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

舒展 王彩妮

摘要：作為以數字技術為支撐、信息為要素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依托其高效的數據采集、處理、分析能力驅動產業結構升級，數字產業化及產業數字化的發展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大力提升社會生產力。聚焦經濟高質量發展三大變革，認為數字經濟通過動力變革、效率變革及質量變革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是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關鍵詞：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4.02.004

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在國際格局大變局、國際經貿規則加速重構、中國對外經濟摩擦加劇以及大國競爭與博弈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準確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著重強調“新時代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邁入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迎接數字時代，助力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1］。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優化升級，依靠創新提高發展質量。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釋放數據要素潛能，提高應用能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2］。黨的二十大報告把高質量發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其重要戰略性舉措之一就是“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3］。近年來數字經濟表現出良好的經濟效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重構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自2017年“數字經濟”第一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五年來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27.2萬億元增至45.5萬億元，保持蓬勃發展態勢，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32.9%提升至39.8%［4］，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度不斷提高，即將成為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5］。

數字經濟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正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分別從理論與實證視角探討了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已成共識［6-7］。已有的理論研究認為數字經濟在多個維度和層次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微觀邏輯上，其技術屬性賦予成本以新特征，帶來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及長尾效應提高了經濟的均衡水平。宏觀邏輯上，數字經濟通過優化生產要素、提升生產率及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8-9］，主要體現在經濟績效、創新能力、協調發展等外在表現及增長動能、創新資源、風險防控、市場機制等內在動力提升［10］。

高質量發展是有目的地構建技術競爭優勢的長期性結果，要素質量升級和創新是中國邁向發達國家的核心經濟機制［11］，數字技術通過分析處理數據要素實現信息挖掘和趨勢預測，對生產方式、組織方式在內的各種要素資源進行重構整合，引發生產范式改進和產業聯動效應，挖掘經濟新的增長點［12-13］，數字技術創新更是實現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優化的關鍵因素［14］。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生產要素所具備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外部性、低復制成本性等技術-經濟特征是實現價值創造能力倍增、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15］。同時，經濟效率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16］，數字經濟在降低數據搜尋、復制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信息傳輸速度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17］，對于促進分工與協作，提升平臺、產業、價值鏈協同效率，創造數字空間、現實空間雙重價值具有推動作用［18］。

綜上，數字經濟通過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及要素稟賦結構升級推動產業升級優化，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作為高級的新經濟形態，極大增強優化資源配置、產業融合協同等方面的能力，成為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19］。本文認為，數字經濟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主要體現在動力、效率、質量的三重變革，數字經濟通過將數字技術、數字資源、數字產品融入到實體經濟的生產體系和要素市場，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1 動力變革：以創新為特征的數字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支撐

動力變革即經濟內生增長驅動力的變革，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新動能要求將傳統要素驅動力轉變為創新驅動力，培植經濟發展新活力、新能量以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拉動的外延式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在數字經濟時代，技術創新與模式創新的深度融合，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1.1 數字技術創新支撐經濟增長動能轉換

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所催生出的數字經濟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最好體現，創新推動數字技術發展，數字技術發展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步。

1.1.1 從微觀企業效能看，數字技術創新驅動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

首先，數字技術創新促使企業日益滿足市場對產品迭代循環的需求，提高市場獲利能力。傳統創新從研發到市場化的長周期性是其產品無法及時滿足市場持續變化需求的重要因素，而數字創新環境使企業的價值邏輯得到改變［20］，路徑模糊、資源受限、優勢依賴等諸多過程不確定性致使創新型企業無法再沿用過去的技術優勢，而要通過數字化轉變以獲取新優勢。以“云、網、端”為特征的數字技術所具有的可重新編程性［21］使企業可根據實時反饋及運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實現產品和服務的快速更新、迭代升級。同時，用戶所反饋的異質性信息也為企業創新提供來源，使其更加機動、靈活，滿足海量需求。

