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文學原理和本土文學經驗之融通

陳斐

李笠（1894—1962），字雁晴，浙江瑞安人。1914年瑞安中學畢業后，一邊擔任塾師，一邊刻苦自學。1924年出版《史記訂補》，蜚聲學界，被聘為溫州永嘉省立師范國學教師。同年8月，被聘為廣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后歷任中州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等。曾在故里筑藏書樓“橫經堂”，發起“知行社”“慎社”“甌風社”等，與夏承燾等并稱“永嘉七子”。學識淵博，兼治語言、文字、目錄、?？?、訓詁、經學、史學、子學等，能詩文，著有《三訂國學用書撰要》《漢書藝文志匯注箋評》《中國目錄學綱要》等。[1]

文學理論是李笠教學與研究的重要科目。他除了為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國文科編過《文學概論講義》（下文簡稱《講義》）外，還著有《文學概論》（下文簡稱《概論》）和《中國文學述評》（下文簡稱《述評》）?！陡耪摗窞殂U印本，乃“國立廣州大學講義”，卷首“弁言”落款署“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版式粗陋，錯訛甚多?！妒鲈u》1928年8月由雅宬學社出版，比較精審，卷首《自敘》末云：“甲子之歲（1924），笠承乏廣州大學‘文學概論講席，病坊間無適用課本，輒體斯旨，著篇六編，客秋游梁，重為纂定。自知力不從心，疏舛弘多，商榷至當，蓋有待焉。民國十五年冬月，雁晴李笠識于瑞安橫經室?！薄翱颓镉瘟骸敝?925年因戰事影響，“暑假后，轉任中州大學（現河南大學）教授兼國文系主任”[2]?！独铙也糠种髂夸洝分浻小啊段膶W概論》中州大學石印”[3]?？梢?，李笠是應授課之需而編寫《概論》講義的，他先于1924年9月完成初稿，在廣州大學印行。1925年秋天后，又在中州大學修訂重印。1926年冬天前，再修訂為《述評》一書，于1928年8月正式出版。比勘《講義》和《概論》《述評》三個文本的內容、結構和措辭，可以看出：《講義》撰寫晚于《概論》，早于《述評》，應是截取某一版本《概論》的前面三編刪改修訂而成的。再考李笠與商務印書館的學緣：1924—1925年，他在《東方雜志》發表《國學用書撰要》《史記訂補敘例》《墨辨止義辨》等文；1925年12月出版《定本墨子閑詁校補》?！稏|方雜志》主編恰好為兼任函授學社國文科主任的錢智修，《講義》極有可能是1924年9月至1926年冬天前，李笠應錢智修約稿撰著的[4]。其時李笠在廣州大學或中州大學講授“文學概論”課程，已在學界知名。

在我國，“文學理論”不論是作為一門學科，還是作為一門課程，都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其在大學正式開設，較早可以追溯至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梅光迪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5]。早先，國人主要通過譯介了解這門新知。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和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影響甚大，而前者也明顯受到后者和哈德森《文學研究入門》的影響。這些著作，為國人自撰文學理論著作乃至從事文學研究與評論提供了最基本的觀念、方法、框架和問題意識。

李笠的文學理論撰著，即深受西學影響。他在行文中征引了溫著，對其觀點深表認同。不過，李笠的卓異之處在于，他對時賢易犯的抱殘守缺、一味趨新或生搬硬套之病有著高度警惕，力求“舊聞新知”“商榷至當”[6]。其《中國文學述評自敘》云：“前人立論，既有時代觀念之謬；而晚近作者，依附西學，土苴固有材料，又非得也。蓋文學為情性之產物，義理無誤矣，言語、文法恰當矣，其于情趣，不辨中外異撰、遠邇殊途也，則秦人之炙，于我何嗜？故評價于一定規律之外，又當審查國情者也?！薄翱傊?，以時間言，文學之界義，今勝于昔也；以空間言，文學之情趣，近逾于遠也……輒體斯旨，著篇六編?！笨梢?，李笠既接納外來文學理論之通則，也強調固有文學經驗之殊性，希望既能彰明前者，也不抹殺后者。這種將外來理論“中國化”的努力，從溫著翻譯之時就開始了。譯者為了便于國人理解，將書中的例證由西方文學作品替換為中國文學作品，并以“定義則意少而辭多，韻律則不合國情，體別又病其簡略”[7] 為由，刪去了原著之論詩一章，而以吳宓《詩學總論》替代，附錄于卷末。李笠則更進一步，他雖然主要接受了舶來的西方現代文學觀念，但盡量于打通古今中西的視域中辨析其與本土類似或相關觀念的異同，以商榷至當，讓普遍文學原理和本土文學經驗水乳交融、彼此映發；其思理之透辟、脈絡之條貫、闡發之到位，令人欽嘆！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笠的論著比當時乃至今天的絕大多數文學理論著作都更為“中國化”。大概是自覺到了自己論著的這個特點，在正式出版時，李笠將書名由“文學概論”改為“中國文學述評”。這一改動，也致使今人誤將其視為“文學史”著作，因此埋沒了它在“文學理論”領域的獨特而重要的學術貢獻和啟示價值[8]。

