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結合”視域下文明、革命與道路的內生性邏輯*

■張 城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危難之際，與這個民族及其文明傳統血肉相連，是民族命運之“擔道者”，與生俱來有著鮮明的中華文明特質。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發展中國道路，“兩個結合”是必由之路。在中國近代以來獨特的社會政治語境中，文明、革命、道路有一種內生性的邏輯關系，中國革命激活中華文明并使其煥發出強大生命力，中國道路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給予中國革命以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中華文明賦予中國道路以深厚底蘊。只有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道理，才能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人類文明之更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雹?944年7 月14 日，在延安訪問的英國記者斯坦因曾向毛澤東提出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對此，毛澤東直言不諱：“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覀冃欧铖R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②記者的提問可能不明就里，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截然二分對立起來。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但共產黨前面的“中國”二字卻是其植根之母體。③毛澤東的回答確是擲地有聲，以親子關系之形象譬喻和實際先于理論之鮮明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淵源與民族根性，深刻闡釋了革命與文明的內生性邏輯關系。

中國共產黨是近代以來歷次中國革命斗爭的忠實繼承者和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的堅強領導者，革命黨始終是其鮮明的身份意識。中國革命雖深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但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中國革命的發生發展有其民族內部的歷史脈動和規律性。④“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所闡發的真理，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完全把這個真理證明了?！雹葜袊伯a黨誕生于中華民族危難之際，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共產黨人從中國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與文明傳統血肉相連，偉大的中華文明滋養沁潤著生于斯長于斯的每一位共產黨人。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順天應人產生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既非‘外來的’，也不是幾個人憑空制造出來的。它的所以發生，所以發展，所以沒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要求有這樣一個政黨”。⑥中國共產黨之誕生順天應人，是時也勢也，承繼了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生俱來有著鮮明的中華文明特質，是內生性演化之結晶，是為了徹底解決近代以來文明蒙塵、國家蒙辱、人民蒙難之中國問題，是民族命運之“擔道者”，始終致力于人民解放、民族獨立與文明復興。胡喬木晚年曾深有感觸地談到文化與革命的內在關系：“中國文化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雹咧袊锩m是世界革命之重要一環，但其首要目標是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和中華文明的重煥榮光。惟有在此基礎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才能真正有機統一，進而達至世界大同。由此可見，在中國近代以來獨特的社會政治語境中，革命、道路與文明并非互不相關甚至截然對立，而是有著深切的內生性邏輯關系。中國革命激活中華文明并使其煥發出強大生命力，中國道路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給予中國革命以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并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國大地，中華文明賦予中國道路以深厚文明底蘊。中國革命、中國道路是中華文明再造之前提，中華文明是中國革命、中國道路植根之母體。

一、中華文明的革命傳統

《憲法》序言開宗明義：“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遍_篇序言的歷史敘事即把新中國置身于中華文明歷史傳統之中，闡述文明與革命的內生性邏輯：中國歷史悠久，文明燦爛光輝，革命傳統內蘊其中源遠流長，歷史-文明-革命的敘事邏輯由此清晰呈現出來，貫穿其中的歷史主體則是中國人民。這段序言是1982 年修改憲法時重新寫入的，有其深思熟慮，亦有其經典出處，即源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言：“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雹噙@篇雄文力圖闡述之主旨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即領導權問題⑨，作者把其置于數千年歷史文明脈絡之中，由此反映了毛澤東思考中國革命問題的政治遠見和宏大氣象。

