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科學人如何面對中國的現代化

■蘇 力

一

我不習慣，甚至害怕，現代化與知識生產這么宏大的問題。我習慣從瑣細處，從邊邊角角，甚至是雞零狗碎中，發現自己覺得有意思的問題，講點道理。

甚至我不覺得文科，包括社會科學，生產的都是知識。其中肯定有知識，能啟發人，值得傳承。但不是啟發人的就是知識。許多民間諺語就很難說是知識，除非你明白其中道理。甚至，我對《論語》和其他許多經典也是這么看的?！凹核挥?，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知識嗎？也算，但更多是告誡，是規矩，要人記住，照著做就行了。我的經驗也告訴我，但凡需要銘記的，往往是因為不懂其中的道理，真明白了，就不會忘記。能不能做到，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是了解社會生物學后才算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再將之當成一個道德信條。當年我曾很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來才發現，抽象來看，這就是強調社會角色的責任和相互協調。即便如此，別忘了《論語》中仍有許多不是知識?！坝锥粚O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是知識嗎？罵人就是罵人，盡管在物資注定且永遠稀缺的早期農耕時代，這話還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我其實一直有偏見，重理輕文。但偏見不是偏見的結果，偏見也有其根據或理由，就因為我很在意中國的現代化。討論近現代中國的法治變革，從宏觀到微觀，我都沒法不談中國革命、社會變遷和現代化。這也不是選擇，就因自清末以來中國面臨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現代化。要講清（或我認為的“講清”）當今中國的諸多法律制度變革和麻煩，不可能不注意這個時代背景。但缺乏足夠的自然科學知識，我最多也只能“事后諸葛亮”，回頭看看來路，沒能力展望、預測和應對。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變量實在太多，許多還在路上，有些也許剛剛萌芽，變量互動的長遠影響究竟如何，真不是基于過去的經驗就足以產生務實有用的知識的。天不變，道才不變。個人的學術研究真要面對中國現代化問題，而不只是文字演繹相關文件的要點，即便胸懷理想，加恪守學術，也遠遠不夠。

而且，盡管知道“價值無涉”，甚至就因知道，我更沒法假裝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上價值無涉了。我的存在塑造了我的前理解或前判斷。哲學闡釋學告誡的認知的闡釋循環對我毫無幫助，也許我的視野擴展了，但我的判斷仍是那么不可救藥。最殘酷的真實不講邏輯。

這與知識生產或學術的品味無關。我其實在意的從來都是“有沒有意思”，“是否好玩”，在學術研究上我一直是興趣主義。不幸的是，但也幸運的是，即便從很政治的問題，我也能察覺并拓展自己的學術興趣，或相反，從純學術甚至藝術的問題，也能察覺其中的政治功能或意味。

沒人認為書法會與我的法學專業有關。我就是憑直覺判斷，然后在文章中論證了，書法在近現代被塑造成藝術，看起來也好像是藝術，但在歷史中國，其實更多是一個社會機制，其功能是確保大國的“書同文”，確保準確有效的上下交流和各地交流，這與歷史中國的“文治／法治”有關。鑒于當代中國人，小學生或除外，幾乎都通過計算機輸入實現“書同文”，我的結論是：因為現代化，書法失去了其傳統的“書同文”功能，在邁向“藝術”的同時，也正大步邁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列。

說這些話并不離題。在尊重這次論壇主題的前提下，我力求依據自身經驗，剖開并展示中國現代化實踐可能給我帶來的困惑和麻煩，正視并端正我的態度。

二

中國現代化實踐不可避免，也應當從各方面重塑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在我看來，現代化首先是社會生產力大發展，其核心是科學技術大發展。三屆和四屆全國人大都提“四個現代化”，首先是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而不是抽象的思想文化或人文社科。鄧小平后來則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①鑒于歷史唯物主義，以及生產力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可以說，這在中共黨內高層是共識。毛澤東一直就是這個觀點。在家書中，他叮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惟有一事”，趁年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要談，“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②“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澤東都特別提出改造中國當時的大學文科，甚至明確強調主要是辦理工科大學。③針對所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說法，毛澤東強調：發明火、發明蒸汽機，以及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才是人類歷史上幾次最大的文化大革命。④

