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 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

王艷麗（教授），陳佳欣，林旭琦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為踐行這一發展理念，ESG（環境、社會、治理）三大價值支柱被納入決策體系，ESG 既是推動公司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有效工具，又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并且逐漸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廣泛關注的話題。2004年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首次提出ESG 概念，2008 年ESG 傳入中國，隨著ESG 理念在我國的傳播與落地，ESG 評級產業在國內迅速興起，如華證、萬得、商道融綠、盟浪等。2021年，首屆ESG全球領導者峰會召開，此次峰會的核心關注點為ESG 領域的發展，圍繞ESG 投資、可持續發展等關鍵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吨袊鲜泄綞SG 行動報告（2022-2023）》指出，上市公司對ESG 工作的關注程度持續上升，截至2023 年6月，已有1738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ESG報告，總體占比為33.28%。ESG 的發展方興未艾，利益相關者對ESG 的關注和研究也將不斷深入。

ESG 表現主要通過ESG 評級來體現，目前全球范圍內活躍著600多家評級機構，使用超過4500個衡量指標，但由于評級機構的標準和方法不斷演進，對于同一家企業不同機構給出的ESG 評級往往存在顯著差別，ESG 評級分歧也隨之而來。王凱和張志偉（2022）對比了國內外ESG 評級機構，通過定性分析評級標準同時定量研究評級結果的差異，發現國外6家評級機構數據相關系數均值在0.5 左右，而國內3 家主流機構相關系數均值在0.3 左右，不同評價體系的結果相關性不高，且相比于國外，國內ESG 評級體系發展程度較低。已有研究表明，ESG 評級分歧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原因（Berg 等，2022），由于ESG評級數據衡量的界定涉及評級者的認知水平、社會背景與價值觀系統，ESG不具備傳統財務數據的價值中立性；二是技術原因，不同機構設定的主題覆蓋、評級范圍、指標權重、跟蹤研究等存在差異，會對評級結果產生顯著影響；三是企業自身披露的ESG 信息量，Christensen 等（2022）發現，企業披露的ESG 信息越多，評級機構的評估指標豐富程度越高，ESG評級分歧越大。這種分歧大大降低了ESG 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Chatterji 等，2016），給ESG 評級的使用者帶來困擾。迄今為止，不少學者聚焦ESG 表現的經濟后果，但鮮有學者關注ESG評級分歧現象及其經濟后果。

審計機構作為重要的市場中介組織，也日益關注ESG 評級動態，審計師可以從ESG 評級中了解企業的非財務信息，然而眾多評級機構的涌現給審計師造成了決策困擾，進而影響審計費用。有研究指出，ESG評級分歧反映了ESG 信息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大了企業的經營風險（Christensen 等，2022），導致審計師投入更多審計資源，最終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已有研究僅關注一個評級機構出具的ESG 信息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尚未研究評級分歧是否會影響審計費用，這也為本文提供了契機。

基于此，本文以2018 ～2022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深入剖析ESG 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本文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拓展了ESG評級分歧的相關研究視角。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ESG評級分歧對股價同步性、債務資本成本、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等方面的影響，本文則基于審計師的視角，探究ESG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豐富了ESG 評級分歧的相關文獻。第二，補充了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本文通過實證驗證了ESG評級分歧會引起審計費用的變化，豐富了非財務信息與審計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第三，從分析師預測、企業自身風險、委托代理等角度出發，深入剖析了ESG評級分歧影響審計費用的作用機理。