近代中國從太平天國運動始，直至義和團運動，各種運動風起云涌，但一般是以“造反”“起義”或“光復”等名義相號召，很少以“革命”為旗幟。自孫中山沿用日人革命黨之說以自喻起⑩，“革命”二字從此不脛而走，風靡華夏。之所以如此快速地為國人所接受，其因在于“革命”一詞實屬古已有之，于中華文明經史典籍中淵源有自?！兑捉洝じ镓浴ゅ柁o》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备锩诺浔玖x即是天命轉移，王朝更化。正如有學者言：從詞源上考察，“革命”由“革”和“命”兩個漢字組成，依據許慎的解釋，古文“革”字上為“廿”，下為“十”，其含義是“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種周期性更替?！懊钡囊馑紴榫飨铝?，以形成某種秩序。又據《禮記·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這樣“命”亦用于表示某種上天給予的秩序。所謂天命和性命都從天所賦予的這一層含義中引出。故“命”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和英文“order”相當?！案铩迸c“命”兩個字的連用，是表達某種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變化。?就一般意義而言，尤其諸如法國大革命之類暴力革命給人造成的固有印象，似乎革命與血雨腥風的暴力活動密不可分。中國古典這種天命轉移之革命的確時常伴隨著暴力，但中華文明從不推崇暴力，更不主張以暴制暴?！白又^《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保ā墩撜Z·八佾》）在孔子看來，堯舜以禪讓實現權力之和平交替實屬盡善盡美，是三代之理想，而武王以征伐實現天命轉移雖是時勢使然、歷史之道，然畢竟有暴力之面向，故夫子未能許之盡善?！安皇葰⑷苏吣芤恢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施行仁政比之于暴力嗜殺更能征服民心而“王天下”，故在應答齊宣王的齊桓晉文之問時，孟子坦誠直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對于《尚書·武成》“血流漂杵”之記載，孟子并不認同，在他看來，“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孟子并非真的迂遠而闊于事情，這正體現了孟子鮮明的革命正義觀。暴力本身并沒有正當性，如果說暴力革命是歷史進步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那其背后必須有指向順天意應人心之德性目的，這樣革命才具有正當性。?自殷周之變以來，在上之統治者逐漸有了人文主義之覺醒，深刻意識到“天命靡?！保ā对娊洝ご笱拧の耐酢罚?，“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天子受之于天命而居天子之位的正當性，必須“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與“民”是天命所歸之核心指向，而天命轉移之革命則是失德于天、失信于民?；璞┲m竊居天子之位而無應有之德，“德不配位”，民心盡失，由此天命轉移之革命才并非一般意義上易姓改號的政權更迭，而是具有了古典德性之正當性?！睹献印ち夯萃跸隆吩d：“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唬骸紡s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敝祆鋵Υ俗髁巳缦伦⒔猓骸啊稌吩唬骸毞蚣q’。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彼麖娬{的仍是民心即天道。桀紂雖竊居天子之位，然而德不配位，天命已失，實屬獨夫民賊，湯武放伐則是替天行道，回歸天命之常道，而非以暴易暴、犯上作亂之弒君篡奪。管仲曾對齊桓公言道：“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保ā豆茏印ぶ锌铩罚涓锩翘嫣煨械?，順應民心，重定禹湯之功，回歸三代之道。由此可見，革命所致之天命轉移，不是簡單的異姓改號、王朝更迭，并非“肉食者謀之”，而是有著強烈的古典政治之德性目的，是復歸三代以來天地之常道，各正性命，各歸其位，重塑天下之秩序。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三代之所以成為士人君子的“理想國”，就在于樹立起古典政治的德性正義秩序。而革命始終能保持對現實政治之威懾，如在上者荒淫無道，天命就會轉移，革命則可隨時隨地揭竿而起，糾偏校正使其復歸常道。革命看似王朝顛覆造成歷史斷裂，實則有其德性仁義之指引，是對常道之堅守?！耙笠蛴谙亩Y，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孔子并非預言家，而是深知歷史損益之常道，歷史進程雖變化無窮，但又萬變不離其宗，損益之中有常道，所以百世可知者常道也，而非歷史變化之具體實際與細微末節。革命即蘊含于歷史損益之中，體現了繼承與變革的有機統一?！叭詾槿牡览?，正是革命原理的體現，或者說，三代之所以成為理想，正是為了確立革命的原理?！锩墙浻蓳p益而實現的主體的歷史貫通，而不是另一種歷史的開端?！?因此，無論是孫中山起初有意以經史典籍為人心基礎沿用“革命”一詞，還是毛澤東極富遠見卓識把中國革命置于偉大的民族歷史文明傳統之中，皆有其深謀遠慮，力圖貫通革命與文明，賦予中國革命以歷史縱深與文明底蘊，讓革命具有古典之常道、德性之正義。

