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敘事框架和推進路徑

錢周偉 陳慶慶

【內容摘要】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是我國國際傳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必須立足于新的時代發展背景，把握好歷史機遇，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本文認為，對外講好中國法治故事是一項系統工程，要考慮主體、內容和受眾三個要素，可以通過創新法治的中國表達、提升法治國際傳播效能和強化國際傳播的內在支撐等途徑來向世界展示我國的法治形象，增強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關鍵詞】法治；國際傳播；話語權；敘事

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法治的認識不斷深化和升華，在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中開辟并發展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綜觀人類社會發展史，如何面對和解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一個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歷史已經充分證實，“法治興則國家興”，國家興盛往往和法治清明相伴而生，法治對國家和社會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高度重視法治問題，要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一切工作。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是我國國際傳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的國際傳播問題，多次強調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①。2021年12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法治理論研究和宣傳，……要總結我國法治體系建設和法治實踐的經驗，闡發我國優秀傳統法治文化，講好中國法治故事”②。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③。這就進一步凸顯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對該項工作做出了頂層設計，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際話語體系、對外講好中國法治故事指明了方向。因此，必須加強習近平法治思想和外交思想引領，把握好歷史發展機遇，不斷優化法治國際傳播的方式方法，表達好、闡釋好、宣介好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成果，真正講好中國的法治故事，向全世界展現出全面的、立體的、鮮活的、真實的中國法治建設，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一、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歷史方位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深刻把握國際國內發展變化做出了重要的科學論斷，即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必須立足于這一時代背景，把握歷史機遇，于變局中開新局，傳播中國法治強音。

（一）新的歷史背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自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已有六年有余，世界變革局勢發展變化進入劇烈動蕩期。2022年9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合組織會議時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④。

一方面，數字科技的發展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演進的推動器。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產業版圖，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快速發展，虛擬空間被不斷拓展。世界各國人民也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無論哪一方都不能完全隔離他人?？梢哉f，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⑤在此局勢下，惡性競爭、相互孤立只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齊心協力共謀發展才是順應時代潮流之舉。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主張“天下一家”，中國也勢必要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中國要在全球發展中更好地作出貢獻必須要以世界了解中國、認同中國、尊重中國為前提，而讓世界認識中國則是實現這一前提的必要方式。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催化劑。新冠疫情的出現加速了國際秩序轉變這一進程，國際力量對比格局發生顯著變化。新冠疫情自爆發以來，產生的影響之深遠遠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全面且劇烈地沖擊了全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讓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調整。⑥新冠疫情暴發前，世界秩序即將支離破碎，疫情又造成了一波劇烈的沖擊。在疫情沖擊下，全球公共衛生領域陷入危機，世界經濟進入低迷期，如何戰勝疫情、擺脫困境成為世界各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毫不夸張地說，新冠疫情的影響不亞于一場一般的局部戰爭。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發達國家并沒有展現出與其經濟、科技相匹配的優勢。自詡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也并沒有體現出領導能力，甚至自私自利，忙于不斷妖魔化中國來維系所謂的霸權地位。在此情況下，由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的格局已然難以維系。同時，中國在世界舞臺扮演的角色也在加速變化，從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的參與者逐漸轉變為引領者和貢獻者。因此，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增強國際話語權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也是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的必經之路，而講好中國法治故事則是此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歷史機遇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舊的國際秩序支離破碎，國際力量對比呈現出“東升西降”的趨勢，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迎來新的歷史機遇。

第一，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進一步拓寬了傳播場域。隨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變化，人類生產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變化。⑦其中，數字技術全面整合傳感、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從而迎來了一波發展新浪潮。這使得原有的網絡空間形態發生重大改變，虛擬空間得到了空前發展，虛實共存的新生存方式也就此產生。尼葛洛龐帝提出的“數字化生存”或許不再是一種天馬行空的想象，而是未來人類的一種全新的生存狀態。虛實互動的生存方式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人類的生存、生產、生活從現實空間向虛擬空間不斷蔓延，這也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創造了更為廣闊的傳播場域。這意味著國際傳播的現實空間壁壘被打破，限制國際傳播的歷史桎梏不復存在。