《概論》包括《正名》《分類》《沿革》《解蔽》《文學與人生》《文學與社會》六編?！妒鲈u》略有分合，調整為《何謂文學》《文學之分類》《文學之修養》《文學與個性》《文學與感情》《文學與環境》六編。從整體框架和問題意識看，也頗受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等西學論著之影響?！吨v義》因為篇幅限制，只有討論文學本身問題的《文學觀念之嬗變》《文體之孳乳》《文學分類之商榷》三章，應由《概論》前三編刪改而成，與《述評》前兩編對應。

在第一章，李笠引述了溫徹斯特對文學的界定：“書籍非皆文學也。必雄奇瑰偉、善載真道、深契人情，而后始為文學耳?！薄捌渲荚趥鬟_思想，而以情為輔助之具，令有完備愉快之領會者，則其書為散體文學，如歷史及評論是也；反之，若情感為初旨，思想緣之而入人心者，則其書為美文，如詩與小說是也?！鼻耙痪鋵嶋H上是溫氏轉引的莫立《文學研究法》中的話。盡管溫氏批評莫立此言“乃文學之描寫，而非文學之定義……空泛、含混”[9]，但因為溫氏自己沒有對文學下一簡潔、明確的定義，只是闡明文學應具備“感情”“想像”“思想”“形式”四大要素，而莫立此言又吻合溫氏主張，故被李笠誤認，就實質說亦無大礙。李笠贊同溫氏看法，《概論》曾明確說：“綜論中國文學，其領土所至，當從章說，以文字為準。然不能謂無藝術又無情感者為文學也。換言之，即不合溫氏文學條件之一者，去之而已。溫氏條件，雖不明言藝術，然云‘善載真道，深契人情，非藝術之至者，孰克能諸?！盵10]《述評》中，李笠還對文學下了個定義：“文學者，以美妙的文字、諧調的聲音，傳達人生之情感、思想、想像、人格者也?！盵11] 幾乎可以說是代溫氏立言。

李笠以此種文學定義為致思基點，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嬗變做了梳理[12]。他指出，先秦時期，孔子、墨子等人，“以文學為語言之經修飾者”。秦漢時期，因文學為儒者所修，人們遂以部分代全體，“以文學為儒術之別名，擴狹義為廣義”；又連帶稱儒者所習之“六藝”或其“一藝”為文學。魏晉時期，文學脫離儒術而獨立，文學觀念“亦由含混而漸臻明晰”，最大貢獻為“文”“筆”之分。梁元帝、蕭統等人，對于文學的“情靈”等內美和“翰藻”“宮徵”等外美皆有自覺。不過，其時劉勰、顏之推等人“先打破文、筆之分，而后牽合六藝，以歸儒術”。劉、顏等傳統派之說，因為“適迎合國人尊經復古之心理”，故“戰勝文學獨立論者”。此后韓、柳倡古文，宋儒主“文以載道”“文、筆之分遂不為人注意”“文學觀念由明晰而陷于紊亂”。清代阮元等重提文、筆之分，欲攻傳統派，但因為依附孔子，膠于形跡，難以折對手之心。晚近舶來之溫徹斯特等西人的文學觀念，與六朝獨立派頗多相通之處，故應發揚光大。李笠仔細辨析了二者特別是“純文學（情的）”“雜文學（知的）”與“文”“筆”的區別和聯系，進而總結了我國文學不同于西洋文學的三大特點——“駢散隨意，繁寡稱心”；句末押韻，句中調聲；限制篇幅，提醒研究者和創造新文學者不要輕言放棄?？傊?，李笠的文學觀念主要繼承自溫徹斯特，既以狹義的“純文學”為核心，同時也不拋棄含有文學元素的“雜文學”。他由此返觀傳統，重新發明了六朝獨立派，并以之為皈依。李笠對中國文學概貌與原理的述論，即在此視域下展開。