二、中國革命的文明自覺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有自信豪邁之言：“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中國革命不僅未曾使中華文明斷流干涸，反以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激活其生命力，使其得以復興再造，并煥發出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中國革命植根于中華大地，吸吮著五千年文明之養分，有一種深刻的文明自覺。

為尋求反清革命之正當性，早期革命者即試圖從歷史傳統中找尋資源。章太炎直言不諱：“辛亥革命排滿，就是由歷史來的，不是由學理來的?！?他認為革命自有淵源于悠久歷史文明之傳統?！拔崴^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力圖以革命方式獲取政權，回歸天地之常道，恢復天下本有之秩序。歷史學家周予同1929 年就曾指出：“中國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于全部民眾之事實的需求，而由于少數青年之情感的冒險；而指導這少數青年從事革命之學術思想，則又不是出發于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的理論，而是出發于中國固有的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浙東史學派的學術?！?鄒容更是直接區分了兩種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肆，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波拿里，為國民增禍亂。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為建設而破壞，為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為國民增幸福?！?野蠻之革命破舊而不立新，純粹的暴力缺乏正當性，而文明之革命則是破舊立新，暴力背后有其革命正義之指向，這是文明革命的初步自覺。面對蘇俄革命之勝利，李大釗直呼：“吾人對于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伴隨對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觀察思考之深入，他把文明與革命深相結合起來，充分運用歷史文化資源構建革命理論，提出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相統一的社會理想，力圖構建“第三新文明”?，由此中國革命的文明意蘊已彰明較著。1920 年春，就在青年毛澤東深受蘇俄革命影響之際，其心中已萌發出文明自覺之意識?！笆澜缥拿鞣謻|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十月革命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雖屬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空范疇，但有其鮮明的民族特點和文化傳統。中國歷史悠久，的確精華與糟粕并存，現代中國革命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際，以反對舊傳統舊道德舊倫理相號召，陳獨秀即把倫理覺悟視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其領導下之革命從不主張割斷歷史，而是“尊重自己的歷史”，有著深刻的歷史文明自覺，十分注意汲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偉大歷史傳統中的積極養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進中華文明現代化。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文件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歐洲模式和蘇俄模式不同，中國共產黨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具有無產階級一般意義上的階級先進性，如“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等，但同時自覺認為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共產黨人與中華民族血肉相連，是民族文化思想道德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具有德性先進性，如注重道德修養，提倡自我批評，提倡艱苦奮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強調“全心全意”，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等，這些都具有鮮明的中華文明特質。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從文明傳統中汲取資源，涵養德性，老一輩革命家在中華傳統文化修養方面普遍工夫較深，尤其毛澤東的“老三篇”（《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就是這方面的杰作。由此可見，中國革命有一種深刻的文明自覺，中國共產黨這種深刻的文明主體性與文明自覺意識，可以說把中國革命從嚴重脫離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教條主義危機中拯救出來，使革命深深扎根于文明沃土之中，具有內生性文明特質，由此才能把真理本土化，才能具有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進而深入人心，“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重塑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實現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超大規模的民族革命動員。

