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與新運河開鑿計劃

李小慶

(鹽城師范學院 歷史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鹽城 224007)

民國時期,農業是蘇北地區的主導產業。在農業生產中,水利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農田之要在水利,水利之作用在河渠”[1]526,尤其是水利干渠,對地方防洪、排澇、灌溉、交通及百姓日常生活意義重大。近代以前,串場河是蘇北濱海地區最為重要的河道,既是里下河地區的泄水通道,也是南北交通運輸干線,與蘇北經濟發展關聯密切。但自晚清以來,串場河年久失修,淤塞中斷,漸失利用之價值。民國初期,著名愛國實業家張謇提議于串場河以東大約四五十公里處開鑿一條平行河道,重建濱海水利蓄泄體系,改善濱海交通與水利狀況,助力墾殖開發。起初命名為“串場大河”,民國十年(1921)改稱“新運河”。為此,張謇不僅派員實地探勘,制定詳細開鑿計劃,而且利用自身人脈關系極力促成此事,惜未能如愿。

新運河計劃乃張謇水利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民國年間,胡煥庸[2]262、王慕韓[3]23090、武同舉[4]12等曾對新運河計劃進行過概要式梳理,但均以民國十年為始,對張謇此前之努力未能涉及。今人多將新運河計劃作為張謇導淮治運事業[5]109-110及興辦鹽墾事務[6]90的組成部分附帶說明,并非專論。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新運河計劃的初衷、推進過程及失敗緣由進行系統性考察,力求呈現新運河計劃的整體歷史面貌。

一、張謇倡議開鑿新運河的緣由

串場河地處蘇北濱海地區,緊鄰范公堤,是一條自宋代開始逐步開挖形成的人工河道,因串聯淮南各大鹽場而得名。近代以前,串場河的戰略地位突出。一方面,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兩淮鹽業在國家財政中占據重要地位,“鹽策之為額供也,據賦稅之半,而兩淮又居天下之半”[7]5-6。其中,淮南鹽業又占據兩淮之大半,而串場河則是淮南食鹽外運的必經河道,“沿范堤之旁南北有一河道曰串場河,淮南諸商藉以運引鹽之往來者也”[8]729-730,串場河暢通對確保國家財賦征收及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份食鹽安全意義重大。另一方面,串場河是大運河水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扮演著將大運河淮揚段余水(淮水)減泄入海的重要角色,“淮揚一帶運河減泄之水,向由東堤各閘壩經下河各州縣境內,匯入串場河,分流注?！盵9]826,對維護大運河的平穩運作以確保國家漕糧轉輸貢獻巨大。為此,明代及清前期曾多次予以挑浚,然而嘉、道之后,隨著淮南鹽業的衰敗以及大運河戰略地位的降低,串場河長久失修,淤積嚴重,“每逢久雨,積潦汪洋,泄海無路,非橫溢則上汛耳,但雨三日即足成災,固害田稼,亦病鹽場”[10]476,其水利容蓄與交通功能都已大大萎縮,“言乎交通則不通,故及于水利則無利”[10]517。

從邏輯上說,串場河淤墊,只需重加挑浚即可,并無重新開鑿新河之必要。張謇之所以有此提議,主要出于如下考量:

(一)蘇北沿海墾殖的客觀需求

自明代正統年間開始,黃河屢次沖決山東境內的張秋運道,威脅漕運安全。弘治年間,河臣劉大夏興筑太行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亙三百六十里”[11]4844,強行障河入淮,黃強淮弱,侵占了淮河下游入海通道,導致大量泥沙淤積至蘇北海岸,濱海平原隨之迅速淤漲,“大致以每年10平方公里的速度成陸”[12]181。即便在咸豐五年(1855)黃河北徙后,蘇北中部海岸(射陽大喇叭以南)仍在緩慢淤漲[13]58。海岸線東移導致大量灘地逐步脫鹽,不再適宜鹽作,轉而成為可供農作的寶貴資源。清末民初,在張謇等人的努力與帶動下,濱海地區掀起了廢灶興墾的熱潮,“淮南廢鹽謀墾,瀕海各地繼續成立大小公司數十家,經營墾植,以栽棉為主”[14]5-6。