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這條路是必須的。從共和國70 多年的歷史中，從我們的父輩到晚輩這幾代人的生活經驗中，也會發現中國現代化正帶來各種知識需求和生產的變化，以及社會的變化。廣義的文科，包括理論導向的社會科學，也包括應用導向的如法學、管理學、新聞傳播等，變化相當顯著。有的學科差不多完全更新了，有的學科名稱沒變，但原先的知識已邊緣化，有的學科甚至變得很接近理工科了，如心理學、圖書館學和考古學。而對于剛升級為一級學科有博士授予權的“書法”，也有攻讀者承認社會“存在感”很低。⑤“百度”上如今仍能搜到電影文學劇本的詞條，但出版的這類文本消失多年了。我最后閱讀的有文學可讀性的電影劇本是《陽光燦爛的日子》。⑥如今有誰還會去寫作并出版這樣一個劇本？影視時代總體而言是拒絕文字敘事作品的。人沒變，是技術變了，更易迎合或配合普通人的視覺感官。再過十年，靈境游戲會不會取代電影？人工智能技術會不會令許多演員失業？后面會談及的“顏值”會不會因此失去意義？

相關科技發展也可能令許多文科學人失業。因為今天有大量人文社科學術成果缺乏個人學術創造甚或印記，真的算得上是產品了，只是既有信息的匯集和重組。從理論上看，以人工智能替代這類所謂的知識生產指日可待。美國就有律所用機器人替代法學院畢業生，檢索先例，查閱論文，撰寫律師建議，更完整、全面、精細、迅疾和靠譜。法學專業教育的前景因此堪憂，時下熱門的法學專業學生，此后就業可能有麻煩。關羽為何不騎赤兔，提著青龍偃月刀上陣，就因“寶馬沒有兵器靈（冰淇淋）”。⑦“ChatGPT”（一種聊天機器人程序）生成的這個段子，令我樂極生悲——打碎了我曾經的疑惑：人工智能，它能抖機靈嗎？

我先前認定只有人才能做的事，至少有些，如今人工智都能做。那么，人文社科就有麻煩了：學術對于一個學人還有什么意義？真如兩百年前項廷紀的那句名言嗎，改一個字，“不為無聊（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這主要是未來學人的問題。對我，這不是個問題。沉淀成本太高了，學術成了我的職業病，即使看穿了，也沒法放棄這個呼吸機。此外，眼下人工智能還沒走到那一步，還有時間和空間容我茍延殘喘。

而且，我還心存幻想。就算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回答問題，在我看來，真正好的學術或知識生產也首先要有好問題，以及隱含在提問背后的思路。人工智能，還不大可能自動去研究“風馬牛是否相及”，除非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許多真有意思、別有洞天或影響廣泛的問題，仍可能要有人提出，在最不成問題的地方。而眾所周知，提出什么樣的問題，比回答問題更重要。

這就給廣義的文科學人留了一條活路，也是一條正路。這要求我們能提出有創意的問題，去激發人工智能生成相關知識，而不是就某個問題匯集更多相關文獻，給出一份更細致的綜述和更準確的概括。一個文學研究者在我看來就不該提問：歷代作家是如何刻畫人物心理的？今天與一百年前相比，作家在刻畫人物的心理上有區別嗎？為什么會有這些區別？有哪些社會因素、文學思潮或社會理論／偏見的影響？即便人工智能給出一個荒唐的答案，那也可能激發文學研究者提有意思的問題，包括部分借助人工智能給出的答案，去系統研究，得到不一定正確卻可能別有洞天的回答。一位歷史研究者可能提出：《史記》與《漢書》為什么對某事或某人記錄有別，你（人工智能）認為，除作者的隨機記錄之外，還可能會有哪些因素？宮刑在《史記》中留有痕跡嗎？無論對與否，這都會便利研究者繼續研究，甚至有可能自動生成或隱含一種全新的思路。許多學術或知識都來自無意的資料勾連或學科勾連。