其次，數字技術創新催生企業新利潤增長點。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要素與新要素之間存在重組可能性，企業通過數字技術重組新舊要素以產生數字創新。例如對傳統行業進行產品創新、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顛覆式數字化改造而涌現出的一批獨角獸企業和瞪羚企業。根據《中國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2022》，2021年中國獨角獸企業共316家，總估值超1.1萬億美元，主要分布于新零售、數字醫療、數字文娛、企業數字運營等賽道。除此之外，數量眾多的中小微企業在數字創新活動下實現了營業收入增長，為傳統企業發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再次，數字技術創新支撐企業科技成果研發。一方面，依托于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建設協同創新平臺，創新型企業能夠更好地使碎片化研發資源與知識信息有效整合，降低研發資源的搜尋和匹配成本，以更低的成本獲取更多關鍵核心技術信息。同時各企業互享資源，增強協同創新能力，促使創新靈感得以有效碰撞與融合。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創新帶動ICT投資，提高資本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支持。數字金融的發展有助于擴大覆蓋范圍，惠及長尾用戶，緩解企業與金融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融資成本，很大程度解決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為企業創新研發提供強有力支撐。

1.1.2 從中觀鏈條的角度看，數字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合理化水平提升

大多數傳統產業市場需求響應速度慢、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匹配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合理的產業結構是實現經濟收益持續增長的重要保障，數字技術創新從生產和需求兩個方面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現代化產業結構體系形成。

（1）供給方面，數字技術創新主要通過改變就業結構、改善生產技術基礎、擴展勞動對象等途徑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首先，依據“配第-克拉克定理”與“庫茲涅茨法則”，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結構呈正相關。數字技術創新帶來的工業自動化、智能化技術導致勞動密集型與低技能勞動者就業被替代，致使其就業空間被壓縮。同時，在第三產業其所建立的數據模型和算法優勢創造大量新型崗位，推動勞動者數字技能、就業能力提升，為被替代的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整體而言，數字技術創新加速勞動者向第三產業和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轉移，帶來這些領域中勞動力就業結構升級，形成“啞鈴型”勞動力模式，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其次，數字生產技術創新改變傳統產業內部集約化、高級化趨勢不明顯的特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具體表現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發展提供物質基礎，一方面通過對鐵路、公路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改造升級，提高其智能化水平，例如我國在軌道交通中對6 000多個鐵路車站建設列車調度指揮系統，1.7萬臺機車和70.8萬輛貨車安裝RFID，利用信息化、自動化對車輛實時追蹤，實現鐵路行車、調度集中指揮和遠程自動控制。另一方面5G網絡、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加速城市創新協調發展，通過技術溢出帶動城市圈形成創新極核，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倒逼產業鏈創新和結構升級。同時，“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22］事實證明R&D強度越活躍的產業其生產力越強，對創新成果的吸收、轉換能力越強，越能及時反饋市場需求、合理配置有效資源，從而導致生產要素向該產業集中，優化產業結構。除此之外，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蓬勃發展也帶來產業發展基礎、產業組織形態、產業區域布局等方面變化，最終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再次，數字生產技術創新擴大勞動對象，挖掘新型生產資料，促進產業創新。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數字技術創新對勞動對象的認識和改造也在不斷拓展，不斷形成新業態、新產業，使產業創新路徑逐漸清晰。如生物學領域依托于人工智能翻番蛋白質結構數據，預測了人類表達的幾乎所有蛋白質結構，基因編程療法被用于治療甲狀腺素蛋白淀粉樣變形多發性神經病、地中海貧血等疾病。數字技術創新通過對人造材料、合成材料、以硅為代表的功能材料大量開發，推動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蓬發，是北斗導航系統、快中子堆等科技突破的有力支持，是促進材料科學、量子化學等學科交叉發展不可或缺的生產力。

（2）需求方面，數字技術創新通過優化需求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5月在華東七省份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強調“經濟增長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過去“兩駕馬車”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向以把握消費升級趨勢促進擴大內需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以此加快我國產業結構轉型。數字技術創新不僅帶來了消費需求與生產過程的融合，技術溢出帶來的正外部性降低產品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增加交易效益。而且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創新帶來的互聯網健康養生、休閑娛樂、直播電商、教育培訓等物質型消費服務化趨勢，驅動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升級，一定程度上改變過去消費僅起到“牛車”作用的狀況［23］，實現消費者與產業間的價值共創，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除此之外，數字技術創新帶動投資結構向數字化、智能化轉變，促進投資向高技術制造業、高端服務業集聚，以適應新一輪科技變革和產業變革；呈現出貿易主體多元化、貿易產品多樣化、組織結構網絡化的出口結構新特征，提高出口產業研發投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動其在價值鏈分工中向高端地位攀升。

