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統一”立法，為“多元”闡釋*
——近代中國邊政學興起背景下的“新疆”觀念及其知識形塑

■龍其鑫

［內容提要］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邊政研究興起，為當時國人普及了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的史地和地緣知識，以往對于新疆的“邊地”“塞外之塞外”的印象逐漸得以破除，而“亞歐大陸樞紐”“國防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國際交通線”等形象較成功地實現了對“新疆”觀念的知識性重構。此外，研究者及時應對了對于新疆主權歸屬的政治挑戰，并通過報刊傳播鞏固了新疆作為中國領土的知識觀念。這是一個為“統一”立法的政治行動，堅持了維護中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治學立場。最后，研究者對新疆多民族共存的歷史和現實的考述，動態地展示了各民族在天山南北共存與交融的發展歷程，以及新疆作為各族人民共有家園的歷史景象和現實意義。這是一個為“多元”闡釋的知識行動，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屬性構筑了蘊含新疆地方經驗的觀念基礎，代表著民族團結的進步方向。

“邊政學”作為近代中國一門頗具本土特色的學術研究，興起于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旨在應對當時日趨嚴峻的邊疆危機。特別是1931 年九一八事變和“小堡事件”①發生后，東三省淪陷，而新疆亦爆發連年的軍閥混戰和民族紛爭，并引來外國勢力的干預。因此，各邊疆地區特別是新疆地區“其關系整個中國之前途，實有勝于過去之歷代”，②并在客觀上促成了邊政學研究潮流。當代學界關于近代中國邊政學的研究成果頗豐，多聚焦于邊政學學科性質、發展歷程和關于邊疆治理的對策建議等，③以及以學界人士為主的近代國人對邊疆地區的知性認識和游歷考察等，④即狹義的邊政學研究，但較少關注近代中國邊政研究對邊疆觀念的知識形塑?；仡櫧袊呎芯?，當時的研究者不僅有學界人士，也有其他各界人士，他們以報刊為陣地，在社會上引領起關于邊疆治理的資政熱議，從而形成了廣義的邊政學研究。而在新疆邊政研究者中，不乏知名學者和報人。例如，以翦伯贊、黃文弼、黎東方、王日蔚、蘇北海和吳榮曾等為代表的歷史學者，以及藝術考古學者常任俠、地質學者王恒升、地理學者金祖孟、教育學者梁甌第、民族學學者陳志良等其他專業學者，以及知名報人黃震遐、傅希若和杜重遠等等。另外，當時知名的邊政報刊——《邊政公論》《新亞細亞》《西北論衡》《天山月刊》以及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和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等，也對新疆邊政給予頗多研究與報道，從而對“新疆”觀念及其知識形塑和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從當時中國邊政的現實需要來看，無論是狹義的邊政學研究抑或是廣義的邊政學研究，其興起初衷既是為邊疆治理提供資政，又是為改變民間社會對邊疆地區和邊政事務“多漠不關心”的境況；⑤以邊政輿論喚醒國人對邊疆地區和邊疆民族的認同意識以及中華民族共同解放的精神意志，更是近代中國邊政研究的使命所在。⑥因此，在筆者看來，考析近代中國邊政學興起背景下的“新疆”觀念及其知識形塑，不僅能夠實現對近代中國邊政和邊政研究的具體化考究，而且能夠以此為當代中國邊疆民族研究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顯現一定的學術啟示。

一、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的史地和地緣知識

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的地緣戰略地位，在晚清著名的“塞防”和“海防”之爭以及左宗棠率領湘軍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就已突顯出來。而左宗棠關于“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⑦的奏疏名句，更成為晚清以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一句格言。進入20 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國人對全國邊防安全的日益關注，特別是在抗戰時期新疆成為內地聯系蘇聯和歐洲戰區的交通樞紐的形勢下，中國邊政研究者以報刊為媒介，對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的史地和地緣知識進行了傳播與普及。

（一）近代“新疆”就是故土“西域”

在近代國人認知中，“新疆”與“西域”隱約有著相近的地理方位，但二者的史地關系長期未能明確起來。隨著20 世紀30 年代初以來新疆地方局勢的日益嚴峻和復雜，為國人廓清“西域”與“新疆”的史地關聯就成為邊政學界的一項基礎研究工作。1932 年，何觀洲通過考證《皇朝西域圖志》和《漢書》等史書典籍而較早指出，近代新疆南部即為漢代管轄的“西域三十六國”所在地，新疆北部亦為統屬于漢代西域都護府的烏孫之地，故“新疆即古西域”。⑧1933 年，袁士驤也通過考據指出，“新疆省，在古代稱為西戎，漢以下稱為西域，到了清朝乾隆時候，始稱為新疆”，⑨但古代史上蔥嶺以西亦為西域的一部分，故古代西域的地域比近代新疆大得多。1934 年，吳其玉提出略為不同的觀點：“西域”的區域范圍在漢代大致相當于近代新疆南部，但隨著歷代中央政府的經營而逐漸擴展至新疆南北全境，特別是清代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叛亂，實現了對天山南北的統一治理。⑩黃佩也在1935 年提出，“我們知道漢時的西域，就是現在新疆的南路”，?但隨著歷代經略和開發，新疆“南路”和“北路”實現了統一管轄。由上可知，當時邊政研究界對于“西域”的區域范圍有著不同見解。為此，有研究者主張從廣義與狹義劃分的角度出發去界定“西域”的地域范圍。?其中，何璟在1937 年發文指出，“狹義之西域，系指我國本土西部關門，——玉門陽關以西，而至蔥嶺之間而言，即漢時所稱西域。今天山南路者是。廣義之西域，則包括中亞、阿富汗、伊蘭一部，印度與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帝國屬地，及西伯利亞南部，暨我國新疆等地是”。?郜英則在1940 年提出，“‘西域’一辭，漢時有廣狹二義。狹義講，專指現在天山、蔥嶺、昆侖三山間之塔里木盆地……廣義講，包括天山南北麓，外有大宛，至今俄領費爾干地方”。?盡管當時邊政研究界對于廣義“西域”的區域范圍存在分歧，但對于狹義“西域”的區域范圍則有著較為一致的結論，即從漢代的天山以南地區逐漸擴展至清代以來的天山南北全境。丁國藩于1948 年在《益世報》發文指出，近代新疆境內各處所發現的文化遺址和出土文物無不表明古代中國先民在“西域”的活動痕跡，因此對國人而言，新疆從來都應是不可忘卻的疆域故土。?質言之，研究者對“新疆”和“西域”史地關系的考證，明確了近代“新疆”就是故土“西域”，并致力于以這一史地知識去加深國人對“西域-新疆”的歷史文化情感。