濱海墾荒植棉,首先需要解決水利問題,張謇指出興墾必先通治溝渠,“凡關于水利者,若宣泄之途,交通之路,一一得先辟治……水道既治,然后各自致力于墾”[10]468。而串場河距離墾殖公司較遠,于墾殖區的水利建設已無利用價值,“范堤以東,東臺、鹽城、阜寧各縣境新漲灘地,廣十萬方里有奇,與舊串場河大都無涉”[10]517。各大公司墾殖之先,雖將水利作為頭等大事進行規劃,在開渠引水、筑圩捍潮等方面花費了大量資金,“各公司最大開支,即在水利設備”[2]238。但因公司之間多不通氣,導致水利建設缺乏統籌規劃,在藉淡洗鹵、改善土性、防潦救旱、物資運輸等事務上收效不佳,“大小鹽墾公司……感受水利不利、交通不通之苦甚大”[10]512,以致連年歉收,公司虧本,故“張氏有鑒于此,乃議開新河,期統一解決水利問題”[14]6。一旦開鑿新河,上可容蓄泄水,下可吞納海潮,有助于擺脫墾區的水利困境,提升墾殖效率,“濱海農田可墾者約四百余萬畝,得此大河為南北之干,旁流溝渠以廝之,灌溉愈宏,其利愈溥”[10]517。

(二)擺脫蘇北沿海社會困境的變通之法

自明代中葉始,蘇北地區飽受黃、淮侵擾長達數個世紀,災害頻發[15]122-123。黃河北徙(1855)后,由于淮河故道難復,每逢淮水大漲,蘇北仍受水害,“平均五閱年必遭重大之水患”[16]1。此中緣由,張謇的剖析一針見血:“所謂受災之源者,淮水也?；此詾闉恼?入海路斷,入江路淤,大水一至,漫溢四出?！盵10]73蘇北沿海各縣地處下游,乃淮水下泄之尾閭,受災更為嚴重。頻發的災害導致沿海地區經濟蕭條、民生困苦、賊匪生發,社會秩序瀕于崩潰。東臺、泰州、興化、鹽城、阜寧、漣水、灌云“七縣平灘廣野,橫縱數百里,除其縣城外,大都無文化、物產、商業之可言,而水旱頻仍,盜賊橫恣,民無寧歲,亦無寧宇”[10]585。

張謇認為要改變這種窘境,“非謀水利,謀交通,必無以清亂源,植根基”[10]516,根本方法當然在于治淮。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張謇就上呈了“請速導淮疏”,提議“大治淮水,上自穎鳳,中貫泗徐,下澈淮海,穿辟大河,使水有順軌安流之勢”[10]74。此后又曾多次提議導淮[5]107-109。導淮雖可收一勞永逸之效,然工程巨大,經費支絀,短期內難以實現,“謇昔主治淮、治沂、治運……顧此三者,雖已歷久測量,詳審計畫,而施工有連帶之關系,故計費有浩大之需要。國力已困,借亦難圖”[10]516。長期追隨張謇的余文蔚亦指出,張謇雖力主治淮,但也深知“此事用費巨而需時長,國力或暫不能勝”。為此,張謇決意采取變通之法,“先為一隅之綢繆,俾淮在蘇之下游有所宣泄”[17]810,即先解決沿海地區水源蓄泄能力不足的困境。而此時的串場河不僅淤塞中斷,且位置過于偏西,“串場河之距海以里計,最近者百五十里,最遠者不止二百里”[10]593,已無力承擔這一重任。一旦上游泄水,范公堤以東新漲的大片土地將無所容蓄,水流平鋪直漫,為害甚深,“是非就各縣東部特辟一河若膀胱者,上不能承受胃府,容運河非常之漲泄,下不能轉輸尾閭,綰各縣流量之樞機”[10]517。而新運河一旦開通,“通、如、東、興、鹽、阜、漣七縣之地,農工商業可計歲發展”[18]770。

綜上,張謇在海勢東遷、舊串場河難以適應濱海地區客觀形勢的背景下提出了開辟新河的計劃,其主要目的一在助力沿海墾殖,二在謀劃水利以緩解蘇北社會困境。這在張謇與友人的通信中有多處體現,他曾致信李國珍,謂“頃年泰、東、鹽、阜、漣、灌各縣鹽墾公司林立,為鹽墾工程目前計,為將來墾業計,此河關系并為重要”[18]788。在給田中玉的信中指出,“江北沿海新運河,本昔所主張。蓋頻年水災,皆根于溝渠之不治,宣泄之無路”[18]1005。在回復凌文淵時則言,“自阜、鹽、東沿海各鹽墾公司發生,又值連年大水為災,籌劃水利,乃有新運河之議”[18]1170。

