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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世界與分化的經濟

2024-04-22 06:32王宏淼
中國經濟報告 2024年1期
關鍵詞:經濟

提 要: 2023年國際地緣沖突、美歐高利率和央行縮表、制造業景氣下行,拖累全球增長放緩,但反通脹顯著收效,發達國家就業充分。三大經濟體呈現“美強日興歐弱”格局。中國正站在長期追趕的關鍵節點,疫后復蘇一波三折,脫鉤脫軌風險加大,增加了改革的急迫性。展望2024年,美聯儲貨幣政策將由“緊”到“松”,全球經濟需求弱化,增長動力不足,各國債務壓力不減,國際“裂變”和“分化”仍將延續。

2023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結束后的全面重啟之年,全球“裂變”趨勢并未有明顯改觀,反而顯現某種加速趨勢,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和宏觀政策繼續分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爆發的同時,全球制造業景氣下滑帶來較大沖擊,部分制造型經濟體衰退的風險上升。中國社會經濟“鳳凰涅槃待重生” [1],經濟進入艱難的修復階段,微觀主體信心和經濟活力仍然偏弱,復蘇過程一波三折。展望2024年,主要國家集團依然處于“裂變”和“分化”之中。地緣沖突、去全球化和“創造性毀滅”式技術創新仍是三大干擾因素。除此之外,全球經濟還必須直面美聯儲貨幣政策由“緊”到“松”的新轉變,以及各國債務累積所引發的新壓力挑戰。隨著2022年人均收入達到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即將突破“中上收入”階段而觸及“高收入”下限門檻,中國正站在長期“追趕”的關鍵節點和歷史新起點上。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與創新發展,將成為2024年中國宏觀政策的當務之急。

一、分裂的世界與分化的經濟:當前全球宏觀運行的典型特征

在經歷了中美貿易摩擦、俄烏沖突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三大沖擊后,2023年世界全面進入疫后修復時代。地緣沖突接二連三,紛爭緊繃,俄烏仍在交戰拉鋸中,2023年10月7日又爆發巴以沖突,加上持續“去全球化”中的脫鉤斷鏈,美歐高利率政策和央行縮表,以及短暫的銀行業危機,都增加了全球政治經濟摩擦和不確定性。在大多數國家延續一年有余的緊縮貨幣政策下,各國復蘇動能趨弱,但通脹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經濟展現了一定的韌性。年度全球宏觀經濟呈現以下五大特征。

(一)總體增速放緩。疫前已經存在的諸如“去全球化”等趨勢性力量持續發揮作用,疊加美歐高利率和央行縮表、制造業景氣下行,制約著經濟增長,全球經濟增速由2022年的3.5%放緩至2023年的3.0%,低于2000-2019年間的平均增速3.8%。

(二)經濟增長分化。發達國家總體經濟增速為1.5%,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4.0%。中國當年實際GDP增長5.2%,名義GDP僅4.6%,屬于歷史低速,但達到年初設定的增長目標。三大發達經濟體呈現“美強日興歐弱”的格局。美國依然引領全球創新,經濟表現突出,2023年GDP增速達2.5%。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后,呈現某種恢復甚至新生跡象,長期增長由負轉正,年度GDP增速達1.5%。德國等制造型經濟體則受到全球制造業景氣下滑的較大沖擊,帶動歐元區經濟增長減速,年度GDP增速僅為0%,衰退的風險上升。

(三)發達經濟體的就業良好。2023年12月美國失業率為3.7%,歐元區6.4%,英國4.3%,日本2.5%。美國和英國分別比一年前上升0.2個、0.6個百分點,日本持平,歐元區則下降0.3個百分點??傮w看發達經濟體失業率普遍處于歷史較低位置,幾乎達到了宏觀經濟學所定義的“充分就業”狀態。

