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之名: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對“中國式邊疆”現代化的思考*

汪洪亮

(四川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討論近代中國,不能忽略近代中國的邊疆地區,如張海鵬所言,“影響中國現實政治、周邊關系甚至國際關系的一系列邊疆問題,幾乎都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有關,都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有關?！?1)張海鵬.近代邊疆研究與現實的關系[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2).近代中國風雨飄搖,邊疆往往首當其沖。邊疆地區既是國土邊緣,也是國防前線。在特定時期,部分邊疆地區還是大后方,比如在抗戰時期,中國西部邊疆就被賦予抗戰大后方和民族復興基地的戰略定位。在民國時期政學兩界關于“邊疆”的言說中,“文化”是個出現頻度很高的關鍵詞,不僅貫穿關于“邊疆”的概念討論,還洞穿時人言說中“邊政”的實施過程。換言之,“邊疆性”之形成與消除,其緣起與路徑大體皆離不開“文化”。近年學界關于“邊疆性”問題的討論,多就其概念進行解析,或以該詞來解讀研究對象的特征,關于“邊疆性”與“文化”在民國語境下的關聯研究不足。(2)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何一民.民族性與邊疆性:新疆城市發展的特點[J].民族學刊,2015,(2);袁劍.國家感與邊疆性:中亞國家間的邊界問題及其觀念折射[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朱金春.再觀“邊疆性”:邊疆的三重鏡像及其理論意義[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2).孫勇解讀李安宅的“邊疆性”概念的“中國邊疆研究中的‘邊疆性’問題”系列論文,值得參考。本文擬重訪“歷史現場”,對此問題略做討論。

一、基于“文化”界定的“中國式邊疆”

關于民國時期國人對“邊疆”“邊政”含義的認識,筆者此前已有討論,不過主要是排比史料,概述特征,并沒特別總結“邊疆”概念的獨特性。(3)汪洪亮.民國時期國人對“邊疆”“邊政”含義的認識[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1).顧名思義,一般所謂“邊疆”,就是靠近國界的領土。今天我們所指稱的中國邊疆,主要包括陸疆和海疆,屬于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但在民國時期,政學兩界談到“邊疆”,所指與今日大相徑庭:海疆未必被視作“邊疆”,與國界相鄰區域亦非全是“邊疆”,不在國土邊緣者卻可能稱為“邊疆”。那時學者撰寫有關“邊疆”之文論,往往要特此聲明其所言“邊疆”不止于此(國界邊緣),甚至“旨”不在此。以今日之時髦表達,民國時期政學兩界言說中的“邊疆”,就是一種“非典型邊疆”,或曰“中國式邊疆”。

國民黨早期對“邊疆”并沒有明確具體的論述,多是談民族問題而順帶涉及。無論是1929年國民黨三大還是1932年國民黨四大,所提“邊疆建設”主要針對蒙、藏、新等地,對其他地區少有提及,并不將其作為“邊政”實施區域,更不會與蒙、藏等地相提并論。(4)朱子爽.中國國民黨的邊疆政策[M].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45.但在此后數年,政學兩界對“邊疆”概念使用日繁,其涵蓋范圍亦甚廣泛。正如楊成志1941年所講,十余年來“邊疆”一詞“普遍地鑄成了國人一個慣用的‘口號’”,“但其真實涵義至今尚罕見人論及,因而常見論者使用起來,意念未清,紛立所見”,難以取得共識。(5)楊成志.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J].廣東政治,1941,(1).其所謂“真實涵義”,言外之意即非邊疆的“表面涵義”,故而觀聞者習焉不察而講者需特別說明。

1936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在電臺演講中指出,“邊疆兩字,普通多指四周接近鄰國之地域”,但其講題所涉“邊疆”卻非如此,“如地帶、氣候、民族、語文、政俗諸端,均與中原相同,則雖在極邊而不視之為邊疆,如閩粵諸省是。否則雖不在邊徼,亦可視為邊疆,如青康諸省是”“此外如東三省、云南、兩廣及沿海諸省,雖處邊疆,民情風俗,一如中原,法令規章,普遍使用,已無特殊行政區域之性質,故不能與邊疆同視”。(6)黃慕松.我國邊政問題:五月三四兩日在本處電臺之講詞[J].廣播周報,1936,(86).中國邊疆學會創立者之一、曾在國民黨中宣部任職的黃奮生指出:“邊疆就是一個國家領土的邊緣疆域,但是中國邊疆的解釋,非這一意義所能包容,因為一般人對于中國邊疆的看法除了中國領土的邊緣的疆域,如遼、綏、甘、寧、青等位居腹地之省份,也稱之為邊疆”,乃因“這些省份的土地未盡開發,又為游牧經濟的各宗族所散居,其人民的語言文化,亦與中原各省有所不同,基于這些特殊的條件,故一般人叫這些省份為文化的邊疆,前者是國界的邊疆”,這樣界說“頗能把中國邊疆的涵義道出”。(7)黃奮生.泛論邊疆教育[J].西北通訊,1947,(3).