（二）新疆是亞歐大陸文化交流的“樞紐”

民國成立以來，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省區已成一種常態認知，但不少國人關于新疆史地文化的認知仍然停留于傳統的“塞外之塞外”和“邊地”印象，?“在吾國常人視之，以為邊疆，無足輕重”。?因此，對于當時的中國邊政研究界而言，闡述和普及新疆在亞歐大陸文化交流史上的樞紐地位，以打破對新疆的傳統而刻板的“邊地”印象，是一項具有啟蒙意義的文化知識傳播工作。其中，王日蔚于1935 年在知名的邊政報刊《新亞細亞》上發表《新疆之語言文字》一文，開篇就特別指出，“新疆在古代是中西交通的樞紐，是中西文化傳播的空（孔）道”，?并非人們所以為的“邊地”。其他研究者也陸續發文指出，新疆作為亞歐大陸樞紐地區的地緣區位及其效應，往往會在中原王朝統一時期突顯出來，這時候的亞歐大陸經濟文化交流一般處于歷史高峰，而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宗教、藝術、語言、文學、音樂等交流都需要通過新疆這個“樞紐”進行。?隨著中國統一王朝覆滅或陷于分裂動蕩，中西之間通過新疆的商貿和文化交往一般會相應減少，但部分學者強調，新疆作為亞歐大陸樞紐的地緣作用并不會因此而消失。其中，翦伯贊以魏晉時期為例，指出：“中國在塔里木盆地的流治，雖時斷時續，而這一具有歐亞貿易和文化走廊作用的塔里木盆地，仍然有苦行的僧侶和冒險的商人不斷的穿過?！?及至近代，特別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知識界而言，近古中國的固步自封是逐步落后于西方的主因，因此，追尋中國歷史上“開眼看世界”的人物及事例去啟發國人的開拓進取精神，成為許多知識人的研究志趣，而邊政研究界亦不例外。其中，丁國藩在《益世報》發文指出，“張騫鑿空西域”就是中國民族史上“堅毅不拔”的重要代表，“西域-新疆”則是中華民族“開眼看世界”的歷史文化象征，“就在這里，更指示著我們的祖先曾經傾注過廣大的人力物力，來保持中西交通重要的路線，因此，多少世紀以來，它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匯合的樞紐”；?“張騫鑿空西域”之功，“使蟄伏在黃河流域的漢民族，開始知道外面的世界，親身探險的經歷，無疑地打破許多中國人舊時對世界的妄想猜測”。?在邊政研究者的敘述下，新疆不僅不是“邊地”，而且歷來都是亞歐大陸文化交流的“樞紐”，并始終應作為中華民族“開眼看世界”的前哨站。

（三）新疆是中國的“國防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交通孔道”

晚清以來，隨著英國和沙俄加大在中亞地區的侵略勢頭，新疆以其險阻的沙漠、戈壁和山脈等地理屏障，拱衛中國內地的邊防作用日益突顯。而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日本對華北地區的染指，使中國邊政研究者意識到，以往對內地起到拱衛作用的新疆能夠進一步發展成為抗擊日寇入侵的“國防大后方”。?1937 年全民族抗戰打響以后，許多邊政研究者紛紛在報刊發文，提出改善新疆地方政局而將新疆改造成為國防大后方的資政建議。其中，丁瑞馨于1937 年在《突崛》上發文指出：“凡是關心西北大局或關心國家和國際情勢的人，對于新疆的現狀——內外隔離，政不自主……——沒有不十分焦慮的；因為新疆對于西北，以至全國以至最近的將來之國際情勢關系太大了?！?而隨著中國全民族抗戰的推進，特別是海上運輸線和西南陸上交通線相繼被日軍封鎖與切斷的情況下，新疆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特別是蘇聯）支援中國抗戰的唯一國際交通線，從1937 年至1941 年間為中國抗日前線輸送了大量物資。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在全民族抗戰中的戰略地位以及新疆各族同胞支援內地軍民抗戰的眾多事例，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宣傳下得以傳播開來。1938年5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建設中的新新疆》，指出“自從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者大規模的侵略我國以來，沿海諸省均相繼淪陷，新疆遂成為全國抗戰的一個重要的后方和交通的孔道”。?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和主編的《反帝戰線》也一度成為新疆各族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宣傳陣地，在當時全國抗戰輿論中顯現出較大影響力。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潭秋曾以“林浦”為筆名，于1940 年7 月在《反帝戰線》發表《三年來新疆民眾對抗戰的貢獻》一文。該文回顧了全民族抗戰三年以來新疆各族民眾支援抗戰的重要貢獻，深刻指出了新疆地區的戰略地位與重要影響，文中特別言明，“新疆是通蘇聯的道路之一，在抗戰發生之后，變成了西北唯一的國際交通孔道，因此，決定了新疆在抗戰中之重要性”。?后來，為調和抗戰末期一度緊張的中蘇關系，以及鞏固中美蘇三國的同盟關系，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于1944 年6 月訪華，期間對新疆溝通中蘇兩國的戰略區位給予高度評價，并認為“對中國來說，包括新疆在內的西北部，與美國的西部有同等的重要性”。?華萊士關于新疆戰略區位的言論，受到當時中國報刊輿論的熱議。其中，《中央日報》在10 月2 日發文評議道：“華萊士先生說得好，中國的大門以后要建筑在新疆?！覀円鯓訉⒏髯谧寰\團結起來，好好地建設大門內的美麗庭園呢！”?