二、張謇對新運河計劃的推動

民國三年(1914)張謇擔任全國水利總長時,就曾有過開辟新運河的計劃,并派人進行了實地探勘,“民國三年,全國水利局擬于江北舊有之串場河東另辟南北干河一道,北自漣水之陳家港起,迤南經阜寧、鹽城、東臺、如皋、南通以入于江,計程七百里,即十年政府發表之新運河”[16]1。民國四年(1915)十月,張謇因舊測之圖“地點不能詳確”,又派主事束曰璐“按照前測略圖指定河流,畫為虛線,組織測團進行詳測淮域水準,以便預計土方、工價及堤閘辦法”,最終計劃從南通的呂四起,經如皋、東臺、興化、鹽城,到阜寧舊黃河之間開辟新河一道,總長計六百余里[10]476。不料該年年底,袁世凱稱帝復辟,此種行徑與張謇秉持之共和理念背道而馳,故其退意益堅,辭官回鄉,開河計劃也因此擱置,“原擬次第進行,旋以國事日棼,引退中輟”[18]770。

民國八年(1919年),張謇出于對蘇北水利的關切,出任江蘇運河工程局督辦,該計劃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民國九年(1920)二月,張謇親自前往阜寧、鹽城、東臺等地,“悉心察度串場河勢”,指出開浚新河對分泄里運河異漲、抵御海潮侵襲均有利處,并擬定了初步的工程規劃,委派“測量局技術正馮德勛組織測團,復加勘測”[10]512。四月,為防止各鹽墾公司所規劃的水利工程與新運河工程沖突,張謇致函各公司,附送測竣成圖,請求其協助規劃設計,“各公司須知此河即共同事業,發展地方百年之大計,非可以一人、一隅、一團體沾沾茍且侔利之目光視之也。圖到之后,若何設計,希必注意,各繪一圖,隨時見告”[1]751。六月、七月則兩次致函全國水利總長李國珍,反復陳說開浚新河道的必要性,“自呂四至阜寧六百余里,所以便交通而省時間、得會通而暢泄瀉者,必資此河”,請求其敦促執行,“此屬水利行政,非在運局范圍之內,應請查照前案,飭催各屬積極進行”“查錄原卷,咨行江蘇省長轉飭東臺、鹽城、阜寧、漣水、灌云五縣,刻日籌備進行”[18]770,778。該年年底,張謇邀集江北士紳共同商討,決定由其擬訂施工計劃書,上呈政府請求辦理,并委派參事凌文淵赴京面陳相關事宜。

在正式呈文之前,張謇還借助私人關系致函大總統徐世昌、內閣總理靳云鵬、內務總長張志潭、交通部總長葉恭綽、財政總長周自齊、水利總長李國珍等政府大員,力圖推動該計劃的快速批復,“倘荷察準施行,所有辦理機關即附設江蘇運河工程局內,俾工程測量遇事均可接洽。應請明令宣布,以昭鄭重”[18]856。

民國十年(1921)二月,張謇正式向北洋政府呈送辟治串場大河文,并附計劃書、圖各一件。該計劃書內容詳實,于中可見計劃大貌:在舊串場河以東四五十公里處開鑿一條平行河道,擬名“串場大河”,南起東臺之角斜鎮,北至漣水之陳家港,涉及灌云、漣水、阜寧、鹽城、東臺五縣,河長共計471里。利用挑挖之土,筑捍海大堤于東岸,以防御海潮,西岸之上筑沿河大道,作為省道,便于交通;在新河與東西向河港之交匯處興筑閘壩,操控水流量。此處需略作交代的是,本次規劃河線較民國三年縮短了200余公里,原因在于由南通的呂四到東臺的角斜有舊河可以利用,不必重新挑挖。計劃書中還附錄了工程的河線走向、建設規模(河底、河床橫斷面、河形曲度)以及土方與閘壩經費。整個工程分為甲、乙兩部進行,用時五年,費用總計300萬元[19]470-476。由此可見,該計劃不僅僅是挑挖一條河道,而是一項系統的水利工程,有助于重新連接大運河淮揚段與黃海之間的排泄通道,恢復濱海地區的交通、水利及御潮功能。

