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治理路徑與防控策略研究

陶帥 吳長征 陳妙玲 周元元

醫療腐敗是眾多專家學者、政策制定者和醫院管理者關心的問題，也是推進健康中國建設過程中的嚴重障礙之一[1]。2023年7月12日，國家召開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會議，十部委印發《關于開展全國醫藥腐敗領域問題集中整治工作的指導意見》，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正式拉開帷幕。公立醫院作為我國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主體，在護衛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的治理，不僅僅是一項現實工作任務，更是滿足人民群眾高質量醫療服務需求，保證醫療公平性的現實需要。當前正值全國各地醫療反腐集中治理的關鍵時期，對醫療腐敗治理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研究極具現實意義。作者結合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醫療腐敗案例和實踐分析了當前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現狀，總結腐敗治理面臨的困境和問題挑戰，結合新時期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提出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治理防控策略。

1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現狀分析

隨著醫療反腐風暴加劇，越來越多的醫院醫療腐敗案件被相繼爆出。為客觀真實反映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實際情況，本研究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的公開案例為樣本數據，結合工作實踐客觀分析當前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現狀。

本研究提取樣本數據過程為：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案由“貪污受賄”“醫院”為關鍵詞，采用人工手動提取信息的方式，搜索“2020年1月1日—2023年6月30日”的案件數據。最終搜集到與公立醫院相關的醫療腐敗案件143件，剔除1條無法辨認腐敗環節的無效數據，最終得到142條有效數據。因同一個案件涉及的腐敗類型或腐敗環節通常不止一個，因此，本研究在統計時根據案例中披露的具體頻次進行計數。

1.1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案件類型

數據顯示，公立醫院醫療腐敗案件類型主要包括貪污、受賄、挪用公款、詐騙和行賄等。其中主要以受賄、貪污案件類型居多，受賄案件數為82件（57.75%），貪污案件數為45件（31.69%），挪用公款為23件（16.20%），行賄、詐騙案件數較少，詐騙類案件僅為2件（1.41%），具體案件類型見圖1。

圖1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案件類型圖

1.2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發生的環節

數據顯示，公立醫院醫療腐敗主要發生在基建工程、醫療設備、藥品、耗材、試劑、職稱評審、招聘等環節，其他還包括某些貪污、挪用公款、詐騙行賄等行為所涉及的環節。腐敗案件以基建工程和醫療設備居多，涉案數分別為49件（34.51%）和46件（32.39%），其次是藥品和耗材、試劑環節，涉案數均為38件（26.76%），貪污、挪用公款方面涉及案件也相對較多，分別為40件（28.17%）和25件（17.61%），見圖2。

圖2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案件發生環節圖

結合具體案件情況分析發現，當前醫療腐敗案件易發生的環節可主要分為2種類型，一種是醫院運營過程中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重點廉政風險領域，如基建工程、醫療設備、藥品、耗材、試劑等方面，由于這些領域從招標到采購、使用等環節均涉及巨大利益，因此易誘發腐敗行為。另一種常見類型是貪污、挪用公款，主要發生于利用醫院制度流程漏洞，侵占醫院公款或挪作己用的行為。此外，現實中醫療腐敗發生的環節還包括醫方與患方之間收受“紅包”的行為，主要表現類型為：為了實現掛號、安排床位、提早預約手術等目的，患方為了表達謝意或尋求心理安慰給醫生送禮，但本研究樣本數據沒有此類案件[2]。

1.3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人員崗位類型

經分析案件發現，公立醫院醫療腐敗案件涉案人員均為握有職務權力的公職人員，包括握有最高權力的院長到微小權力的普通員工。本研究將涉案人員的崗位類型分為5類，包括：黨委書記、院長，副院長、總會計，中層干部，普通財務人員和其他崗位類型人員，其中涉案數最多的崗位類型為中層干部和黨委書記、院長，分別45件（31.69%）和35件（24.65%），值得關注的是普通財務人員涉案數29件（20.42%）要高于副院長、總會計師涉案數18件（12.68%）這類領導班子成員，見圖3。

圖3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人員崗位類型圖

結合具體案件發現，醫療腐敗涉案崗位多集中在對醫院藥品、醫用耗材、醫療器械、醫療設備的采購和醫院項目工程建設方面有影響力的崗位上，亦或是管理醫院資金的財務部門崗位。部分關鍵崗位所掌握的權力較大，同時缺少對于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因此該類崗位腐敗風險較大。