抗戰結束以后，盡管中蘇關系隨著新疆邊境民族問題的發生和國共兩黨關系的緊張化而發生波動，但不少學者依然主張，中國仍須重視新疆在中蘇關系中的特殊作用。例如，梁甌第在1947 年發文呼吁，“新疆是中國的前門，這一扇前門是朝蘇聯亞洲而開，中蘇的友誼不但有關系；新疆，且與中國，遠東及世界和平，息息相關”。?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及各界文化人士以其關于新疆地緣區位的認識，為經略新疆以至實現內治外安而出謀劃策。1947 年7 月17 日，《中央日報》發表學者孫兆乾撰寫的社論，呼吁國民政府務必重視新疆“地居亞洲的中心，為歐亞陸路交通的孔道”的地緣特征，并以“目前新疆的內憂外患，和漢初的情勢差不多”為論據，主張“應該趕快厲行屯墾治邊的政策”；?同年，周東郊也在專門研討西北邊疆問題的《西北通訊》上發文指出：“抗戰以來新疆成了大后方的對外交通主線，它的盛衰興廢，對中國之前途的隆替榮辱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人們自然要注意它的演變”，?而隨著大西北政治和軍事局勢的嚴峻化，“中國的命運在這里所受到的威脅極大，如果不注意它，不研究它，不研究出治理它的正確政策，可能得到的結果是不難想象的……而新疆恰是中國領土中最弱一環，同時又是中國內地的主要屏障，便于控制也必須控制”。?以上研究及其知識傳播，不僅能夠普及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的地緣政治觀念，而且能夠為國人認識新疆的地理樞紐作用打下一定的知識基礎，從而較大提升新疆在國人心目中的戰略地位。

二、新疆作為中國領土的政治史識及地名寓意

晚清以來，中國各邊疆地區頻頻遭受帝國主義列強入侵，個別邊疆地方上層人士甚至被帝國主義列強策動，謀求從中國分裂獨立出去。20 世紀初期以來，“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以下簡稱“雙泛主義”）思潮在外國勢力支持下逐漸滲透新疆，并趁30 年代初全疆局勢動蕩之際，在南疆成立偽政權并出版刊物宣揚其分裂主義主張。?因此，對當時中國政界和邊政研究界而言，維護中國對新疆及其他邊疆地區的政治主權已刻不容緩。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不少邊政研究者對新疆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政治歷史進行了詳細考證和不懈論辯，以其特有的治學路徑和輿論引領，捍衛著中國領土完整。

（一）新疆作為中國歷代“大一統”王朝的邊疆行政區及其建制歷程

當時的邊政研究者基本認為，從漢代開始，新疆就正式成為中國疆域版圖的一部分，此后的歷代“大一統”王朝都曾在新疆行使過管轄權，并進行行政建制。而漢代在新疆的行政建制是歷代“大一統”王朝的治疆范本，須特別普及。其中，丁國藩在當時以堅決抵抗外侵、捍衛國家主權著稱的《益世報》上發文指出：漢代經略新疆本出于對付匈奴，但隨著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相繼設置，以及派遣軍隊和官吏進入新疆各地駐防與治理，新疆逐漸納入中國國家版圖。而漢宣帝始設西域都護府，標志著漢代對新疆行政建制和治理的基本完善，“置都護以統治塔里木盆（地），屯田以給食商旅，漢朝的勢力范圍，完全掩有西域的全部，嶺外諸國也被牽制偵視，漢朝的聲威竟日中天了”。?以往一般認為，相較于漢代而言，魏晉時期對于新疆的行政建制和治理有所衰落，但翦伯贊通過考據《三國志·魏志》《魏書》《魏略》等史籍指出，魏晉時期“中國在塔里木盆地尚駐有戊巳（己）校尉，長史，因而證明了在四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在這個盆地的統治，并未消滅”。?對于隋唐時期，研究者基本認為，這是新疆行政建制和治理歷程的高峰。其中，寇田發文指出，唐代擴大了郡縣制在新疆的范圍，“唐代州縣之在西域，隸屬于安西都護府下的四鎮（即碎葉、龜茲、于闐、疏勒——引者注）的機能，不只是軍事政治的事”，?而且隨著北庭都護府的設立，唐朝實現了對天山南北的完全統轄，“北庭都護府的威勢，控制了天山北路，而置于其下的金滿，蒲類，輪臺之縣，即在濟木薩，木壘河，烏魯木齊的附近”。?對于元代，研究者大多認為，“元帥府”在新疆的設立使元朝大大強化了對新疆的管轄權，如杜光簡指出，“開阿力麻里元帥府，以監天山南路，別失八里元帥府，以監天山北路，曲先元帥府，以統吐魯番以東。并廣設驛站，東西交通稱便”。?

相對于前代，明朝對新疆的管轄則有所退步。但王恒升以新疆史事年表的形式指出，明朝也曾在新疆東部設立哈密衛，而哈密衛作為管轄新疆地方的行政機構，主要負責新疆地方政權的朝貢事務。?相比于明代，研究者更為肯定清代對新疆的行政建制及治理。沈達銘認為，乾隆年間清廷對準噶爾叛亂的徹底平定，實現了對新疆天山南北的統一管轄，“乾隆二十七年，設伊犁將軍，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丁實存于1944 年在《邊政公論》發文，為人們詳細介紹了清廷在新疆設立的伊犁將軍及其“軍政合一”的軍府制度，并指出，“新疆伊犁將軍之權力，有過于內地各省之總撫，而新疆自設伊犁將軍之后，即已如同內地矣”。?但比較起來，清廷在光緒年間對新疆實施行省化的行政改制，則是研究者更為看重的歷史節點及事件。許多研究者認為，這為近代中國鞏固對新疆的政治主權和行政管轄權打好了政制基礎。其中，何璟于1937 年在《突崛》發文指出，光緒年間新疆的行省化改制，具體落實在全疆各地則是“道制”的推行，并為民國所繼承和發展，?“今則就原有八道轄區，劃為九個行政區計。六十二縣，八設治局”。?在研究者的考述下，中國歷代“大一統”王朝在新疆地區的行政建制及治理初步形成了較為明晰的歷史譜系，而新疆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基本觀念，亦初步獲得新疆地方行政制度史性質的研究支持。