(四)總體通脹率下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回落為通脹下行貢獻了主要力量。隨著上游能源加速回落,推動下游消費者物價指數水平(CPI)下行至2%-4%區間,主要央行的通脹目標區達標進程已過大半。2023年末美國、歐元區、英國和日本的CPI分別回落至3.1%、2.4%、3.9%、2.3%,處于一年來的低位。然而,東中歐、西亞北非等少數國家通脹依舊嚴重,埃及(35%)、尼日利亞(28%)、老撾(25%)等國深受俄烏與巴以危機影響出現能源糧食供應危機,委內瑞拉(283%)、阿根廷(161%)、土耳其(62%)等貨幣發行失控成為通脹“老大難”國家。一些國家則表現出通縮跡象,中國通脹在三、四季度出現月度負值,11月份亞美尼亞、泰國也出現了CPI負增長。

(五)中外宏觀政策分化,中國繼續降息,發達國家則持續加息。與同期中國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不同,發達經濟體從2022年3月開啟本輪加息,實行緊縮性政策。2023年以來歐美繼續加息收緊銀根以控通脹,使得國際金融市場處于高利率環境。2023年內美聯儲加息4次,政策性利率水平提高100個BP,達到5.33%,為22年來的最高利率;歐洲央行加息6次,政策性利率水平提高200個BP,達4.5%,是歐洲央行成立以來的最高利率。此外,英國、加拿大銀行也多次加息,其政策性利率分別高達5.25%和5.0%。但隨著通脹率下降,本輪美歐加息周期已臨近末端。

全年來看,2023年代表國際風險程度的VIX指數處于11.81-30.81之間,表明不確定性比2022年有了顯著下降。但國際形勢并不太平,甚至仍可稱為復雜、多變,同時一些線索也已經清晰顯現。一個最重大的線索,即是近年“全球化敘事”的確定轉向:喧囂猛進的普遍合作與全面進步時代已經不見蹤影,代之以國家間的劃陣營、退群、脫鉤和制裁;具體到個人生活,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成為幻覺,有的只是風雨如晦和焦慮不安。尤其是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很多國際評論家將國際情形與一戰前情勢作比較,認為真是像極了一戰前的緊張局面。而主要國家的經濟滯脹,又隱隱約約有點像20世紀70年代的情況。無論如何,畢竟像茨威格感嘆的那樣,再也回不到他熟悉的維也納,回不到“昨日的世界”了。全球化的退潮和轉向,促使原先連結就不那么牢固的一體化世界市場和國家經濟群組加速“裂變”,導致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產業與金融周期不再同步,宏觀政策和經濟表現也出現了較大差異,分裂導致了分化。

展望 2024 年,主要國家集團依然處于“裂變”和“分化”之中。圖/中新社

在國際“分化潮”中,需要審視和深思的是,為什么在持續激進加息條件下,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仍能一枝獨秀,實現更為亮眼的穩健增長?分析家們討論較多的原因:一是十年來美國制造業回流政策取得成效,有可能正在開啟一輪大的新制造周期。二是美國就業充分,居民收入穩定,支撐了消費支出。三是微觀主體資產負債狀況良好,住戶部門在低利率時借入長期貸款,企業部門也利用此前寬松的信貸條件延長了債務期限,導致總需求對利率變化不夠敏感。四是2008年危機之后,住戶部門經過十多年主動的“去杠桿”,儲蓄率上升,大量超額儲蓄支撐了購買力,提振了消費者信心。這四點原因當然不是全部。我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來自美國市場的吸引力、服務業的競爭力和人力資本的創造力,來自面向全球的資源流動與人才開放競爭,造就了美國經濟更高的經濟活力和創新效率,其互聯網、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航天、金融等領域企業持續引領全球技術進步,因而能夠獲得高附加值和資本市場高估值的正面激勵。近年英、德、法、日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顯現放大趨勢(新經濟分叉),其根本原因或正在于市場效率與創新活力的相對不足。