二、文獻回顧

（一）ESG評級分歧的經濟后果

作為助力“雙碳”目標實現、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ESG 在我國市場備受關注，但國內鮮有學者研究ESG 評級分歧。前文已提到ESG 評級分歧的成因，盡管有關導致評級分歧確切因素的意見尚未統一，但學者們都認為ESG評級的不確定性正在逐漸減弱其作為參考指標的信賴度，這導致市場參與者對潛在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首先，ESG評級分歧會削弱ESG評級的預測作用，模糊投資者的視野，導致投資者決策偏誤（Berg 等，2022），也大大增加了投資者的信息搜尋成本（Avramov等，2022），致使資本市場效率低下，且隨著ESG 評級分歧的增大，ESG 評級的預測能力下降（Serafeim 和Yoon，2023）。其次，有學者發現ESG評級分歧會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一方面，其會降低市場正面預期，導致股票流動性下降（李曉艷等，2023）；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壞消息的提前釋放，ESG 評級分歧會通過緩解公司與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來降低公司股價崩盤風險（汪靜，2022）。最后，ESG 評級分歧還會對管理者行為產生影響。ESG 表現逐漸走入股東和債權人的視野，并躋身管理層業績評估的關鍵指標之一，當ESG 評級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時，勢必吸引投資者和股東的密切關注，為有效應對業績考核壓力，管理層會更積極地披露ESG 信息（何太明等，2023）。此外，管理層無法把ESG 表現的實際情況準確反映到其決策過程中，造成決策失誤（Chatterji等，2016）。

（二）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

審計費用是指審計師為客戶提供專業審計服務時收取的報酬，根據Simunic（1980）提出的經典審計模型，該費用涵蓋了審計過程中投入的資源成本以及會計師事務所因承擔潛在風險而要求的額外補償。近年來，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受到了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并形成了較多的研究成果，現有文獻主要關注傳統因素，包括企業自身特征、審計機構、外部環境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自身特征是決定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定價的關鍵因素，一般來說，被審計單位規模越大，經濟業務越復雜，會計師事務所越需要設計更全面的審計程序來保證審計工作的順利完成（Simunic，1980）。已有研究發現，審計費用受到企業規模、業務復雜度、股權分散程度、公司治理水平、企業核心競爭力、客戶集中度、產權性質、盈余管理等因素的影響（張永珅等，2021）。第二，審計機構特征也是影響審計費用的重要因素，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審計師任期、審計師行業專長以及審計師變更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審計費用（夏寧等，2020）。第三，一些學者關注到企業外部環境、社會責任等非財務信息也會對審計費用產生影響。陳峻等（2016）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審計費用正相關，且環境不確定性越高，兩者關系越顯著。隨著全球環保、社會責任和企業治理意識的不斷提升，不少學者從ESG視角出發，探討ESG表現對審計費用的影響，目前主流的觀點是：良好的ESG表現能顯著降低企業審計費用（武鵬等，2023）。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逐漸呈現多元化的特征。

綜上所述，在現有關于ESG 評級分歧的研究中，學者們主要關注其成因和經濟后果，但尚未有研究探討ESG 評級分歧對第三方審計機構的影響。關于審計費用形成原因的研究雖已較為成熟，但已有研究均未涉及ESG 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當審計師觀察到不同ESG評級機構數據有差異時，會做何反應，這會影響審計費用嗎？鑒于此，本文深入探討ESG 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并揭示其潛在的作用機制，旨在為現有文獻貢獻新的理論見解和實證證據。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ESG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

ESG 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股強勁潮流，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和企業意識到ESG 對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ESG 也逐漸成為審計領域的焦點。已有研究表明，ESG 表現越好的企業，經營風險和重大錯報風險往往越低，所需支付的審計費用也越低（武鵬等，2023）。但隨著ESG的飛速發展，ESG評級的異質性日益凸顯，ESG評級的不確定性會增加審計師甄別真實ESG 評級的難度，增大審計風險。審計風險模型表明，面對企業可能出現的重大錯報風險，為了確保審計質量，審計師必須降低檢查風險水平，這通常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投入和更高的工作強度。因此，重大錯報風險會導致審計費用增加。重大錯報風險主要受到企業經營風險、管理層舞弊和持續經營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傮w而言，企業經營風險越大、管理層舞弊動機越強、持續經營能力越弱，重大錯報風險就越高，這會增大審計師面臨訴訟賠償的風險，迫使其增加資源投入，進而提高審計成本和風險溢價要求。