這就不再是停留于作為過程的研究，而真可能算得上是知識或學術生產，即便未必都有用或好用。

三

中國的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偉大的事業。不僅因為中國是大國，還因為她是地球上唯一經歷了文明變遷但不曾中斷的大國，盡管近代以來受到西方沖擊，卻通過偉大的革命，創造性地完成了從農耕到現代工商社會的變革。從古至今，中國有許多制度或“文化”相當獨特，但我們對這一切很容易“日用而不知”。另一方面，在中國現代化艱難跋涉的進程中一定會遇到各種難題，在近現代以來的中外交往中，不少人曾崇洋媚外，自我懷疑。在各時期、各領域一直都有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許多時候與對中國經驗缺乏自覺，對理論和文化缺乏自信有關。

我不認為僅僅提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能化解諸如此類的“不自信”。說到底，就全社會而言，最終得靠中國的現代化，只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才能徹底消解此類自卑情結。我如今也不指望學術研究或知識增加能改變一個人的認知，以及夾雜其中的各類利益盤算。但中國學人還是可以做點什么，拓展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和有效表達，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擴大中國人文社科的學術影響。

中國近現代劇變應當令我們明白，“日用而不知”不足以應對今天的國際交流，習以為常不等于理所當然，歷史敘述替代不了理論解說。在傳統農耕中國還行，那大致是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時代，別說圣人言了，聽聽老人言也許就足以應對一些人生難題，乃至“三年無改于父之道”都是一種美德。在一個人均預期壽命30 歲上下的農耕社會中，除了不可預測、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外，個人生活也不大可能有重大社會變化，沒法了解遠方，自然也就沒有遠方，也就很少需要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暗哿τ谖液斡性?？”能想到國家或皇權為何發生，與我何關這類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問題，那也算是吃飽飯沒事干了。社會對這類知識沒有多少需求。直到戰國后期，才有少數人明白了“亂莫大于無天子”之類的道理，但也只是個斷言，不是分析的和理論的，很難稱其為可有效傳授、交流的知識，乃至我曾愚蠢地僅從字面上理解，進而否定。甚至，至今仍可能有不少讀過些書的人不理解，有時還可能是有意不理解，卻習慣用，或是更便于用“民主”“自由”之類的概念話語，來批判這類斷言。在一個崇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年代，面向社會公眾，面對國際學術和文化交流，有許多中國經驗需要系統的理論表達。

重新理解和表達我們自己，無論是歷史中國還是今日中國，有助于我們理解他人和他國，同時便于他人理解。這種理解不是抽象的古今和中西概念、命題或理論比較，而是要把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現象放在具體時空。只有基于理解，才會有更具現代解說力的中國話語，從而改變近代以來國際學術文化思想交流的中西貿易逆差。在國際交流中，這客觀上會有意識形態功能，但不是為了制造和傳播意識形態，而是能消解西方流行的普世的意識形態。

