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凝視下原住民的自我展演與文化認同研究

［摘要］烏來鄉泰雅族為改善經濟處境而推動的文化觀光化運動，將本民族的文化帶入到觀光凝視和自我展演的復雜情境與脈絡中，從而為文化復興帶來新的變量。在觀光展演的商業氛圍中，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潛藏著諸多不確定和新的同化危機。

［關鍵詞］觀光凝視；文化展演；主體性；認同危機

［中圖分類號］K825.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5-0292（2024）01-0162-05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簡介］伊強，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傳播學、影視美學、紀錄片研究。

觀光商業活動，是現代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厄里（John Urry）在其《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中所述，“大眾化的觀光旅游自19世紀后期既已開始興盛”［1］（P10），至今天全球化的經濟場景中，觀光作為一種融合了經濟和文化元素的復合性社會活動，內在地蘊含著全球商業文化與本土在地文化之間的矛盾張力關系。本研究以臺灣烏來泰雅族為例，著重探討的議題是，原住民如何在觀光商業活動中進行自我展演，觀光客與原住民之間會怎樣展開內在互動，原住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在觀光展演中又將發生怎樣的錯位與遷移。

一、審視觀光展演的幾種理論取徑

展演理論（performative theory）自20世紀60-70年代進入到人類學和社會學，不同的學者發展出不同的理論研究取向，高夫曼（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著重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在社會互動過程中進行形象管理的問題，他認為不管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都可看作是自覺或不自覺的表演，表演的場域區分為前臺和后臺，前臺是人們呈現給他人觀看，以進行自我形象管理和建構的場合，自我與他者的互動主要在前臺發生，后臺是為前臺表演做準備，以及掩飾不希望他者看到的東西的場合。前后臺之間必要的區隔是自我形象管理的基本條件，然而在許多時候，前臺與后臺也會因為與他者的不同關系而發生互換。

高夫曼認為，“人們不能將前臺行為用于后臺，也不能將后臺行為用于前臺，而是應該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該場合應有的行為，而其標準就是社會規范，即社會對角色行為的規定”［2］（P67），社會規范的背后就是該民族文化的深層價值觀、思維方式，一個成功的文化成員總會知道在什么場合該怎么做才符合規范，而且與戲劇中的表演不同，日常生活中在前臺的展演行為不是扮演出來的，而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真實。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除了觀光文化中的本地人作為表演者，觀光客也是表演者，他們也有自己的前臺和后臺行為，并且在特定情況下知道自己該怎樣配合表演者的演出，以維護雙方的面子。

高夫曼的理論所論述的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適合用于分析觀光展演中具體而微觀的個人行為，而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關于文化表演的觀點，則更著重于特定文化中的儀式展演分析。格爾茨認為“文化是由語言、人工制品、儀式等符號形式給予編碼的‘意義之網”［3］（P93），他從象征互動的角度出發，將儀式活動看作是一出有關文化符碼的戲劇展演，儀式參與者即是表演者（actor）， 在他看來，儀式與戲劇如此相似，以至于他直接以“文化表演”的概念來指稱儀式，這種文化表演引導人們承認儀式背后的世界觀，民族共同體需要通過儀式展演以彰顯確認凝聚自己的存在。關于人類學的儀式研究，也被用于分析博物館，美國文化學者鄧肯（Carol Duncan）將博物館看成一種“儀式場所”，她的作品探討了博物館在定義文化認同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在博物館中，觀光客按照展覽提供的腳本扮演儀式中的角色，通過博物館的審美體驗重新理解世界。

從展演的角度看文化觀光產業，則文化觀光既包含了個人的具體的表演行為，又有集體的儀式展演，還有博物館這種特別的儀式場所的文化展演，上述理論視角可幫助觀察觀光產業中的泰雅族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情境中被重新組織編排展演呈現。