1.1.3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數字技術創新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1）數據成為連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交融的橋梁，依托于數字技術，海量數據資源得到挖掘，成為一種新的生產資料參與到經濟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24］。實體企業作為實體經濟的微觀主體，數據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為實體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應用價值，使可用資源與制造活動有效結合，滿足企業對市場動態及時響應的需求。同時加強企業對產品研發和迭代的能力，推動實體企業的創新產出和創新效率整體提升。

（2）數字基礎設施、云計算等新型應用設備的廣泛應用及互聯網關鍵領域的快速發展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耦合發展夯實物質基礎，衍生出數字、智能制造等平臺連結賣方與買方雙邊市場，承載巨量商戶和消費者，在需求方搜索、供給方推送的模式下實現信息精準匹配，提升產品交易率，創造出巨大經濟價值。

（3）數字技術創新通過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的發展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近年來，數字技術應用越來越成熟，數字化分工越來越細致，逐漸促動產業鏈與產業集群形成，推進新經濟形態在實體經濟中不斷涌現。而產業數字化則是對傳統實體產業的延伸，賦能價值鏈重構與創新鏈升級，如智能車間、智能工廠的建設，數字農業、智慧林業工程的開發以及服務業數字化轉型，釋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發展潛力。

1.2 數字化模式創新激發經濟新增長點

模式創新主要指經營模式創新，即通過改變發展理念、組織形式、管理模式等手段，升級產業鏈、價值鏈以創造新的價值的經濟活動。不同于技術創新這類“硬創新”，模式創新是一種“軟創新”。數字經濟時代顛覆了傳統產業的商業模式，促進模式創新數字化、多元化、靈活化。模式創新以數字平臺為支撐，通過資源整合、產業融合等手段將數據轉化為資產，有利于我國現階段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的改革目標。

1.2.1 數字化模式創新助推內需進一步擴大

相較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給不足更是我國消費長期疲軟的主要原因［25］，即低端產品服務過剩與高端產品服務不足是制約居民消費升級、擴大內需的主要矛盾。數字經濟時代，在用戶價值主導下企業的經營目標發生了改變，也將“以用戶為中心”的理念從口號轉變為真正實踐與價值判斷。一方面，有效供給牽引消費需求擴大。企業通過數字化模式創新，在數據要素的網絡外部性作用下形成規模經濟，根據梅特卡夫法則，規模經濟下用戶數量與可用數據以平方速度增長，在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呈爆發式增長，形成乘數效應，海量的數據使企業能夠更迅速、準確地獲取客戶對產品的判斷、挖掘客戶潛在需求，高效匹配供給市場與需求市場，避免低端產品生產過剩及產品得不到有效消費的狀況。同時，除了滿足大眾需求提供大批量產品和服務外，企業還能夠挖掘小眾用戶的特有需求并提供多品種、小批量的產品與服務，最有效地形成“長尾效應”，為客戶打造更獨特、便捷的使用體驗，使得在供給能力不存在束縛的狀況下有效需求得以擴大，在消費升級中釋放需求潛力。另一方面，有效需求倒逼供給升級。由于企業對下游市場需求的精準捕捉，上游供給體系隨之發生變化，出現智能化、柔性化生產趨勢。在數字化模式創新下，智能化的生產線使企業能夠在大批量與小批量生產間相互切換，極大降低生產成本，企業除提供核心產品外，拓寬生產線以滿足終端消費者的定制化需求。同時根據實時獲取的需求信息進行生產要素精準配置，使消費者深度參與到生產過程中，進而獲取對消費者的價值把握，合理安排生產計劃，加快庫存周轉，釋放產能，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此，需求升級使得企業必須通過創新不斷強化自身競爭力，而數字時代“網狀”的新生態合作模式增強企業間的創新協作，為供給升級提供強勁動力。

