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關聯、模型機制與實踐路徑：共情傳播視角下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國際傳播

王雪倩 呂山

【內容摘要】中國生態文明故事是中國故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化情感要素的共情式傳播與中國生態文明故事有著顯著的適配性，因此成為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國際傳播的“破局”思路。本文以共情傳播為理論視角，通過構建“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共情傳播體系模型”，提出秉持“生態命運共同體”和“文化間性”理念、基于共情因子挖掘共情中介物，和以受眾為中心進行共情敘事與傳播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共情傳播；國際傳播；傳播模型

生態治理是全球發展的重要議題。近些年來，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積極行動，在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節約能源資源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國家戰略目標在改善民生福祉的同時，也彰顯出中國作為世界負責任大國的智慧、價值與擔當。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就是要向國際社會宣介我們的生態文明思想，展現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與成果，傳播好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寶貴經驗和積極成效，這對我們爭取國際輿論認同、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努力和成效在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仍未得到充分的認可，這一方面有西方媒體慣有的意識形態對立和媒介話語霸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我國在海外傳播力度不夠、傳播思路或策略運用不當，導致跨文化傳播效果不佳的因素。

在中國不斷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中國力量，推動共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新階段，急需找到突破價值偏見和文化差異，融通中外情理，以促成中國生態文明故事抵達人心的國際傳播方案。作為一種訴諸情感共享，能夠引發不同人群間情緒、情感共鳴的傳播理念，共情傳播為本研究提供了思路。本文引入共情傳播相關概念和理論，在總結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故事與共情傳播適配性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對外傳播現狀，嘗試為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國際傳播提出新的傳播思路。

一、共情與共情傳播

共情（empathy），也被稱為移情、投情，是“個體基于對另一個人情緒狀態或狀況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應，這種情感反應等同或類似于他人正在體驗的感受或可能體驗的感受”。①共情發生的過程本質也是人際傳播進行的過程，是兩個個體系統間，以承載情緒、情感的多種符號文本為媒而進行的信息互動，可見共情與傳播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

近年來，共情理論被移植到新聞傳播領域，提出共情傳播這一概念。劉海明等將“共情傳播”界定為個體在面對群體的情緒情景時參與信息接收、感染和表達以及傳遞分享的行為過程。②趙建國在《論共情傳播》一文中將共情傳播定義為“共同或相似情緒、情感的形成過程和傳遞、擴散過程”，③吳飛則剖析了共情理論的心理學、神經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基礎，并指出共情傳播在促進全球傳播理解和共識達成中的重要性。④也有眾多學者關注共情傳播的傳播機理和共情效果的實現路徑。李成家等在跨文化語境下探討共情傳播的動力機制，即情感本能、理性引導和社交需求動力機制和實踐路徑。⑤馬龍則在“轉文化傳播”下提出一種共情作用機制模型。

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共情傳播作為一種理論視角，研究其與中國生態文明故事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該議題在共情對外傳播中的實踐模型、作用機制和實踐路徑。

二、中國生態文明故事與共情傳播的雙向契合

中華民族推崇“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的柔性力量，因此要找到以文“化”人、以“情”動人的著力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以往僅從現代性、交往理性的層面來探索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與認同已經行不通，應建立一種與他者共在的理念，挖掘中國生態文明故事中的共情價值，以情傳文，以情化人，以此來破解“對空言說”和“文化折扣”的困境。中國生態文明故事與共情傳播有一定的內在關聯，兩者間的適配性和契合性為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帶來了可能性。