國務院接到上呈后,轉交內務部、財政部、農商部及全國水利局會商復核,認定張謇所陳串場大河計劃確屬可行。但財政部指出中央財政困難,要求江蘇省與張謇會商具體籌款辦法,“查辟治江北沿海五縣串場大河計劃,自系為興水利、便交通起見,惟所需經費三百萬元為數甚巨,地方如何籌措,應請貴省長查核,并與張督辦接洽辦理”。對此,張謇又上呈請求變通籌款之特權,并指出“有人建議,謂串場河為宋代舊名,今雖以串場大河為別,仍恐混淆。請名此河為新運河”。張謇此議得到了江蘇省府的認可,江蘇督軍齊燮元、省長王瑚于1921年8月聯名上呈,請求“宣布特任張督辦總辦其事,并準如原呈所請,予以變通籌款之特權”,“串場大河恐與舊串場河名義混淆,擬請定名為新運河”[20]313-317。經財政部會同內務、農商兩部及全國水利局商定允準,題報大總統徐世昌[21]5-6。12月27日,徐世昌頒布大總統令,準將串場大河擬名為“新運河”,正式任命張謇兼任江北沿海五縣新運河督辦[22]510。

張謇聽聞此令后,起初并不愿意就任,但未獲允準。在“辭運河督辦呈”(1922年1月)中又有“至沿海五縣新運河工程事,蒙特派兼任,辭未獲命,目前亦無可為,容俟審察大勢,再定去就,并此陳明”之語[10]581。后來張謇答應任職,但在該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他在回復蔣志沂的信函中告知“新運河亦已復測將竣,現尚無局”[18]1094,顯示新運河工程除測量外,并無實質性推進。

此后,相關文獻中并無開鑿新運河的相關記載。到民國十四年(1925)初,張謇辭去運河工程局督辦并新運河督辦,似已放棄新運河計劃,其實不然。該年,長期追隨張謇的水利專家沈秉璜在“上張督辦新運河兵工草案”中指出,新運河“事關國計民生,且籌畫業經數載……仰祈從長核議,見之施行”[16]5。這一提案得到了張謇的認同,理由在于:1926年的《河海周報》中有一則記載稱“張季直、沈職公等,近有新辟運河之動議”。此處“沈職公”為沈同午(1884--1945),時任江蘇省清鄉督辦兼導淮屯墾督辦。他曾與張謇就新運河問題進行過探討,《張謇日記》1926年2月24日載“沈生同午來,為新運河也”[23]979,此次交流的細節已不可知,但隨后沈同午便發表了《兵工開浚新運河兼籌屯墾計劃書》,內容與沈秉璜所議相似[24]。據此似可推斷,張謇應是接受了沈秉璜的建議,并向沈同午推薦了這一實施方案?？梢娭敝翉堝朗攀狼跋?仍未放棄對新運河之謀劃,力圖促成。

三、新運河計劃的夭折

一項計劃能否落實,除考量其實施必要性之外,還應分析其是否具備實施的客觀條件。就必要性而言,張謇曾仔細論述了新運河開辟后的諸多優勢:在交通方面,新運河開辟后,南能出江,北可入灌,可以縮短蘇北內部以及蘇北與上海之間的路程,節省交通成本,“絕射陽河、舊黃河而北,可以達灌河;絕長江而南,可以達吳淞?？v經只九百里,視灌云取道淮陰而江都而丹徒而寶山者,捷矣”。在水利方面,新運河將極大地提升蘇北東部地區的水利容蓄能力,成為挽救蘇北水災的利器,“如淮沂交漲甚大之年,里運河不能容,分而下注,舊串場河所不能容,非此河不能大其容。如海潮大上,各縣通海內水弱小之港所不能抵,非此河不能敵而抵”。就實業而言,“濱海農田可墾者,約四百余萬畝,得此大河為南北之干,旁流溝渠以廝之,灌溉愈宏,其利愈溥。農利而工商興,南通已有前效”,即濱海地區大量土地會因水利改善而被更好地利用與開發,墾殖種棉,從而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原料。就國稅而言,墾殖的興盛將帶來農業、商業、貿易、航運等多方面的經濟增長點,擴大國家稅源,“墾興農利,產殖日增,工廠、商市必增,航業亦必增。農有賦稅,商有貨稅”。就軍事而言,一方面可以通過墾殖帶動實業興起,讓百姓能夠找到謀生的途徑,有效減少匪患,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另一方面,新河的開辟也有助于增強盜賊抓捕的機動性,“匪之易生,由無實業,匪之難治,由無交通。有大河,則各鎮守使之兵可以聲勢相應,彼此相顧,消息靈而調遣速”[10]517。但自民國初期首倡直至張謇去世,新運河除勘測外,并未實際動工。究其原因,除了軍閥割據導致的動蕩時局之外,主要有:

(一)蘇北內部利益訴求的差異

新運河計劃獲得北洋政府批準后,蘇北內部出現了諸多反對聲音,折射出蘇北各地在泄水、運輸及土地利益方面的訴求差異:

1. 排水權益。1921年,“下河八縣水利研究會”會長顧詠葵等上呈江蘇省政府,反對開河。理由在于:第一,張謇僅規劃了南北縱向河道,對于東西向河道未能關注,忽略了舊串場河與新運河之間的聯系,無法做到脈絡貫通。第二,“一旦西水下注,過里運河出范公堤各閘,經射陽等港奔騰入海,忽為新運河堤所阻”,將影響下河水利排泄效率,從而對里下河百姓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指責張謇“為各公司利計,不為里下河計害”[25]9。東西向河道的規劃確實未曾在張謇提交的計劃書中顯示,但他在1922年3月“為變更新運河籌款呈”中,特地提出增加場地畝捐用于新運河與串場河之間橫向水道的開辟。所以這一點是對張謇計劃的誤解。至于第二點,里下河地區上承淮揚運河泄水,經過境內東西向河道出范堤各閘入海。該地區地勢低洼,假如排泄不暢,必然泛濫成災。顧詠葵當然清楚新運河東西兩岸皆設有水閘,下泄余水可以通過新運河到達大海,但仍然認為新運河開辟會阻礙里下河地區泄水,主要是因為新河開辟后,若為確保各大鹽墾公司不受水淹,堅閉新運河壩,則里下河余水必然無法排入大海。而且歷史上也曾出現過為保護淮南鹽業生產而拒開范公堤閘泄水、導致里下河地區泛濫成災的情形[26]79-81。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強化了里下河地區百姓對余水無法排泄的擔憂,且這種擔憂并非全無道理。后張謇予以回復,明確指出“通籌新運,絕無公司與地方一毫畛域之見存,可自信也”,并系統論證新河的開挑于里下河地區有利無害[19]526-528。

2. 運輸利益。同樣在1921年,揚州籍議員胡震等十余人也通過省議會對開浚計劃提出質詢,指出辟治新運河“因一利而生百害”。通過張謇的回復可知其主要反對原因為:第一,“似奪取淮揚之利,移置南通”“濱江沿運之土匪盜賊,皆新運河造成之”。此處“淮揚之利”主要是指鹽利,一旦新運河開通,兩淮食鹽可以通過該河直達南通出江,不必再通過原有河線運鹽,南通將藉此獲利,而泰州、揚州、儀征等處將徹底失去鹽業運輸帶來的益處,該處借助食鹽轉輸謀生的人群也會因此失業,為匪作亂。第二,“新運河與里運河,渺不相涉;似設閘十座,不敷使用”。即新運河與里運河相距較遠,且無聯絡之支河,?？陂l壩僅設十座,排泄量不足。第三,新運河籌款費用不應向全省田地攤派[10]592-595。反對理由中,第二、三兩點皆是對新運河計劃之誤解,難于立足,張謇給予了充分駁斥。事實上,因開浚新河導致淮揚地區鹽業運輸格局的變動才是主因,這在民國《續纂泰州志》中亦有體現:“尤可慮者,有人擬串場河別辟一河,訂名新運。此河成,則自陳家港至角斜止四百二十里,即至通州天生港不過五百余里,所有北鹽河可由陳家港運天生港出江,分銷各岸。如是則泰壩掣驗可移至場,無須改道。而泰縣之鹽務商場,將一落千丈,一轉瞬而為貧瘠地矣,豈僅食鹽之缺乏哉?！盵27]549