第二，在新的發展環境中，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也迎來從被動到主動的徹底扭轉。我國在國際傳播領域的被動局面由來已久，其中既有外部環境打壓的原因，也有自身發展狀況不佳的因素。歸根結底，國際傳播能力受到自身實力的制約，自身底氣足方能爭得話語權。隨著不斷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都在不斷提升，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世界也越來越需要中國聲音。這對中國的國際傳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被動局面也不再適應這種新的要求，中國迫切需要主動向世界發聲，貢獻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此時，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成為國際傳播從被動轉為主動的最強有力的后盾。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借鑒了國外有益經驗，取得了豐碩的實踐成果，中國有責任將這一系列法治成果向世界宣告，加強中西法治文明的交流，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的新思路。

第三，原有的國際力量對比格局發生顯著變化，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迎來了國際傳播秩序重構的契機。國際傳播秩序是制約國際傳播效果的關鍵因素，現有的國際傳播秩序是由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構建而成的。長期以來，我國在國際交往的過程中深受此秩序的掣肘，在國際上陷入“有話說不出”“有理講不清”的失聲狀態，國際話語權和自身實力不相匹配。在國際輿論環境中，話語就是權力，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這種文化霸權遮蔽了自身對其他國家的侵蝕過程。在原有的這種國際傳播秩序中，非西方的意味著不正確的，受到諸多的打壓和制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常通過制定“涉華法案”的方式為自身行為披上“法治”的華麗外衣，實質上是對我國妖魔化、污名化的打壓行為。這種國際傳播秩序的構建是以國家綜合力量為支撐，一經形成往往會具有較高的持久性和穩定性，這也是中國在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在國際話語權的“攻”“守”較量中頻頻失利的重要原因。百年未有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格局呈現出“東升西降”的發展態勢，原有的國際傳播秩序正在被逐步瓦解，新的“游戲規則”必然被建立。在此背景下，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迎來了發展契機，要妥善應對西方“法治”霸權話語，加強中外對話，講好中國法治故事，讓世界了解并認同“中國之治”背后的法治經驗。

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敘事框架

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要考慮以下幾個基本要素：“誰來傳播”“傳播什么”“向誰傳播”等，即主體、內容和受眾三個方面。

（一）主體：誰來傳播

主體是屬于關系范疇的概念，與客體相對，是對客體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行為者。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主體指的是新時代對全面依法治國實踐進行國際傳播的行動者、控制者。從實踐來看，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主體主要是包括立法機關在內的國家政權機關。國家政權機關是法治實踐的主導者，也是法治話語的主要生成者，是最權威的信息發布者。具體來看，國家政權機關的新聞門戶網站、黨報黨刊、廣播電視臺等從事著對外傳播的具體工作，外交外事部門更是直接與國外對話，這些都是進行國際傳播的重要官方主體。同時，國家領導人也是進行國際傳播的重要官方主體，中國許多的法治主張是國家領導人出席重要國際會議時提出的，而通過這種途徑所傳遞出的內容也更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能夠更好地在國際上塑造中國的法治形象。

此外，社會組織、單位及個人也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重要主體。以高校和智庫為代表的科研機構是總結歸納法治實踐并進行闡釋宣傳的重要主體之一，從事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對法治實踐背后的原理進行闡釋并利用各種機會在國際國內進行傳播。例如，各高校利用舉辦國內國際學術交流會議的機會，通過學術對話的形式進行國際傳播；專家學者在出國訪學之時也能夠將中國的法治文化帶出國門。在過去，個人力量有限，很難在法治國際傳播中發揮作用。在自媒體高度發達的新時代，人民群眾得以參與到國際傳播的隊伍之中，展現出一幅“全民外交”的圖景。⑧他們借助網絡平臺對外表達著自身對國家法治實踐的關注，成為國際傳播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些形式的國際傳播，內容更加聚焦，交流更加融洽，對話更加有效，也能夠產生共鳴。這也意味著，非官方的國際傳播為官方的國際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力量補充，國際傳播主體從單一化走向多元化，多元主體之間形成一種強大的合力。

（二）內容：傳播什么

在新媒體時代，“內容為王”，對外傳播什么是必須重點關注的要素，其實質就是中國要對外傳達的法治信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法治宣傳，“總結我國法治體系建設和法治實踐的經驗，闡發我國優秀傳統法治文化”⑨。實際上，這句話已經指明了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核心內容。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準則。這套體系包括規范、實施、監督、保障以及黨內法規等五個方面，其中蘊含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在這套體系下推進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對外傳播時，要說明白這套體系的核心內容，講清楚這五個方面緊密的內在關系，重點傳播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貢獻，闡釋清楚蘊含在其中的道理和法理。

