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說終結史觀的一次有效潷清
——評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

李春光

(湖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莊逸云教授的《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以下簡稱《收官》)一書,是新世紀以來國內小說史學界首次探索文言小說終結史觀的一部力作。在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年后的201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收官》一書具有不可輕覷的學術史意義。經歷了一百年的文本廋斠、學術反芻與價值重估,文言小說的終結問題,終于浮出了學術史的地表并在《收官》一書中完成了史觀層面上的一次有效潷清。

小說史學界對古代小說的現代轉化問題多有探賾。需要指出的是,如阿英的《晚清小說史》(1937年)、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年)、袁進的《中國小說史的近代變革》(1992年)、武潤婷《中國近代小說演變史》(2000年)等專著,雖然對古代小說的現代轉化問題有所解詮,但是對并非作為獨立研究對象的文言小說的終結問題大多淺嘗輒止、難成定讞。問題的癥結在于,文言小說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撥之下果真價值式微了嗎?那種跨世代的小說文體轉化真的僅僅發生在白話小說身上嗎?誠如黃霖先生在《收官》的“序”中所言：“在眼睛盯著求新謀變時,又往往簡單化地向西方看。于是民族傳統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地被銷蝕,看待清末民初后的小說一古腦兒地唯‘新’是好,一部文學史就只成了‘新’文學史?！痹谛≌f史學界百年唯“新”后,《收官》卻立志要打造一部去“新”的“舊”小說史。韓國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崔桓看重的就是《收官》一書“對中國文言小說最后階段的研究做了翔實、有益的補充,使其得到完善”。

在《收官》看來,1872到1921這五十年間,中國文言小說在傳承中謀發展,在發展中逐步走向歷史終結?！傲凝S仿作”“閱微余緒”“擬唐小說”等文言小說的百舸爭流,證明先代文言小說確定的文體傳統在清末民初仍擁躉甚夥。舊甕裝新釀,即沿用文言語體及現成的文體傳統去敘述清末民初的社會百態,是這五十年間文言小說謀求發展的重要方式。林紓的《技擊余聞》、錢基博的《技擊余聞補》關注的是武術救國,短篇小說《一條鞭》關注的是反華工禁約問題,《老學究叩閽記》關注的是科舉廢止后士人的心理狀態,陳冷血《催醒術》中作為先覺者的“予”已略具幾分魯迅筆下“狂人”的精魂,張冥飛的《十五度春秋》更是將義和團起義、留學生風潮、黃花崗起義、四川保路運動等晚清大事件囊括其中。由內容趨新引爆的文言小說的發展勢能,終究為文言小說語體的偏執化及其蘊含的審美僵化所抵消。在云詭波譎的時代際遇中,民初文言小說語體的古文化甚至駢儷化,最終將這種綿亙了千年的小說文體逼進了歷史的死角并走向終結。秉承著這種文言小說的終結史觀,《收官》一書在如下三個方面尤為值得推許。

第一,就小說發展觀而言,《收官》認為,文言小說在這最后的五十年間同樣出現了敘事方式的現代化轉變。所謂小說發展觀,就是小說史著作對小說發展階段、小說發展節點、小說發展要素的史學描述。陳平原先生曾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以下簡稱《轉變》)一書中,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的限域框定在1898到1927這三十年間。其中,“新小說家”指活動于1898到1916年之間的小說家,“五四小說家”指活動于1917到1927年之間的小說家。單就敘事視角而言,“新小說家”在翻譯西方小說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限知視角的真諦。林紓曾提醒讀者《斐州煙雨愁城錄》多以“洛巴革為針線”。在創作上,第三人稱敘事在“新小說家”這里被改造成為融合以一人一事作為線索的“新技巧”與以見聞錄為方法的“舊趣味”的別具中國特色的新小說。相較于“新小說家”的暗地摸索,五四作家多有現成的理論(如孫俍工《小說作法講義》、漢密爾頓《小說法程》)可供學習。五四作家的第一人稱敘事,敘事者“我”大多是行文的主角,多以“我”的“情緒線”作為行文展開的動力。誠如《轉變》所言：“新小說那種只帶耳朵和筆記本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已很少在五四作家筆下出現?！逅淖骷乙芽缭竭^復制古老的見聞錄或模仿西洋回憶錄的階段?！?1)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3頁?！妒展佟返臅r間跨度(1872—1921)要比《轉變》的跨度(1898—1927)多二十年。這五十年間文言小說也在有意無意地探索著敘事方式的改革,“有部分短篇小說在題材和敘事方面皆突破了傳統的格局,呈現出向現代小說嬗變的跡象”(2)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33頁。?！对┠蹒R》采用了第一人稱倒敘的敘事手法。周瘦鵑的《西子湖底》的敘事視角可圖示為“第三人稱全知敘事——第一人稱(予)限知敘事——第一人稱(老槳)限知敘事——第一人稱(予)限知敘事”。該書敘事搖曳多姿,敘述一波三折,“不能不說是敘事文學的一大進步”(3)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242頁。。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采用人物自白的方式,多次描摹了小說主人公的心理狀態,“不僅標志著自敘傳小說的新變,也標志著文言小說的新變”(4)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274頁。。不可否認,這一時期的小說家,大多是文言、白話兩場均擅的能人,均受到了西方小說敘事手法的潛在影響。在白話小說大張旗鼓地實現敘事方式現代化轉變的同時,文言小說雖然在聲勢上起伏不定,但在敘事方式的求新求變上卻從未甘于人后。因此,《收官》與《轉變》合看,可得清末民初中國小說謀求敘事方式現代化之全貌。