（一）情感需求和相似體驗：生態故事中的共情因子

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價值觀念迥然不同的國家、文化群體間，很難消弭價值觀的差異，相互之間的連通有賴于情感交流，但不同人群間的情感何以聯結、共通呢？本文提出一個概念——共情因子，用來指代不同群體間的情感共享元素，它包括群體間共享的情感價值和彼此間相似的經歷或生命體驗這兩大類。人作為社會性動物，既有滿足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滿足好奇心的渴望，也有獲取精神能量的需求，博愛、善良、誠信等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對和平的渴望、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對真善美品質的追求是各國人民普遍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些全球共通的情感元素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故事中比比皆是。自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歷經幾十年的探索，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中道和諧”“民為本”等價值理念中汲取營養，在全方位發展過程中逐漸摸索出建設生態文明的基本規律，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⑥，在這一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一路高歌猛進，空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都得到了有效治理，生態環保的法律體系和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日益健全，綠色低碳和循環經濟正成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理念以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改善民生福祉為目標，與國際社會提倡的“人道主義”“保障公民權利”等理念、西方環境運動等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也符合全人類對幸福生活和良好生存環境的追求。在實踐中，中國生態治理的歷經時間之久、覆蓋范圍之廣、治理類別之豐富、過程之艱辛、參與人數之多、治理力度之大、發展進步之快，國家和人民在這極具挑戰性的歷史性任務中所展現出來的決心、堅持、奉獻、拼搏與合作精神，足以突破民族性、地域性價值觀念體系的限制，與世界人民產生共振。如“中國老人植樹防沙”的故事在You Tube上收獲了海外網友的點贊和好評，評論中往往帶有“heroes”“unselfish”“respect”“admirable”“move”“salute”“heart warming”等表示尊重和敬佩含義的詞匯。這反映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蘊含著全球“共同、共享”的“情緒、情感”信息和題材，它們是天然的共情因子，為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共情傳播提供了豐富的、可供挖掘和傳播的共情素材。

（二）全球性生態危機：傳受主體共處的共情情境

共情并不是獨立的心理活動，共情傳播也不是簡單的信息傳遞，而是發生于一定的社會情境中，“情境就是在一個給定的時空場景中所展現出來的， 能夠影響到個體對目標刺激的意義理解的一切事物或信息”。⑦情境既是共情發生的時空環境，也是共情體驗發生的催化劑。相較于微觀層面的人際傳播，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對外傳播所處的是一種更加宏觀的社會情境。雖然各個國家因利益追求存在割裂、孤立和分化的趨勢，但同處一片藍天、同在一個地球，以及全球化的作用，各個國家、民族間也存在共同的利益和情感追求。在碳排放增加、氣候變暖、土地荒漠化、海洋污染、能源安全威脅頻現等全球性環境挑戰下，世界各國人民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世界工業化進程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全球性危機，對人類安全帶來重大挑戰，這構成了共情傳播情境中的時空框架。中國與其他民族、國家及其民眾作為傳播情境中相互獨立的兩種實體，本能地出于在不確定未來中對歸屬感的強烈渴求，和在全球性生態與生命威脅前“生死與共”的命運感，產生了情感集聚的動力，走向共同體。

正是這種全球生態危機下命運與共的社會情境構成了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傳播的出場語境，改善生態環境成為全人類共通的語言。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或“生態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危機應對方案被提出的重要原因。

（三）共情敘事與傳播：平衡政治色彩和社會情感

“當今世界范圍的生態危機是與政府的政治決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雹啻髧跉夂蜃兓湍茉窗踩矫娴牟┺囊廊徽归_。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上升到國家重大戰略，一系列的戰略布局與制度安排，也體現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導的生態文明建設模式，這說明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高政治議題。在對外傳播中，國內主流媒體的對外報道也多基于這一宏大視角，呈現為以國家或民族為中心的單方向的敘事表達，難以觸動人心。而且，在種族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延續下，西方國家大搞氣候政治，對中國不斷發起氣候輿論攻訐，否定或抹黑中國的生態治理成果，這導致天然帶有政治色彩的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在對外傳播中難以避開西方媒體帶有泛政治化傾向和意識形態偏見的宣傳報道，單從政治話語敘事的角度短時期內難以打造令海外信服的中國生態文明話語。

人類整體傳播學認為，傳播研究應該“回到‘人的本質維度”，⑨“充分挖掘人類多元文明體系當中被普遍認同的共同價值，激發能夠產生全人類共鳴的樸素情感……詮釋好人類文明多樣性交融協調、和合共生的真諦”。⑩共情傳播指向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共鳴，更青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間個體或群體間的平等交流和情感互通，而非作為國家機器的政府與黨派，或者作為國家喉舌的主流媒體，它強調以更具生活貼近性、底層真實性的民間圖景來弱化傳播實踐中的政治沖突對抗，彌補政治宣傳話語帶來的情感落差，平衡政治色彩和社會情感，以便在更廣泛的共享意義空間實現跨文化理解和民心相通。