二人可謂官場中人,其所界定的“邊疆”,依據基本并非領土的邊緣性,而在文化的異質性,其所謂“文化”除了民情風俗、法令規章、語言文化外,還包含“土地未盡開發”“游牧經濟的各宗族”等因素,可見“文化”也是個復合性的概念。學界人士也有類似看法。吳文藻指出:“舊稱邊疆為‘化外’,亦代表著文化的觀點。所謂‘化外’,就是蠻荒未開化的區域。文化一詞,本含有耕作的意思。中國傳統文化,是農業文化,所以凡生產技術,尚未達到農耕階段者,統稱之為邊疆?！?8)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2,(5～6).李安宅在《邊疆社會工作》一書中對邊疆之區分來自文化之分野有非常詳細的說明。在他看來,邊疆系相對內地而言,其不與內地相同,“就自然條件而論,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為條件而論,不在部族,而在文化”(9)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6再版:1.。在地形方面,“河谷、平原、盆地不是邊疆;高原、沙磧、茂草、森林才算邊疆”,在文化方面,“進行精耕農業者不是邊疆,進行粗放游牧者才算邊疆。而粗放游牧者必據高原、沙磧、茂草、森林一類的地形;精耕農業必據河谷、平原、盆地一類的地形”“故文化的邊疆實以地形的邊疆作基礎”。(10)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6再版:1～2.關于文化邊疆,他指出:“我國正統文化為以農立國之文化,惟因地理之限制或人工之未盡而未至農工階段者,其區域吾人率以‘邊疆’目之。故國人之談邊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邊疆,非國界上之邊疆?！?11)李安宅.實地研究與邊疆[J].邊疆通訊,1942,(1).對比吳文藻和李安宅的觀點,可以看到其所謂文化,并非狹義的語言文化民情風俗,還包括了物質文化、經濟生產?？傊?那時“中國邊疆”與一般國家的邊疆不同,并不只是“一個國家領土的邊緣疆域”,不能以常規概念理解。

當時政學兩界人士在論述邊政相關問題時,往往對“邊疆”要做類似聲明。一些實際上遠離國界線的地區也被視作邊疆區域。凌純聲在《中國邊政改革芻議》中聲明,“本文所稱之邊省,系指一省內有政治的或文化的邊疆之省份而言,其地域之是否在邊地,又在其次”“在國內具有特殊語文文化的弱小民族,分布之區,即在腹地,可稱為文化之邊疆”。(12)凌純聲.中國邊政改革芻議[J].邊政公論,1947,(1).吳澤霖指出,邊疆從地理立場看“是一個純粹的空間概念”,從政治觀點看“與中樞是對立的名稱”,往往是“政治上的特區”。比如東南沿海本是中國邊緣地帶,但因其為當時中國政治中心及經濟命脈所在地,“毫沒有邊疆社會的特征”,而甘肅內蒙古一帶,“在地理上實為中國的中心,但因離政治中樞過于遙遠,又因民族及宗教上的特點,強鄰勢力的侵入,這些地方的應付及對策最可影響國家的命運,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中心地帶反成為政治上的邊區”,而有些地方更接近內地,但因與內地民族、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不同,故被視為“邊疆”。(13)吳澤霖.邊疆的社會建設[J].邊政公論,1942,(1～2).梁甌第認為,我國邊疆“實有其獨自的特質”,人文上“本部區域內低化山民叢處之地”,如苗、瑤、倮散居之川、漢、桂、黔等,皆為“邊疆”。(14)梁甌第.邊疆教育導論[J].貴州教育,1942,(7～9).柯象峰提出:“在中國而言邊疆之研究,蓋不僅以與鄰國接壤之區域為限”,東南沿?！叭珵槲幕M步之國民所據,自不在邊疆研究范圍之內”,但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及其民眾,“固為邊疆研究之主要對象”,而“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眾”,也是“邊疆研究者,固不容忽視”之“邊疆”。由此“我國邊疆之研究,應為一較廣之范疇,即除邊區各廣大之民眾外,邊省內地,未盡同化之民眾,以及在可能范圍內,鄰近有關之各地民族,均可加以研究”。(15)柯象峰.中國邊疆研究計劃與方法之商榷[J].邊政公論,1941,(1).