（二）新疆歷史上的地方政權及其中國屬性

中國歷代“大一統”王朝在新疆地區的行政建制及治理是新疆地方史的重要部分，但新疆地方史上也成立過不少地方政權。而這個歷史現象引發了許多研究者的釋史興趣。其中，張耀庚較早就這一問題做出解釋，他指出：中國古代史籍記載的新疆地方政權，最早為西漢“西域三十六國”，但這些“國”并非近代意義的、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是更為狹義的、臣服于漢朝的城廓“諸國”。?至20 世紀40 年代，西漢“西域三十六國”并非近代意義的主權國家在邊政學界已成共識，而丁國藩仍于1948 年在《益世報》發文向大眾普及指出，“在漢時，西域之中，小國林立，據漢書西域傳告訴我們：‘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國’，這些小國，實不能目之為國家，寧可說是城邦而已”，?旨在使這一學術共識成為大眾常識。此外，有研究者提出，盡管新疆歷史上出現諸如于闐、高昌、喀喇汗、準噶爾等地方王國或汗國，但它們或與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貢關系，或始終保持對于中原政治文化的認同意識。其中，袁士驤1933年在《國聞周報》發表《新疆變亂之史的討究》一文指出，新疆歷史上一旦出現地方政權割據統治以及中原王朝管轄衰弱的狀況，往往就會伴隨著戰亂與動蕩，因此回歸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管轄是新疆實現長治久安的歷史必然。清代康乾年間逐漸統一天山南北，以及光緒年間發兵驅逐阿古柏勢力而收復新疆則是主要例證，“直至有清末葉，新疆之能得以平靖無事”。?1935 年，著名的邊政刊物《禹貢》發表由紀彬翻譯的日本學者崛謙德所作的《于闐國考》一文，詳述了歷史上于闐國與中原王朝的統轄關系。該文特別指出，盡管是在內亂不已的五代時期，于闐仍與中原王朝維持朝貢關系，“晉高祖天福三年（西歷九三八），于闐國王李圣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方物”。?同年，《禹貢》又發表王日蔚的《蔥嶺西回鶻考》，該文簡述了公元1009 年蔥嶺西回鶻（即“喀喇汗王朝”）遣使與宋朝建立朝貢關系的過程——“且其使曰回鶻人，頗可玩味。又其王復自稱外甥，以舅稱宋，按回鶻以世尚唐公主”。?黃文弼則以古高昌國為考察對象，在1940 年發文指出：古高昌國以中原漢人為統治主體，其政制、文化、宗教、文字等與中原幾乎一致，后為唐代西州所管轄，繼而為回鶻所占領而成立高昌回鶻，12 世紀初則成為西遼屬國，但在13 世紀中葉后復歸元朝統一管轄，“不可謂非為中國歷史上最可留意之事”。?

以上研究初步為當時國人對于新疆地方政權的歷史認知奠定了以中國國家統一為主線的政治史觀：新疆地方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的統一時期，又有地方政權的割據時期。而新疆地方史上的城廓諸國、行國、王國、汗國等都不是主權獨立的近代民族國家，其不僅與中原王朝建立和維持朝貢關系，而且始終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對于中國的政治向心力、文化認同性和民族親緣性。這決定了重返中國國家“大一統”是新疆地方政權的歷史發展必然。

（三）“新疆”既是褒稱，又有故土新歸之意

晚清光緒年間，朝廷在天山南北建置行省，并取“新疆”作為地名，其寓意在民間常作“新開辟的國土”來理解。但隨著近代新疆地方局勢的日益嚴峻化，新疆地名及其寓意卻成為分裂主義勢力炒作的政治議題。特別是在20 世紀30 年代初，部分“雙泛主義”分子趁新疆局勢動蕩之際，于1933 年在南疆成立偽政權，并制造輿論攻擊新疆地名為“貶義”稱謂，進而主張以“東突厥（東土耳其）斯坦”指稱新疆地區，試圖將新疆塑造成獨立的“突厥民族”國家。但實際上，“突厥（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一般作為18 世紀以來歐洲知識界指稱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分布區域的地理概念，其大致包括中亞至南疆的廣大地域。而所謂“東突厥（東土耳其）斯坦”一般特指帕米爾高原以東地區，由于與中國新疆地區大致重疊，故當時又有“中國土耳其斯坦”等別稱。（50）以上詞匯在20 世紀初傳入中國，一度為中國文化界所沿用。例如，1931 年《時兆月報》就曾報道，“海登博士主領之中亞探險隊，在中國土耳其斯坦，發見之古城遺跡”（51）——此“中國土耳其斯坦”就是地理概念，特指中國新疆地區。但隨著“雙泛主義”對新疆地名及其寓意問題的炒作以及對“東突厥（東土耳其）斯坦”詞義的國家政權化篡改，許多邊政研究者意識到，這已然危及中國領土完整，故一方面必須回擊“雙泛主義”對新疆地名及其寓意問題的政治炒作，另一方面則必須闡明新疆地名的緣起及正確寓意。袁士驤在《新疆變亂之史的討究》一文中指出，新疆“以前的稱西戎或西域，并不限于現在的新疆省的范圍，乃是包括蔥嶺以西，東西土耳其斯坦一帶的總稱”。（52）盡管其較早普及新疆地區的地名流變，也表明了“東西土耳其斯坦”僅作為地理概念的性質及意義，但尚未能夠有力回擊“雙泛主義”對新疆地名及其寓意問題的炒作。