1944 年，美國記者福爾曼赴延安等地進行采訪，通過近半年的觀察思考，他得出一個鮮明的結論：“共產黨員極端注重他們的文化”，認為這或許就是中國共產黨能把自己的根深深植于最廣大民眾之中的謎底之一。歷史學者杜贊奇對延安時期革命與文明的這種內在關系作了深入闡釋：“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中共與國民黨形成聯合統一戰線，需要團結大量民眾為民族事業而奮斗之時，似乎更傾向從內部看社會本身……傾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觀，而馬克思主義在史學領域中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這也是中共試圖從民俗和大眾文化中尋根的時期?！?與毛澤東有過多次深入思想交鋒的梁漱溟，其一生始終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宗旨，面對中共革命之成功，其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力圖從中國歷史文化的視角理解其成功之道。在他看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有形的好條件”，即其階級基礎——中國產業工人力量甚為薄弱，卻通過革命斗爭鍛造出“無形的好條件”，即舍生忘死的無產階級精神?！盁o產階級精神視我傳統習俗為高，學他則精神向上提振，同時它又和我固有精神初不相遠，中國人很容易學得來，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之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實與此有莫大關系?！?這種無產階級精神“正是中國人所早成為好尚的東西——仁與義”。中國共產黨以無產階級精神之名義相號召，“對于中國人確還是投其所好”。?“世界唯獨中國有些大量非無產階級的人被改造得無產階級化，則是有老中國社會為其根柢，并非一時間偶然奇遇?！?在梁漱溟看來，中共革命是以人的無產階級化為基礎，把中國文化中的仁義傳統與無產階級精神進行互融，由此從學理上貫通了革命與文明的內生性關系。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中共革命亦有深入思考，深刻闡述了革命與文明的內生性關系：“現在的中國雖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實際上與一個漫長而榮耀的傳統聯系在一起，這種傳統在共產主義實驗開始之前那一讓人悲哀的世紀（1840—1949 年）受到了重創?！痹谒磥?，一方面，中國革命激活了偉大的中華文明，“通過這場震驚世界的革命，她重新發現了其原有的作為一個偉大文明的榮譽和尊嚴”?！霸诜浅６痰臅r間里，這一活著的最古老的文明就變成了所有欠發達國家中最年輕、最活躍的力量?！绷硪环矫?，中華文明又給予中國革命以豐厚營養，中國革命“所有這些仰賴的都是中國生活和中國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沒有這些東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能夠依賴其歷史悠久文明的最長久、最堅固的特征”。?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前進方向：“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政治革命、經濟革命之后還有一場文化革命，其目的是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有一個文明中國的理想。在新中國誕生之際，毛澤東作了令人心潮澎湃的憧憬：“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中華民族是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創造了綿延五千多年的燦爛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可謂同位語，只有中華文明得以復興，中華民族才能由此獲得文明主體性、精神獨立性，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東方。在毛澤東看來，那些一向以文明自詡的帝國主義者，卻橫行霸道，肆意欺壓剝削侵占他國，他們不但配不上文明的稱號，而且簡直就與野蠻無異。與此截然不同的是，中國革命始終秉持古典文明的道義性，有強烈的文明自覺意識，毛澤東經常引用孟子的“春秋無義戰”來說明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而文明國家是不能隨意欺壓侵占他國的?！暗蹏髁x占領我們中國，這就很野蠻。我們中國過去、現在都沒有占領別的國家，將來也不會去占領美國、英國作殖民地，所以我們始終是文明國家?！?文明中國是先鋒隊的歷史使命，繼承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中國共產黨可謂文明型政黨，其領導之中國革命則是文明型革命，中國革命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覺，始終致力于貫通文明與革命，致力于實現文明國家的奮斗目標，致力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三、中國道路的文明底蘊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中國道路之開辟并非偶然，而是由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只有立足于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明內涵與獨特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5000 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中國道路之所以不同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歐洲道路和蘇俄道路，關鍵即在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兩個結合”，賦予中國道路以革命之現實性和文明之主體性。