吳文藻發現時人稱謂的“邊疆”多系“文化的邊疆”,“東南諸省,以海為界,本是國界,而并不被視為邊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稱為邊疆。這明明不是指國界上的邊疆,而是指文化上的邊疆”;而“文化上的邊疆,系指國內許多語言、風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邊疆”。在他看來,中國邊疆包括兩種區域:一是“中部十八省以外而鄰近外國的地方”,如蒙藏遼吉黑熱察綏新寧青康等省;二是“中部十八省中住有苗夷羌戎各小族的荒僻之區”,如陜甘湘粵桂川滇黔等省邊區。(16)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2,(5～6).時人對“文化的邊疆”論述極多,但“民族的邊疆”這一提法筆者并沒看到同調。實際上時人用文化來區分邊疆,大多數恰是以此回避簡單用民族來區分,更多落實在區域之“文化”而非族類之“人”上。楊成志提出了“較寬大的廣義的解釋”,也就是八個字——“凡疆有邊,無邊非疆”,“邊疆”即“國疆”,也就是“領土完整”四個字可作代表,“不特包容了狹義解說所指定的地區,而且應概括凡淪陷區和接近淪陷區的各省”,以及“苗夷瑤藏回各族群所居的內省各山地,都屬于邊疆范圍的重地”。(17)楊成志.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J].廣東政治,1941,(1).

還有一些學者將中國的邊疆延伸到了海外。如陶云逵就認為:“一國之內毗鄰政治邊界(Boundary)之地帶稱之為邊疆,而一國國民移植它邦自成一社區,其居住地實亦其國之邊疆,如英法人之殖民它陸,及國人之移居各洲是。有統治權之殖民地為其國之政治的邊疆,無統治權之殖民地為其國之社會的邊疆。故邊疆一詞包括國內毗鄰邊界諸省與海外僑胞社區?！?18)陶云逵.論邊政人員專門訓練之必需[J].邊政公論,1941,(3～4).吳文藻認為,海外僑胞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邊疆民族,“邊胞所在之地,只是我國有形的邊疆,代表國防的最前線;而僑胞所在之地,乃是我國無形的邊疆,實代表了國防的最外圍”。(19)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2,(5～6).張廷休從地理學、人地學和文化的立場,將中國邊疆分為內邊、外邊及文化的邊疆。所謂外邊,與“內邊”相對應,“凡人文風習與中土密合者可以邊疆視之”,如越南及南洋一帶華僑密集區域,“無論此等地域在歷史上曾否投入故國之懷抱,其當前宅居之人,確然為中國人民,殆無疑義”“此等邊疆,可名為‘外邊’”;除內邊和外邊外,還有文化的邊疆,即“開發較遲,文化水準過低之區”。(20)張廷休.邊疆與教育[J].貴州教育,1942,(7～9).當時還有很多學人論述邊疆時談到“內邊”和“外邊”,其意謂異同紛呈,值得另文梳理。

那時“邊疆”之概念側重文化,“邊疆研究”自然注重邊疆文化研究。民國時期最有影響的邊疆研究刊物《邊政公論》發刊詞開宗明義,其“研究的范疇”包括政治(邊疆政策和邊政機構)及其所“寄托”的社會,其中“政策和機構兩者,為政治成敗的決定要素”,指出“欲推動政治,則必對其所寄托的社會有徹底的認識。而欲認識一個社會,又必須從‘人’‘地’和‘文化’三個要素上面去研究”,其中“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前者包括衣食住行,后者包括語言、信仰、道德、習俗和法律規范等,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在非物質方面,中國邊疆文化“都形成其各式各樣的形態”,如何改良邊民生活和提高邊疆文化,“亦必須先有分別的研究,精確的探討,然后才能得到妥善的方策”。(21)發刊詞[J].邊政公論,1941,(1).

林耀華后來在《邊疆研究的途徑》一文中表達了近似觀點。他認為人類社會不管是在什么區域什么時代都包括環境、人和文化3個要素的交互作用,“并且相為因果”。他指出:“所謂邊疆,非即地理名詞,亦指人類社會。邊區社會也一樣地包括以上三個要素的交互作用,只因邊區或有特殊情形,三個要素的交互作用即和中心區域不同?！庇纱诉吔芯繎鶕@3個要素來確定步驟或“途徑”,一是要研究邊區地理環境和歷史沿革,二是要“考究邊民的個人行為方式”,三是要研究語言,四是要研究人群團體的機構。他提醒,“歷史背景的學識,也常不足以分析制度的變遷,所以需要實地考察的材料,而實地考察又須相當時日,才能精切地看到變遷的過程”。(22)林耀華.邊疆研究的途徑[J].邊政公論,1943,(1～2).

吳文藻認為邊疆文化變遷研究是“邊政涉及的中心工作”,“是與邊政學直接有關的一種主要工作”,特別強調“人類學是研究邊疆民族及文化的中心科學,而從事邊政的人就必須具有關于邊疆民族及文化的充分知識”。(23)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2,(5～6).楊成志指出邊疆調查者應“具有民族學的基本認識及技術的應用”,認為“對邊疆族群的認識似應本中國民族學研究為出發點——即血統的互相交流與混化,文化的互相傳播與影響,語言的互相采用與保留三種因素去分析和綜合才較為科學”。(24)楊成志.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J].廣東政治,1941,(1).他所指出的“三種因素”實際上可概括為人類學的三大分支:體質、文化、語言。吳、楊之論,不乏知音?？孪蠓逭J為“民族學及社會學家”在邊疆研究中應為“任主角者”,其主要任務即在“研究邊民文化之內容,社會組成之實質以及民俗信仰各項制度生活實況等問題,以求深切之了解,進而求解決之方案,一旦有成,其他各方面之研究均可繼之,循序而進矣”。(25)柯象峰.中國邊疆研究計劃與方法之商榷[J].邊政公論,1941,(1).楊希枚強調:“今日要談邊政,首先要認識并了解邊民文化。而要求認識并了解邊民文化,必須發展人類學,特別是應用人類學?！?26)楊希枚.邊疆行政與應用人類學[J].邊政公論,1948,(3).