二、觀光展演中的泰雅族文化

臺灣以原住民本土文化作為觀光產業的內容，已有非常長久的歷史，但早期在殖民政府及威權統治之下，部落觀光常處于被動及弱勢狀態，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令之后，社會進入民主化軌道，原住民部落主體意識開始抬頭，基于部落文化主體性的觀光實踐開始展開。部落觀光產業，對部落文化原真性的保存也是一柄雙刃劍，在商業利益誘導之下的文化展演，使原初的文化樣貌扭曲變形，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內核，這對部落文化的隱性傷害侵蝕作用，也是一種嚴重的威脅。擺脫了殖民和異族統治的命運，進入自由時代的原住民，從被統治者以文明和野蠻的對立視角下的凝視，轉到被現代社會中“文明人”的凝視，不同凝視下，背后蘊含了完全不同的權力關系、價值理念，但對處于被觀看位置的原住民來說，卻有某些相同的邏輯，思考這種伴隨觀光產業而發生的矛盾悖論現象，并嘗試探討應對此一問題的方法，對于當代關注原住民生存處境命題來說，具有切近的現實意義。

泰雅族的文化觀光產業布局集中于烏來商圈，位于泰雅族部落之內，商圈內包含了烏來老街、烏來溫泉、烏來臺車、瀑布商圈和瀑布公園。然而，從更廣義的展演角度來看，每年一度在各地舉行的烏來文化祭活動，和位于烏來老街上的泰雅民族博物館，都是文化展演的一部分。在烏來地區漢人居民的人口比例占到一半左右，漢人經營的商業項目占據很大比重，旅行社、溫泉即多是由漢人主導經營。老街商圈的泰雅原住民文化特色，是漢人和泰雅原住民共同營造出來的，融合了漢人作為相異的族群參與建構的因素。漢人借用原住民文化符號，來經營自己的生意，暗示出烏來的族群與文化深度交織與融合的生態。

泰雅族的文化傳統中祭典儀式是極重要的一部分，大多數的儀式活動隨著傳統社會組織的瓦解都已消失，其背后的宗教信仰也已經淡化乃至于被遺忘，目前只剩下祖靈祭還如期舉行，其他的祭典如豐年祭的各種活動，收割祭、狩獵祭、播種祭等雖在停辦多年后，許多部落重新恢復，但已成為觀光展演的表演性節目，而不再是當初社會真實生活的實質性的一部分。時至今日，祭典儀式活動作為一種文化展演，綜合了傳統競技比賽、織布創意秀、詩歌創作與朗讀比賽、創意市集等，演變成類似部落文化嘉年華會的形式。

位于烏來老街商圈的泰雅民族博物館，是整個泰雅族文化觀光產業的核心和靈魂，博物館通過文字、影像和實物展示的方式，向觀光客呈現了“泰雅原住民族的歷史淵源、傳統人文風貌、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及祭典節慶等內容”［4］，其還原的歷史是通過文化符碼人為建構出來的對過往的泰雅原住民生活的想象。林林總總的文化形式展示，有的仍然活在當下的族人生活中，有的文化形式已經消失在歷史的變遷中，透過重新的發掘再現于當下的觀光活動中，統一籠絡在總體的觀光產業規劃布局中，成為整體的當下泰雅族文化的總呈現，建構出一個觀光產業中的泰雅族文化圖景。

三、觀光凝視下文化身份的建構

厄里（John Urry）的觀光凝視的概念受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凝視理論啟發，又增加了其他的意涵，傅柯的理論更多地在探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微觀權力的運作，而關于權力關系的論述運用到觀光凝視，厄里用來描述的是觀光客與旅游地本地人之間不平等的階級、性別、種族等社會關系，權力關系的強勢一方，內在地影響改變塑造著弱勢一方，這是“旅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一種作用力，旅游地由此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被社會性地重新構建”［3］（P105）。除了觀光客與本地人的關系，在觀光凝視背后，還有本地人與本地人的關系，本地人回敬觀光客的凝視關系，如果把觀光地看作是一座舞臺，觀光的過程是一連串舞臺化的劇情事件，則觀光客、原住民都是處在不同展演與觀看位置上的角色，相互之間處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