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就明確提出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注重從歷史文明中汲取養分，這可謂黨的第一次文明自覺。在戰爭環境之下，歷史賦予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新中國成立后，迫于嚴峻的內外形勢，如何使新生的人民政權站住、站穩則是首要任務，在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方面，雖也作了一些努力與嘗試，但做得還不夠充分，不夠徹底。改革開放后，我們始終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注重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資源，但時代賦予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帶領人民致富奔小康。胡喬木曾言：“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有計劃地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但沒有完成。我們不能責備前人，因為那時沒有這樣的條件。全國解放后，雖然有了條件，但很可惜，應該做的努力做得很差。沒有集中很大的力量來做深入的探討工作，這有待于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確，中國道路一路走來，雖然每個階段對中華文明都有一定的理論自覺，但有其時代賦予的中心任務，這亦是如中國這樣的后發現代性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亨廷頓即認為：“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后期階段，現代化以兩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復興。在社會層面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只有國力逐漸走向強大，文化自卑才會散去，認祖歸宗的意愿才會凸顯，人們才會重新認識固有文明之價值，進而增強文化認同感與民族自豪感，產生文化自信。中國道路的歷史發展確亦如此，隨著在實踐中充分證明這條道路的正確性，文化自信隨之而來。一方面，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為文化自信提供了雄厚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文明的基因密碼內蘊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為中國道路的成功開拓與不斷推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軟實力?！爸袊呱线@條道路，跟中國文化密不可分。我們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內在的基因密碼就在這里，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基因?！薄皬娬{‘兩個結合’，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創性的?！?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加速推進，“西強東弱”之現實短期內雖不可能有多大改變，但“東升西降”之歷史潮流是大勢所趨，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的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決心和信心所在。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承擔的角色日益重要，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但如把中國的發展復興僅僅視為又一個如美國霸權主義之類民族國家的崛起，那則是對于文明中國的誤解誤讀，亦會于世界范圍內引起新的恐懼與不安。作為中華文明標志性符號的萬里長城就是和平的象征，中華文明歷來主張和而不同，和平性是其突出特性，中國道路植根于中華文明沃土，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蘊，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始終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絕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身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爸腥A文明傳承的是和平和睦和諧的理念，中國沒有對外侵略擴張的基因……新中國成立70 多年來，中國沒有主動挑起過任何一場戰爭和沖突，沒有侵占過別國一寸土地，是唯一將和平發展寫入憲法和執政黨黨章、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大國?！?西方很多思想家亦是從和平觀念來看待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如美國歷史學家馬茲利什在《文明及其內涵》中即認為，“就西方人而言，經濟上的貪婪、傳教的渴望和科學求知的探索熱情持續推動著他們跨越邊界”，“將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散播出去”，“中國是一個大陸文明，除了控制一些朝貢國，它認為沒有必要向外擴展自身勢力和傳播自身的價值觀念”，“從未想過‘入侵’世界上其他地區”。?在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即唯我獨尊的文明觀，有一種所謂“普世價值”的自負情結，始終有傳教殖民的內在沖動，甚至不惜以戰爭等野蠻征服方式傳播所謂文明。中國人的意識深處則始終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觀，從來沒有傳教的想法，如《禮記·曲禮上》所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孔穎達對之注疏曰：“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币员┝φ鞣ミM而殖民掠奪，則更是聞所未聞，正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在美國政治學者基辛格看來，與歐洲文明的傳教殖民本性迥然不同，在歐洲探險時代尚未開始之時，中國人鄭和的船隊已下西洋，不過，中華文明歷史上既不侵略，亦不傳教：“在宋朝（公元960—1279 年），中國的航海技術即居世界之首，其艦隊本可以將中國帶入一個探險和征服的時代。然而，中國沒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對大海另一邊的諸國并無探知的興趣。中國也沒有提出過跋涉重洋向未開化之地推行儒家學說或佛教的理論?！?中華文明始終主張以德服人、以文化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因此，只有從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角度才能更好地認識中國道路的深厚文明底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他深刻闡述了中國道路的文明自信：“中華民族對全人類要有更大的貢獻。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現在還在往前探源，我相信，我們的文明史更悠久。傳到現在，要繼續往下傳?！?因此，今天我們要更好地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道路形象，就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

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中國道路，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中國的發展有自身的邏輯和規律”，“中國的發展壯大有內生邏輯”。?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以其政治遠見寫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賦予中國革命深遠的歷史縱深和深厚的文明底蘊。時間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更有責任賡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獨樹一幟的文明傳統，傳承好民族血脈之中的文化基因，寫好新時代“中國道路和中國共產黨”這篇大文章，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主動、更加強大的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理論創新必須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于割斷了魂脈和根脈”。?由此明確指出“兩個老祖宗”，是中華民族實現獨立自主的精神之源。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文明成為現代的，為中國道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重塑新的文化主體性，更好地筑牢中國道路的文化根基。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踏平坎坷成大道”，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其中之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兩個結合”，賦予中國共產黨文明型政黨之底色，筑牢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之文明主體性。正如有學者言：“唯有自覺地立足于中國歷史文明的連續統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時代挺拔中國文明的主體性?！?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學習西方，向西方尋找真理，實屬客觀之歷史進程。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西方并非真理本身，更不能壟斷真理，如今天仍把西方視為真理本身，要么是執迷不悟，要么則是別有用心，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性決定我們并不拒絕世界上的任何文明，但必須把學習的過程變成中華文明主體性重塑之過程，由此無論是中國革命還是中國道路才有深厚的文明底蘊。在中國近代以來獨特的社會政治語境中，文明、革命、道路有一種內生性的邏輯關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其深刻的內在道理。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才能更深入把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才能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源頭活水，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人類文明之更新。