二、體現“文化”特征的“邊疆性”

從字面來看,“邊疆性”可以有兩層解讀,邊疆屬性和邊疆特性。學界有人提出邊疆屬性有二種,一是自然屬性,二是社會屬性,并提出自然屬性是根本屬性。(27)楊明洪.試論邊疆的“二重屬性”[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我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邊疆并非自然形成的,也不取決于自然因素,而是取決于政治約定或歷史形成。其根本屬性應該是政治屬性,所謂自然屬性恰好是邊疆的自然特征而已。不同國家的邊疆,其自然特征可能就有不同。

李安宅可能是民國時期第一個甚至是唯一明確提出“邊疆性”的學者。他在《邊疆社會工作》一書的最后一章“邊疆工作的展望”中,幾次提到“邊疆性”一詞。一是展望“到了那個時候”的“邊疆工作者的專業工作”,第一“便不是邊疆工作,而是各種的專業工作,如醫藥、工程師、畜牧家、工業化學家之類的工作,這些工作,只有其各行的技術問題,再不必需兼為邊疆而有的適應技術?！钡诙?“邊疆社會工作也就失掉其邊疆性”,“要以社會工作的專業技術貢獻于那些地方”,在那些地方從事社會工作,“均與處在其他地方從事社會工作一樣,只要專業技術的適應,而不再需要特別對于邊疆的適應?！倍侵v到“從事邊疆工作的人”“最不自私”:“因為從事其他工作的人都希望對象范圍越大越固定越好,只有從事邊疆工作的人希望邊疆越來越失掉其邊疆性,即其對象范圍越來越小越不見了才好”。最后他提出:“邊疆社會工作之成功,即在邊疆性之逐漸消失而歸于烏有”。(28)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6年再版:81～84.

李安宅這段話,既提到邊疆的“邊疆性”,也提到邊疆社會工作的“邊疆性”。顯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反應?！斑吔笔恰斑吔ぷ鳌钡膶ο?。對象不同,工作方式方法就會相應有差別,也就是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由此邊疆社會工作的“邊疆性”,就意味著邊疆地區社會工作,與一般社會工作就有不同。從李安宅的表述來看,所謂“邊疆性”,主要還是針對邊疆特性而言。假如邊疆的“邊疆性”能夠消除,那么邊疆社會工作的“邊疆性”自然也就沒有了,邊疆社會工作就與常規社會工作就沒有什么差別了。邊疆屬性取決于國家實力和政治控制(當然也包括軍事)。從邊疆建設角度而言,其工作開展及其成效,主要依靠對邊疆特性的把握。所以關于邊疆屬性的問題,本文暫且存而不論。

可見民國時期政學兩界人士對邊疆的認知,與“文化”密切關聯。這個“文化”一方面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另一方面常與民族問題直接相關。對邊疆文化的深入了解,有利于加深我們對邊疆民族問題的認識?！拔幕辉~,論者各執殊見”,楊成志從人類學觀點出發,認為“大凡由人類本身的手或腦,或由環境創造出來的物質、精神和社會三種綜合的生活方式,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包括一切器物、技藝品、美術、宗教、音樂、思想、文學、哲學、語言、制度、風俗、習慣及儀式,有形或無形的各種表現”,都可稱為文化,而“邊疆文化便是邊疆一切差別的淺化族群所具有的生活型式所表現的象征”。(29)楊成志.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J].廣東政治,1941,(1).

時人在討論邊疆概念時,實際上已經將“邊疆性”也就是邊疆的特征概括得比較清楚,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是山川險阻,交通不暢;二是經濟滯后,文化低落;三是民族眾多,文化多元。時人表述,“我國邊疆,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惜因地處邊陲,交通不便,且民族復雜,語言各殊,人民生活簡陋,篤守宗教,與外界極少往來,且歷受政治經濟之阻力,以致教育文化一落千丈?！?30)西尊.邊疆政治與教育問題[J].地方行政,1941,(2).此寥寥數語,勾勒了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及民族政策等在內的“邊疆性”。