1.2.2 數字化模式創新促進資本和技術要素整合，有利于實現更多社會價值

由于企業創新周期長、風險高，許多企業無法獲取足夠的外部資本有效投入，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創新能力提升。而在數字化模式創新下，企業通過精細化信息與高效化的技術賦能極大緩解這一壓力。一方面，在數據賦能下，信息不對稱、資本約束等狀況得到有效緩解，互聯互通的商業網絡使交易變得更為透明、安全，企業通過對前沿市場的把握，能夠提高創新項目制定與開發的精準度，融資方與投資方可通過共享數據資源獲取彼此更豐富的信息資源，從而作出更精準的判斷行為，提高投資、融資積極性，降低風險性，為企業創新提供資本支持。另一方面，在技術賦能下，企業得以加強對資金的流向監管，避免融資濫用，使更多資金被真正地用于研發，加強資金使用的精準性，強化對企業創新的驅動效應；通過提高對項目實施的跟進效率以降低研發風險。企業將數字技術應用于采購、生產、設計、營銷等環節上，對創新項目的進展實施有效監督，能夠及時推進進度與反饋經驗，有效解決項目問題，推動創新項目實施。

擁有稀缺性、高價值資源的企業往往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在數字經濟時代，微小企業也有獲取前沿資源的可能。依托于已經成熟的大型平臺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中小企業也能共享更高端的數字技術設備、更充分的資源管理經驗及更強的創新支持系統，支持企業設計、生產及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進一步更新商業模式［26］。以天貓商城為例，其作為紐帶連結各方市場主體，拓展企業的潛在商業脈絡，促進資源在企業間流動，充分展現了“滴灌效應”。2022年淘寶凈增120萬商家，雙十一期間，直播間累計賣出3 549萬件農貨，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農貨銷售額同比增長35%，4.6萬多款農貨銷售額同比增長100%，展現了平臺、企業、用戶互利共贏新路徑。

1.2.3 數字化模式創新有利于促進企業跨界合作，構建創新協調生態系統

數字經濟時代，過去封閉式的創新模式已不再具有優勢，隨著市場需求多樣化、信息資源多元化發展，任何企業都不具備在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只有通過不斷凝聚各方要素，充分利用豐富龐大的外部知識推進創新才能在市場中立于不敗之地。數字化模式創新顛覆了傳統企業價值創造的邏輯與產業邊界，降低了產業跨越的門檻，企業可通過數據商品化、數字技術商品化、數字服務商品化等模式創新實現跨界經營，促進產業融合?？珙I域合作的企業不僅能夠滿足數字經濟下模糊的商業邊界，而且在經營理念的碰撞下能夠產生更多新穎事物，催生更多新的價值需求。數字經濟時代，給予企業更多融合協同發展的機會，打破產業邊界的生產及交易不勝枚舉。2022年10月，工信部發布的《關于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試點示范名單的公示》中，馬應龍藥業集團依托品牌、產品等優勢順利入圍；2019年，多品牌異業跨界與故宮博物院協作，瞬時間故宮博物院IP系列熱潮席卷全國，故宮與騰訊合辦“表情設計”及“游戲創意”比賽，由騰訊提供平臺，開放了騰訊QQ8.77 億月活賬戶參與其中，至今擁有860 萬粉絲的“故宮淘寶”已成為金牌淘寶商家，必勝客、農夫山泉、小米手機、民生銀行等行業龍頭皆“趁熱打鐵”。據《2019年博物館文創產品市場數據報告》顯示，跨界衍生品在整體文創產品市場份額高達72%，跨界衍生品規模是博物館自營產品的3倍。因此，數字化模式創新能夠驅動企業往更深、更廣、更新的領域挖掘消費者新需求，同時也推動產業進一步向跨界、融合方向發展，使產業跨界協同發展成為經濟新常態。

2 效率變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手段的數字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長效機制