第二,就小說生態觀而言,《收官》認為,傳播生態的復雜性也同樣推動了文言小說在這最后五十年間的瞬息繁榮。所謂小說生態觀,就是小說史著作對小說現象形成原因、小說作品甄別取舍、小說主題理解差異的史學解釋。陳大康先生在《明代小說史》中明確指出,所謂小說發展史,其實就是“作者”“書坊主”“評論者”“讀者”以及“統治階級的文化政策”五種因素相互聯系、彼此作用交織在一起的有序的運動過程(5)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這其中,書坊主和讀者的意義尤為重大。明代的書坊主,曾親自參與小說的編創工作,并以刊發“識語”、插增配圖、降低價值等方式增強了小說的傳播能力。明代小說的讀者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除了文人士大夫,學生群體也值得關注。明人李時勉在奏章中提及“經生儒士”喜歡“記憶”“談論”《剪燈新話》,吳承恩“在童子社學時,每偷市野言稗史……私求隱處讀之”。一切以市場為旨歸的書坊主,以及品位各異的讀者,構成了明代小說有效傳播的重要生態,并最終促成了明代小說的極大繁榮?！妒展佟逢P注的出版方式的現代化以及創作主體、接受主體的去現代化,共同構成了清末民初文言小說瞬息繁榮的傳播生態?！妒展佟芬浴?872年申報館的成立和1921年《小說月報》的改版作為‘清末民初’的上下限”。其中,后者可視為“中國文言小說史宣告終結的一個標志性事件”(6)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2-3頁。。以出版機構之成立與轉型作為某種類型小說發展的上下限,在小說史學界是極為罕見的。毋庸置疑,出版方式、行銷方式的現代化,必然會擴大文言小說的流通空間。就創作主體而言,舊學深厚的新知識分子,在以文言為國粹的復古主義思潮中,扛起了創作文言小說的大纛。這些“務為高古以取悅于文人學子”的小說家大多都有供職出版機構的經歷,如《時報》的包天笑,《申報》的周瘦鵑、陳蝶仙,《太平洋報》的蘇曼殊、胡懷琛,《民權報》的徐枕亞、劉鐵冷等。他們是當時小說界的中流砥柱,“但整體來看,大多數人的創作是以文言為主的”(7)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58頁。。就接受主體而言,轉型中的士大夫群體與轉型中的學生群體是本時期閱讀文言小說的主力軍。士大夫的文人情懷與復古傾向,使其閱讀興趣更趨近于文言小說。學?！白x經”運動的死灰復燃,讓在舊學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新式學生重拾對文言小說的關切。加之,“哀感頑艷”的文言情愛小說適應了“一般淺學青年的脾胃”(8)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84頁。,故學生群體成為文言小說的另一大讀者群。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在求新思變的時代洪流中逆流而上,讓日趨式微的文言小說在出版方式現代化的背景之下實現了后難再繼的瞬息繁榮。因此,《收官》與《明代小說史》合看,可得明代以來文言小說得以繁榮之傳播生態的全貌。