（一）凝視背后的社會關系

在泰雅族文化觀光產業的凝視關系中，觀光客對原住民的確處于更強勢的權力位置。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厄里將本地人回敬觀光客凝視的態度，分成三種：合作、低調的掩飾的反抗、公然反抗，而泰雅族原住民的反凝視立場基本上屬于合作的一種，少有反抗的態度，而在其他原住民如阿美族的觀光實踐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對觀光客的反抗立場，當觀光客闖入正在進行中的嚴肅的祖靈祭，這類并不打算開放給外人觀光的祭典儀式，原住民往往會采取低調掩飾的反抗態度，來維護儀式在族人心中的神圣性。這可看出不同的原住民族群在文化觀光化后，各自的文化主體性保持的程度不盡相同。

1原住民與漢人

烏來泰雅族的觀光經濟生態有其特殊的一面，當地居民的人口結構中，一半一半的原漢比例與阿美族更純粹的族群人口構成，就已是很大的不同，這也顯示出，烏來老街的文化觀光背后有著更為復雜的種族、階級關系。關于漢人與泰雅原住民的關系，上文曾提到，在烏來這個地方的歷史變遷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族群融合，文化和社會形態呈現出復雜交織的狀況。經濟上，漢人事實上占據著優勢地位，原住民經營較多的是農特產、民宿等相對邊緣產業。而在文化的外在宣傳上則是以主打原住民文化傳統為特色，文化觀光是原漢居民共同的營生策略，在烏來商圈的經營中原漢居民相互為用，漢人的商業經營經驗和資本的介入，對于商圈的維持起到很大的支撐作用，而原住民也樂于共享其文化。在烏來原漢關系的相互凝視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原住民文化的展演與呈現，很大一部分是由漢人凝視下的建構，如泰雅民族博物館的文化景觀的建造，即有漢人高茂源家族給予的大力支持和深刻的參與，因此融合了漢人對原住民社會、生活、文化的想象，而博物館的存在既是作為文化觀光的核心文化展演平臺，也是原住民藉以確認自我身份認同，進行民族文化復建的重要依靠。

2原鄉人與都會人

烏來的觀光客構成中，更多的是來自臺北都會區的城市居民，行程安排多以一日游為主，這暗示出在烏來泰雅的文化觀光凝視中，還有一層城里人與原鄉人的觀看與被觀看關系。周憲在《視覺文化的轉向》中指出，約翰·厄里的觀光凝視處于景觀與主體凝視之間的互動之中。他評價道，“凝視是旅游者主體的行為，凝視的對象便是以圖像形式呈現的景觀。旅游的景觀需要旅游者的凝視，它要求于并塑造了旅游者的視線；同理，旅游者的凝視又總是尋找著符合旅游想象力和期待的景觀，并從這樣的景觀中得到視覺體驗的滿足”［5］（P295）。因而，旅游地的景觀面貌的形成，與觀光客的觀看期待與想象，具有一種內在的互相生成的作用。烏來老街商圈的文創商品、地方美食、古早的臺車、瀑布溫泉，文化祭活動的祭典儀式展演，以及民族博物館里原住民社會生活歷史的展示，這總體的文化觀光產業的布局既是產業籌劃者的主動作為，也是受制于對可能的觀光客心理預期的猜測揣摩。城里人對原鄉人的凝視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被觀看者的展演方式和內容，決定了原住民以怎樣的形象出現在游客的觀光視野中。