ESG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首先，ESG 評級分歧作為一種負面信號，反映出ESG 信息的不確定性增大，企業和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不對稱加劇，企業的經營風險增大（Christensen 等，2022）。其次，ESG 評級分歧增大，意味著更容易發揮“遮掩效應”，此時管理層進行盈余操控的動機更強（Serafeim 和Yoon，2023），在這種情況下，審計師面臨重大錯報風險的概率增加，可能會提高審計收費以彌補未來風險。最后，ESG 評級分歧可能影響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ESG 評級分歧嚴重的企業會失去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在融資市場上面臨更高的利率和更嚴格的貸款條件（張云齊等，2023），從而增加融資成本和風險，這可能導致企業在投資和發展方面受到制約，影響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使審計師感知到更強烈的審計風險。因此，ESG評級分歧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增大，管理層盈余操控動機加強，企業持續經營能力減弱，從而導致更大的重大錯報風險，最終使得企業需支付的審計費用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企業ESG 評級分歧越大，需支付的審計費用就越高。

（二）ESG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機制

1.ESG 評級分歧會加大分析師預測偏誤，從而增加審計費用。分析師作為關鍵的信息解讀者和傳播者，在資本市場上通過發揮信息傳遞作用揭示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從而緩解企業與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施先旺等，2015）。審計師在執行審計業務時，會依賴分析師的預測來了解公司情況，以此評估審計風險并確定審計費用。分析師預測偏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對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感知差異，信息不對稱程度提升，意味著公司內部控制體系存在一定缺陷、不確定性增加，審計師風險增大。因此，分析師預測偏誤越大，審計費用越高（施先旺等，2015）。

ESG 評級分歧使分析師預測偏誤增加主要體現在：首先，ESG評級分歧意味著企業ESG表現的不確定性，評級信息的有效性被削弱（Kimbrough 等，2022），分析師在分析ESG 績效時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這提升了分析師的信息處理成本，同時削弱了預測工作的效率和準確性（Jennings 等，2017）。其次，根據信號傳遞理論，ESG 評級的不確定性會增強市場對于潛在風險與收益波動的感知（劉向強等，2023），導致分析師難以依靠歷史數據和經驗進行準確預測，從而增加了預測工作的復雜性。隨著預測難度的增加，分析師對市場信息的敏感性減弱，最終影響盈余預測的準確性（戴澤偉和楊兵，2020）。最后，根據有限關注理論，分析師的注意力和能力是有限的，會對相關有效信息進行篩選和取舍，只關注一部分具有重要性和影響力的信息，而ESG 評級信息的不確定性分散了分析師的注意力，消耗了他們的有限資源，使其對其他有價值信息的關注減少，進而導致分析師盈余預測出現偏差（周澤將等，2023）。

2.ESG 評級分歧會增大企業經營風險，從而增加審計費用。一方面，根據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理論，企業經營風險加劇可能導致財務報表重大錯報的概率大幅提升，為確保審計質量，審計師會采取擴大審計測試范圍等程序控制審計風險，而由此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將由企業承擔。另一方面，經營風險表明企業的社會信任水平較低，致使企業未來財務狀況和業務活動充滿不確定性，這使得審計師難以預見潛在的審計問題。因此，審計師須謹慎行事，執行更多審計程序、投入更多審計資源，以降低審計風險。

ESG 評級分歧使企業經營風險增大主要體現在：首先，基于信號傳遞理論，ESG評級存在顯著差異的公司會給銀行和投資者帶來一種“表里不一”的印象，引發對企業長期運營穩定性及債務償還能力的質疑，銀行和投資者可能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以補償他們承擔的額外風險，這將導致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上升（張云齊等，2023）。結合資源依賴理論，外部融資成本的增加會導致內部資金分配出現傾斜，限制企業在研發、市場營銷、設備更新等方面的投入，影響企業的長期增長和競爭力，導致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引發財務困境，從而加大企業經營風險。其次，ESG 評級分歧的存在可能導致ESG 信息無法有效地預警企業的潛在風險，管理層難以根據不確定的ESG 表現做出正確的決策，從而顯著提高其做出不當戰略決策的可能性（何太明等，2023），最終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增加。

