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與有效”“理念與組織”“秩序與繁榮”：政治學整體框架的嘗試

■王正緒

在我們政治學這個領域，我們的話語語言體系、知識、概念、理論體系，乃至我們所使用的教材和很多學者所做的研究——也就是所謂的現代政治學——都還是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美和西方的政治學界生產的這些知識、概念、理論體系里面進行的。這個體系里的好東西很多，比方說它是實證主義的，它的研究方法、研究設計等很多方面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但是它在概念體系、理念體系上是非常狹隘的。

這個框架把政治和政治學的問題簡單定義成“民主”的問題，所有的研究也都是圍繞民主來進行的。要么你研究問題的因變量是“民主”——民主是什么，什么東西會帶來民主（所謂民主化的研究），什么條件會促成民主的鞏固，什么原因會帶來民主的崩潰；要么你研究問題的自變量是“民主”——民主會不會帶來經濟增長，會不會帶來政府廉潔，會不會實現參與。①這里面最大的問題，第一就是民主的定義被簡單化成多黨競選，所以如果沒有多黨選舉的體制，就絕對是所謂的獨裁政體、專制主義或威權主義；第二就是民主的價值化，或者把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武器，所以如果不是“民主”，不符合多黨選舉的民主定義的國家，就是一個錯誤的或者邪惡的國家。

我們怎么嘗試突破這個十分簡單的、意識形態化的框架或理論體系呢？我的出發點是，如果只講民主，會有什么問題？民主本身是個好東西，但是民主并不是全部。民主包括的價值觀和理念有公民權利、人民主權、代表性、透明政府、權力的制約等。這些是好東西，這也是中國的政治實踐所認可和努力實現的東西。但是，還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政治價值，是民主所不包括的。比如，民主不講國家能力，不講國家統一，不講社會經濟發展，不講國家責任，不講國家-社會合作。西方民主的話語里也沒有符合中國政黨特征的政黨理論。

政治學近年來發展的一個趨勢，當然是實證化或科學化。那么，政治學研究應該提什么問題，或者說我們的問題意識應該是什么樣的呢？我原來在復旦大學的同事唐世平提出的，可以說是一個純實證主義的框架，就是把政治學（或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的客體總結為三大類，即理念、行為、后果。從實證主義的立場上看，這是對的，因為理念可以研究，可以測量。你也可以考察理念怎么影響行動，兩者怎么互動，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但是，這個框架沒有包含規范性這一層。行動、理念、后果的對錯或者好壞怎么判斷？我認為，我們要把這個規范性的問題帶進來。最終的規范性問題應該是，政治實踐的目標是什么？當我們問到政治實踐的目標時，就把政治學研究的問題，從個人層面或者從行動者的層面提到體系層面了。一個政治共同體，或者人類的政治實踐，到底應該實現什么樣的目標？而目標肯定不僅是一個目標，而是一個目標體系，這個體系里面的很多部分怎么平衡，怎么取舍，這些都是規范性的問題。

政治實踐中很多工作還是先要解決規范性的問題，然后才是實證性的問題。也就是說，要先明確我們人類或者我們這個共同體的國家治理、社會發展的目標是什么，然后才有我們如何來實現這樣的目標的問題，即設計規則、政策，影響人的行動或者機構的行動。一個共同體的目標是什么？到底我們能不能測量？怎么判斷是不是真實的目標？中國共產黨是“天下為公”的黨，怎么來判斷她是不是在實踐“天下為公”？一是要確定目標，二是要搞清楚怎么測量，怎么操作。

我提出一個框架，就是用秩序與繁榮作為政治實踐最基本的目標，也是終極目標。首先是秩序。我們不要小看秩序。為什么亨廷頓最重要的著作還是《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國似乎“承平”有點久了，過去四十多年，社會安定，各方面發展都挺不錯，所以我們容易忘了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是多么容易就失去秩序?？纯唇裉斓氖澜?，有哈馬斯和以色列的沖突，非洲等許多地方有多少國家還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秩序也不是和自由相反的——實現了基本的秩序，就是實現了很多自由。實現了秩序，就實現了免于戰亂的自由，免于匪盜和暴力的自由，免于災荒的自由，這些都是秩序帶來的。其次，秩序之后是高級的目標，我叫它“繁榮”，就是天下太平之后，怎么樣讓人民幸?！，F代化也就是這個問題——人民生活水平怎么提高，國家經濟水平怎么提高，等等。

