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何 明

一、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三種知識生產方式

中國的現代化既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背景，也是其研究對象?！艾F代化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變革最劇烈、涉及范圍最寬廣、影響最深遠的一場變革。然而，‘現代化’這一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因其詞根‘現代’所指的多義性而意涵紛繁復雜?！雹僦袊浆F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因此其內涵更加復雜。以如此復雜的現象和概念作為背景和對象進行知識生產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知識生產方式可以統稱為思辨式研究，這是人文學科常用的一種知識生產方式。它秉持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以抽象的概念命題為直接的操作對象，以邏輯推導作為研究方法，知識生產的最終目的是得出一個邏輯嚴密、思想深刻的通則性結論或概括。當前中國式現代化及相關論題研究中的政策解讀、概念闡釋、理論內涵分析等均可歸入此類。其特點可以概括為：從概念到概念、從命題到命題、從理論到理論。思辨式研究有兩個部分尤為重要——概念性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和規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前者是指通過邏輯推導“發展新的概念或對已有概念做再闡釋”②，后者則是包含了價值判斷，重在回答“應該是什么”的問題。

第二類知識生產方式是實證研究（positive research）。它是受近代自然實驗科學研究影響，于19 世紀逐步形成的一種知識生產方式。實證研究的源頭是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同時也深受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影響。邏輯實證主義“是一種本體論框架，它假定如果按照自然科學的客觀、實驗、可驗證和可推廣的方法進行建模，就可以科學地研究社會現象”。③嚴格的實證主義研究，推崇自然科學的研究路徑，強調研究主體與客體嚴格的二分，試圖通過研究方法設計來封閉認識者的主體性，進而控制研究者的偏見和成見，以便進行遠距離觀察（即價值與情感無涉的觀察）。它也假定現象總是有因果解釋（causal explanation），知識生產的最終目的就是通過“因果概括”（causal generalization）歸納出“一種通則即普遍意義上的理論解釋”。④實證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的問題。盡管嚴格來說，實證研究并不必然意味著采用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但實踐中二者時常緊密相連。量化方法強調測量、檢驗、歸納以及利用統計分析確定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一定程度地包含一種信念：可以用普遍規律描述出單一、客觀的現實。這顯然與實證主義的理念有諸多吻合之處，所以對于一些研究者而言“實證主義和量化范式或多或少是同義詞”。⑤中國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具有很強的人文性，強調思想的洞察性，并不強調邏輯嚴密的復雜論證，更不強調嚴格主客二分的方法設計。今天中國社會科學中的實證研究傳統，是在“西學東漸”之后逐步發展起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昆明有兩個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兩種知識生產傳統。這兩個研究機構之一是“國立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它是我國第一個科學的現代人口普查機構，其所做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實證色彩。

第三類知識生產方式是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它與實證研究關系密切，同樣也受到邏輯實證主義的影響，二者進行知識生產的原則都可以概括為費孝通所說的“從實求知”，但它與實證研究仍有差異。從定義上講，任何嚴格地從具體的經驗證據（empirical evidence）中獲得知識的研究均可稱為經驗研究。它通過深入參與觀察人的行動和互動，來認知與理解整體的人和完整的經驗；它既關注理性因素，也關注非理性因素；其知識生產的最終目的，既包括因果解釋，也包括意義闡釋（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在研究方法上，既可能使用量化方法，也可能使用民族志研究、敘事研究、現象學研究、扎根理論研究（grounded theory research）和個案研究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前文提到，抗戰期間昆明有兩家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另一家便是“燕京大學-云南大學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也就是學界常說的“魁閣”，它的知識生產更加偏向于經驗研究。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何以必要？

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而言，思辨式研究、實證研究和經驗研究都很重要。然而，目前學界對經驗研究的重要性的認識似乎還有所不足。舉一個小例子：平日里，我不時會接到一些期刊編輯的約稿，有時編輯會在談完之后又加上一句：“個案研究的論文就不一定給我們了……”盡管這或許與期刊的定位有關，但也可以從中管窺經驗研究在中國不被重視的處境。

事實上，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僅有思辨式研究的理論推導和實證研究的因果概括，不足以對中國式現代化做完整且有效的研究。先說思辨式研究，它的不足之處在于：首先，現代化本質上是人類的社會現象，它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含非理性因素，理性主義的推導僅能涵括前者，而無力研究后者；其次，現代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涉及發展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及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抽象命題的特征之一是高度概括性，從抽象命題出發的推導研究不可能對如此豐富多樣的領域有準確的把握；再次，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日新月異的過程，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的研究，無法對如此巨大且快速的變革形成準確認識。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絕不能脫離社會實際，而是要對經驗事實進行認識和理解。換言之，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必然需要“從實求知”。

實證研究，盡管遵循“從實求知”的原則，但仍有不足之處。首先，正如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所言，“人類的自由世界并不承認自然法則的絕對普遍性”。⑥人類社會是由主體積極創造的，也充滿了主體互動的集體行動，其中包含著常規實踐中經常出現的相對穩定的“因果聯系”，更充滿著難以控制變量或證實預設的創造性行動和各種“未預期后果的再生產組合”。從方法論來說，這需要意識到因果概括的局限性，不能僅依賴一種精確的、狹窄的“計算經驗”；從認識論來說，這需要意識到解釋人類社會的知識注定只有相對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絕對的普遍性。對中國式現代化及相關論題做實證研究所生產的“通則”必定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其次，實證研究主張主體與客體的嚴格二分，認為可以通過方法設計進行價值與情感無涉的觀察，這是值得懷疑的。拉圖爾（Bruno Latour）對實驗科學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實驗科學，其知識生產過程也遠沒有人們原以為的那么客觀。⑦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更是如此。在對中國式現代化所做的知識生產中，主體與客體間的嚴格二分是不可能的，認識者與被認識者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對現象進行觀察的過程和結果是帶有理論、價值和觀點的⑧。最后，中國式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既含括物質、經濟等維度，也含括精神、意義等維度。實證主義的方法，雖然被廣泛提倡，但通過它無法直接形成深度的闡釋和反思，不能因方法的普適性和新穎性而忽略對意義的探求和發掘。意義承載于經驗，離不開對生動的、構成主體行為包容差異性的經驗的關注。