李安宅對中國邊疆問題的分析借鑒了拉鐵摩爾(李安宅譯為賴德懋)對中國邊疆分類的觀點。拉鐵摩爾認為精耕農業的平原為內地,邊疆有兩種,一種是純粹游牧的區域,第二種是介于平原和草原之間的邊緣地帶。這種耕牧兼有的邊緣地帶具有依附性和機動性。李安宅認為拉鐵摩爾的觀點在“分別”內地與邊疆上,是“再精確不過的”,“然在說明內地與邊疆的關系上便不應到此為止。蓋賴氏的說明著重于過去的史地條件。今后的史地條件則在我們如何創造了。加過進步人工的史地條件將與過去大不相同,所以內地與邊疆的關系也就要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不能真正統一的,今后不見得不能真正統一,乃是非得真正統一不可了。本書整個目的,即在探討如何達成這種任務”。(31)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6再版:3.他在結語中明確提出,邊疆建設到一定程度,其“邊疆性”化為烏有,只有地理的意義而失去其邊疆的特征?？梢娎畎舱@本書,其目的即在于尋求內地與邊疆的這種“統一性”。而這種統一性,所要消解的就是“邊疆性”,所要實現的實際上就是“現代化”?，F代化是改變李安宅所講“史地條件”的關鍵。

李安宅認為,近代中國的正統文化(精耕文化)已經“動搖破裂”,而“附從文化”(游牧文化或農牧兼有),“因缺乏內地引發力量而無由進步”,也就是說以農立國已經跟不上時代步伐。在抗戰時期,在中國東部幾乎盡入敵手的情況下,西部邊疆建設和發展至關重要。李安宅認為,“全國都在內求發展外求獨立的迫切要求之中,更為遲滯的邊疆,乃以國防意義顯得問題最大了?！痹谒磥磉吔_發是抗戰建國的重要舉措,“消極地制止侵略,積極地從事建設。非建設不足以言制止,非制止亦無建設可能。雙管齊下的工作,要在自力更生。所謂自力更生,即在物質方面加強工業化,以提高農耕游牧等生產水準;在精神方面培養公民原則,以代替家族主義。惟因工業化提高了生產水準,才使抗建物資充實起來;亦惟因公民原則提高了國民風紀,才能擔負起內而建國外而抗戰,即以抗戰手段來建國,且以建國工夫來抗戰的雙重使命。這雙重使命乃是一種歷史使命的兩方面,蓋非充實國本不能抗戰,非抗戰則不得保衛國本的”。(32)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6再版:81～84.此語極明,抗戰與建國是一體兩面,互為條件。其根本路徑就是經濟發展和公民原則培養。前者為實現“建國”,“充實國本”,而所謂公民原則,實際上就是培育國家認同。

三、側重“文化”路徑的邊疆工作

“邊疆性”與邊疆概念密切相關,是概念的具象表達。國外的所謂邊疆,一般指國界邊緣地帶。但在民國語境中的邊疆,雖然也強調邊界的重要意義,但更多強調文化的差異。我們可以從民國時期政學兩界關于邊疆的概念與特征的表達中體會其時的“邊疆性”。前文已述,時人討論邊疆,往往要特此聲明,其所言“邊疆”,不止于以國界為標記的“地理的邊疆”,其所言“邊政”,大多志在改變“文化的邊疆”。而這種所謂文化,又包括物質和精神層面。也就是說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文化差異,都成為當時判斷邊疆的主要依據。這就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邊疆”,呈現出概念的復合性,由此也導致行為的復合性。既然邊疆是一個多重邊緣的聚合,那么邊政的內涵也就非常豐富了。相對中央政治,邊政是一種地方政治;相對于外交來說,邊政是一種內政;但因邊疆又常與外國接壤,邊政又與外交活動有著關聯;邊疆地區常與民族地區重合,邊政又常體現為民族事務。時人稱謂“邊疆”,多從文化角度立論,故其談論“邊政”多指邊疆民族地區的邊疆政治。

“中國式邊疆”自然就有“中國式邊政”。地理學家丁骕就說:“我們今日所談的邊政,應該是非漢語人民的政治……貴州湖南的苗、仲,廣西的僮人,福建的畬民,青海的羌、番,都不能算是在邊疆地區,他們的政治仍舊稱邊政?！?33)丁骕.邊政更張的一種看法[J].邊政公論,1948,(3).馬長壽認為中國邊疆“有異于列強殖民地的性質”,中國一向以農業立國的,重視土地,疆域觀念強。他強調,“中國今日所鬧的邊疆問題”“是內政問題,不是民族問題”“邊區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中國文化的邊際”“治本之道仍在于修明內政,安定社會”。他特別聲明中國也不存在歐美列強殖民行政中的民族接觸問題和文化接近問題,“所差池者為接觸與接近之間沒有開明的指導和科學的方法罷了”。(34)馬長壽.人類學在我國邊政上的應用[J].邊政公論,1947,(3).