三、追趕的道路與艱苦的爬坡:處于新關鍵節點上的中國經濟

2023年中國社會疫后重啟,“鳳凰涅槃待重生”,經濟進入艱難的修復階段。復蘇進程溫和而緩慢,并未出現報復性或補償性的全面大反彈,在2022年低基數的情況下,2023年四個季度實際GDP增速分別為4.5%、6.3%、4.9%、5.2%,顯現出一波三折特征。疫前已經存在的趨勢性力量持續發揮作用,制約中國經濟發展,內外挑戰仍然不小,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和全面通縮風險,微觀主體信心仍然偏弱。直至年末,供給與需求的恢復尚未達到疫前水平,進出口景氣度都相對偏低,地產仍然處于低迷狀態,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降勢未止。2023年10月以來,制造業PMI連續3個月環比回落,12月降至49%。CPI同比已連續3個月為負,價格收縮和信心不足問題仍待進一步改善。但在近年崛起的 “新三駕馬車”(新能源汽車、電池和可再生能源)的帶動以及財政貨幣金融“三支箭”的配合下,中國穩住了經濟大盤,2023年全年GDP約126萬億元,按不變價同比增長5.2%,完成官方年初確定的全年增長目標。隨著政府專項債券等財政擴張手段的進一步運用,以及2023年下半年啟動城建“三大工程”(城中村改造、保障房與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2024年有望給脆弱的房地產和基建注入新的動力。

從國民財富增長和國家追趕的長期視角看,經過改革開放45個年頭的努力和奮斗,中國的人均收入終于在2022年(12850美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12804美元),2023年即將突破“中上收入”階段而觸及“高收入”下限門檻(13845美元),從而站在長期“追趕”的關鍵節點和歷史新起點上(表1)。中國當前人均GDP約為美國的1/6、高收入國家的1/4、東亞“四小龍”中韓國的1/3(表2),在生產率和需求擴展等多方面仍有顯著的差距和追趕空間。在沒有大的摩擦和風險擾動條件下,通過改革創新和轉型升級來實現有質量的經濟增長,未來五至十年保持平均4.5%的增速,當是一個合意目標[3]。

從國際經驗看,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至3萬美元期間,主要發達國家都經歷了新的結構轉變和經濟升級,具有如下典型特征。一是面向國際競爭的制造業結構升級,形成不同的優勢產業。比如,在此收入階段,美國的“電氣機械和設備制造業”、日本的“廣播、電視和通信設備制造業”、韓國的“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制造業”、法國和德國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意大利的“金屬加工業”和“通用和專用設備制造業”、荷蘭和比利時的“化學品制造業”等,具有顯著的國際競爭優勢[4]。二是“經濟服務化”及管制放松。此階段商務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都快速發展,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較高。服務業的大發展基于“市場化”而展開,相應地各國都放松了與服務業有關的諸如科教文衛體等領域的管制。三是中產階層和消費社會崛起。中產階層成為社會的大多數,其收入和消費支出成為消費社會之基和政府稅收主要來源。不僅服務業的需求主要來自居民消費,而且制造業的需求也更多來自居民消費。由于居民消費的不斷升級基于穩定的收入預期,穩定的收入需要充分的工作機會來保證,因此創造就業成為宏觀政策的主導目標。四是基于人力資本的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要求更加重視社會權利,增加對“人”的投資和保護,促進“人的現代化”和自由全面發展。

展望前路,中國經濟仍處于艱難的市場供需機制修復和結構轉型升級“爬坡”之中。不同于之前以解決基本溫飽、加工制造和產品模仿為特點的“中國1.0”,以解決住房需求、基建投資、技術模仿為特點的“中國2.0”,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向大眾消費、綠色轉型和技術創新驅動的“中國3.0”新結構轉型升級。但這一過程并非坦途。面對去全球化、去碳化、分布式智能技術創新、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等巨大挑戰,外部國際環境趨緊,內部就業、地產、債務等三大問題極其嚴峻,舊的增長動能難以維持,新的內生發展機制還未找到。新周期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在一定時間內將不得不面對增長減速擠壓、經濟高成本而低效率的困境。理論和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再大規模的宏觀刺激政策,都不足以應對CPI、PPI、房價、利率、匯率、股價、工資等齊步下跌的全面通縮壓力,無法使經濟擺脫“流動性陷阱”,更不能刺激出真正的國家競爭力,反而可能導致尋租、低效、浪費和更大的社會不平等。只有以“市場化”為導向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修復社會信心,恢復微觀活力,降低制度成本,提高配置效率,保護財產權利,激勵創業和創新,才能促使經濟回歸可持續增長區間。