3.ESG 評級分歧會提升企業代理成本，從而增加審計費用?，F有研究認為，審計費用是股東監督管理層成本的一部分，審計師除了審核企業財務報表，還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源以確保管理層行為不悖股東利益，這將導致審計費用增加（楊菁菁和趙珂，2021）。另外，代理問題嚴重的企業會主動聘請高質量審計師，向外部投資者傳遞投資者利益得到保護的信號，而高質量審計意味著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王艷艷等，2006）。

ESG評級分歧使企業代理成本提升主要表現在：ESG評級分歧產生的“遮掩效應”會阻礙股東和投資者對企業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現形成清晰的認識（Serafeim和Yoon，2023），根據代理理論，當管理層面臨道德風險問題時，可能會以ESG 評級分歧為借口來掩蓋其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轉移投資者的注意力，從而為財務舞弊、隱匿壞消息等不良行為提供便利（王積田等，2023），這種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代理問題加劇，代理成本上升。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a：ESG評級分歧通過加大分析師預測偏誤增加審計費用。

H2b：ESG評級分歧通過增大企業經營風險增加審計費用。

H2c：ESG評級分歧通過提升企業代理成本增加審計費用。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2018 ～2022 年全部A 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以下篩選：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樣本、剔除ST和*ST的樣本、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參考Christensen 等（2022）的研究，保留具有兩家及兩家以上ESG 評級的公司，以使結論更具科學性。經篩選處理后，本文獲得10246 個樣本數據。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型隨機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其中，萬得、華證、商道融綠評級數據來源于萬得數據庫，彭博評級數據來自彭博終端數據平臺，審計費用及控制變量數據全部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審計費用（Audit_Fee），以公司當年向審計機構支付的總費用來衡量，為避免異方差對結果的影響，將總費用取自然對數。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ESG評級分歧（ESG_Dis）。借鑒何太明等（2023）的研究方法，選取萬得、華證、商道融綠、彭博四家評級機構的ESG 數據，對評級數據進行統一賦值。具體地，萬得和華證評級分為9檔，將9檔評級從小到大依次賦值1 ～9，商道融綠評級分為10 檔，將10 檔評級從小到大依次賦值0 ～9。然后，將彭博評分取10%，以保證權重相當。最后，計算評級數據的標準差，作為ESG評級分歧變量的衡量。

3.控制變量。參考陶春華等（2023）的研究，首先選取企業規模（Size）、企業年齡（Age）、資產負債率（Lev）、資產收益率（Roa）、流動比率（Current）、是否虧損（Loss）作為企業財務特征層面的控制變量；然后引入應收賬款占比（REC）、存貨占比（INV）、獨立董事占比（Ind）、董事會規模（Board）、審計意見（Opinion）、是否“四大”審計（Big4）作為控制變量來控制其他可能對審計費用產生影響的因素。此外，本文還控制了年份（Year）和行業（Industry）的固定效應。

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設定

本文構建了以下模型來探究ESG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

根據H1，本文預測ESG 評級分歧的系數α1顯著為正，即ESG評級分歧會導致審計費用的增加。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Audit_Fee 的均值為14.17，最大值為19.4，最小值為12.43，說明審計機構對不同企業給出的審計定價存在顯著差異；ESG_Dis的均值為1.473，最大值為4.709，最小值為0，表明當前ESG評級分歧在我國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且ESG 評級分歧表現出較大差異。在控制變量中，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8.64 和19.59，說明樣本公司的企業規模存在較大差異；Opinion的均值達到0.968，反映出大多數上市公司都被出具了無保留審計意見。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3 報告了ESG 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的回歸結果。為提高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方法進行回歸。列（1）僅對行業和年份的固定效應進行控制，結果顯示，ESG_Dis 的系數為0.021，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ESG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正相關，ESG評級分歧越大，審計費用越高。在第（2）列中，加入了企業財務特征層面的控制變量，從結果可以看出，ESG_Dis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第（3）列為加入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ESG_Dis 的回歸系數為0.03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ESG 評級分歧越大的企業，其需支付的審計費用越高，H1得到驗證。