民國時期關于“邊疆性”問題的討論雖然不多,但對邊疆特征的概括大多在談邊疆概念時已經明確了。所謂消除“邊疆性”,實際上是要爭取改變邊疆的部分特征,其自然特征固不能改或可改之處極少,但是可人為介入者卻是需要努力的,比如搭橋筑路,改良農牧,開發礦藏,普及教育,等等,均為時人所論及。在林林總總的各種言論中,“文化”被反復提及,而其中之核心又在強化“國族文化”。

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提出在邊疆地區加強宣傳,要“闡明蒙藏民族為整個的中華民族之一部”(35)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765～767.。1939年4月,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推進邊疆教育方案》,明確提出邊疆教育應融合大中華民族各部分文化并促進其發展。(36)教育部邊疆教育司.邊疆教育概況(續編)[M].南京:教育部邊疆教育司,1947:1.國民黨五大宣言中也強調“重邊政,宏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37)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291.1941年,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形成決議《關于加強國內各民族及宗教政治之團結,以達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目的施政綱要》,強調“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優良社會習慣,協調各民族之情感,以建立國族統一文化?！?38)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789.1941年行政院頒布《邊地青年教育實施綱領》,確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者”為“邊疆教育”之實施范圍,其根本任務是“徹底培養國族意識,以求全國文化之統一”。(39)曹樹勛.抗戰十年來中國的邊疆教育[J].中華教育界,1947,(1).朱家驊指出,邊疆教育“除保存及傳授各族之固有文化或地域文化外,須灌輸民族國家所需的統一文化和現代文化,應使二元文化趨于一元而創造國族文化之最高型式?！?40)朱家驊.論邊疆教育[A].教育部邊疆教育司.邊疆教育概況(續編)[M].南京:教育部邊疆教育司,1947:1～2.換言之,邊疆教育之目的,乃增長邊地民眾知識文化,增強國家思想和樹立國族觀念,而后者最為根本,尤其關鍵。

民國時期政學兩界人士對“民族”和“文化”的關聯尤其看重?？偟内厔菔?對民族問題的認識越來越強調其文化因素。一般認為,民族形成之初,地域和血統是基本條件,但隨著民族流動和通婚,自然條件就降為次要,文化因素更為重要。梁啟超通過對中國各民族的來源、分布、遷徙和融合的歷史研究,明確提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41)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A].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42)[M].北京:中華書局,1989:1.孫中山最初強調民族形成的“自然力”因素,但也強調:“民族主義之范圍,有以血統、宗教為歸者,有以歷史習尚為歸者,語言文字為歸者,復乎遠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范圍,則以意志為歸者也?！?42)孫中山.三民主義[A].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186～187.齊思和認為形成民族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命運共同體”一員的情緒;強調民族是一種心理現象和政治現象,是精神的和主觀的,只不過是“一種想象”,無論漢族還是其他民族都是“許多血統雜糅的結果”,如果“政治上的合作既久”,“文化上的同化的完成也僅是時間上的問題”。(43)參見齊思和.民族與種族[J].禹貢半月刊,1937,(1～3).顧頡剛強調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干種族的必要,當務之急是要讓“種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識—代比一代高起來”,“建國的先決條件”是“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其“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44)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J].益世報·邊疆周刊,1939,(9).吳文藻認為,“今人論民族,無不一致重視文化的條件,而漠視血統的條件,誠以歷史上無數民族,幾無一非由無數種族混合同化而成,而尤以中華民族為甚;故我們絕不能以種族為判斷民族的標準,其理極明?！眳俏脑逯赋?中國歷史研究中最需注意的“事實”,首推“中華民族之形成史”,其次是“歷朝御邊理藩的積業,乃至中原農業文化與邊疆畜牧文化沖突混合的歷程”。(45)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2,(5～6).換言之就是要研究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加強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方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歷史基因。

目標既明,路徑何從?吳文藻強調邊疆開發的目標,就是要實現邊疆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文化方面,則是要對邊疆文化因勢利導,“使之與中原文化混合為一,完成一個中華民族文化,造成一個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國家”,由此他認為邊疆教育的推行,是邊政的“中心工作”。(46)吳文藻,邊政學發凡[J].邊政公論,1942,(5～6).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對邊疆教育更是倚重,強調“邊疆教育為艱難繁重之工作,對內有關乎文化之交融,民族之團結,對外有關乎國防之建設,國際關系之調諧”。(47)朱家驊.代序[A].教育部邊疆教育司.邊疆教育概況(續編)[M].南京:教育部邊疆教育司,1947:1～2.