經驗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補足了思辨式研究和實證研究的短板。首先，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共享一定的基本理念，但經驗研究更具開放性，它“可能也追求自然科學研究所推崇的理論簡潔和精致、有指向通則的偏好，但也不拒絕基于各種各類外在與內在經驗解讀所形成的片段性認識，甚至它可不以建構理論或提供理論解釋為目的”。⑨其次，經驗研究具有調和理性意識與非理性意識、理智原則與自然原則的中介作用。它認可理性分析，也不排斥價值評價；它追求因果解釋，也重視意義闡釋；它堅持可信性、可確認性和其他嚴謹性原則，也承認知識生產的建構性。最后，經驗研究視經驗證據為知識的源泉，但也不排斥理論思辨。經驗研究的這些特征，注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大有可為。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對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對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而言極為重要。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有益于喚起知識生產的自主性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需要喚起中國學者知識生產的主體性。如上所言，中國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偏重人文性?！拔鲗W東漸”之后，中國知識生產的理念和方法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被西方理念所形塑。民國初年，有知識分子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盡管這種主張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摒棄，但知識生產以西方為尊、以西方為參照甚至以西方為準繩的情況屢見不鮮。一些學者“言必稱西方”，知識生產的主體性蕩然無存。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學界失去了自信心?！拔鲗W東漸”不僅為中國的知識界帶來了新知識、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視野，也對中國知識生產的自信心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有益于扭轉這種局面。正如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⑩自洋務運動拉開中國現代化的帷幕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便置于整個人類發展史也依然令人矚目。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有助于人們以更加直觀、全面、立體和完整的方式理解中國道路，重塑或增加知識界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激發以中國自主的理論體系解釋和指引中國現實的動力，喚起知識生產的自主性。出現上述狀況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些學者將中國經驗事實作為西方理論的佐證，將中國田野作為西方理論的試驗場。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同樣有助于改變此種現狀。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知識生產的對象和背景，必然意味著立足中國田野，聚焦中國實際，關注中國之問。而經驗研究意味著從經驗證據中獲取知識，生產以中國為觀照的知識。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有助于生產有效度的知識

知識是具有理性認知能力的人“不斷提出關于自然、社會、自我的問題與不斷解釋或回答所提出的問題，從而構建起從其所環繞的生活世界到寰宇世界的解釋秩序”。?知識生產只有達到一定的水準或者獲得一定的認可才能稱作學術研究。知識具有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指導認知和行動的功能。而對知識生產的水準的評判，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在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指導認知和行動時的效度。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研究，有助于生產出更具效度的知識。

第一，經驗研究能夠完整呈現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發展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及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的創造性實踐。對實踐的研究有一種常見取向就是截取事實片段，即從紛繁復雜且彼此交織的社會現實中，截取某個截面或某個片段進行研究。由此呈現的社會事實，即便是真實的，也是片面的，無法還原社會的全貌。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可能導致“選擇性觀察”，即“一旦……認為存在某種特別形態，且獲得了對于該形態的一般性理解，就很可能只注意符合這種形態的事物或現象，而忽視其他不符合的狀況”，?進而生產出存在較大偏誤的知識。經驗研究能夠提供大量的細節，完整呈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踐過程，以便發掘具體事件中的內在邏輯和日常生活中的內在道理。這種細節的呈現，在理想狀態下可以取得一種“形象大于思想”的效果，或者如項飆所言，向讀者“保持對話的開放性”?，使讀者能夠進入知識生產主體和客體的互動。

第二，經驗研究能夠深度呈現能動主體與結構和結構設計者的互動。2023 年2 月，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要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一個歷史進程，也是一個國家戰略。事實上，中國的現代化時常與制度政策緊密相連。作為一個歷史進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各族人民不斷發揮主體能動性的實踐結果；而作為一個國家戰略，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意味著一系列的結構設計。斯科特（James C.Scott）曾提醒我們，那些旨在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也有可能失敗。?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祉的現代化，但能動主體與結構意圖之間有時也會出現張力。完整、深入地記錄能動實踐主體與結構和結構設計者的互動，有助于對知識引導實踐的效度進行檢驗，并進而生產出更具效度的知識。

注釋：

①何明、周皓：《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載《思想戰線》2023年第6期。

②C.R.Kothari,Research Methodology Methods &Techniques,New Delhi:New Age International(P)Limited,Publishers,2004,p.4.

③Lisa M.Given,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Research Methods,SAGE Publications,2008,p.253.

④閻光才：《關于教育中的實證與經驗研究》，載《中國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

⑤Lisa M.Given,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p.647.

⑥［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⑦［法］布魯諾·拉圖爾、［英］史蒂夫·伍爾加：《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張伯霖、刁小英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⑧Lisa M.Given,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p.254.

⑨閻光才：《關于教育中的實證與經驗研究》。

⑩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何明：《“學科性學術”與“問題性學術”的張力及其消解——學術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與再建制化》，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1期。

?［美］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頁。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viii頁。

?［美］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