1934 年以后，堅持“新疆”地名，更加謹慎對待“東突厥（東土耳其）斯坦”或“中國土耳其斯坦”等詞匯，以維護中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越來越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學術自覺。其中，陳志良在1934 年發文評介德國探險家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及其暢銷著作《新疆之文化寶庫》（53）的時候就指出：勒柯克以“Chinese Turkestan”指稱新疆（原書為德文，以“Ostturkistan”稱謂我國新疆——引者注），一方面認為新疆“西至阿母河……東至中國本部”的特殊區位使其在歷史上成為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臘文化的“溝通之大道”，另一方面卻斷定“十五世紀之前，新疆毫無中國文化之痕跡”。（54）對此，與當時大部分中國學者一樣，陳志良始終堅持“新疆”的地名稱謂，并以漢代以來內地和新疆文化交往以及歷代中央政府的新疆治理歷程為論據去批駁勒柯克的觀點，明確15 世紀以前“中國文化的隨之傳入西域，是信而有征的事實”，（55）以此鞏固新疆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文化合法性。金祖孟則于1944 年在以“灌輸時代知識、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的《新中華》上發表《新疆地名與新疆地理》一文，向國人指出，“新疆”在中國疆域史上常作省名使用，寓意“新開辟的疆土”。中國歷史上不少省份都曾做過“新開辟的疆土”，也曾被稱為“新疆”，卻唯獨新疆以“新疆”作為正式省名。這是因為“只有‘新疆省’這樣廣大的地方，才配接受‘新疆’的‘尊稱’，也只有‘新疆’這個‘尊稱’才能表示‘新疆省’的廣大”；（56）而較具時政影響力的《正氣雜志》也于1946 年專門發表文端人撰寫的《新疆是“新疆嗎”？》一文，回應了當時對于新疆地名及其寓意的政治炒作，并提出了較為正確的新疆地名寓意闡釋：新疆之所以稱為“新疆”，是因為其乃清代“新建的省份”，但在清代以前卻是“中國舊有的疆土”，故應取故土新歸之意，從而“新疆這塊地方，無論在歷史的演進，地理的環境及宗教習俗各方面來論，是與中國有密切的關系，絕不能獨自分離的疆土”。（57）研究者對新疆作為中國領土之地名寓意的考論，自覺以反對分裂主義作為治學立場，為維系中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做出了本職的努力與貢獻。

三、新疆作為多民族地區的民族知識及現實問題

近代中國社會關于新疆民族關系的認知往往呈現為民族復雜和矛盾叢生的危機圖景，但對于新疆地方民族的具體構成，民族矛盾怎樣形成及如何解決等問題，具有“真正認識”的人士不多。故有學者指出，改變上述狀況正是近代新疆邊政研究的主要目的。（58）進入20 世紀30 年代，新疆地方政府著手進行民族識別，使新疆地方民族的具體構成明晰起來。與此同時，“雙泛主義”思潮實現運動化發展，試圖將新疆塑造成“突厥民族”為“土著民族”的專屬地區。以上情勢，促使邊政研究者自覺對新疆民族問題進行嚴肅的考究、分析乃至論戰，并通過各類報刊傳播開來，為當時國人普及關于“新疆”的民族知識。

（一）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共存和交融的地區

新疆地區“人種”或“民族”之復雜是近代中外文化界的一個共識，乃至有“人種展覽會”之稱，但長期以來新疆地方民族的具體構成卻沒有實現識別。而隨著盛世才主政新疆并實行親蘇政策，蘇聯的民族識別經驗被運用于新疆，初步識別出14個民族，分別為：漢、滿、蒙、東干（回）、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塔蘭其（59）、塔塔爾、柯爾克孜、烏孜別克、錫泊、索倫、歸化（俄羅斯）。當時不少研究者發表文章，對此予以介紹。（60）也有許多研究者對這一民族識別結果提出不同意見，如伊犁里克指出，塔里木盆地的羅布泊人應該怎樣識別，仍需繼續探討研究；（61）而更多研究者認為，“東干族”（回族）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漢人或至少早已漢化，不應作為單獨的民族。（62）但無論如何，新疆作為多民族共存的邊疆地區已成共識。部分研究者更進一步考證，自古以來新疆地區就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共存的地方。1935 年，一位署名為“銘志”的研究者在《天山月刊》發文，介紹中外人類學和考古學關于漢代新疆“種族”構成的研究狀況，該文指出：早在漢代，漢族就是新疆的主要民族。而除了漢族，從語言上區分則還有吐火羅語族、和闐語族、索格底語族等。從體質人類學區分，漢代新疆則主要有“東方亞細亞人型”和“歐羅巴人型”。（63）

更多學者則通過考據中國古代史書典籍，勾勒出不同時期的新疆地方民族構成及其交融狀況。其中，陳志良于1935 年在《開發西北》發表《新疆各族之研究（續二卷六期）》一文，對新疆地方史上的民族交融進行了簡要論述：史書記載漢代以來眾多民族相繼進入新疆，在此發生了血統和文化的交融，因此“新疆雖包括這多不同的居民，可是他們都因歷史的進展，而漸結成一個單位了，為中華民族構成的一分子”。（64）蘇北海則于1949 年在《新疆日報》發表《歷史上天山南北之民族變遷》一文，提出：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共存和交融的地區，并非特定民族的專屬地方。新疆天山南北在不同時期都有眾多民族相繼遷入，而漢族先民早在先秦時期就在新疆地區活動了，并與其他民族發生血統和文化上的混合與交融，因此新疆“至今日為止，已難尋找真正之土著民族了”。（65）

（二）新疆地方社會不存在作為“土著民族”的“突厥民族”