當時政學兩界都格外注意“文化國族化”,并反復強調不是“漢化”,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原有文化,而是要實現中華民族文化整體的現代化。凌純聲表示,“國族化”是在保持各族固有文化的基礎上,接受現代文化,而非傳統的“涵化”及“消滅邊疆文化而代以中原文化”。(48)參見凌純聲.中國邊疆文化(下)[J].邊政公論,1942,(11～12).張漢光申明“近日的國族文化,不是中原民族獨創的文化,而是國內各民族文化混融的結晶”“國族化不是漢化,是國族的現代化,旨在發揚邊疆固有的優良文化,提高邊疆文化生活水準,以便加速國族文化現代化”。他強調“國族化”就是站在國族的立場,“推行國族所亟需現代化的文化”,如推行邊教的目的不在統一語文和限制思想,目的是培養“國族的國民,現代的公民”,而邊疆經濟開發是“在國族經濟區域分工的原則之下,因地制宜”,推動邊疆經濟“工業化”,并非強迫改變其畜牧為農耕。他還提出,“我們國族雖然具有形成民族國家的種種因素,而凝結這許多因素——文化——程度不夠,尤其是現代民族國家凝結國族的現代文化不夠”,中國如欲自強和現代化,“邊疆的文化,必須隨著國族文化之現代化而現代化”,應該“不計工本來舉辦”縮短中央與邊地距離、溝通中原和邊疆的工作,來“加速這一個過程”。(49)張漢光.論邊疆文化國族化[J].邊疆通訊,1947,(3).陶云逵認為邊政的方面甚多,不勝羅舉,但其共同目的則為保衛邊民加強團結,推進復興大業,前提是把邊疆社會文化與中原文化一樣“近代化”起來,“這近代化的政策也是我國上下數十年來努力的方向,是大家公認的國是,政府決定的國策”,故“政府的邊政之重心是使邊疆社會的文化改變為近代化的文化”。(50)參見陶云逵.論邊政人員專門訓練之必需[J].邊政公論,1941,(3～4).

以文化為分野的邊疆,以文化為標記的邊疆性,在工作指向上就是要以“文化”的方式來解決“文化”的問題。這種“文化”方式的工作,就是當時學人提出的“邊疆社會工作”。時人已經認識到,邊疆建設離不開社會建設,更有學者指出,邊疆建設主要就是社會建設。吳澤霖提出了“兩種社會建設”論:“自然的社會建設”與“計劃的社會建設”。前者需要具備良好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接觸機會,但中國邊疆地區人口稀少,常因民族宗教復雜而鬧糾紛,所以離不開“計劃”,邊疆各族應在政府督導下協調合作。他特別指出,邊疆社會建設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同化問題。在他看來,“同化的最后目的在使各個民族在血統上熔合為一體,在文化上采取一個中心民族的語言文字,社會制度風俗習慣道德標準,使各個民族融合于中心民族的巨流中,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現實中存在“民族不統一,意志不集中”的情況,有必要“同化”。同化有絕對的、相對的,前者“旨在造成完全的社會一致,附庸民族的個性不復使其保存,衣食住行及一切的生活方式,都得按照中心民族的標準而改變修訂,日久以后附庸民族的特性就會消失殆盡”,后者則“旨在培養各族間一種共同的意志,產生一種同類意識,對國家民族的基本問題上大家都同心同德,同一步驟的去圖謀解決,至于社會生活方面的種種形態不必加以統制”。他贊同相對同化論,絕對同化既不必要也行不通,“我們所求的是統一(unity)而不是劃一(uniformity)”,施行相對同化既可減少沖突,又能保持各族特性,“整個國家文化內容反可因此而充實豐富起來”,這種“寬大的政治”,能夠促進通婚及血統上混合化和文化上的趨于統一。(51)吳澤霖.邊疆的社會建設[J].邊政公論,1943,(1～2).

關于邊疆社會建設,李安宅在《邊疆社會工作》一書中提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思路。該書體系完善,具有學科導論性質。在筆者看來,圍繞關于邊疆性如何消除的問題,李安宅提出的核心觀點就是要建立兩種制度,一是區域分工,二是公民原則?；蜓浴皟煞N區域分工”。一種是物質的區域分工,一種是精神的區域分工。在經濟建設上需要因地制宜的分工合作,在政治建設上則應追求以人為本的公民原則。前者就是要實現工業化,但因邊疆地形特殊、交通不便,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區域分工的辦法:“一切適于邊疆地形者加以提倡、改善、擴充,并且輸入超乎農耕的生產方式以提高其生產價值。所謂地形所宜,當然就是畜牧。牛羊馬駝等品種與數量,以及草種草原之類”,“加以提倡、改善、擴充,才算地無棄利”。所謂“超乎農耕的生產方式”,當然就是工業。畜牧經濟的副產品,“需要輸入近代工業技術才會提高其生產價值”,“提高邊疆的生產價值,才會與內地經濟相平衡,而其他建設事業才有辦法。在過去,耕牧是對立的,有了現代的工業技術,便將兩者溝通起來了。內地所宜者,如精耕之類,不必強向邊疆推進了。內地所缺乏者,如畜牧產品之類,得到豐富的供給了。這種兩得其便的事,雖似相反,而適相成,便是區域分工的制度?！崩畎舱J為:“在這種制度之下,一面直接地提高了邊疆的生產力,間接地加強了邊疆的購買力;一面又直接地增進了平原的資源,間接地開辟了平原的銷場:必使兩者之間發生相互依存的關系。真正相互依存起來,稍一放松,必有親眼可見的損失,哪里會有過去那樣彼此消長,大小循環的毛病呢?打開過去的局面,便是真正的統一。蓋在廿世紀的今日,已非局部的經濟自足所可競存于世界。農耕不必園藝式的精耕,工業不必藝術性的手工,所以內地與邊疆亦非舊日關系所可比擬了”。(52)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4再版:5.如此兩得其便,實現國內邊地和內地的良好循環,也可以縮小邊地和內地的經濟差距。