第三,就小說價值觀而言,《收官》認為,文言語體的偏執化及其蘊含的審美僵化,致使文言小說在這最后五十年間沉毀多于浮譽。所謂小說價值觀,就是小說史著作對小說認識價值、小說藝術價值、小說文體價值的史學評判。劉上生先生在《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以下簡稱《藝術史》)中明確指出：“文言語體的由雅趨俗,白話語體的由俗趨雅,這就是古代小說兩種語體的發展態勢……由雅變俗,言文趨一,乃是古代小說語體發展的基本方向?！?9)劉上生：《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頁。就藝術史觀而言,文言語體的俗化以及由此產生的雅俗共賞的審美效應,乃是文言小說發展的必然要求?！读凝S志異》的文學價值極高,就是因為該書實現了文言語體藝術的極大升華。蔣瑞藻《小說考證》引《過日齋雜記》語,稱《聊齋》“行文驅遣成語,運用典籍,全化襞襲痕跡”。清人王之春《椒生隨筆》引衡陽曾耕樓語,稱《聊齋》“善于用典,真如鹽著水中也。讀其四六,可以見無一字無來處”。清人孫錫嘏稱《聊齋》“更能翻新出奇,為雅俗所共賞”?！叭乓u痕跡”“真如鹽著水中”證明蒲松齡對文言語體藝術的提升,并最終實現了“雅俗所共賞”的審美高度。即便如此,清人潘德輿在《讀〈聊齋志異〉書后》中稱《聊齋》“摹古太似……不足以感人;飾詞太文……性情或于是乎不出”?？梢?文言語體的過度雅化確實是折損文言小說價值的主要原因。在寫作技巧上遠不及《聊齋》的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說,其文學價值自然會大打折扣?！妒展佟氛J為清末民初文言小說的古文化與駢儷化傾向,共同將文言小說推進了歷史的墳墓。其一,本時期的古文小說家“過分強調小說向古文靠攏甚至泯滅二者的界限,自然不利于小說的正常發展”(10)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305頁。;其二,本時期的駢文小說家在刻畫普通民眾的常情之時顯得捉襟見肘,且“極易陷入詞窮或語言上陳陳相因的尷尬境地”(11)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325頁。。著眼于這種終結史觀,清末民初的大部分文言小說的價值都有待商榷。如沈友蓮的《忍不住》,雖然語言流暢豐腴,“文筆不俗”,但“有炫弄才學之嫌”(12)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365頁。的大量詩詞歌賦的出現,還是折損了小說自身能夠企及的價值。白蝶魂的《飛英劫》,“語言縟麗,寫景好用駢語,但寫人物對話時所用之典故及駢語較顯酸腐”(13)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401頁。?！督锨喾逵洝纷髡唿S花奴“用語文雅,未能盡擬下人之口吻”,成為該書“相當明顯”的“缺點”(14)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408頁。。雖然得到了“小說界之藥石”“學界作文之模范”類的贊譽,文言小說創作中語言文章化與雅化的傾向,還是離雅俗共賞的語體發展目標相去甚遠且越走越遠,并最終阻礙了該種文體能量的散發。因此,《收官》與《藝術史》合看,可得中國文言小說語體價值日趨消弭并最終走向終結的全貌。

需要格外提及的是,《收官》在首次嘗試文言小說終結史觀的同時,還為學界提供了研究清末民初文言小說的諸多新視角。其一,1908年,由上海時報館印行的南夢的《雙淚碑》曾榮獲“時報館懸賞小說第二等”(15)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370頁。。上海時報館“懸賞”小說的行為,無疑從出版領域有力地促進了文言小說的創作活動。由此可見,從出版機構“懸賞”小說創作這一視角出發,可以厘清清末民初文言小說在短時間內呈現井噴之勢的直觀動機。其二,現存蔣景緘《費娥劍》的版本,是1909年11月19日至1910年3月6日《輿論時事報》的“剪貼本”(16)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374頁。?！凹糍N本”,類似于今日之翻印本。剪貼本小說比排印本小說耗時更短、問市更快、成本更低,更有利于短篇文言小說的迅速流播。作為一種實體存在的傳播樣態,清末民初的剪貼本文言小說的價值理應得到學界的關注與認可。其三,1917年,由上海小說叢報社發行的梁翀的《打單》,被定性為“秘密社會實事小說”(17)莊逸云：《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第403頁。。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說在題材上包羅萬象,尤以婚戀題材居多?！洞騿巍芬詭X南盜匪下帖搶劫富戶的故事為切入點,實錄了清末民初嶺南“一隅之民生世局”。因此,以類似的“秘密社會實事”為突破口去研究文言小說題材的變革與擴大,有利于小說文化學的縱深發展。

當今學界普遍認為：“小說史著述,是小說研究成果的階段性體現。隨著學術研究的推進,隨著時代的變化,‘重寫文學史’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小說史撰著也不例外?！?18)朝戈金、劉躍進、陳眾議：《新中國文學研究7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頁?？梢哉f,莊逸云教授《收官：中國文言小說的最后五十年》一書的出現,不僅填補了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終結史觀研究的空白,更為“重寫小說史”這一永恒的學術話題增添了一個嶄新的視角與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