第二章論“文體之孳乳”。李笠首先通觀中西文學，指出：“文學演進之跡，無論何國，皆詩先于散文?！币驗槿祟愊扔姓Z言，后有文字，“詩歌之作，在聲音之間”，故為一切文學之源。人類早先的所有著作，“皆不脫詩之形相”。散文則“由詩歌脫胎而出”，為“書契以后之文學”。接著，李笠分別論述了詩、文的流變。他認為我國“詩之流變，就形式言之，則有整齊與參差之別；就精神言之，則有詩樂之分合”，并勾勒了大概軌跡：“《詩》變為騷，別流為賦，騷一變而為五言詩、為樂府，再變而為律詩，三變而為詞、為南北曲?！敝劣谖闹髯?，李笠主要從駢、散著眼考察。他指出，早先文章本互用而不分，至六朝，駢文大盛，唐代韓愈提倡古文，散文“始成專門之業”，從此二派壁壘益明，亦各有流弊。

第三章為“文學分類之商榷”。李笠在評析前人分類得失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整體而言，他主張按“作用”分類。李笠指出，“古人作文，因宜制體，初無程律”，后人纂集篇翰，“因作用而為名稱，因名稱而為體制”。對此，《述評》有詳細闡釋：“從前篇什，只如散錢，后人取其作用同者，納諸一軌，以一公名統之，而后文學作品漸有條貫可尋。此公名者，昔人所謂文章體制也?！盵13] 在李笠看來，這才是有意義的文體歸納與衍生途徑。然而，歷史未能如此理性地展開，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文有名異而作用同者，也有名近而作用異者，還有一名而兼數用者……前人的分類多拘泥于名稱，因此治絲益棼。他認為，“文之為用，不外說理、記事、言情三種”，文學分類應“以三者為綱”。他還將“言情”與“情的文學”對應，把“說理”“記事”用“知的文學”統攝。[14] 這在當時，是重新發明傳統以嫁接新知的常見作法。

把文學分為“情”“知”或“純”“雜”兩類，源于英國戴昆西“知的文學”（literature of knowledge）與“力的文學”（literature of power）之分。明治三十九年（1906），太田善南在博文館出版的《文學概論》中將后者譯為“情的文學”，分別將“情”“知”與“純”“雜”文學對應。[15] 從此這個提法被國人輾轉接受，在20世紀早期影響甚大?！罢f理”“記事”“言情”三綱，則既有本土淵源，也受西學影響。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來，已有論者將古文分為“議論”“敘事”兩類。至清代，更有人增入“抒情”而成三類。如惲敬《與紉之論文書》分“言理”“言事”“言情”三類談文辭氣象，吳德旋《許叔翹文集序》將文章分為“記事纂言”“言理”“言情”三類。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洋、東洋文學理論、修辭學、作文教學著作，也多從類似理、事、情之維度審視文學或文章的分類或功用[16]。如太田善南《文學概論》將文學分為“純”“雜”兩類。前者“乃詩之別名”“要點在其為情的”“以感動為目的”，可分為“歌的形式（吟式詩）與讀的形式（讀式詩）”。后者“其要在其為知的”“以教導為目的”“可分為敘述文與評論文兩類”。上述固有思想與外來觀念嫁接融合，逐漸形成了“說理”“記事”“言情”之三綱說，并隨著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姚永樸《文學研究法》、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劉咸炘《文學述林》等著名國文、作文、文學概論教材的流傳廣為國人接受。[17]