后者所謂“公民原則”,實際上就是要鞏固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既不以家族主義自限,也不以所在族群自限。用李安宅的話說,就是“有了公民原則,不但家族主義可以打破;一切血統的不同,宗教的派別也就沒有關系了。公民仍是以國為本位的,國之所以為國,即在不以血緣為界限不以宗教為范圍,而以地緣為界限,以共同的權利義務為范圍”“在公民原則之下”,“凡在一定國土以內,盡了共同義務,享了共同權利者,都是一國的主人,而執政者不過是公仆”。公民原則的本質就在于,打破血緣和宗教的設限。公民的認同要建立在國家本位,也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國家的成員,享受共同權利承擔共同義務。也就是要打破因為血緣和民族的此疆彼界,減少因為狹隘的種族民族偏見而導致相互不信任甚至沖突,從而影響抗戰建國的大業。如果公民原則實施好了,“可以既有全國一致的國語,又有各地不同的方言;既有中心思想,又有各派宗教,既同樣屬于中華民族,又有血統的分別;既有統一的典章制度,又有各別的設施與習慣”,如此一來就可以實現“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多以成其復異豐富,一以成其莊嚴偉大。亦惟莊嚴偉大始足以包容復異豐富的成分,復異豐富才能夠促成莊嚴偉大的一統。這種在統一中求得各別的適應,又在各別適應中達成真正統一的原則,普通的說法叫作公民原則。換個說法亦可叫作精神的區域分工。有了精神的區域分工,則內地與邊疆尤非舊日關系所可比擬了?！崩畎舱J為,這兩種區域分工,都是“利用原有地形而超乎原有的限制,利用更進一步的文化而不限于原有的范疇”,提出“兩個分工”應該成為“抗建過程中邊疆工作的指導原則”。(53)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4再版:6.

在《邊疆社會工作》一書中的“展望”一章里,李安宅再次重申邊疆建設是“建國大業的一環”,其主要工作就是“由著我們的協助,促進邊民的自助,而使邊疆工作者成為一般的專業工作者”。協助可分為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在物質方面采取“區域分工”的方法,“因用邊疆所宜,使其地無棄利,同時使其當地產品就近工業化,以冀與內地經濟平衡”;在精神方面采取“邊民原則”的方法,“充分利用鄉土教材,使其發揮所長,同時授以現代常識,使其明了現代國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而且養成這種習慣”。如此,則“就全國論,統一中有復異,就地方論,復異中有統一”。長此以往,則“邊疆一詞也就不需要了——即有,也只是地理的名詞,而無文化上的意義了”,而邊疆工作也就成了各種專業工作,邊疆社會工作也就失掉其“邊疆性”,邊疆工作主要是社會工作,“邊疆社會工作之成功,即在邊疆性之逐漸消失而歸于烏有”。(54)李安宅.邊疆社會工作[M].上海:中華書局,1946再版:81～83.這番表述,與胡耐安的觀念有相似之處。胡認為從事邊疆建設者應認識到,“國土是一塊整土”“國族是一個整體”“除了地理上的邊疆名詞外,不再有移用邊疆名詞于其他任何部門的權宜辦法”。(55)胡耐安.邊疆問題與邊疆社會問題[J].邊政公論,1944,(1).邊疆失去邊疆性,也就是邊疆只是個地理的名詞,而不再有文化意義。邊疆工作成為無差別的社會工作,也就是邊疆居民與內地居民都成為現代的國民。在李安宅、胡耐安等人心目中,這就是邊疆社會工作的歸宿。(56)有學者認為,李安宅對邊疆與內地關系的理解,走出了一元化、絕對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誤區,闡明兩者互惠平等的關系。參見陳波.“壩上”的人類學:李安宅的區域與邊疆文化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2).

四、結 語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持續追求,邊疆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式現代化在當下是主動的戰略作為,但在歷史時期卻是被動的選擇。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對“邊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與地理意義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認為如不從“文化”著眼,無法道盡“邊疆的涵義”。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邊疆”,形成了“中國邊疆”獨特的“邊疆性”,由此中國邊政內涵也極為豐富?！斑吔浴敝纬?既然主要來自“文化”因素,那么邊疆現代化的實質就是要消除“邊疆性”,讓其失去“文化上的意義”,實際上就是改變中國邊疆的部分邊疆特性,也就是實現邊疆發展,達到與內地的共同發展,培育國家命運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時至今日,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邊疆的含義已是一種政治地理范疇,民國時期所謂“文化的邊疆”在今天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中國式邊疆”現代化建設已經融入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