四、多重的壓力與改革的急迫:2024年之后的經濟與政策展望

展望2024年,包括美國在內的 70多個國家即將舉行全國大選,全球宏觀經濟仍面臨地緣沖突、去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挑戰,并將迎來美聯儲貨幣政策由緊到松的新轉變。各經濟集團仍處于“裂變”和“分化”之中,西方基于價值觀而劃陣營和組群,美、歐經濟有分歧,但政治上已經合流,對中國已形成“可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三重認知和定位。各集團的競爭、對立甚至對抗還將延續,但會處于有節制、有控制的程度,并不至于形成那么“冷”的新冷戰。國際間新“政治正確”的跟風潮流已經形成,所謂的“不脫鉤、去風險”更像外交辭令,“唱衰做空”或將成為常態。各種脫鉤中,最需要關注的是知識和技術的軟脫鉤,這是西方作為制高點戰略的著眼點,因此要防止所謂的“降維打擊”。西方主導的國際流行敘事和全球治理秩序在短期之內勢難扭轉,未來在什么時侯才能回歸“全球化”正軌,將以主要國家對脫鉤成本(安全溢價)的承受能力作為一個邊界條件。

2024年的全球經濟,還將面臨增長下行和債務上升的雙重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10月預測,全球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3.5%、2023年的3%,下行至2024年的2.9%[5]。聯合國的預測則更低,從2023年的2.7%放緩至2024年的2.4%[6]。由于服務業幾乎已實現完全復蘇,支持服務業經濟的強勁需求目前正在減弱,因此相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下行更為明顯。全球總體通脹繼續放緩,從2022年的9.2%、2023年的5.9%下降至2024年的4.8%。但多數國家的通脹在2025年之前不太可能回到目標水平。各國目前處在加息周期的不同階段:發達經濟體(除日本外)的加息已接近峰頂,而一些較早開始加息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如巴西和智利)則已開始放松政策。預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2024年經濟增速將維持在前兩年4%的水平。東亞、西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面臨金融條件收緊、財政空間縮小、外部需求疲軟的問題,其短期增長前景也在惡化。低收入的脆弱經濟體,其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和債務可持續性風險正不斷增大。國際金融研究所(IIF)估計[7],按照過去5年累計增加25%的速度,2023年底前全球債務可能接近310萬億美元,2024年各國進入大選,民粹主義泛濫,將使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壓力尤其嚴重。這意味著,各國需要增加現金流動性以支付到期債務,或者尋求新貸款再融資以“續命”。

主要國家中,2024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放緩至1.5%。首先,消費韌性弱化。通脹快速下行之后,居民超額儲蓄2023年底消耗殆盡,2024年在家庭儲蓄下降、利率高企和勞動力市場逐漸疲軟的情況下,預計2024年消費者支出將減弱。其次,投資預計將保持低迷。2024-2025年企業債務集中到期,即使美聯儲于2024年下半年開始降息,利率仍處于高位,企業部門仍將面臨較高的債務置換成本,缺乏加杠桿意愿和能力,企業投資動力不足。此外,美國會兩黨對新財年預算仍未達成一致,此前債務上限法案通過的一個前提條件即削減2024-2025年財政開支。

2024年歐元區經濟面臨技術性衰退風險。其原因,一是2024年制造業仍然不景氣,全球經濟放緩,將繼續抑制對歐元區商品的需求,其出口依舊低迷。二是供應鏈修復、通脹降溫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接近尾聲,高利率仍對經濟起抑制作用。三是居民和企業難以“加杠桿”,因抵押貸款利率高企以及預計獲得信貸變得更加困難的受訪者比例均保持高位。四是財政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減弱。歐央行預計歐盟各國2024年能源相關補貼規模將進一步減少,并于2025年退出該補貼政策。