效率變革是主線，依靠創新驅動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動產業數字化進程，全面提高供給有效性，同時效率變革是質量變革的前導，是實現質量變革的必由之路［16］。傳統經濟模式下，在供給端上企業主要采用單一、批量化的傳統生產模式，這種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模式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等矛盾，加之信息傳遞障礙，導致資源配置效率較低。數字經濟作為新經濟形態，以創新驅動為推力，數字技術為支撐，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效率變革。推動效率變革的重點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通過不斷提升技術效率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來實現［27］。

2.1 數字產業化推動技術效率提升，持續增大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的貢獻

不同于技術進步，技術效率是指投入技術水平既定的基礎上，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組合而產出的經濟效益，近年來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持續壯大，產業效益穩步增長。2021年數字產業規模達8.4萬億元，同比增長11.9%。其中，根據工業和信息部數據，電子信息制造業銷售2022年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82 907 億元，同比增長7.9%，2012—2021年，在工業中營業收入占比連續九年保持第一；十年間，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也實現長足發展，2021年利潤總額達1.2萬億元，同比增長7.6%，較2015年翻一番，總體上運行狀態良好，盈利能力提升；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2022年上半年規模以上互聯網企業完成營收7 170億元，收入保持正增長；不僅規模實現發展，創新能力也持續提升。集成電路、新型顯示、第五代移動通信等領域技術創新密集涌現，技術價值得以釋放，基礎軟件、工業軟件、新型平臺軟件等數字產品迭代升級加快，供給效率持續加強。數字技術永葆活力的源泉在于創新驅動，而數字產業化的發展更是將創新發揮極致，通過與各要素結合，使數字技術研發、創新更為迅速，將技術滲透入經濟發展中，不斷提升技術效率及經濟效益。

2.2 產業數字化縱深發展，推動要素配置效率提升

在“要素配置有效”的假設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將提高3.06%［28］?；跀底旨夹g的導向性，傳統行業應用領域隨之拓展，其信息化、數字化的需求不斷被激發。數字技術的投入推動信息快速流動，打破市場上需求雙方信息不對等壁壘，降低市場失靈帶來的要素浪費及錯配，從而優化要素配置效率。除此之外，數字技術的運用能夠調動傳統生產要素投入的質量、數量及組合方式發生變化，從而推動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傳統產業得到升級。

（1）數字經濟促進農業效率提升。在生產方式上，運用遙感監測、地理信息系統、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和智能化設備對農作物生長的土壤、水分、溫度、濕度等環境信息進行采集與分析，據統計，2020年全國農業生產信息化水平為22.5%，實現對農作物的精準培育，勞動力、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提高農產品生產率與要素配置效率。在流通方式上，農村電商發展打破傳統銷售模式，農產品的供應能夠更精準與需求匹配，2021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0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11.3%?；ヂ摼W技術在推進農產品生產、加工、運輸、銷售各環節高效協同上發揮重要作用，加快了農產品的流通速度、流通效率，促進農產品向品牌化、個性化發展。

（2）數字經濟推動工業產能增效。智能制造提高工業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流通、銷售管理全過程效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關鍵工程數控化率達55.7%，數字化研發工具普及率達75.1%，根據深圳寶安區對300家制造業企業的工業互聯網應用成熟度調查顯示，數字化轉型后企業勞動生產率平均提升13%，人均利潤率提高16%，設備綜合利用率提升56%，產品交付效率提升28%，降本增效成果顯著。

（3）數字經濟強化服務業高效協同能力。數字化賦予服務產業鏈條各環節上的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與整合，催生發展新動能、經濟新形態，如共享經濟挖掘存量市場中的閑置要素，快速整合市場資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使用率，實現資源共享，2021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規模超3.6萬億元，同比增長9.2%，呈現出巨大發展潛力。平臺經濟依托于數字技術，在連結多方需求的數據平臺上進行交易，極大地凝聚社會資源，縮短產業鏈，提高產業效率，“平臺經濟本質上是一種除市場和組織之外的第三種資源配置方式”。醫療服務業通過數字技術實現遠程診療、遠程手術，酒店業以5G、AI技術為依托，實現自助入住、智能送物、電話服務等數字化服務，形成數字營銷、數字服務、數字管理一體化。除此之外，平臺經濟對金融市場、技術市場錯配具有顯著改善效應［29］，最大限度地挖掘要素價值，提高產業效率及要素配置效率。