例如，我近來察覺和猜想，歷史中國的“家”，聚居的同姓村落，并非抽象的農耕的產物。近現代之前的歐洲，也有廣大的農耕地區，卻從來沒有類似歷史中國的“家”的概念。促使血緣家族／村落出現，令高密度人口聚居成為可能，并在此基礎上早早形成農耕地區的“大一統”的關鍵因素，不只是中國農耕區的自然地理氣候條件，更重要的也許是精耕細作的農業。與同時期的歐洲農業相比，以“種子產出比”為標準，歷史中國精細農業的糧食產出要高出幾倍。⑧歐洲平原廣闊。但在14 世紀前，歐洲農耕區的種子產出比一直很低。這意味著，為收獲同樣數量的糧食，就必須耕作更多土地，為節省時間和體力，以免耗費在耕作路途上，歐洲的農耕者居住必然更分散，很難形成中國式聚居村落——想想《堂吉訶德》《呼嘯山莊》或普希金筆下的戈留欣諾村，再想想《水滸傳》開頭即提及的史家村“三四百家，都姓史”等。這不僅需要諸如教會這類組織來勾連散落田間的農戶，形成“社區”。太低的種子產出比還使得歐洲各國長時間的稅收成本太高，國王和貴族只能“封建”或稱“分權”，或最多也就是個帝國，統一治理根本不現實。如果這一點成立，或可以推斷，歷史中國“家國天下”中的“家”，有別于今天的“family”，很難說是儒家思想的創造。更可能相反，聚居的同姓農耕村落中父子、兄弟和男女這三大關系，三大難題，促使儒家不得不作出在當時條件下的最佳（無可替代）應對：“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和“男女有別”。

許多中國的或與中國相關的問題，如果中國學人不能借助現代化提供的開闊學術視野，將信息和學科勾連，作出更合理的理論分析和解釋，就可能被一些西方話語所占據，甚至被長期占據。這種現象就在我們身邊發生，有的甚至是我們的智識盲點。近年來，隨著西方有關中國的譯著增多，“中華帝國”這個概念，稀里糊涂地就在中國變得常態化了。其實，即便清末，查看清朝同外國簽訂的條約，也只有在日本人準備的《馬關條約》草案中稱中方為“大清帝國”，其他中外條約，從最早的1689 年中俄《尼布楚條約》開始，中方都自稱中國或大清國。西方歷史上，帝國都是靠軍事征伐占領撐起來的，沒有很實在、長期和統一的中央治理。而歷史中國至少自西周以來一直靠“文治”逐步整合。中原地區會同北方游牧民族打仗，但追求的是，最豪邁的也就是“不教胡馬度陰山”。不讓你進農耕地區，說白了甚至令人氣餒；也會遠程出擊，但“不破樓蘭終不還”透出的仍是“安土重遷”“回家過年”的氣息。歐美人借助其預期的（歐美各國）讀者熟悉的歷史想象和概念來敘述和定位近代中國這個多元一體的大國，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我們不清醒意識到我們有別于作者的預期讀者，不意識到我們閱讀時的寬容和理解，相反，以為帝國概念（學術上）更精準或（商業出版上）更醒目，就跟著拿中華帝國說事，那真就是“被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弄不好還會被一些國家利用。

還有個例子?；趯v史中國不可能真切了解，也更多基于歐洲歷史，當然還可能有德國學人的老毛病——他們特喜歡先造一個先驗分類，然后把世界各地的經驗橫豎都要塞進去，再勾連演繹（可以理解，這也是做學問的一種路數），韋伯用家產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來概括秦漢之后的歷史中國，⑨我們本來一笑了之就行了，一百多年前，怎么能指望一個外國人多了解中國！但在中國法學界，韋伯的一些說法，非但有一定市場，還常被用作標準來評判歷史中國“不規范”，有些對中國歷史的誤讀甚至被當成有關中國的事實。只要對中國歷史稍微多了解一點，就知道，西周以來一直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世皇帝對皇親或功臣時有封侯食邑的，也偶有賞賜。秦以后的中國，總體而言，皇家的財產和國家的財產分得相當清楚，如戶部與少府之別，也有“官山?！?，官員稱效忠皇帝，但從來稱自己吃的是朝廷的俸祿，而不是皇帝的賞錢。為了推進中國的法治，就說歷史中國從來是“人治”，屬于韋伯筆下的“卡迪司法”。然而只要稍微仔細看看韋伯心目中最理想的法治標準和原則，⑩就會發現，出土秦簡以及后世文獻都表明，秦之后的中國，一直就是韋伯最理想的法治，即科層化官僚治理，只不過歷史中國的說法是“文治”。也不是說歷史中國就沒有“人治”，在韋伯的分類中，那是魅力型統治，其實是制度創造期所要求的常態。這或者是中國人說的開國君主，其責任是開國／“大一統”（constitution），或者是諸如漢武帝這種有為君主，其追求屬于憲制重構（reconstitution）。在當今國際學術交流中，如果我們總想著把中國經驗塞進某個外國人的概念系統，塞不進去，或塞得“不圓滿”，就自慚形穢，弄不好我們這些學人就成了“二鬼子”，不能表達自我，甚至也不是被表達，而是主動自我被表達。