2024年日本經濟內需回升、外需走弱,整體處于復興之中。首先,企業盈利漸佳。2023年日本PPI-CPI剪刀差顯著收斂,貿易逆差收窄,企業盈利有明顯改善,這將對企業投資起到較好的刺激作用。其次,居民消費韌性強。預計新一輪勞資談判后,日本居民實際薪資收入增速將轉正,同時考慮到財富效應和偏高的消費傾向,日本居民消費潛力充足。其三,出口面臨挑戰。2024年歐美經濟增長趨弱,外需不足,且日元匯率將逆轉此前貶值態勢而進入升值周期,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進一步對出口形成拖累。

人類正處于綠色轉型和分布式智能技術創新的長周期中。2023年是“生成式AI元年”,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爆發,直接刺激了全球科技公司之間的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引領新一波AI創新、投資和辯論熱潮,全球人工智能產業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市值,2024年相關領域的技術進步依然方興未艾?;仡櫲祟惏l展史,工業革命、互聯網服務業革命都出現了不同的國家崛起或衰敗,可稱之為“第一輪大分流”和“第二輪大分流”。當前以綠色浪潮、分布式智能技術引領的新一輪全球創新和治理革命,或許將導致第三輪的“新經濟分叉”。 所謂大國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可怕,在“新經濟賽道”中被甩開甚至脫軌,才是可怕的問題。在長期追趕的道路上,中國需要直面這一輪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所帶來的國際大分流(“新經濟分叉”)挑戰。開啟新一輪市場化改革,對沖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同時避免去全球化中的脫鉤脫軌風險,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回首歷史,32年前的鄧小平“南方談話”,可以說是中國邁向全球化的先聲,之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4年宏觀制度大變革,人民銀行法、分稅制、固定匯率制(以及結售匯制)以及《公司法》和國企改革相繼實施,為30年來中國的開放型經濟增長奠定了制度基礎。2001年“入世”,中國開始與世界緊密聯結,正式登上國際舞臺,經濟增長自此大跨步向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去全球化抬頭,國際環境趨緊。在大國競爭與合作博弈的大背景下,2020年初《中美貿易協定》(第一階段)、11月東盟10國和中日韓澳新15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年底《中歐投資協定》等三大協定的草簽,對中國構成相當約束,當然也有重大的機遇,甚至可稱為第二次“入世”,有可能藉此確立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上У氖?,美西方越走越遠,對中國的圍堵越演越烈。在難以憑一己之力扭轉當前“國際流行敘事”的情況下,中國自身的改革開放依然是國策,也是必走之路。近年強調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確實非常重要,但其關鍵之處并不僅在于規模和所謂的統一,更重要的是“非市場”部分向“市場化”的轉變,這是新時期穩經濟大盤,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前提。發展仍是時代主旋律和最大的政治,以提高效率為導向,“修復”“改革”與“創新”應當成為新周期宏觀政策抉擇的基準。

參考文獻

[1]王宏淼,2023:《鳳凰涅槃待重生:2023年中國宏觀經濟有望溫和復蘇》,刪節稿發表于《中國發展觀察》2023年第2期。

[2]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專職副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G20之前召開的東盟(ASEAN)首腦會議上的發言。

[3]高盛等機構基于“新三駕馬車”拉動和多年房地產持續低迷因素,預測中國未來幾年實際GDP增速將從2024年的4.5%放緩至2027年的3.7%。見Wei,Maggie;Xinquan Chen,et al., Sizing the "New Thre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Goldman Sachs(Asia Economics Analyst),19 October 2023.

[4]許召元,2023:《把握主導產業發展趨勢與方向》,5月23日《經濟日報》理論版。

[5]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23):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https://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6]The UN DESA,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4, https://www. 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 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7]IIF, Global Debt Monitor: Politics and Climate Finance in a High-Debt World(2023/11/16), https://www.iif.com/ Products/Global-Debt-Monitor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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