在“說理”“記事”“言情”三綱之下，李笠參考姚鼐《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的類目，轄以“贈序”“書牘”“傳狀”等文類，類下再分體。李笠強調：“文體與作用，頗不一致。有一體而僅有一種作用者，亦有一體而有二三種作用者，此中消息，不可不為之溝通?！睂τ谠?，他分為“讀式詩”“吟式詩”“協律詩”三類，類下轄體。前兩個類名亦借自西學[18]，但李笠結合中國文學實際作了調整并辨析了兩者的差異，他說：“西洋以無韻者為散文詩，有韻者為律文詩；中國則無韻之詩是否成立，尚有問題……西洋詩以情為主，故小說亦入詩類；中國詩以韻為主……中國漢以后之賦、頌……雖有韻而不宜歌……則中國自有其特別之讀式詩在也?！笨傮w而言，李笠所謂“讀式詩”只能用來誦讀，如賦、頌、箴銘；“吟式詩”可曼聲長吟，如五七言古、近體詩；“協律詩”則能配樂演唱，如樂府、南北曲。這種分法，大致也是按作用、體制區別的，只不過從音樂角度著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笠指出，文體名稱有“正名”“別名”之分?！捌┤缡穫髦┧略u語：班固曰贊，荀悅曰論……劉昺曰奏……此亦同體而異名者。若以劉昺之奏，與漢世‘奏以按劾之奏同言，則不侔矣。蓋前者為論、贊之別名，后者則為正名；別名亦可謂之嫌名，劃之例外可耳?！边@對于認識與研究古代文體，具有重要意義。類下所列諸體，李笠廣采眾說，斟酌至當，務使“名類之不可以假借，而后嫌名皆可依類就范，庶無糾紛之弊焉”。

《講義》體現的李笠的一些研究理念，頗值得稱道。比如，在分析阮元等人“欲攻正統派而仍以六藝為護符”，“不根據六朝文筆之說而擴充光大”之失時，他感慨道：“夫求證之范圍宜廣，遠稽古初可也；辨章學術，則須取明晰時期，以免含混之弊，而收事半功倍之效?！盵19] 批評曾國藩“推班固為駢文之祖”，失于附會時，他說：“今論駢、散之體，當以旗幟鮮明者為準……純單之文，雖始于北周，而自韓氏之倡古文辭，始成專門之業，而與駢文之分界亦益清晰?！标U發“求證”與“辨章”兩種治學理路的區別及要點，頗為精辟！再如，他指出，概念使用過程中，有以部分代指全體，進而代指其他部分的現象。漢代以前文學觀念的嬗變即是如此。昭明《文選》的命名，也是用“代表之名，概括全部……《文選》之文，當文學之文，非文筆之文也”。這個思路對于我們研究概念史頗有助益。

《講義》中的個別觀點，《述評》有所修正、補充。比如，論文學觀念之嬗變，《講義》分為獨立派、傳統派、反傳統派，誤會時期、蒙蔽時期等?！妒鲈u》則分為華辭、儒言、文筆、古文、駢文、歐化六大時期。論文體之孳乳，《述評》指出，單、復之變，在文體現為駢、散，在詩體現為奇、偶：“律詩復多于單，絕句單多于復。律詩除首尾四句外，余語必偶；絕句則有‘二句奇二句偶與‘全奇或‘全偶之三體?！盵20]《講義》未論及詩。論韻文整齊與參差之流變，《講義》認為：“風、雅、變騷，由整齊而至參差也；《離騷》之后，五言與近體承整齊之軌，詞與南北曲衍參差之宗；故參差可承整齊之系，整齊不可襲參差之統?！辈⒁祆浜屯羯砸詾樽糇C?！妒鲈u》則認為整齊與參差二派分行，皆由風、雅演變而來，并舉律詩和詞為二派代表加以說明；分析詞時，亦引了朱、汪二人同樣的話，但非朱而是汪：“由朱子言之，則詞之發生，為自整齊化為參差；由汪之說，則詞者自衍參差一派。今案汪說是也?！盵21] 論文章之分駢、散，《講義》認為“為偏頗而不健全，未足與于進化之例”?！妒鲈u》則指出，此乃“勢積使然，倘亦文學進步之現象歟”！進而闡析道：“駢、散合一，固為文之常體。純散純駢，與夫駢多于散、散多于駢者，亦何妨并行而不背乎？文學本為藝術之一，藝術之派別，不厭其多；文章之格式，何憚于繁乎？茍能專攻，各有其美，排詆之心，自然不生?！盵22] 當然，《講義》也保留了一些《述評》沒有的有價值的觀點，重要者如第二章“文體之孳乳”開頭“詩與散文發生之先后”一節、“詩之流變”節論詩樂分合一段等。