第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經驗總結，包括立法、執法、司法以及守法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立法是法治建設活動中的前提性要件，表明了黨和國家對某方面事務的重視和認識上的成熟，要講清楚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是如何做到科學立法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執法是相關部門貫徹落實法律規定的活動，是法治建設的關鍵性要件，要講清楚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是如何做到嚴格執法的；司法是司法機關依據法律做出權威性裁決的活動，是法治建設的保障性要件，要講清楚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是如何做到公正司法的；守法是組織或個人自覺按照法律來規范自身行為的活動，是法治建設的基礎性要件，要講清楚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是如何引導人民群眾做到全民守法的。

第三，中華傳統優秀法治文化。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蘊含著優秀的法治文化基因，這是中國法治建設所獨有的寶貴資源，也是世界各國進行法治建設的智慧源泉。在中國古代政治過程中，就已經開始探索如何控制人類自身這一重大命題，在歷朝歷代形成了珍貴的成文法典，凝聚著古老智慧。例如，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法不阿貴的正義追求、德主刑輔的慎刑思想等，無不顯示出中華民族的法律智慧，至今仍值得思考和借鑒。

（三）受眾：向誰傳播

受眾指的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就是信息傳播的對象。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受眾主要是其他國家、社會組織和廣大民眾。如今，受眾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會更加積極主動地獲取信息，并且會進行再次傳播，與原始傳播者形成互動，促進信息的廣泛流傳和認同。受到政治、文化、語言等因素的影響，國際傳播受眾的跨文化性、多元性、復雜性等特性更加突出，有必要根據不同特性進行分類對待，制定不同傳播策略，以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

確定好目標群體是開展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重要前提。目標群體的重要程度不同，國際傳播所需要投入的成本也不相同。其中，重點目標，即那些對達成國際傳播目標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群體，需要重點投入，需要花費較大的精力和時間來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各國的領導人、大型跨國企業的高管、公眾人物等。但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自身利益等因素影響，這些人的對華立場和態度往往不夠客觀。甚至從自身利益出發，罔顧國際傳播內容的正當性，一味地懷疑和排斥。因此，這意味著爭取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支持也同樣重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影響都必不可缺。

此外，還要根據目標群體的不同特質制定不同的傳播策略。由于各國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表達方式也存在很大差異，這都是進行國際傳播必須越過的鴻溝。企圖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傳播話語體系是不現實的，必須采取靈活的策略來提升傳播效果。因此，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必須采取與國內不同的表述方式，充分考慮受眾的文化和語言差異，實現精準轉化。

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國際傳播的推進路徑

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多措并舉，不斷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增強國際話語權，為我國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創新法治的中國表達

創新法治的中國表達是指對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進行總結凝練，打造出融貫中西的新概念和新范疇，構建出一整套具備中國特色又能被世界各國理解、接受和認同的法治話語體系。長期以來，我國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受到西方法治話語體系的影響而形成一種“唯洋”現象，致使中國的法治實踐和法治話語之間存在一定的脫節，陷入“做的好、說不清”的窘境。實際上，法治道路并不存在一套統一的標準，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盲目模仿的道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因此，必須要加強自主創新，構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特色的法治話語體系，充分展現出中國的法治故事及其背后的智慧。

首先，要強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領作用。中國進行國際傳播時所采用的法治話語體系必須反映中國最新的思想與理念，要站穩政治立場，做到講政治和講效果相統一。習近平法治思想來源于新時代中國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又能指導新的實踐，是構建全新法治話語體系的理論指引，也是確保在國際傳播中站穩政治立場的重要思想保障。其次，要做好國際法學說的創新工作。在國際事務的日常處理過程中，常常會援引國際法學說。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原創理論較少且影響力較低，致使我國在國際交往中時常處于弱勢地位。因此，中國要加大國家法學理論的創新力度，并推動其與國際接軌。中國代替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聲，表明在對待諸如人權、環境治理等問題上的態度，增強國際法治話語的中國成分，為全球治理貢獻智慧。最后，要增強法治話語體系的學理論證。黨的領導、黨內法規等范疇既是政治術語也出現在法律用語之中，這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為了使國際傳播的受眾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法治，要加強學理論證，確保話語體系的合規范性，增強話語體系的邏輯性，做到政治正確性和理論自洽性相統一，盡可能減少國際傳播障礙。