2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治理困境分析

2.1 醫療腐敗隱蔽性較強，查處極為困難

結合樣本案例和實踐分析發現，醫療腐敗長期存在于公立醫院，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腐敗形式也不斷翻新，從常規腐敗向新型腐敗、微腐敗轉變，手段復雜多樣。一是多數醫療腐敗交易是在非公眾場合、非工作時間隱蔽實施，如傳統的收受“紅包”問題，往往是兩方當事主體私下交易進行，假使通過電子轉賬的形式尚可查證，但現實通常是以現金形式交易，即使當事患者舉報，也會以因難取證而無法查實。此外，在醫生收受患者“紅包”是否構成犯罪的認定上司法界和學術界也存在分歧，有些人認為此舉雖違規但并未違法，也有人認為可構成受賄罪[3]。二是醫療腐敗行為往往從多個環節進行，長時間的腐敗行為給腐敗主體涉及更多環節的機會，且腐敗行為主體大多有一定職務，或者其所在部門有一定職權決定貨物或服務的購買權[4]。三是部分生產企業、醫藥代表、供應商等受利益驅使采取不正當方式圍獵醫院工作人員，并且已經不是簡單的直接給予回扣，而是通過虛設會議、邀請專家虛假授課的名義支付費用，通過這些方式給予醫療腐敗“遮羞布”，加大了查處難度。

2.2 利益沖突導致“經濟人”代理活動頻發道德風險

醫務人員為社會公眾提供具體醫療服務的同時建立委托代理關系，當出現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不一致的情況，則會產生利益沖突[5]。醫務人員追求個人利益實現，希望在提供醫療服務過程中實現自身經濟利益和人生價值最大化，當前我國絕大部分公立醫院并未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模式[6]。醫務人員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導致偏離委托人利益目標甚至損害委托人利益，最終造成醫療腐敗行為發生。新醫改以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醫改政策，但在實踐過程中通常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將費用轉嫁到其他環節。如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取消藥品加成后，藥品采購腐敗案件將相對減少，但涉及基建工程、設備方面案例增多；此外，醫用耗材也已成為醫療腐敗發生的重點領域，盡管現在正在逐步推行醫用高值耗材集中采購制度，但由于其品類繁多、個性化需求嚴重，因此從推行到真正建立實施還需一定時間，當前在補償機制尚未建立健全前提下，會影響醫生積極性而出現收受回扣、不合理用量等行為偏差。

2.3 公立醫院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不夠有力

結合涉案崗位類型分析，“一把手”和領導班子成員屬于醫院權力集中人員，更易出現權力尋租行為，當行政責任偏移，背離應有的價值原則和取向，醫療腐敗將難以避免[7]。盡管現在已建立公立醫院章程和其他規范性制度，但在進行決策時，難免會出現由于影響力而左右他人意見的行為。此外，公立醫院內尚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目前大多數醫院都是內部紀委，由于其人事權和考核評價權在醫院內部，作為“下屬”很難對存在利害關系的“上級”進行客觀獨立監督，且如職代會等民主監督手段更多是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醫院內部監督已經實然地轉化為了醫院對“外人”的監督和對“自己人”的保護，監督實效性較難保障。數據顯示，貪污、挪用公款類型的案件占比較高，涉案人員以財務出納、收費員為主，實踐中部分公立醫院對于內控監督管理重視程度不夠，甚至沒有建立內控制度，即使有也多有名無實，有的只將內控局限在財務部門，有的沒有明確牽頭部門，實際工作中由于缺乏相互制衡，常常出現相互推諉，導致權責不夠明確，存在潛在風險漏洞，不足以有效發現和控阻腐敗發生[8]。