注釋：

①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毛澤東：《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載《毛澤東文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1頁。

③劉少奇曾言：“我們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每個黨員都是從中國社會中來的，并且今天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眲⑸倨妫骸墩摴伯a黨員的修養》，載《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頁。

④“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泵珴蓶|：《矛盾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頁。

⑤《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8頁。

⑥《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為中共二十二周年紀念而作》（1943年7月1日《解放日報》社論），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第372頁。

⑦胡喬木：《黨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理論問題》，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231頁。

⑧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3頁。

⑨“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泵珴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0頁。

⑩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介紹“革命”二字之由來：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詞。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偫碚Z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后即稱革命黨可也?！薄叭杖顺踝g英文Revolution 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譯名既定，于是關于政治上或社會上之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瘪T自由：《革命逸史》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年版，第9 頁。孫中山晚年還曾對人談起自己革命思想淵源于中華文明之道統：“我們中國有一個立國的精神，有一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千年來歷圣相傳的正統思想，這個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義，就是從這個道統遺傳下來的。我現在就是要繼承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就是繼續發揚我們中華民族歷代祖宗遺傳下來的正統精神?！笔Y介石：《中國魂》（1934 年7 月16 日在廬山軍官團總理紀念周講演），轉引自李侃：《孫中山與傳統儒學》，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5期。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當代思想形成的歷史結構》，載潘公凱（主編）：《自覺與中國現代性的探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1頁。

?對于革命中出現的這種暴力性，有學者指出：“唯有摧折掃蕩一切阻礙的革命，方能實現上述目標。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勢，其中亦有暴力、殺戮和黑暗，有無辜者的鮮血和死亡，這是歷史的現實。但歷史從來不是可以用簡單的道德判斷便能加以通約解釋的。即便在‘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也有類似伯夷、叔齊這樣的無辜者死去。這是最正義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對于革命中無辜受難者最好的紀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義，恰恰在于認同并捍衛革命的成果，讓他們的死不至歸于空虛?！卑卒摰龋骸吨袊缆放c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

?張志強等：《人民共和國的文明內涵》，載《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第36頁。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6頁。

?章太炎：《歷史的價值》，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頁。

?姜義華、朱維錚（編）：《章太炎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頁。

?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頁。

?鄒容：《革命軍》，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665頁。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載《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頁。

?“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崩畲筢摚骸稏|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載《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

?毛澤東：《致周世釗信》，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 年6 月—1920 年11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頁。

?同注⑤。

?［美］杜贊奇：《歷史意識與國族認同：杜贊奇讀本》，李盼盼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93頁。

?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梁漱溟全集》第4 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340頁。

?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05頁。

?同注?，第309頁。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肖昶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212—215頁。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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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61頁。

?毛澤東：《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團的談話》，載《毛澤東文集》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2頁。

?本書編寫組：《閩山閩水物華新——習近平福建足跡》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4頁。

?張曉松等：《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紀實》，載《人民日報》2023年6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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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澤：《“就是要理直氣壯、很自豪地去做這件事”》，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9日，第1版。

?習近平：《匯聚兩國人民力量推進中美友好事業——在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2023年11月15日，舊金山）》，載《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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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原道》，載曾國藩（編纂）：《經史百家雜鈔》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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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求是網，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7/15/c_1128830256.htm，訪問時問：2023年9月1日。

?杜尚澤：《“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載《人民日報》2023年6月5日，第1版。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載《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7日，第1版。

?《不斷深化對黨的理論創新的規律性認識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取得更為豐碩的理論創新成果》，載《人民日報》2023年7月2日，第1版。

?甘陽：《通三統》，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