3. 土地權益。1926年,上海記者采訪東臺士紳丁銘忠,其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聲:“近來張南通、沈職公諸巨子,倡言新辟運河,固為苦心孤詣,而似覺猶有美中不足之處……所定原線,似偏重交通方面,如能將原定河線,向東遷移,既不致使大好良田無畏犧牲,兼可將御海大堤,同時并舉(可以挖河之泥筑堤)。且沿海沙蕩不毛之地,積久鹵氣潛消,不數年亦可開墾矣。吾人作事,必須統全局以籌,作百年長策。如僅就交通方面著想,不惜極大之犧牲,竊恐所收之利,將不敵下游各縣人民所遭之痛苦?！盵28]12據此可知,丁氏認為張謇只考慮交通,而不為蘇北潮災抵御考量。提議將河線東移,一方面可以就此筑堤御潮,一方面可以避免挖廢大量良田。在他看來,挖費良田給百姓帶來的損失要遠遠大于開河所收之利。認為張謇僅重交通固然是對張氏之誤解,然而開挖大河及相應支河,確實會挖廢大量良田,從而構成對濱海民眾的利益損害。民國十一年勘測新運河線,曾對沿線土地進行清丈,為征購做準備,但遭到沿線鄉紳的強烈反對與抵制,鹽城眾議院議員胡應庚等向江蘇省政府遞交呈文,要求停止清丈,明言鹽城無空地可以變賣[29]7。

(二)開鑿資本難以籌集

張謇雖深諳新運河開鑿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也對開鑿運河經費進行了估算。然而就當時的局勢而言,外有列強虎視,內則軍閥混戰,政府更迭頻繁,經費問題頗為棘手。張謇指出當時無論是政府還是地方社會,均無力單獨負擔這筆費用,“以今日之時勢,興如此之巨工,請于國國不暇及,請于省省亦未遑。若責之地方,則各縣僻在海壖,連歲災祲,民力已窮,民智未啟。若責之鹽墾各公司,則墾辟方始,交通不便,自顧工墾,且苦入不足以供出,計無所措”[10]513。

為解決經費問題,張謇曾提出了多種籌款方案。民國初期規劃時,張謇提議由水利局“略予津貼,當視力所能及籌貼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其不足之數即商勸辦墾公司先行設法籌墊”[10]476-477。到民國十年再議開河時,張謇提議抽調通揚淮海三鎮的部分士兵組成工程隊,同時指出工程經費本應由政府劃撥,但考略到政府財政困難,可以讓地方予以籌畫,分擔政府經費壓力,“至于所需工程經費約三百萬圓,論義亦應由政府籌度分期酌發。如因此時財政非常困難,予以其他變通籌款之處,俾獲施工,亦須政府認為應辦,而后地方可分別籌劃,以補政府之不足也”[10]517-518。到民國十一年一月,張謇制定出了詳細的籌款辦法:“籌款三百萬元,分為五股,每股六十萬元。一勸各鹽墾公司讓地助工。一勸淮南鹽商分年墊助。一淮南墾務局所收場價扣二成,作為地方河道又帶征水利費一成,令各公司于應征地價內預支。一本省畝捐,按畝帶征銀二分,各場人民既享其利,應擔負義務,亦以六十萬元為額,如額即止。一政府任之?！?/p>

北洋政府同意了前四項籌款方式,但對政府出資部分則回復道,“第五款所需各項,擬由中央補助三十萬元,分五年勻撥”[21]476。即政府年僅供款六萬,顯然與張謇的期待相差甚遠,這也構成了張謇拒任新運河督辦的重要原因。為迫使政府同意出資,張謇以拒絕任職相“脅迫”,“舉工必先集款,款須三百萬,乃足應河閘之用。謇所擬議籌款五項,須政府任一。今政府未必能任,政府不任,則下觀望”[18]997。