3 質量變革：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質量變革是最終目的，以要素投入質量、生產質量、最終產出品質量、服務質量為重點，提高生產質量需要以創新為驅動力、效率提升為主線，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產品質量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國民經濟各領域、各層面質量，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16］。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整體上處于“大而不強”處境，創新瓶頸亟需突破、產品附加值亟需提升、產業鏈亟需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不能繼續依賴傳統要素投入，必須提高要素投入質量、產品質量與產業效益。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高端生產要素融入產業鏈各環節，數字技術實現對生產線上各環節的質量把控，互聯網、眾創空間為產品研發、生產流通、市場營銷提供數字化創新平臺，促進全方位質量提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可能。

3.1 數字經濟提高生產要素投入質量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數據認定為生產要素，與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并列；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寫入文件，體現了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特征，數據要素的高效配置，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一環。傳統經濟下，我國經濟主要依賴由勞動力、資本的投入而獲得的人口紅利及投資紅利以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這種生產要素的短期紅利隨著我國經濟環境的變化，資本、勞動、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持續降低，紅利逐漸消退，投入產出乘數下降，最終會制約整體發展水平提升。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推動生產要素發生變革，數據作為新生產要素應運而生，不同于傳統生產要素，數據呈現出以下優勢：

第一，數據的非稀缺性帶來新一輪價值創造。傳統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勞動人口等都不是無限可得，具有天然稀缺性，且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消耗甚至排放污染。數據要素則不同，數字技術的運用能夠產生海量數據資源，我國海量數據年均增速超過30%，呈爆發式增長的海量數據尚且等待被處理與挖掘，是數字時代的潛在價值來源。數據資源“極大豐富”，一方面，數據目前看來接近無限開發，數據的傳播鏈條越長，數據越呈現數級增長態勢；另一方面，數據不具有消耗性，數據要素投入生產過程后并不會消耗殆盡，反而可能持續增加，在儲存允許的前提下能夠循環使用，在先進算法的支持下不斷積累，形成更大規模的數據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倍增作用，更高質地進行價值創造。

第二，數據的協同效應賦能傳統要素升級。數據所具有的強滲透性、高關聯性等特點使其能夠在生產過程與其他要素形成新的組合，持續為資本、勞動力以及技術賦能。首先，數據賦能資本要素升級。通過實時更新的大數據，產業鏈中的市場需求、生產計劃及實時庫存等信息得以及時傳遞，能夠實時跟進生產進度，及時作出生產調整，提高生產效率。同時，通過RFID等數據采集技術實現對每一個產品追根溯源，疊加屬于每個產品所特有的數據信息，有助于改善產品不良率、提升產品質量；其次，數據賦能勞動力要素升級。數據要素的共享性有助于勞動力相互學習與交流知識技能，促使“傳幫帶”形成，提升技能熟練度，提高勞動力素質。有助于提高分工精細度，更精準地為勞動力分配生產任務，優化生產質量；最后，數據要素賦能技術要素升級。數據要素為企業技術研發提供海量理論技能資料，有利于其方向篩選及研發規劃設計，同時最大限度地利用技術挖掘質量資源。

第三，數據的流動性催生新商業模式及消費模式。數據的流動性打破“信息孤島”，提高供需兩端流通效率，催生電子商務、跨境電商等新經濟模式，通過對消費行為數據的記錄，能夠更深入挖掘用戶的偏好及行為，及時追蹤市場動向，拓寬消費渠道；借助于數字平臺載體，網絡支付應運而生，2021年我國移動支付完成業務1 512.28筆，數字人民幣的推進帶動2.6億居民開立個人錢包，交易金額為875.7億元，覆蓋各大消費領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3.2 數字經濟提高產品與服務質量

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質量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

（1）數字經濟提高企業管理數字化、自動化、信息化水平，采購部門通過實時共享的平臺數據合理制定采購計劃，減少資源浪費及庫存堆積。生產過程中部門、設備間通過數字平臺即時反饋生產信息，對產品生產全過程執行標準監督管理，促使各部門嚴格按照標準生產、檢驗產品，提高產品質量。