為什么會出這種幺蛾子呢？學術自信和自主不夠是一方面，學科界限太細太深是另一方面。在法學界，偏理論的人往往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缺乏扎實真切的了解，更在意捯飭概念和命題，做進口貿易。法史學則更關注史料的真和多，不在意抽象、概括和理論表述，交流對象也局限于法史——有別于法學——的圈內人，以為只要史料擺在那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了。也還有個學界長期分享的有關語言的迷思——不知不覺但堅定不移的本質主義，而不是語用主義的語言觀，愛琢磨“詞”，而不是琢磨詞背后的“事”。西方傳統的“natural law”，中文通譯為“自然法”，歷史中國沒這個詞，不少學人就認為這就是中國法學，隱含地，則是中國文化甚至智識上的一大缺陷。其實，就其社會功能（有別于其具體的地方性內容）而言，自然法就是中國人說的“天理”，它高于“國法”，即實證法或成文法。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提醒我，要細致且具體地了解中國，同時還要有理論抽象和思辨的能力。有這兩碗酒墊底，才可能頭不暈、眼不花，自重、自主和自信。而自信，就是清楚中國所以如此，不僅有道理，有時甚至就是別無選擇。這個道理，因此不是話術，也不是修辭，不是宣傳，而是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根據的，也有考古或文獻證據的，可以細細掰開，揉碎，仍魅力無窮。這樣的學術，才是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而不只是為表現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四

在中國現代化的視野中研究法律，前面就說了，我沒能力展望和預測，因為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變量實在太多，提不出實在、有效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應對之策。這其實是科學務實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即便如此，我仍希望自己保持足夠學術敏感，能察覺、思考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已出現或可能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看起來可能微不足道，細細追究，會發現其復雜且影響深遠。

例如，共同富裕，這個現代化追求符合民心民意，對于國家的長期安定和發展也很關鍵。但也必須看到，在現代化社會中，要有效應對這個問題，難度比在傳統農耕社會大多了。因為在農耕社會，絕大多數耕作者都憑體力從土地中獲取生活資料和財富，普通人之間的貧富差別其實不可能太大。姚明和我都當農民，他身高體壯，能挑300 斤，我只能挑100 斤，他最多也就比我富裕兩倍而已；甚至就不可能富裕兩倍，因為個子大，他一定吃得多，穿衣也更耗布。因此，回頭去看，在農耕條件下，個別例外，農村貧富差別其實不可能特別大，尤其是考慮到當時的貧富差別的參照系非?！暗胤健?，甚至有時“地主家也沒有多少余糧啊”。在電影《一九四二》中，張國立飾演的狡猾、市儈的地主，同樣躲不過重大天災和人禍（日寇入侵），逃荒路上，他目睹兒子、兒媳、老伴等親人一一死去。?

即便從理論上看，也是必然。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土地產出一定有上限。是的，地主不勞動，出租土地給農民耕作，剝削了農民。但也需注意，只要農民還愿意租地耕作，這就意味著交完租后，農民一家大致還能活下去，也沒其他更好的可能選項。一旦租地耕種也活不下去，農民就不再租地耕作，可能變成流民，甚至可能造反。換言之，地主剝削壓榨農民其實也受限于土地的產能。有理由推斷，在農耕社會，除極少數惡霸地主、大地主外，普通地主和農民的貧富差別不會特別懸殊。

因此就容易理解一百年前孫中山為什么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普遍的貧窮，?盡管孫中山說這話時可能還有其他政策和策略考量。然而，即便當時中國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遠不如歐美，但最真實迫切的問題是，如黃仁宇所言，這個差距在當時對于許多人就是生死的差距，因此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此，我們也就能理解，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為什么會專門討論“是要農民呢，還是要地主呢”。?而在20 世紀40 年代，據黃仁宇觀察，包括他本人在內，當時中國不少留學歐美回國的，算是廣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如費孝通、楊懋春等，不同程度地得出了與中共類似的判斷。?