3原住民的自我凝視

在旅游觀光的人際關系脈絡中，從原住民的自我主體立場來看，除了上述兩種與外來異族或觀光客他者之間的關系外，原住民自身的自我凝視關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泰雅族的社會和文化，多數已成為歷史中的存在，當下的文化觀光旅游在很大程度上要重現過去，需要從紛繁的過往中提取一些文化或社會切片來作為過去曾存在過的生活的代表，這個重新建構的過程，在資本支配下的文創產業模式和觀光凝視的影響與重塑下，其形成的文化景觀對當下的泰雅原住民來說，也已是一個他者化的存在。從上文曾提到過的各種文化展演的活動中，可以看到，活動組織者的動機除了吸引觀光客以增加觀光收益外，還在于增強原住民對自我民族文化與社會歷史的認知，強化民族認同感，然而，原住民從這新的建構過的文化景觀中確認的自我認同，也許更是一種將觀光凝視內化后的自我認同。依據高夫曼前臺與后臺的理念概念，在文化祭活動中各種公開表演性的觀光節目中，原住民將自我的前臺呈現給觀光客，而前臺上這重建過的文化景觀，本應屬于原住民真實生活的后臺，但在當下的現實中，后臺基本解構瓦解，只剩下前臺的自我展演來作為確認自我的依據，這樣的前后臺之間，類似戲劇演出的上場與退場的關系，表演者戲劇化地游走在兩種場景之間，自我認同的安置也在當下的真實生活與前臺的戲劇演出之間游移不定。

（二）文化符碼的交換

上文曾提到出于展演的需要，文化觀光往往訴諸于視覺呈現，而視覺的呈現依賴于各種形式的媒介，圖像的、文字的、實物的，以及互聯網上圖文復合的頁面，現代媒介的強大力量使所有文化形式變成視覺可見物，文化觀光商品化以及產業化的過程，與文化可視化密不可分。不能被可視化的文化元素，很難進入觀光產業布局中，例如語言，在泰雅族以及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化中扮演著極重要的地位，族語復正的傳承任務擁有更高的緊迫性，卻不是觀光產業青睞的對象，不管是在博物館還是文化祭的歌舞活動中，都沒有語言展演的安排，若遇到需要語言表達的部分，往往藉助于轉譯成其他通行語言。凡是最能可視化，且在視聽感官上獲得愉悅的文化形式，越是能夠得到觀光客的喜愛，越能夠流行，變成商業利益。因而，觀光產業的推動者們，往往將文化觀光與現代社會的各種文娛活動相結合，力圖追求最大化的視覺感染的魅力，迎合觀光客的潛在心理需要。

旅游觀光的可視化轉向，是整個現代社會視覺文化轉向的體現，也是這個視覺洪流中的一個部分，泰雅族的文化通過媒介的再現以及傳播，跨越時空的阻隔，加入到這個視覺符碼的流動中去，成為全球化的文化消費的對象。觀光客與泰雅原住民之間，實際上是通過這些視覺符號建立起觀看與被觀看的關系，而不管是觀看一方還是被看一方，都是文化符號消費生產鏈條中的一個必要環節，遵循著消費社會中一般的商品交換原則。觀光產業中文化展演的價值實現，依賴于以視覺文化符碼為載體的商品交換，原住民生產出符合觀光客消費需求的視覺產品，而觀光客則樂于為獲得的視覺觀光體驗買單。文化觀光在神秘感和異域風情的包裝表像之下，實際上是商品的現實交易，文化傳承與保護的目的，文明的對話與和諧共存的美好說辭與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讓位于對商業的妥協，利益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占據著支配地位。更進一步說，觀光客與原住民都是被綁在觀光產業這臺機器上的，居伊·德波認為，“人的消費本身不是簡單的出于真實需求，而是在商品經濟的邏輯下不斷被建構和生產出來的。這是被激發的需要，而正是景觀讓每個成員都卷入到資本主義體系所編織的不斷循環的網絡當中?！保?］（P73）