3 公立醫院醫療腐敗問題治理對策與建議

3.1 創新公立醫院反腐敗手段，加強反腐深度

分析樣本案例數據發現，盡管本研究提取的近3年的案件數據，但其醫療腐敗行為發生時間已經相對久遠，具有一定滯后性。當前醫療腐敗形式不斷翻新升級，僅依靠刑事制裁手段不能較好地遏制腐敗行為發生，必須創新醫院內部反腐手段，應對醫療腐敗形勢多樣化新裝，加強醫療反腐深度[9]。一是進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不斷完善醫療服務價格、院務公開等信息公開制度，減少信息不對稱性，一方面能夠讓患者和人民群眾做到心里有數，另一方面也能約束醫療人員，壓縮腐敗滋生空間，減少醫療腐敗產生的可能性。二是建立權力運行監控平臺，一方面建立醫療大數據監控平臺，統籌監測全院醫療運營系統數據，定期總結分析醫療行為，搭建“院-科-人”三級分析架構，精準監測醫療服務合理性；另一方面搭建行政后勤模塊信息系統，將醫院內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信息化全流程審批，把控關鍵節點，實現全流程監控，保障權力正確高效行使[10]。三是警惕新型腐敗和電子微腐敗，制定個性化宣教政策，常態化開展反腐敗紀律宣傳教育，根據不同科室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可以由醫院層面組建宣講團，制定“一對一”宣教方案，時刻敲響反腐敗警鐘。

3.2 優化績效薪酬分配體系，強化自我約束

醫療腐敗治理關鍵在于破除逐利性，目前公立醫院滋生醫療腐敗不可回避的一個原因就是收入與付出不呈正比，在利益誘惑下，驅使醫院職工走向犯罪深淵。一是進一步優化公立醫院薪酬分配制度，新醫改以來，通過提高醫療服務費用等一系列舉措，醫務人員的待遇有所改善，但與其自身付出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績效薪酬改革需充分考慮到其職業風險、工作強度、社會責任和教育培養成本等因素，真正體現公立醫院人員勞動價值[11]。二是優化公立醫院薪酬制度結構，增加固定工資占比，保障合理收入，避免激勵不當誘發過度醫療，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和腐敗行為[12]。在績效考核方面，應該更加關注工作職責、服務質量、服務效率、技術難度和患者滿意度等指標，不應直接和醫療收入掛鉤，科學量化各項績效考核指標[13]。三是加強醫務人員思想教育和道德約束，反面警示與正面引導雙向發力，樹立優秀典型，以堅持公立醫院公益性導向進行正向激勵，引導醫務人員規范自己的行為，從思想上預防和控制腐敗行為的發生。

3.3 健全公立醫院內部制約監督機制，扎實推進懲防體系建設

醫療腐敗的本質即利用職務權力謀取私利，無論是握有集中權力的黨政“一把手”、領導班子成員還是微小權力的普通職員。因此，制約權力是醫療腐敗治理的根本[14]。一是建立重大事項決策機制，充分發揮各類醫療專業委員會作用，在重大事項決策前進行專業性把關后再提交醫院領導班子，保證決策科學性，提高管理效能，降低廉潔風險。二是建立健全公立醫院內部控制制度，改變傳統的只覆蓋經濟財務領域思維，把內部控制融入醫院制度體系和業務流程，貫穿內部權力運行的決策、執行和監督全過程，實現醫療教學科研等業務活動和經濟活動全覆蓋，形成內部監管合力[15]。三是進一步提升公立醫院紀委公信力，有條件的地市可實行派駐式紀委，中管高?？蓪⒈O察權延伸至附屬醫院，支持紀委獨立行使履行專責監督職能[16]；同時選優配強專業紀檢監察干部隊伍，真正充分發揮監督保障執行、促進完善發展作用。四是構建公立醫院違紀違法腐敗行為的預防、調查、發現、懲戒機制[17]。破除名醫、大教授特殊思想論，落實醫德醫風、師德師風一票否決制，實施多部門耦合聯動監督機制，強化醫療從業規范管理，強化行為記錄、公示和預警，發揮預防和懲戒作用[18]。

綜上所述，由于醫療領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醫療腐敗問題長期存在且侵害了人民群眾利益，消除醫療腐敗問題刻不容緩。當前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研究分析醫療腐敗行為特點、治理路徑和防控策略對于消除醫療腐敗、構建風清氣正的就醫環境至關重要。由于本研究納入樣本案件數量有限，不能囊括所有腐敗案件類型，但對揭示當前醫療腐敗行為的主要類型和特點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醫療腐敗問題治理工作需探究深層次根源問題，除公立醫院內部加大反腐力度外，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公眾均應承擔責任，全社會一起共同努力為推進醫療腐敗問題治理工作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