表3 ESG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

（三）穩健性分析

1.內生性問題。

（1）工具變量法。為了緩解反向因果造成的內生性問題，即審計費用增加導致ESG 評級分歧增大，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處理。參考王積田等（2023）的研究，采用滯后一期的解釋變量（1ESG_Dis）作為工具變量。表4列（1）和列（2）為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高度相關，且F值遠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變量的問題。第二階段回歸中ESG_Dis 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ESG評級分歧使審計費用增加的結論依然成立。

表4 內生性檢驗

（2）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進一步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以減少樣本選擇偏差的影響。選擇最近鄰一比一匹配方式進行匹配，并采用Logit模型估計傾向得分，平衡性檢驗的結果表明，經過PSM匹配后，兩組樣本之間的變量標準化偏差縮小，僅在10%以內，且匹配變量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PSM 配對效果良好。表4列（3）報告了基于PSM匹配后樣本的回歸結果，ESG_Dis 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與主假設完全吻合，進一步證明本文結論是穩健的。

（3）控制個體固定效應?？紤]到可能存在一些遺漏變量的個體特征對研究結論產生影響，本文進一步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對主效應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如表4列（4）所示，ESG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依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前文研究結論一致。

2.敏感性分析。

（1）替換解釋變量的衡量方式。為避免自變量測度導致的結果偏差，在穩健性檢驗中，參考張云齊等（2023）的做法，一是用變異系數（ESG_Dis1）來衡量ESG 評級分歧，即統一賦值下四家機構ESG 評級數據的標準差除以平均值，并進行公司聚類處理，二是用ESG 評級分歧標準差除以ESG 分歧的行業均值（ESG_Dis2），將分歧指標標準化，以此衡量ESG評級分歧。結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ESG_Dis1 和ESG_Dis2 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再次支持了H1。

表5 敏感性分析

（2）替換被解釋變量的衡量方式。借鑒姜付秀等（2021）的做法，對審計費用進行標準化處理，即用審計費用除以當年資產乘以10000作為審計費用的替代變量，記為Audit_Fee1，并對模型（1）重新進行估計。表5列（3）的檢驗結果表明，ESG評級分歧會增加審計費用，驗證了本文結論是穩健的。

六、進一步分析

（一）機制檢驗

基于基準回歸的結果，為繼續考察ESG 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機制，本文擬采用模型（2）對分析師預測偏誤、經營風險、代理成本的影響機制進行驗證。參考江艇（2022）對于中介效應的分析，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以下中介模型：

其中，Analysis、Risk、Agc 分別表示分析師預測偏誤、經營風險和代理成本。

1.基于分析師預測偏誤的機制檢驗。參考王愛群和王婧怡（2021）的做法，使用盈余預測的絕對誤差比率來衡量分析師預測偏誤（Analysis）。表6列（1）報告了分析師預測偏誤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ESG 評級分歧與分析師預測偏誤呈正相關關系，說明ESG 評級分歧會加大分析師預測偏誤。當分析師預測偏誤增加時，審計師會認為該公司信息不對稱加劇，從而提高審計收費以應對審計風險溢價的需求。綜合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可知，ESG 評級分歧通過增加分析師預測偏誤增加審計費用，H2a得以驗證。

