就不會打勝仗;誰輕視這一工作,誰在軍事建設上就一定失敗”[28]184。在教育上,增加參謀培養的教育機構,加強對參謀的教育培訓,提升參謀的業務能力。1941年7月底,第五師成立參謀訓練班,“計有參訓學員42名、測繪學員30名、譯訓學員19名”[26]607。1942年6月華中抗大總分校開學時,設有五個隊,第四隊為參謀科,“以培養團級司令部參謀為目的,現有學員五十六名,多現任參謀及文化水準較高的連、排干部”[26]970。同時,“參考抗大教材、軍部教導隊教材和干校教材”[8]211。新四軍在參謀教育上還注重培養參謀工作者的共產黨員修養和參謀工作修養[28]186,提高參謀人員的個人政治素養和道德修養。

明確參謀與首長的關系,進一步提升參謀的政治地位?！败婈牚q如人,首長是其頭,參謀像是其腦,政治部是其血肉,軍隊是其手足”[8]206。新四軍還在制度上“確定參謀處工作是司令部工作的樞紐,參謀長是首長的代理人,對各部工作,在工作上處于領導地位”[28]241。參謀是軍隊的“大腦”和首長“代理人”地位的確立,使參謀長成為司令部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擴大了參謀的職權,提高了參謀的政治地位。

在參謀工作方面,首長要尊重參謀的意見。在軍隊指揮方面,參謀可以“指導全部隊,全部隊應該服從他”,但不得直接下命令,“只能用通報,除首長指定指揮者在外”[8]209-215。之后,新四軍為了突出參謀的重要性,發揮參謀的“大腦”作用,明確規定“參謀是首長的代理人,部隊的統帥者,各級指揮員應以服從首長服從上級的精神和態度去服從參謀長,各級首長對自己的參謀長應尊重及設法發揮其指揮能力”[29]161,“如非原則問題,首長應大膽地讓參謀去干,予以實際鍛煉,不要過于干涉”[24]153。不僅如此,新四軍還要求將“團以上首長副職斟酌取消”[29]161,進一步提升了參謀的政治地位和威信,推進了參謀工作的順利開展。

此外,參謀在軍隊的管理上具有獨立性。參謀“對于首長有其隸屬性,絕對聽首長的指揮;首長對他也有其依存性,他的生活一時一刻不能脫離與首長的聯系,可是還有其獨立性”[28]168。參謀與首長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參謀工作是首長工作的一種分工。在首長因故無法直接管理軍隊時,“參謀長負直接管理機要領導之責任”[30]。例如,1944年9月,彭雪楓不幸犧牲,新四軍四師的指揮權就由參謀長張震暫時代理。參謀人員還有到部隊巡視、檢查工作的權力。參謀到部隊檢查工作時,“在具體情況下賦予代表首長的權利,部隊指揮員應聽其指揮”[28]169,同時,參謀在檢查工作后應“向該部隊負責同志正確地提出意見及辦法”[31]。

參謀人員的重要性正如陳毅所說,“每一個團有幾個好參謀,比多幾個連還要好”[28]169。尤其是參謀是軍隊的“大腦”和首長“代理人”地位的確立,使得參謀人員在協助首長管理軍隊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新四軍在這一時期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參謀的政治地位和威望,提高了參謀人員的素質和業務能力。但是,整體而言,“參謀質量不強,因之工作雖見進步,但所存缺點仍很多”[3]575。

三、新四軍參謀地位的確立(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

新四軍對參謀的定位是一個逐漸清晰的過程。隨著參謀制度的逐漸完善,參謀業務能力的提升,參謀在軍中的政治地位和威信逐漸提升。參謀是首長“代理人”的確立,標志著參謀不再是軍隊首長的“幕僚”,而是形成了一榮俱榮、休戚與共的伙伴關系。到這一階段,參謀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職能也有所增加,但是,參謀質量不強、輕視參謀等問題依然存在,亟待解決。

1943年2月,參謀工作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點:(1)有個別首長仍然認為參謀工作是幕僚工作,參謀人員是私人雇員,因而任意指使或者個人包辦一切,而不尊重參謀機關的職權;(2)一般干部不愿做參謀工作,把參謀工作看成單純的技術工作和事務工作,輕視自己;(3)參謀工作人員一般能力薄弱,質量不高,沒有經過比較長期的專門訓練,文者過文,武者過武;(4)各級參謀機關對各個戰術戰斗的組織與指揮,不能起積極的領導作用,還缺少戰役上的遠見;(5)司令部內各種工作制度的建立不完善,人員編制也不充實,分工亦不嚴密[26]1012。新四軍參謀工作的整體進展不是很理想。到1944年時,“有的戰略單位參謀處不健全,能力不強”[15]521等問題仍然存在。參謀工作帶來的壓力,使賴傳珠一度想辭去參謀長職務[15]455-456。