三、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共情傳播的模型與機制

共情傳播以共同情感價值為核心，以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為目標的傳播理念和該理念得以建構的理論基礎，及其與生態文明之間的雙向契合，意味著共情傳播是生態文明故事在國際傳播語境下進行有效傳播的重要路徑。但共情傳播是一個受復雜語境影響、由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動態傳播過程，抽象籠統的理論勾勒難以描繪其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機制?；诖朔N情況，本文提出一種能夠概括這一復雜傳播體系的模型（如圖1），并對該模型中的各要素及其作用機制進行詳盡闡釋。

“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共情傳播體系”中“共情情境”“共情敘事與傳播”過程、“傳播效果”三個部分相互關聯，依次發揮作用，并作為一個整體不斷循環。情感作為核心要素貫穿于共情傳播的全過程，共情既是名詞，代表共同的情感價值，即“共情因子”，我們需要對共同的情感價值進行挖掘、運用（用在敘事中）和傳播，同時共情也是動詞，指代不同人群間達到情感共振與共鳴的傳播效果。

現實物理時空中的“全球生態危機”和虛擬網絡所形成的“平臺社會”共同構成了國際傳播語境下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傳播過程中的“共情情境”。對人類生態危機的共同感受，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在客觀上形成一種前途與共的“生態命運共同體”，這種現實情境帶來的共同的危機感、命運感成為一種在傳播體系全過程中持久存在的現實背景和內在感受，起到由主體內部驅動共情的作用。而“平臺社會”則是一種可以突破地域障礙，為各類共情傳播過程元素提供流動、傳播、擴散的外部技術支撐和活動空間，是不同主體間交流互動的網絡基礎設施和虛擬情境，能從外部激勵共情傳播。不僅如此，“平臺社會”作為一種媒介平臺，能起到拓展“全球生態危機”的呈現空間，以及強化主體對“全球生態危機”這一客觀現實認知的作用。

“共情因子”是不同群體間的情感共享元素，“共情敘事與傳播”始于“共情因子”。中國生態文明故事中蘊含著“共情因子”，但后者是抽象的情感和價值信息，無法獨立地在傳受不同主體間的共情敘事過程中發揮作用，必須借助一定的符號形式，即有形的物質實體，也可稱之為“共情中介物”。而“所謂中介物是指引發傳播主體產生相同或接近情感態度的客觀事物，它可以使傳播雙方見之動心，會之起意，觸之生情，有效促成傳播雙方共通的意義空間，是‘心通的重要媒介和載體，也是共情傳播中的決定性符號”。要使其發揮使受眾“觸之生情”體驗的功能，則必須通過一定的敘事技巧將傳受雙方共有的情感元素、價值理念或相似經歷形成的文化記憶投射到中介物中，使感情變成中介物的屬性，做到“物我一體”。

“共情中介物”雖然攜帶“共情因子”，但它是靜態的，無法自動聯結目標受眾與傳播主體間的情感，傳播主體唯有借助動態的、能夠創造語境、表達邏輯、傳遞思想的敘事邏輯和敘事文本，才能創造情感意義，并對目標受眾進行情感輸出，使其在敘事文本中進行情感體驗。敘事是傳播的基礎，“現實生活中，個體以敘事模式理解社會并在敘事框架下做出決定和行動，不是完全依照證據、事實、論據、推理和邏輯來進行”，這就為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媒介化共情敘事”帶來了契機。（之所以稱其為“媒介化共情敘事”，是因為在數字媒體時代，“媒介化”已深深嵌入到各類敘事文本的創作和傳播過程中。）“媒介化共情敘事”將共情理念融入敘事文本中，通過“情節的搭建和人物形象的構建內隱地支配受眾的內心秩序”，勾勒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真實、立體的樣貌，為目標受眾對故事的情感識別提供通路。如果說全球性生態困境屬于廣義上的“共情情境”，“媒介化共情敘事”則在敘事文本中將這種現實時空情境復制甚至是強化，為目標受眾塑造新的、更加有針對性的共情情境。