四、主體性與身份認同

文化主體性與身份認同是當代有關原住民研究的重要命題，也是臺灣學界充滿爭議的話題，有關主體性的論述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非常之多。何為主體性？從非本質主義的視角來看，主體性并不存在，如英國哲學家休謨所說， “內觀自我經驗，我們根本找不到一種東西叫做‘自我（self），因此主體的同一性是虛構的”［7］（P63）。個體自我的主體性如此，一個民族或社會的文化主體性亦是類似。排除絕對的懷疑論，從建構論的角度來思考，也許文化主體性的自我認同，本就是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是一種論述，主體的同一性是通過一系列敘事建構出來的，不同的論述策略會形塑不同的主體性。

探討原住民的身份認同也可以從上述理論立場出發加以考察。文化觀光產業的布局與運作是當下原住民確立自我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大環境，對烏來泰雅族來說，非觀光化的純粹文化生活場景幾乎不復存在，因而文化觀光的實踐中，潛藏著有關我們是誰或我是誰的認同方案。根據紀登斯（Giddens）的說法，“認同方案是建立在我們認為我們是誰，根據我們所處之過去與現在的情境，從而想象我們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構成了我們所冀求的未來的軌跡”［8］（P202）。因而，需要關注的問題是，當原住民宣稱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時候，他/她在宣稱什么，宣稱的依據為何，以什么為背景或立足于什么樣的價值坐標。

作為現代社會中的少數族群，原住民群體的身份認同往往透過縱向橫向各個維度的差異與比較來確立，其中包括自我與他者或他群的相對立的比較差異，歷史中曾經的傳統社會與當下的現代社會的比較。民族博物館的存在，為泰雅原住民提供了一個以歷史為依托與當下進行比較的立足點，其中，過去數百年的殖民悲情歷史記憶，是確立民族自我意識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的重要依據。上文曾提到，解嚴以后臺灣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開啟，推動了原住民尋求民族自我主體意識的抬頭，原住民需要被平等對待、平等尊重，甚而由于人所共知的過去遭遇造成的弱勢地位，需要特殊照顧，已成為社會共識，然而，為改進經濟民生而伴隨著文化復建同時進行的文化觀光化發展，將民族自我主體置于現代商業大潮之中，對于凝聚加強民族認同而言利弊損益卻未可知，兼具文化觀光功能的博物館，是否能作為牢固的精神信念依靠需要反思。

格爾茨認為文化是由語言、人工制品、儀式等符號形式給予編碼的“意義之網”，而儀式活動是有關文化符碼的戲劇展演，觀光凝視下的各種儀式展演在構建自我認同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給予了原住民關于我是誰和我們是誰的確定性的想象依據，然而，在文化被用作實現商業利益的工具文化商品化以后，被消解了精神內核的儀式活動，成為近似于某種文化標本一樣的存在，而不再體現為當下活生生的現實中人們的精神信念、自我認同和生活方式實踐，在這樣文化情境中形成認同的自我，也面臨著被他者化的命運。自我他者化是數百年來殖民統治下同化政策的潛在結果，解嚴后進入民主化社會，在資本與文化的全球流動的時代情境下，這一趨勢似乎并沒有改變。在商業利益推動之下文化符碼的不斷流動中，原住民身份認同的確立又似乎難以以一種獨立的姿態自足不受依賴地進行，游走在現代社會生活與傳統自我想象之間，在各種凝視力量的作用之下，原住民和原住民文化本真性的保存與傳承究竟該立足于何處，是否會面臨新的被同化或被商業文化收編的困境，在生存與維持文化主體性的尊嚴之間，原住民也許始終面對著矛盾的選擇。

［參考文獻］

［1］John Urry.觀光客的凝視3.0［M］.黃宛瑜，譯.高雄：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6.

［2］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M］.徐江敏，譯.臺北：桂冠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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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EB/OL］.http：//colourtravel.com.tw/sight/1868/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5］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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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J］.思想：臺灣的七十年代，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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