新四軍參謀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改善參謀的地位。為此,新四軍在重建軍部以后,“建立和調整了各級司令機關和軍屬各機關部門的組織與工作,確立了自上而下的指揮系統”[25]253。至1942年新四軍召開華中擴大會時,又重新調整了司令部的組織機構,“軍設作戰、通訊、偵察、管理、教育、人事、地武等七科,師不設地武科;軍師稱科,旅稱股,團設參謀若干”[3]575。至此,新四軍參謀組織逐漸健全,日趨統一。

新四軍通過以上措施的實施,改變了參謀的處境,提高了參謀的政治地位和權威。與國民黨將參謀定位為幕僚相比,新四軍對參謀的定位是首長的“代理人”,“對各部工作,在工作上處于領導地位”[28]241。新四軍中參謀與首長是一種伙伴關系,參謀在與首長意見一致的基礎上,具有統帥全軍的權力,可以指導全軍工作,全軍必須服從參謀的領導。因此,新四軍擴大了參謀的職權范圍,使得參謀不僅可以管理職權范圍內的事務,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兼職”其他方面的工作。

參謀在職責上是“要參與工作、出謀劃策,故在其工作范圍來說,是要參贊軍機(提出作戰方案,研究上級意圖并執行之)。參謀在管理、訓練部隊上,是各級指揮員最好的助手”[24]190。參謀業務能力的提升,是新四軍參謀工作順利進行的保障。為了提高參謀的整體思想文化水平,對于新四軍出版的《軍事建設》,要求“營以上干部及參謀人員,均應按期詳細閱讀,其中關于戰略戰術問題的文章,應定期討論并作深刻研究”。同時,加強參謀人員的政治和政策學習,提高參謀人員的政治素養和政策水平,要求他們學習“中央歷次對教育的決定和指示及毛主席、陳(毅)軍長對教育的論文”[25]274。不僅如此,新四軍還“把好的軍政干部有計劃地調充到參謀部門去”[24]229,以此來提高參謀人員的素質,推動參謀工作的發展。

參謀人員的職權,隨著時局的變化及參謀工作的需要進行不斷的調整,逐漸擴大。在職權范圍內,參謀可以“組織指揮、管理、教育主力部隊,但同時也要組織、指揮、教育地方武裝,同時又要組織、管理、指揮、教育武裝群眾”[11]303-304。也就是說,有關軍隊管理的工作,參謀都有權力參與和指導。例如,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經辦的工作,“不僅有軍事斗爭,還有部隊編制、干部教育、各部隊的經費管理等事項”[25]53。因此,參謀的職權得到擴大,可以管理有關軍隊作戰、軍事指揮、軍隊政治等各個方面的工作。在職權范圍外,參謀處與副官處、軍需處、軍醫處、兵站各部在工作上是平行的關系,原則上相互配合,并且“以上各處是由參謀長直接領導”,“參謀處長(作戰科科長)有指導各處之權”[8]87-88。此外,參謀還有“兼職”工作,例如,參謀長可以兼后勤部工作[3]577,有時參謀還需要“協助軍司令部搜集敵偽報紙書刊,協助衛生部門采購西藥(奎寧、痘苗等),協助供給部門采購軍用物資(電池、布匹,軍工原料如銅皮等),接送去敵區的干部與敵方投誠人員等”[32]。

參謀職權的擴大,使得參謀成為軍隊的“全能手”,成為新四軍的“大管家”。參謀“大管家”地位的確立,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提高參謀人員的政治地位與信仰”的要求。在軍隊內,“兵團首長特別是某些軍、師首長對參工的重視亦較前為好,過去普遍輕視參工的缺點已趨改變”,“由參謀長個人的能力與信仰已開始推廣到對參謀工作組織的信仰”[31]575-576。而且,參謀人員威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新四軍參謀工作能夠順利開展,“下級部門給首長的報告,除寫有‘親啟’的,其他都可由參謀代拆代辦,直接處理,只要在交班時將處理結果向首長和參謀長匯報即可”[33]。這樣一來,“過去不用首長的名義辦不成事,現在以參謀處的名義寫信、發通知,部隊照辦不誤”[34]。

參謀地位的變化是新四軍參謀制度完善的主要標志,推動了新四軍軍隊的正規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黨的領導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參謀與首長之間建立了和諧的“伙伴”關系,二者相互配合,使新四軍逐漸成長為一支正規化的部隊。新四軍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確立參謀是首長的“代理人”,提高了參謀的政治地位,有效地發揮了參謀的作用,使參謀成為首長的“好幫手”和軍隊的“大管家”,推動了新四軍軍隊的正規化建設,也是新四軍生存和發展能力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