20 世紀初期，“雙泛主義”從西亞地區傳至蘇聯中亞地區和我國新疆，而隨著該思潮的運動化發展，其骨干分子不僅捏造出所謂的“突厥民族（土耳其族）”，而且試圖將“突厥民族”塑造成為新疆的“土著民族”，進而為將新疆塑造成獨立的“突厥民族”國家埋下伏筆。以麥斯武德為代表的“雙泛主義”骨干分子在抗戰期間投靠國民黨當局，于是得以創辦《阿爾泰》月刊，公開宣揚其分裂主義主張。麥斯武德本人于1944 年1 月在《阿爾泰》發表《介紹新疆的民族》一文，激烈反對新疆地方政府的民族識別工作，極力主張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蘭其、烏孜別克、塔塔爾等為“土耳其族”的六個“部落”，而這六個“部落”又與非突厥語族的塔吉克人共同構成“土耳其族”。（66）在國民黨當局的縱容下，穆罕默德·伊敏等另一些“雙泛主義”骨干分子也于當年10 月13日以“新疆旅渝同鄉會”的名義在《大公報》發表《新疆同鄉會對憲法草案之意見》，（67）不僅延續以往的“泛突厥主義”觀點，要求國民政府承認“突厥民族”，而且進一步公開提出將“新疆”改為“突厥斯坦”的主張，而該所謂“意見”亦于次年被《阿爾泰》轉載發表。（68）麥斯武德和穆罕默德·伊敏等人的分裂主義行徑引起了部分邊政研究者的警惕和反對，雙方在抗戰末期掀起了一場關于“突厥民族”問題的論戰。1944 年10 月底至11 月初，《中央日報》連續刊載關于“突厥民族”問題的論戰文章，論戰雙方分別是以穆罕默德·伊敏為主的“雙泛主義”骨干分子和以黎東方為代表的邊政研究者，《阿爾泰》則于次年出版的第1 卷第2期將這些論戰文章進行結輯轉載。其中，穆罕默德·伊敏提出，不但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蘭其、烏孜別克、塔塔爾、塔吉克等是所謂“突厥民族”的組成部分，而且“突厥民族”是新疆唯一的“土著民族”。（69）

對于麥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及其主張，黎東方給予反擊。黎東方在《中央日報》發文批判指出：第一，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爾、塔吉克等民族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也沒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故而也就沒有構成所謂“突厥民族”的主觀基礎；第二，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的先民以及歷史上的突厥部族都起源于蒙古高原，而且各自在遷徙過程中與眾多民族發生血緣和文化交融，故彼此之間沒有構成所謂“突厥民族”的客觀基礎，從而新疆不存在作為“土著民族”的“突厥民族”；第三，維吾爾族是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但維吾爾族的先民主要為隋唐時期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回鶻人，曾被突厥人統治，二者相互為敵。后來突厥反叛唐朝，回鶻還為唐朝提供軍事援助。因此，無論如何都不應將維吾爾族視為突厥的一部分。（70）黎東方等邊政研究者以報刊論戰的方式，普及了新疆地方民族構成的基本狀況，并為當時國人揭示了“雙泛主義”炒作“突厥民族”議題的分裂主義本質，在“雙泛主義”批判史上發揮著先行者的作用。

（三）新疆民族問題是中國邊疆問題的一個范本

晚清以來，外國勢力的多方干預以及新疆地方內部局勢的持續動蕩，使新疆民族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并引起晚清史地學-民國邊政學的持久關注。1944 年8 月，鞏哈縣（今尼勒克縣）爆發少數民族民眾武裝反抗盛世才軍閥統治的“伊寧事變”，在其爆發和發展過程中，既有蘇聯的革命策動，又有“雙泛主義”分子的趁機滲透。因此，在許多研究者看來，“伊寧事變”是近代新疆民族矛盾的集中爆發，新疆民族問題亦由此成為近代中國邊疆問題的一個代表性范本，故必須對其進行嚴肅分析，以探究中國邊疆危機的本質及解決路徑。關于新疆民族問題特別是“伊寧事變”的成因，研究者大多從國內和國外兩大方面進行探究與分析，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則是以國內原因為主或以國外原因為主。

認為以國內原因為主的研究者，如陳澄之在1946 年發文指出：“伊寧事變”在伊犁爆發與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和變亂傳統息息相關，而該地區民族構成的不平衡是主要原因。（71）陳斯英則于次年發文分析認為：“伊寧事變”的爆發源于新疆地方軍閥盛世才的高壓統治——給非漢民族造成了長久的政治恐怖和沉重的經濟負擔。而盛世才的后繼者——吳忠信和張治中，盡管代表國民政府前來主持大局，但缺乏有效的解決措施，難以改善新疆民族關系。而后，麥斯武德被國民政府委任為新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利用職位之便為“雙泛主義”推波助瀾，進一步惡化了新疆的民族關系和政治形勢。（72）認為以國外原因為主的研究者，大多將新疆民族問題歸咎于歷史上英國和沙俄等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侵略和政治干預，以及當時蘇聯的革命策動和日本的政治滲透，從而對以上國家挑撥新疆民族關系和干預新疆地方事務等行徑進行激烈批判。（73）其中，蘇聯對新疆的革命策動是一個爭議較大的問題，針對其他研究者對于蘇聯革命策動的負面認知和批判立場，陳力在1948 年發文給出相對全面的觀點：蘇聯在“伊寧事變”爆發及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較為復雜，須作更為詳細的分析。例如，較少為人們所知的是，蘇聯中亞地區的加盟（民族）共和國及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相關訊息，在新疆傳播過程中被“雙泛主義”分子故意歪曲為建立民族國家的經驗啟示。這并非蘇聯方面的主觀所為，卻在客觀上成為民族分裂主義的詮證。（74）通過探討1944 年“伊寧事變”，研究者將新疆民族問題定性為近代中國邊疆危機的表現的范本，從而做出了一系列分析，盡管大多為非實地考察的時政評述，但仍為當時關心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各界人士提供了許多解惑性的基本知識。