在日益現代化的當代中國社會，情況已有很大變化。許多人的收入，尤其是在高收入群體中，主要不來自體力，有的甚至未必來自傳統意義上的手藝或創造性智力勞動。其他因素暫不考慮，相貌、身材、歌喉，包括先前社會一般很看不上的“耍貧嘴”，如今稱“脫口秀”，都可能成為收入的重要來源。就此而言，今天許多人去整容和健身，已不能僅視為消費，而可以視為個人投資。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理論上沒理由質疑這種所謂“靠顏值吃飯”——其實主要是“顏值加分”，盡管有時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天賦，不是“勞動”，無論體力還是智力。但專業運動員，尤其是明星運動員，也都有甚至必須有天賦?？茖W家、企業家、學者乃至技術工人，換言之，每一行當的精英，不同程度地都有某些天賦，并非主要靠吃苦、勤奮或運氣，甚至與受教育程度也未必正相關。這意味著，在現代化條件下，個人天賦，即個體之間體力以外的其他各類自然稟賦的微小差異，對于個人經濟生活的影響，可能要比在主要依賴體力勞動的前現代社會，無論是農耕、游牧、漁獵還是采集社會更顯著。

大國的地理、地形、氣候差異注定各地發展不可能齊頭并進。當代中國人評判貧富差別的社會參照系大大有別于兩代之前，不再是隔壁鄰居或附近某村、某單位?！叭吮热?，氣死人”，餓不到，但更可能催生“躺平”。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共同富裕問題在語詞上是個老問題，實際卻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治理難題。這一點其實已很明顯，歷史上農耕中國最富庶的地區是關中、長江中下游或成都平原，而近現代，無論是歐美各國，還是當今中國，最繁榮的都是沿海都市及其周邊地區。

人文社科學者對諸如此類的難題，尤其是對其新特點和細節必須更敏感，要能感同身受，分析則要更細致，更少本本主義，無論是傳統中國的理想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還是來自外國學者的相關思辨，諸如羅爾斯的正義論或是諾齊克、桑德爾對其的批評。?即便對種種通用的統計指標，諸如基尼系數，也必須考察相關的社會語境。重新界定共同富裕是難免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長河中，什么是我們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可能接受（有別于“喜歡”）的有感召力的共同富裕？該如何與時俱進，重新凝聚社會共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做到哪一步。累進所得稅制很合理，世界各國通行，只是這意味著高收入群體納稅更多。這肯定會引發避稅和逃稅的問題，但不僅是這些問題。

更細致地，我們會發現，如果針對高顏值明星的超高收入稅率更高，在特定意義上，這可以說是一種“顏值稅”。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么對科學家、工程師和實業家以及人文社科學者和相關從業者的超高收入征稅則可以視為另一類型的“智商稅”。這里沒什么對不對的問題，但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這會影響中國科技文化發展嗎？會影響人才移民嗎？或是有多少人會通過離婚，或在外國訴訟申請財產保護，來轉移資產？