（二）提升法治國際傳播效能

提升法治國際傳播效能的關鍵在于和受眾的有效對接，這對傳播內容的敘事方式和傳播策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要改進敘事方法。為了將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相關內容更好地傳達到受眾的內心，中國法治話語的國際傳播要強調“出色”，⑩將法治實踐轉化為一個個生動形象的法治故事，傳遞出中國智慧和中國實踐。一方面，要采用視、聽、說相結合的敘事方法，增強傳播內容的具象化。通過影視、音樂、繪畫等方式傳播中國的法治實踐，會對受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更容易使他們認同其中蘊含的價值理念，產生良好的傳播效果。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種敘事角度，增強傳播內容的可接受性。目前，國際傳播中官方敘事占據的比例較大，但由于敘事宏大以及政治因素，加大了認可難度。因此，要從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官方敘事和民間敘事相結合的角度出發，用一個個樸實、生動的人民生活中的法治小故事來引起受眾的共鳴。

其二，要優化傳播策略。傳播策略是影響傳播效能的關鍵因素，只有借助適當的傳播策略，才能使傳播內容接地氣、有共鳴、入人心。一是增強傳播的精準化。中國在展開國際傳播時要重視受眾群體之間在法治理解和表達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性，不能一味地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而是要學會換位思考，尋找到“共同點”“共通點”“共情點”。因此，在開展對外傳播前要進行實地調查，在開展對外傳播后要進行效果評估，不斷調整傳播方式和內容，增強法治話語的本土轉化，以增強傳播的精準化。二是增強傳播媒介的多元化。媒介能夠決定人們看到什么、想什么，從而左右人們的思想。做好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工作必須重視媒介作用，打破西方傳媒的壟斷。要利用好互聯網技術，既要構建出可管、可控的新型傳播平臺，又要利用好國際會議、外國主流媒體等平臺，形成政府—受眾、媒體—受眾、受眾—受眾等多種傳播鏈條。

（三）強化國際傳播的內在支撐

弱國無外交，國際傳播的較量并不是單純的話語權之間的交鋒，實質上更是世界各國綜合實力的較量，要通過國家發展、人才培養等方式為國際傳播提供有力支撐。

第一，提升綜合國力，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國際傳播背書、賦能。兩次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舊中國的發展被發達國家遠遠甩在了身后，這也是中國一度在國際上底氣不足的重要原因。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綜合國力得到了顯著提升，在國際上的認可程度也極大增強。 因此，要繼續加大科研攻關，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主動發展產業。更要集中力量突破技術瓶頸，追趕并超越全球技術前沿，打破西方技術封鎖，增強國際競爭力，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堅強后盾。

第二，培養國際傳播人才。人才是立國之本，是把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傳播好的關鍵，要著重培養懂法律、懂國際傳播、懂外語的復合型人才。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各大高校的力量，創新跨學科聯合培養模式，培養出一支政治素養高、專業能力強的人才隊伍。另一方面，還要借助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平臺鍛煉這些人才的實踐能力，促使其全面成長。同時，要善于團結對華友好的外籍人才，壯大“知華”“友華”力量，動員他們參與到我國的國際傳播工作之中，形成強大的人才支撐。

第三，營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環境。所有行為都是在一定的環境氛圍中做出的，一個國家所具有的知識結構越全面、理論體系越系統，相關文化底蘊越深厚，這個國家相關領域的話語就越有力量，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法治文化的浸潤下，人們會更加認可法治背后的精神、理念、價值，在日常生活中會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看待和處理問題。在這種氛圍里，人民群眾才能成為對外講述中國法治故事、傳播中國法治形象的有生力量群體。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②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更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人民日報》2021年12月8日。

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頁。

④習近平：《把握時代潮流 加強團結合作 共創美好未來》，《人民日報》2022年9月17日。

⑤徐九仙、吳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加速演進》，《解放日報》2021年6月15日。

⑥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15日。

⑦趙磊：《從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⑧鐘新、令倩：《全民外交：中國對外傳播主體的多元化趨勢》，《對外傳播》2018年第9期。

⑩程金華：《中國法治話語權的重要基礎：出色的法治體系》，《人民法治》2015年第1期。

（作者錢周偉系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講師，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陳慶慶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