當我們講清楚政治實踐的目標之后，政治實踐的過程就變成行動者和制度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行動者在制度中互動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很多具體的研究可以分解為哪些制度是能夠帶來秩序的，哪些制度是能夠帶來繁榮的，等等。

這就是什么是好的制度或制度體系的問題。西方的理論說，只要是民主的就是好的——多黨選舉就是好的，否則就是錯的。但是，它回答不了有了民主但是很低效怎么辦。就像菲律賓、孟加拉國以及烏克蘭，它們有了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體制，但是很低效怎么辦？因此，我提出一個新的框架，即一個好的政府體系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正當性，一個是有效性，必須兩樣都有才是一個好的制度體系。西方的學說就是把正當性定義成民主，只要是多黨選舉的就是正當的，這就把民主的概念轉化或偷換成多黨選舉的概念。

實際上，我認為正當性是個規范性的定義。權力是為共同體利益服務的，代表共同體利益和理想的權力，就是正當的權力。首先，權力是必須要有的，而且權力必須是正當的。要從理念上要求權力為共同體利益服務，這樣的權力就是正當的權力。第二是有效性。有效性就是國家能力，涉及政治制度體系怎么有效解決決策執行等問題。此外，還要能夠再生產權力的正當性。王紹光等人提出的所謂“濡化能力”跟這個正當性的再生產有一定的關系。②

我提出的第三個框架，叫理念和體制。在西方體系里，你只要不是兩個黨或多個黨競選的體制，你的體制就是錯的。但在我們的體制里，學者提出“公道政府”、國家能力等等，我們怎么放到這個框架里面呢？我們的政治實踐中有這些基本的原則，比方說大家都要求“天下為公”，有人稱之為“政道”，我把它叫理念性的制度。怎么把這樣的理念放進政治學的理論框架呢？

我認為一共有四個層次的制度。制度并不只是說你是兩個黨、多黨，還是一個黨，你是選舉還是協商，最重要的制度是理念性的制度。它表明共同體的基礎性的政治和道德價值，是共同體的政治道德、政治理想，我稱之為“道統”，這是第一層次的制度，也就是共同體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里面，我們的道德基礎、道統就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共和國。

第二層次的制度是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則。比方說，鄧小平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里面包含很多國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美國也同樣有這樣的基本政治原則體系。比如說，美國關于是否允許墮胎、大學招生要不要照顧少數族群的爭論，就是關于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原則的爭論。這些原則和美國是兩個黨的體制還是三個黨的體制是沒有關系的，只是各方行動者通過政黨、議會、報刊等機制，進行政治博弈，或采取政治行動。

第三個層次的制度，才是體制——你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議會制度；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它是兩黨競爭執政的制度；法院怎么組織，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關系是什么樣的。

第四個層次的制度就更加具體。我稱之為“制度性技術”。比如，中國的身份證制度，美國叫社會安全號碼制度。這些制度與是人民共和國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關系不大，都是實現治理的技術性手段。

總結一下，如表1 所示，制度體系包括兩大類、四個層次。理念性的制度包括正當性價值（道統）和理論及原則（政道）。用這樣一個制度框架對當代中國、古代中國、當代美國進行比較的話，就超越了“因為你沒有兩個黨，所以你不民主”這樣的結論。因為在中國這個共同體里，其追求的價值可以總結為“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追求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包括全體人民的幸福，包括各階層平等；追求人民共和國的目標，就包括人民民主，權力屬于人民，權為民所用；追求共和主義，就包括國家統一、人民團結、天下大同等目標。就當代美國而言，它的基礎價值體，第一是資本主義，第二是自由民主主義，第三可能還有聯邦主義，等等。所以，中美兩國或政治共同體的最重要的差別還是在這個層次上，也就是在基本的價值觀上。至于美國要實現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是搞總統制還是議會制，是兩個黨還是三個黨，是單院制還是兩個院，這些體制性的東西就不那么重要了。

第二層次的制度是政治原則，這也是理念性的制度。在中國，它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等。這些在中國的話語體系里稱為指導思想。而在這個制度體系里，這些原則可以實現在共同體成員中的廣泛傳播和對意識形態、思想的塑造與指引。

第三層次的制度是組織性操作性的制度，即體制。中國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制度、中央委員會制度等等。第三層次的制度之間的差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制度要實現什么樣的目標，是不是實現了這樣的目標。

以上是我近兩年對構建中國政治學知識與理論體系的一些思考。

注釋：

①羅崗等：《中國話語》，載《開放時代》2019年第1期。

②王正緒：《什么是好政府——東亞民眾如何評價政府的正當性與能力》，載《學術月刊》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