民國十一年三月,張謇鑒于本年度江北大水,各大鹽墾公司收入盡絕,難于周轉,又上呈請求變更籌款辦法。首先,去除“場地畝捐”一項,若新運河動工,則通過征發河工的方式替代,“辟河則任工,任工則不更任款,用一緩二,以紓民力”;其次,“場地畝捐”去除的60萬額度均分給鹽墾公司與鹽商,二者出資各增至90萬,合計180萬。同時引入現代金融手段,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面向社會征集這部分資金,以新運河通過稅作為抵押物,分年攤還,“凡擔任新運河款目者,皆為債權人。一面指定新運河之通過稅,為還債之基本金,分二十五年攤還”;最后,堅持要求政府出資60萬元,“原擬第五項所列之六十萬圓,以五年計,每年十二萬圓,每月攤撥一萬圓,度尚非難。懇即飭下財政部,所有政府擔任新運河費用,仍以六十萬圓為準”[10]585-587。

在鹽墾公司與鹽商資本周轉不靈、百姓生活艱難的情況下強行派款,無異于殺雞取卵。通過吸納社會資本的方式予以變通籌款,雖在形式上更加靈活,但卻未能吸納到足額的資本,以致后來張謇又在上述方案上進行了微調,即將新運河通過稅抵押給國內銀行,拆借整款,按年攤還[16]1。此外,民國十四年(1925),沈秉璜為促成新運河開工,向張謇提議使用兵工,并通過壓縮工程規模減少資金需求,“查原案所計之三百萬元,既難籌集,今縮減河面、緩辦閘壩工程,經費之縮減幾及半數,若行兵工,所需又半之矣”[16]12。然而隨著張謇的離世,計劃不了了之。

就以上兩點原因而言,利益訴求方面的差異尚且可以彌合,張謇一方面公開回應消除誤解,一方面通過信函私下與蘇北士紳進行解釋,畢竟新運河的開辟有利于改善整個蘇北的水利環境,在這點上各方利益沖突尚有商討的余地,“秉璜隨鈞座后,對于此河之查勘,計劃已非一次,且約合二三同志疏解各縣人士之誤會,祗以無款,無法進行”[16]2?？梢?工程缺款才是新運河計劃夭折的主要原因。

張謇提出新運河工程計劃,乃是導淮不能遂愿而不得已選擇之下策,然而這一水利工程卻能切實緩解蘇北水利困局,改善交通狀況,裨益于沿海墾殖與蘇北社會秩序,展現出張謇強烈的經世濟民情懷。張謇不僅擬定了詳細的實施方案,而且為推動計劃實施奔走呼號,不懈努力,其見識、擔當與魄力,皆非常人可比。然而如此龐大之工程,在利益紛爭、資金不足及內外時局的擾動下,終難付諸實踐,折射出民國時期實干家的處世困境。

自張謇去世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開挖新運河對于蘇北的重要意義幾乎得到了時人的一致認可,誠如須愷所言,“兩淮新運河,實為開發墾區之首要工程,昔賢言之綦詳,已為國人所共曉,應急謀其實施,當亦為國人所共愿也”[30]53-54。這一期間,新運河計劃曾被多次提上議事日程,如民國十八年(1929)江蘇省農礦廳召集鹽墾討論會,宋希尚、李積新等人均提出了開浚新運河的議案,并獲得大會通過[31]10,29-30。民國二十一年(1932),江蘇省政府鑒于蘇北民生艱難、匪患日重,且有大量空地有待開墾,劃定了江北墾殖專區,設立墾殖委員會,并制定了五年生產計劃,其中“第一步計劃,為開筑新運河”[32]155;民國二十三年(1934),江蘇省建設廳編制了《江蘇省水利建設計劃綱要》,將開浚新運河及其支河等工程納入計劃,預期兩年完成[33]2;1947年江蘇省建設廳編制的《江蘇省蘇北濱海墾區開發計劃書》也規劃了新運河工程。為此,江蘇省政府曾多次組織專家規劃測勘,最終的設計方案與張謇之提案皆大同小異,“關于興辟新運河之規劃,已屢經更易,惟原則大致未變”[34]3,然非短于資金,即限于動蕩時局,終究未能完成,從而極大延緩了蘇北的歷史發展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政府成立了治淮委員會,大力整治淮河。興建三河閘、整治入江水道、開挖蘇北灌溉總渠,這些舉措使得淮水入江入海水道得以擴展,泄水量得到有效控制,淮河對蘇北地區的威脅大大降低。1958年,江蘇省水利會議議定開挖通榆河,基本也是借鑒張謇開鑿新運河的思路。作為蘇北濱海地區的黃金水道,通榆河開挖后,在排水、灌溉、通航及助力沿海三市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此亦可見張氏之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