表6 機制檢驗

2.基于經營風險的機制檢驗。借鑒翟勝寶等（2014）的研究，選用會計收益波動性衡量企業經營風險（Risk），計算方法見表1。表6 列（2）為經營風險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ESG評級分歧與經營風險呈正相關關系，表明ESG 評級分歧會加大企業經營風險。面對企業經營風險，除了聘請專業能力更強的審計師，審計師自身也會投入更多資源與時間，采取多樣化的審計程序，以確保審計意見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這些額外的工作可能會引發審計費用的增加。綜合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可知，ESG 評級分歧通過加大企業經營風險來增加審計費用，驗證了H2b。

3.基于代理成本的機制檢驗。參考戴亦一等（2016）的研究，采用經營費用率衡量代理成本（Agc），計算方法見表1。表6 列（3）為代理成本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ESG_Dis 的系數為0.00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反映出ESG 評級不確定性越大，代理沖突越嚴重，代理成本越高。而代理沖突使得企業的財務狀況和運營情況變得復雜，審計師需要對公司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因此企業支付的審計費用增加。綜合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可知，ESG評級分歧通過提升企業代理成本增加審計費用，H2c得到驗證。

（二）異質性分析

1.考慮產權性質的影響。已有研究表明，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受到更多的政府監管和法律法規的約束，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更多，國有企業自2008 年起就根據政府政策建立了社會責任報告制度（Li等，2018）。相反，非國有企業通常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其信息透明度表現出更大的波動性。由于監管環境的差異，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ESG信息透明度上的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的經濟后果，包括審計費用的差異。獨特的地位和嚴格的監管環境可能降低國有企業面臨的重大錯報風險，使其不太容易受到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因此本文推測，相比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ESG 評級分歧更顯著，面臨的重大錯報風險也更高。本文按照產權性質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進行分組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列（1）、列（2）所示。非國有企業組中ESG_Dis 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國有企業組中ESG_Dis 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的P 值為0.01，說明非國有企業的ESG 評級分歧更能促使審計師提高審計費用。

表7 異質性檢驗

2.考慮是否由“四大”審計的影響。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簡稱“四大”）因其專業聲譽在全球備受推崇，已有研究表明，“四大”通常擁有更成熟的審計流程，提供的審計服務更加透明，對企業的信息披露有更高的要求，能夠促進企業更加全面和準確地披露ESG 相關信息（黃超等，2017）。越來越多由“四大”審計的企業認識到ESG 評級的重要性，逐漸開始重視ESG 表現以獲得公正準確的評估，ESG評級分歧隨之縮小。相比之下，非“四大”審計的企業可能對ESG 信息披露和管理不夠重視，進而使得ESG 評級分歧擴大，審計費用增加。由此本文根據企業是否由“四大”審計劃分樣本，結果如表7列（3）、列（4）所示。非“四大”審計（Big=0）的企業ESG 評級分歧給審計費用帶來的影響是顯著為正的，由“四大”審計（Big4=1）的企業反而不顯著。

七、研究結論及啟示

本文分析了ESG 評級分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以2018 ～2022 年A 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驗證了ESG 評級分歧與審計費用的正相關關系，該結論在解決內生性后依然成立；分析師預測偏誤、企業經營風險與代理成本在其中發揮中介作用；異質性分析表明，對于非國有企業和非“四大”審計的企業而言，ESG 評級分歧會更顯著地增加審計費用。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可得到如下啟示：第一，ESG評級分歧會導致一系列負面后果，如增加審計費用、增大企業經營風險等，因此ESG 評級機構與監管部門應當采取措施緩解ESG 評級分歧的問題。就評級機構而言，應當提高ESG 評級的透明度；就監管部門而言，可以考慮實施強制性的信息公開政策，并且制定一套涵蓋ESG 評價范圍、權重以及評估尺度的標準化規則，以此促使企業ESG 信息披露體系規范統一，進而縮小ESG 信息提供者之間存在的報告差異。第二，對于審計師而言，應該更積極地關注ESG 評級動態等非財務信息，并將其納入審計風險評估體系，及時采取相關措施應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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