（作者單位：《文藝研究》編輯部）

注釋：

[1] 李繼芬：《李笠傳略》，載俞海主編《李笠詩文選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226頁；林呂建主編：《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197頁。

[2] 李繼芬：《李笠傳略》，載俞海主編《李笠詩文選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頁。

[3] 俞海主編：《李笠詩文選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頁。

[4] 本文所論李笠《文學概論講義》，皆據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國文科民國間鉛印本。

[5] 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頁。

[6] 李笠：《文學概論·弁言》，廣州：廣州大學，1924年鉛印本，第5頁。

[7] [英] 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譯例》，景昌極、錢堃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1頁。

[8] 任慧編《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廿七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2冊收錄了李著，而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傅瑩《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發生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和賀昌盛《中國現代文學基礎理論與批評著譯輯要（1912—1949）》（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研究近代文學理論學術史的論著皆未提及李著。

[9] 同[7]，第19頁。

[10] 李笠：《文學概論》，廣州：廣州大學，1924年鉛印本，第7頁。

[11] 李笠：《中國文學述評》，雅宬學社，1928年版，第一編第14頁。

[12] 李笠之前，楊鴻烈《文心雕龍的研究》（1922年）、《中國文學觀念的進化》（1924年）等文已用“純文學、雜文學及文學進化觀念”來“梳理中國文學批評觀念”，但不及李笠圓融、貼合國情。楊氏梳理參見張?。骸都兾膶W、雜文學觀念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2018年，第2期。

[13] 同[11]，第二編第1頁。

[14]《述評》對“記事”略有調整：“紀事則二分其屬，主實用者隸于前，富美感者系于后?！保ɡ铙遥骸吨袊膶W述評》，雅宬學社，1928年版，第二編第17頁）。

[15] 參見張?。骸都兾膶W、雜文學觀念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2018年，第2期。

[16]“說理”“記事”“言情”三綱說的本土淵源參見蔡德龍《清代文話研究》第五章《清文話中的文體分類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39頁；受東洋修辭學、作文教學著作的影響參見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第五章《古文門類的脈延——從國文選本到文學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287—353頁。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學觀念，三綱說受西方文學理論著作的影響更為直接、巨大，可惜目前這方面的研究近乎空白。

[17] 如朱希祖1919年發表的《文學論》云：難者曰，吾國“文學范圍，至為廣博。鄙人二年以前，亦持此論，今則深知其未諦。蓋前所論者，仍以一切學術皆為文學，不過分為說理、記事、言情三大綱耳”（原載《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中國史學通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78頁）。劉云孫《文體之分類》（《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1919年第3期）主張從“形式”“實質”“功用”三個維度對文章進行分類。從“實質”角度，其把文章分為“紀事”“抒情”“言理”三類。

[18] 太田善男《文學概論》已有此提法（見上文，應源于歐美），后為國人逐漸接受。獨應（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云：“夫文章一語，雖總括文、詩，而其間實分兩部。一為純文章，或名之曰詩，而又分之為二：曰吟式詩，中含詩賦、詞曲、傳奇，韻文也；曰讀式詩，為說部之類，散文也。其他書記、論狀諸屬，自為一別，皆雜文章耳?！保ā逗幽稀返?卷，第5號，1908年）朱希祖《文學論》亦曰：“今歐美文學家大氐以通俗之語言為詩歌、戲曲、小說，而讀式詩尤重于吟式詩，以盡人能解為貴?！保ㄔd《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載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中國史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84頁）。

[19] 錢鐘書亦認為：“夫物之本質，當于此物發育具足，性德備完時求之。茍賦形未就，秉性不知，本質無由而見。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終，窮物之幾，不如觀物之全?！保ㄥX鐘書：《錢鐘書集·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01頁）。

[20] 同[11]，第8—9頁。

[21] 同[11]，第13頁。

[22] 同[11]，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