四、結語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邊政研究對“新疆”觀念及其知識內涵和外延的近代化改造與增量式改進，無論是對國人大眾抑或是對政界人士而言，都在一定程度上為其主動把握“新疆”這一認知對象的本質內涵、歷史形態和現實內容構筑了知性基礎。近代中國邊政研究對“新疆”觀念的知識形塑，既有邊政學的學術需要，也有應對新疆治理危機和響應國人維護新疆主權歸屬中國的現實需要，從而才能發展成為對于新疆地方施政的觀念影響及輿論規范。在此意義上，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邊政研究者與國人大眾共同扮演了對于“新疆”觀念的“立法者”角色。特別是對于新疆作為抗戰大后方支援內地軍民作戰的宣傳，使“新疆”觀念形成“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革命知識增量，大大提升了新疆在全國的戰略地位以及“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全民認知水平?？箲饎倮院?，新疆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和作為各族人民共有家園的政治史識，基本化成國人大眾的政治立場，并促成了維護中國對新疆的政治主權和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社會輿論及其規范力量。（75）以此觀之，這是一個為“統一”立法的政治行動。而在另一方面，近代中國邊政研究者又扮演了對于“新疆”觀念的“闡釋者”角色，他們借助報刊的媒介作用，將“新疆”作為中國內陸邊疆、亞歐大陸文化交往樞紐的史地和地緣知識及形象傳播開來，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長期以來內地部分人士對于新疆的“邊地”刻板印象，提高了內地大眾對新疆及新疆各族同胞的認知與認同水平。這不僅是近代中國邊政研究志業的體現，也是其發揮社會影響的本質體現，并與馬大正、厲聲等當代知名邊疆學者關于中國邊疆研究“應以科學和理性的精神來觀察現實、分析現實、指導現實”和“深入實際，不尚空談，探求當代邊疆在新形勢下的發展規律，探討和解答當代邊疆在發展中遇到的種種熱點和難點問題”（76）的學術倡議，形成了跨時代的精神共振。此外，近代中國邊政研究者通過對新疆多民族共存的歷史和現實考述，一方面挫敗了“雙泛主義”試圖抹煞與篡改新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屬性的政治圖謀，另一方面則通過動態地展示自古以來各民族在天山南北共存與交融的發展歷程，在客觀上表達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和而不同”的歷史與現實意志，也為內地社會傳達了新疆作為各族人民共有家園的歷史文化景象，從而彰顯了新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現實意義。以此觀之，這又是一個為“多元”闡釋的知識行動。因此，盡管近代中國邊政研究者并非齊格蒙·鮑曼所特指的“典型的后現代型知識分子”，但其對于新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解釋性話語”，確實能夠在新疆和內地之間，在新疆各族人民之間建立起彼此理解的文化心靈橋梁，于是既能夠在客觀效應上起到齊格蒙·鮑曼所言的“讓形成于此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于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77）的作用，又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構筑了蘊含新疆地方經驗的觀念基礎，代表著民族團結的進步方向?？偠灾?，對當代中國學術界而言，近代中國邊政學興起背景下的“新疆”觀念及其知識形塑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

注釋：

①1931 年，新疆哈密小堡鎮發生農民反抗當地駐軍的武裝暴動，馬仲英、馬虎山等內地軍閥趁勢進入新疆，與金樹仁、盛世才等新疆本地軍閥展開常年混戰。

②楊纘緒：《新疆概況及其危機》，載《康藏前鋒》第12 期（1934年），第44頁。

③汪洪亮：《民國時期的邊政與邊政學（1931—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王佳紅：《民國時期的邊政學與邊疆民族地區治理》，載《青海社會科學》2018 年第4期。

④段金生：《近代中國的邊疆社會政治及邊疆認識的演變》，載《社會科學戰線》2012 年第9 期；鄭亞捷：《1930年代前的新疆游記及其文化想象》，載《文學評論》2012年第4期。

⑤《教部通令研究邊政文化》，載《蒙藏旬刊》第57 期（1933年），第19頁。

⑥于右任：《新亞細亞之使命》，載《新亞細亞》第1卷第1期（1930年），第1頁。

⑦左宗棠（著）、劉泱泱（注解）：《左宗棠全集》第6 冊（奏稿六），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649頁。

⑧何觀洲：《新疆》，載《新亞細亞》第4 卷第3 期（1932年），第29頁。

⑨袁士驤：《新疆變亂之史的討究》，載《國聞周報》第10卷第44期（1933年），第1頁。

⑩吳其玉：《新疆問題史的分析》，載《東方雜志》第31 卷第7期（1934年），第81—86頁。

?黃佩：《二千年前的新疆》，載《天山月刊》第1 卷第4期（1935 年），轉引自甘肅省圖書館書目參考部（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冊）》上冊，蘭州：甘肅省圖書館，1985年，第121頁。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書店1989 年版，第1—2頁。

?何璟：《新疆歷史之沿革及人口之分布》，載《突崛》第4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17頁。

?郜英：《漢代的西域交通》，載《西北論衡》第8 卷第24期（1940 年），轉引自甘肅省圖書館書目參考部（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冊）》上冊，第199頁。?丁國藩：《前漢的西域經略》，載《益世報》1948 年2 月24日，第6版。

?虎矯如：《到新疆去》，載《中央日報》1933 年6 月25日，第2版。

?朱希祖：《中國經營西域史·序》，載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書店1989 年版，序第1頁。

?王日蔚：《新疆之語言文字》，載《新亞細亞》第10 卷第3期（1935年），第1頁。

?黃文弼：《由考古上所見到的新疆在文化上的地位》，載《禹貢》第4 卷第6 期（1935 年）；常任俠：《漢唐間西域百戲之東漸》，載《青年中國季刊》第2 卷第2 期（1941年）；吳榮曾：《唐代音樂與西北之關系》，載《西北通訊》第3卷第6期（1948年）。

?翦伯贊：《魏晉時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與中國的關系》，載《歷史社會季刊》第1卷第2期（1947年），第7頁。?同注?。

?同上。

?同注⑩。

?丁瑞馨：《新疆現狀怎樣改變》，載《突崛》第4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13頁。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疆日報社的活動》，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頁。

?陳潭秋：《三年來新疆民眾對抗戰的貢獻》，載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頁。

?［日］吉田豐子：《“內外交困”下蔣介石的對蘇外交——從阿山事件至華萊士使團訪華前后（1944 年3—7 月）》，載吳景平（主編）：《民國人物的再研究與再評價》，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頁。