經過“共情敘事與傳播”過程，目標受眾對傳播主體產生情感共鳴的反饋——“共情”。共情效果的產生并非整個共情傳播過程的終結，而是會成為不同主體間進一步溝通交流和互相理解的情感積淀，“共情傳播的效果分為三個層次：認知層面、態度層面和行為層面”，在循環往復的共情傳播系統中，這種情感共鳴和情感積淀會加深人們對生態危機的識別和對生態命運共同體的認知，進而逐步在態度和行為層面發生進一步的積極轉變。共情效果的實現也意味著“共情中介物”的選取恰當、共情敘事合理，那么在這一方向上也許有繼續深挖并進行二次敘事與傳播的可能，或類似的主題選擇方式或敘事策略有被復制推廣的價值。

四、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共情傳播的實踐路徑

基于“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對外共情傳播體系模型”，結合對外傳播的現實，提出以下路徑策略。

（一）秉持“生態命運共同體”和“文化間性”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生態命運共同體”和“文化間性”這兩個理念為國際傳播語境下不同文明、異質文化之間的傳播活動提供了指導思路。首先，我國媒體人或傳播者在開展國際傳播實踐的過程中要有“全人類同屬生態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認知，在生態環境建設這一全球性問題的認識上，要實現從“你”“我”到“我們”的態度轉變，將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國際傳播視為一種全球道義和歷史責任，以傳播國家或地區生態建設故事、分享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促進全球生態治理為使命。關于文化間性，荷蘭學者約斯·德·穆爾認為，信息與通訊網絡打破了地理隔閡，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得以開放和相互交流，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文化的影響，能夠理解他文化。這種“文化間性”是建立在不同文化共生共存并彼此認可基礎之上的溝通交流與文明對話，其面向的是文化之間的互惠理解與共同進步，因而可以成為中國生態文明對外共情傳播中的理念指引，以避免文化傳播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中心主義困境，互相尊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搭建中外生態文明的溝通橋梁。

（二）基于共情因子挖掘共情中介物

基于前文論述可以看出，共情中介物是貼近日常、觀照雙方共有情感體驗和文化記憶的實體，是洞察了不同文化間的共情因子后，并將其具象化、實體化后的呈現。筆者將“共情因子”概括為共享的情感價值和相似的經歷體驗這兩類，共情傳播過程中，共情中介物的選擇也要以是否含有這兩類共情因子之一為判斷標準。在國際傳播中，共情中介物越是恰當，越易被雙方所認可，就越容易在傳播主體間產生聯結和情感共鳴。

在中國生態文明故事中，有許多豐富的、有價值的中西方文化和經驗交融的共情中介物可以供發掘和識別。以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土地荒漠化治理為例，土地荒漠化是全球眾多國家的生態敵人，也是全球公認的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一大難題，被列為“世界環境與發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被稱為地球的“癌癥”，大約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都受到了荒漠化的威脅，許多國家的城市人民經歷過的沙塵暴問題就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存質量。比如，從相似經歷這個角度來搜尋共情中介物的話，“城市沙塵暴”便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選項，以這一環境威脅為主題進行敘事，則能使有過類似體驗的人們能夠融入到故事中，進而激發共同記憶，產生情感聯結。除此之外，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木制品、常見的鮮花花束、人們熟知的宏偉建筑物，這些國際受眾習以為常的事物背后有哪些中國生態建設的影子，能折射出怎樣的環保理念和進程，這都是可以進行挖掘的。

（三）以受眾為中心進行共情敘事與傳播

敘事主體、敘事內容和敘事策略構成了共情敘事中的敘事文本，也就是誰來講、講什么和如何講的問題。

首先，在敘事主體方面，“在媒介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時候，我們可以反向不斷開拓‘人的傳播渠道”，民間交流是官方外交宣傳的有益補充，也是中國生態文明故事共情傳播的重要主體，具有“價值觀去政治化”的特性，帶有天然的接近性。敘事主體以身體在場式的現場講述為最佳，尤其是由外國人親自體驗并講述的“他者敘事”相較于國內媒體的“自我陳述”更具有說服力、接近性和客觀性。