（2）數字經濟提升企業創新力、品牌力、核心競爭力，增強生產能力是提升產品質量的關鍵，數字技術發展及數字人才的引進極大程度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及創新能力，根據埃森哲2018年發布的《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表明，過去三年中，中國“數字轉型領軍者”企業營業收入復合增長率達14.3%，是其他企業5.5 倍，銷售利潤額為12.7%，遠高于其他企業的5.2%，品牌價值皆在行業前茅。

（3）數字經濟提高企業服務多樣化、個性化、平臺化，企業銷售并不止于產品本身，而是延伸至產品所提供的效用，國內市場正逐漸從“產品競爭”轉變為以“服務競爭”為基礎的營銷策略。企業借助數字平臺，為用戶提供實時、全方位服務，提高產品售后服務質量。以海爾為例，打造U+智聯平臺，對內實現服務全流程透明化管理，對外上架服務軟件APP，變被動維修為主動服務。以用戶為中心開展個性化服務，將數據打通、相連后形成網絡平臺，快速響應用戶需求，甚至讓用戶參與到產品設計過程中，打造極致用戶體驗。

3.3 數字經濟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三大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推動經濟發展質量持續提升。數據顯示，2021年三次產業占比分別為7.3%、39.4% 和53.3%，第三次產業比重不斷上升，然而國際橫線對比來看，發達國家第三次產業占比普遍在7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80%，我國產業結構優化仍有一定空間，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結構進一步合理化、高級化。服務業與制造業發展失衡、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失衡、供需結構矛盾是阻礙我國產業發展的主要方面。針對這些問題，數字經濟在一定程度推動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以此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1）數字經濟推動產業跨界融合及加速轉型。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是提升產業競爭力、培育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數字技術加強融合創新動力，數字化改造推動產業集聚、產業結構升級，同時數字平臺的出現帶來產品服務、人才服務、信息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推動產業跨界融合發展，為經濟增長向高質量轉換提供新路徑。

（2）數字經濟推動經濟脫“虛”向“實”。在我國經濟活動實踐中可看出，相較于虛擬經濟中的金融業、房地產等行業的風光無限，實體部門逐漸顯得弱化，主要原因在于實體部門的農業、制造業、傳統服務業成本高，利潤低，使得產業資本逐漸流向金融領域。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降低實體經濟交易成本，數據要素的應用使得實體經濟邊際成本不斷降低，另一方面提升實體經濟運行效益，數字經濟發展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更新換代，推動實體產業數字化轉型，延伸產業鏈，提高供應鏈質量，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3）數字經濟提高供給有效性及需求個性化升級。一方面，數字經濟推進供給有效性。數字經濟充分發揮其優勢，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提高其供給質量。借助于數據要素優化資源配置，實時獲取供需信息，破除盲目生產、屯庫存等不利于企業持續發展的狀況，減少過剩供給，實現個性化、柔性化生產方式，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推動消費升級。數字經濟推動消費結構升級，挖掘更深層次需求，激活長尾市場，促進需求往更高層次、多樣化、個性化方向升級。推動消費方式升級，數字化平臺的發展帶動給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等線上市場形成，擴大傳統需求市場，推動參與主體多元化。數字經濟通過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及推動消費質量升級帶動經濟穩定、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

4 結語

數字經濟賦能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為我國經濟帶來新增長點，已成為當前最具活力和創新力、輻射最廣泛的經濟形態，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正在以新形式、新理念、新模式的姿態全面融入經濟發展的各領域及全過程，代表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同時其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數字生態系統人才短缺、數字鴻溝及數字安全保障體系存在風險等，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是搶抓數字經濟戰略制高點，推動數字經濟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值此契機，我國應夯實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技術自立自強；引進培育高層次數字人才，加快數字人才隊伍建設；彌合數字鴻溝，推動數字經濟包容性發展；完善數字治理體系，構建安全健康數字環境。借助數字經濟發展成效，加快融入全球數字經濟陣地，引領未來數字經濟發展，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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