?趙效沂：《新疆的十四個宗族》，載《中央日報》1944 年10月2日，第3版。

?梁甌第：《新疆問題的癥結》，載《歷史社會季刊》第1卷第2期（1947年），第37頁。

?孫兆乾：《新疆的屯墾治邊政策》，載《中央日報》1947年7月17日，第10版。

?周東郊：《論新疆問題（上）》，載《西北通訊》第1卷第5期（1947年），第2頁。

?同上，第3—4頁。

?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頁。

?丁國藩：《前漢的西域經略（下）》，載《益世報》1948 年3月2日，第6版。

?同注?，第5頁。

?寇田：《唐代西域州縣考》，載《新亞細亞》第10 卷第3期（1935年），第31頁。

?同上，第36頁。

?杜光簡：《西北史概述（下）》，載《西北通訊》第1卷第8期（1947年），第5頁。

?王恒升：《新疆史事年表》，載《現代》第2期（1947年），第22—35頁。

?沈達銘：《清代經營伊犁紀》，載《西北通訊》第3卷第1期（1948年），第9頁。

?丁實存：《伊犁將軍設置之起因與其職權》，載《邊政公論》第3卷第8期（1944年），第28頁。

?清光緒十年（1884 年），新疆建置行省，全省分為鎮迪、阿克蘇、喀什噶爾、伊塔四道，下設州、府、廳。1913年，新疆省廢州、府、廳而為縣，全疆分成伊犁、和闐、阿克蘇、迪化、喀什噶爾五道。1916 年，新疆省增設塔城道。1919 年，阿爾泰并入新疆省，設為阿山道。1920年，新疆省增設焉耆道，至此，全疆共有八道轄區。

?同注?，第20頁。

?張耀庚：《漢代之邊患》，載《新亞細亞》第8 卷第4 期（1934年），第43—55頁。

?同注?。

?同注⑨，第8頁。

?［日］崛謙德：《于闐國考（未完）》，載《禹貢》第4卷第1期（1935年），第78頁。

?王日蔚：《蔥嶺西回鶻考》，載《禹貢》第4 卷第5 期（1935年），第4頁。

?黃文弼：《古高昌國歷史略述》，載《金陵學報》第10 卷第1、2期合刊（1940年），第108頁。

（50）黃震遐：《新疆漫談》，載《新疆文化》第1期（1947年），第20頁。

（51）《時兆月報》第26卷第10期（1931年），封4頁。

（52）同注⑨。

（53）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und III.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m,Leipzig: J.C.Hinrich’sche Buchhandlung,1926；英譯本為Albert 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trans.by Anna Barwell,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1928；現代中譯本為《新疆的地下文化寶藏》，陳海濤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此外，根據榮新江的考述，勒柯克及該書內容有較多的民族和宗教偏見。該書的英譯本比德文原著更為暢銷，故1934 年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根據英譯本出版該書，譯者鄭寶善將該書的書名譯為《新疆之地下寶庫》，大約同時，向達將該書的書名譯為《勒柯克高昌考古記》（未出版）。榮新江：《敦煌學新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342頁。

（54）陳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載《開發西北》第2卷第6期（1934年），第53頁。

（55）同上。

（56）金祖孟：《新疆地名與新疆地理》，載《新中華》復刊第2卷第4期（1944年），第90頁。

（57）文端人：《新疆是“新疆嗎”？》，載《正氣雜志》第2 期（1946年），第34頁。

（58）傅希若：《對新疆民族問題的基本認識》，載《新疆論叢》第1卷第1期（1947年），第16—21頁。

（59）“塔蘭其”為族稱的漢語音譯，在當時又稱作“塔蘭奇”或“塔勒奇”等，蒙古語意為“種地人”，為清代準噶爾部招到伊犁地區墾田的維吾爾族農民。新中國成立后，塔蘭其人經過重新識別而歸入維吾爾族。

（60）杜重遠：《新疆民族問題》，載《西北論衡》第6 卷第8期（1938 年），第147—148 頁；梁甌第：《新疆問題的癥結》，載《歷史社會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7 年），第37—41頁。

（61）伊犁里克：《漫談新疆各種族》，載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西北民俗文獻》第24 卷，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181—192頁。

（62）楊大震：《新疆回族雜譚》，載《東方雜志》第21卷第21期（1924 年），第58—77 頁；劉孟揚：《回教回族辨》，載《回民公報》創刊號（1937年），第6—8頁。

（63）銘志：《漢代的新省種族》，載《天山月刊》第1 卷第4期（1935年），第67—72頁。

（64）陳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續二卷六期）》，載《開發西北》第3卷第3期（1935年），第53頁。

（65）蘇北海：《歷史上天山南北之民族變遷》，載《新疆日報》1949年4月29日、30日及5月1日，第3版，轉引自甘肅省圖書館書目參考部（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冊）》下冊，第639頁。

（66）麥斯武德：《介紹新疆的民族》，載《阿爾泰》第1卷第1期（1944年）。

（67）王建民：《新疆的民族族稱與民族主義》，載王曉莉（主編）：《民族研究文集（文化·民族·民俗·考古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頁。

（68）《新疆同鄉會對憲法草案之意見》，載《阿爾泰》第1 卷第2期（1945年），第6—8頁。

（69）穆罕默德·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載《中央日報》1944年10月31日，第3版；《新疆突厥民族問題論戰輯》，載《阿爾泰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第5頁。

（70）黎東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嗎？》，載《中央日報》1944年10月14日，第3版；黎東方：《再論新疆同胞不應稱為突厥民族新疆省不應稱為突厥斯坦》，載《中央日報》1944年11月2日，第3版；黎東方：《再論新疆同胞不應稱為突厥民族 新疆省不應稱為突厥斯坦（續）》，載《中央日報》1944年11月3日，第3版。

（71）陳澄之：《新疆伊寧事件之分析：西北近聞摭萃》，載《新中華》復刊第4卷第11期（1946年），第20—23頁。

（72）陳斯英：《伊寧事變前后的新疆政局》，載《中國青年》復刊第9號（1947年），第23—30頁。

（73）丁瑞馨：《新疆現狀怎樣改變》，載《突崛》第4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13—16頁。

（74）陳力：《伊寧事變軍事沖突經過》，載《現代》第8、9 期合刊（1948年），第4—13頁。

（75）張大軍：《反對聲中麥斯武德出場》，載《新聞天地》第26 期（1947 年），第11—12 頁；《從麥斯武德到鮑爾漢》，載《中國新聞》第3 卷第8 期（1949 年），第8 頁；《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版，第570—571頁。

（76）馬大正：《關于中國邊疆學構筑的學術思考》，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2 期；厲聲：《新千年改版之際的祝賀、回顧與思考》，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77）［英］齊格蒙·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