其次，在敘事內容方面，要通過尋找和瞄準不同主體間文化的最大公約數——共情中介物，以此為敘事的切入點或敘事主題，進一步來呈現敘事內容?？紤]到傳受主體間有著較大的語言與文化差異，且在政治立場、意識形態上難免有較大分歧甚至敵意，因而，短期內對敘事內容的選擇和討論的焦點應盡力避開立場分明、立意宏大的政治敘事，如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理念或政策的生硬解讀和闡釋，而應以低語境的日常微觀敘事為首選，呈現符合全球普世價值觀的民間生態建設故事，以防由彼此懷疑而引發情感沖突，從而導致更深的敵意。此外，當下互聯網時代青年一代已經成長為社會生產和消費的主力軍，青年亞文化和網絡社區公民的跨國影響力不斷提升，國際文化傳播受眾呈現年輕化趨勢。根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認知調查報告》顯示，外國青年群體對中國文化的認知意愿強烈。我們必須要正視這一變化趨勢，在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國際傳播中瞄準海外青年受眾這一主要群體，研究新媒介空間下青年群體的信息使用與接收，做好特質共情。

第三，在敘事策略上，以降低受眾接收和理解難度為旨歸，提倡以視聽微敘事而非文字文本類型為主，使內容更具可視性、更加形象生動。在數字媒體技術廣泛應用的今天，借助網絡這一全球開放互動式媒介，進行媒介化共情敘事，更易“滿足年輕受眾對互動性和個性化傳播形式的偏好”，也更具傳播性和分享性，能夠進一步延伸共情傳播的受眾范圍。 例如網絡游戲或VR體驗式的敘事文本，不同于紀錄片、新聞報道等封閉式文本的單向式交流，前者使受眾作為敘事主體參與到文本營造的情節走向和矛盾沖突中，在敘事時空中參與故事發展，在具身體驗中理解故事主旨，與故事中的人物產生情感聯結。此外，發起話題討論、開放視頻的彈幕和評論區、設計互動式H5動畫等都是開放互動式敘事文本的不同類型。

值得注意的是，共情敘事以受眾群體為先，將共情因子融入到了敘事過程的方方面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共情敘事消解了理性因素。實際上，“共情與理性之間不但沒有根本的沖突，甚至是互補的：共情本身就有理性的成分，而理性的判斷也需要共情的關照?！钡趶娬{共情敘事和傳播的同時，也要注意將真實性、客觀性原則貫穿始終，合理運用權威數據對比、實景畫面呈現，使中國生態文明故事的共情敘事有溫度的同時也有可信度。

參考文獻：

①Damon， W.， Lerner， R. M.， & Eisenberg， N. （2006）.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Vol. 3， 6th ed）.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②劉海明、宋婷：《共情傳播的量度：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報道的共振與糾偏》，《新聞界》2020年第10期。

③趙建國：《論共情傳播》，《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

④吳飛：《共情傳播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探索》，《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5期。

⑤李成家、彭祝斌：《論跨文化共情傳播——基于國際互助抗疫的探索》，《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

⑥劉耀彬、易容、姜俐君、李汝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形成邏輯、內涵演進與最新進展》，《華東經濟管理》2022年第11期。

⑦陳武英、劉連啟：《情境對共情的影響》，《心理科學進展》2016年第1期。

⑧張曉琴：《生態政治：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⑨⑩邵培仁、陳江柳：《人類整體傳播學：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的傳播研究》，《現代傳播》2019年第7期。

張勇鋒：《共情：民心相通的傳播機理》，《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11月19日。

FISHER W R. 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no. 51， 1984. pp. 1-10．

徐明華、李虹：《國際傳播中的共情層次：從理論建構到實踐路徑》，《對外傳播》2022年第8期。

約斯·德·穆爾、麥永雄、方頠瑋：《闡釋學視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間性闡釋學》，《外國美學》2012年第5期。

袁波：《“變”與“不變”：新發展階段我國文化對外傳播初探》，《教育傳媒研究》2022年第2期。

楊越明、藤依舒：《十國民眾對中國文化的接觸意愿與渠道研究——〈外國人對中國文化認知與意愿〉年度大型跨國調查系列報告之二》，《對外傳播》2017年第5期。

Hand S.， Varan D. Interactive Narratives：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Empathy， Interactivity and Sructure. In Tscheligi， M. （eds） Changing Television Euvironments. Eurol TV.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8. pp. 15-17．

（作者王雪倩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呂山系東莞理工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博士）

【責任編輯：陳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