我的有限閱讀、想象力和分析能力也只能夠到這里。然而，僅此也會發現，這真的不只有關理解，重要的是應對。這不是個理論分析的問題了，這涉及社會治理的公共政策法律制度問題，甚至涉及國際間的競爭。有能力提出具體應對的實踐導向的人文社科學者，可以也應當進入國家相關機關，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更多人文社科學者也應立足專業以及相關學科的知識，察知、分析這類現實難題。至于我自己，由于涉及我根本無力有效分析和精準判斷的領域，只能知難而退。這不丟人。有些事，若僅有關自己，可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若有關社會和他人，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也許更好。不因為自己有個什么學位，身在某個高校，有個什么頭銜，就情不自禁，義正詞嚴，甚至大義凜然起來。說話容易，做事很難，做成事更難?，F代化社會的勞動分工遠優于任何個體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發展很快，許多專業知識和技能折舊很快，折舊率也很高，有時甚至會直接報廢。

不管是否喜歡，有無能力，這類很難一一縷析，說服相關利害人的中國現代化中的問題，或遲或早，或多或少，都會以某種方式進入我們的視野，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我們的學術和知識生產，甚至生產體制的一部分。

注釋：

①《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

②毛澤東：《給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1 年1 月31 日），載《毛澤東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頁。

③“文科不改造不得了……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在毛澤東看來，理工科情況不同，后者有實習工廠和實驗室。毛澤東：《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1965年12月21 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第492—493 頁?！按髮W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泵珴蓶|：《關于大學教育改革的一段談話》（1968 年7 月12 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505頁。

④“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指“文革”——引者注）”。毛澤東：《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68年8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26頁。

⑤“2022 年9 月13 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管理辦法》新版目錄，將‘美術與書法’正式列為一級學科……”上觀新聞網站，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31812.html。

⑥姜文等：《誕生：一部電影的誕生》，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年版。與劇本同名的電影是此前10年完成的。

⑦這個段子針對的是：在2023年上海車展上，寶馬展臺現場派發免費的冰激凌，有兩位中國女孩過來想領冰淇淋，工作人員說沒了；但外國訪客來領時，他們不但領到了冰淇淋，工作人員還貼心地教他們如何食用。

⑧秦朝時，中國農業“種子產出比”就大致是1：12，見梁永勉：《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 年版，第61 頁。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45—46 頁。而歐洲農業一直是耕牧并重，盡管“在11 世紀期間，農業發展有幾次變革……谷類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加……法國加洛林時代（公元8—9 世紀——引者注）的小麥產量不超過2 或2.5 比1，而在1200 年至1400 年的兩個世紀里，溫徹斯特主教土地上的平均產量高達4 比1”。M.M.Postan (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1,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25。歐洲農業從8 世紀的查理曼時代到公元13 世紀，產量翻了一番。先前農家播種一蒲式耳僅可收獲兩蒲式耳；到12 世紀，四蒲式耳的產量更常見。Judith M.Bennett,Medieval Europe,A Short History,McGraw-Hill,2011,p.141。

⑨韋伯：《經濟與社會》，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5頁，第1191—1195頁；韋伯：《中國的宗教 宗教與世界》，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頁。

⑩韋伯：《經濟與社會》，第323—327頁。

?此類印記很多，例如在威虎山，座山雕為自己擺六十大壽的“百雞宴”，有人“從早晨就沒吃飯，留著肚子，等著晚上的百雞大宴”。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頁。

?“中國人大家都是窮，并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的貧。中國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中國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相比，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睂O中山：《三民主義》（1924 年1 月—8 月），載《孫中山全集》第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1—282頁。

?黃仁宇：《黃河青山》，張逸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91頁。

?“在這個問題上，要地主，就忘記了農民；要農民，可以不完全忘記了地主。要農民不忘記地主比較容易，要地主不忘記農民就比較困難?！泵珴蓶|：《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載《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頁。

?費孝通認為，如果可耕地面積不夠，必須在地主和農民之間做選擇，只能選擇后者，犧牲前者；楊懋春認為要重新分配農地，然而即使農地私有，也不可能不訴諸暴力。黃仁宇：《黃河青山》，第298頁。楊懋春：《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張雄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4 頁；Martin M.C.Yang（楊懋春），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East-West Center Press,University of Hawaii,1970,pp.1-2。

?《禮記·禮運》。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Basic Books,1974;Michael J.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Michael J.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