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應對復雜嚴峻國際環境

［英］大衛 ? 弗格森

【內容摘要】如何在當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里推動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美方如何破壞中美關系，探討了“中國威脅論”如何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的對華態度；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中國應在未來更加行之有效地與西方國家民眾進行對話。本文還為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提出建設性意見，并闡釋了這一對外話語體系的可行性。

【關鍵詞】中國對外話語；中美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威脅論”

一、美國：“偏執而瘋狂的運動員”

目前，美國仍是世界頭號強國。從歷史上看，美國稱霸的時間并不算長，只有數十年。但是，當今“世界第一”的位置似乎專屬于美國，因為當世已無多少人見過美國稱霸之前的世界。

簡單打個比方。美國就像一個偏執而瘋狂的運動員，一個從未輸過、也決不接受失敗并且認為自己是唯一有資格贏得比賽的人?，F在，賽道上的他，感到有人步步緊逼，自己第一的位置岌岌可危。這時，他會怎么做呢？是拼盡全力、加速前進嗎？不，他做不到，因為他已經過了運動員的黃金年齡。于是，他選擇對后面的運動員拳腳相加，想要將其絆倒，以免被其超越。

我認為，這一場景準確描繪了美國當前的狀態。比賽本來就有輸有贏，每個運動員都有權利追求更快、更強。但是美國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執著于打壓競爭對手以保住自己的地位。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 · 伯恩斯（Nicholas Burns）2023年在美國商會的一次活動中通過視頻連線發言說，北京必須接受華盛頓是亞洲的領導者。他宣稱中國現在必須明白“美國留在這個地區——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是這個地區的領導者”。

當然，“運動員”這一比喻也不盡完美。畢竟，中美關系除了競爭，還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只不過，美國似乎寧愿獨占一個小蛋糕，也不愿和其他國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不愿通過合作與共享讓包括他自己在內所有人最終都能分得一塊更大的蛋糕。

這就是中美之間的根本差異。中國人相信“合作共贏”。我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當時只把它當作“商業領域的流行語”，但是現在我也逐漸接受了這個簡潔凝練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心態是“合作共贏”，而美國則是“贏者通吃”。以合作共贏的思維看待世界，處處都是機遇；而在“贏者通吃”者看來，世界充斥著威脅。

由于這一根本觀念的差異，中國對世界的態度是：“如果我們能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成功的果實，那么他們也會取得成功，最終也對我們有利?！倍绹鴮κ澜绲膽B度則是：“如果其他國家發展起來，他們就會搶奪我們的份額，所以必須壓制他們?！?/p>

美國自身是一個暴力泛濫的社會。對于一個文明化程度很高的發達國家來說，美國社會的暴力問題實在是令人咋舌。美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大量沖突與對抗內容的視頻，包括各種槍擊、搶劫和襲擊事件。

美國社會的暴力傾向不僅僅體現在個體，也體現在政府行為。自上世紀下半葉到本世紀以來，美國不停地在世界各地發動或煽動戰爭。對于美國來說，暴力似乎總是第一選擇，而不是最后手段。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威脅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這一理念基于兩個不言自明的事實：一是所有人共享一個地球；二是所有人共享一個未來。這意味著，只要有一個大國堅持對抗和沖突，其他國家就無法擁有和平與繁榮的未來。

這也是為什么我必須在第一部分先討論美國。中國和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兩國的經濟總量遠超其他國家。因此，中美關系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至關重要。如果兩國無法和諧共處，那么這一愿景將難以實現。

不幸的是，現狀不容樂觀。這樣說可能都太過委婉。事實上，很多跡象都令人惶恐不安：美國的反華論調日益猖獗，同時處心積慮地在中國臺灣地區挑動軍事沖突，美國眾議院2023年還專門為應對“中國威脅”成立了一個新的立法委員會。

“中國威脅論”讓人啼笑皆非。如果想象太空中有個外星人從20年前就開始觀察地球，那么它會聽到人們不停地談論可怕的“中國威脅”。從本世紀初開始，它目睹了無休止的各種戰爭悲劇，數以百萬計的人因此受傷、喪生或流離失所，世界遭受了巨大的經濟和物質損失。不過，這些戰爭的發起者或煽動者無一例外都是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更是從未缺席任何一場戰爭。遠眺地球，外星人看到上百個美軍基地形成了一個包圍中國的海上軍事圈，緊逼中國的海岸線。它納悶地喃喃自語：“人類這種高等生物怎么會這么愚蠢，居然覺得中國是一種威脅？”

過去20年間，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持續調查了發達國家民眾對于中國的態度。問題的設置很簡單：“你對中國的態度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20年前我剛來到中國，那時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比較積極。但此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開始逐漸下降。自2017年起，負面評價不斷攀升。這種敵對情緒并非偶然，也絕不是通常所說的“誤解”?！罢`解”由信息不夠充分或不夠準確而引起，但其本質上仍是理性的，故通過理性的手段就可以得到解決，比如提供更多或更準確的信息。但是，目前這種敵對情緒是潛意識的產物。西方媒體和政客有意給西方民眾灌輸反華思想，導致后者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今天，中國的方方面面都遭到西方的非難， 從涉疆、涉藏、涉港、涉臺、南海問題，到新冠疫情、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再到人權、經濟、科技等?？梢?，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已將對中國的敵意滲透到西方民眾的情感層面，要解決問題，中國必須和西方民眾進行情感層面的交流。

三、中美對話：跟誰對話、如何對話？

有效的政治對話，前提是對話雙方必須具有理性和誠意。然而美國并不是這樣一個對話者。如果美國足夠理性，就不會用價值40萬美元的導彈擊落美國公民自己的熱氣球，并聲稱這些氣球“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也不會認為在港口卸貨的起重機“在監視美國人民”。

美國沒有誠意，表現在它隱瞞自己行為背后的真實動機。美國打擊中國的高科技產業跟美國的國土安全完全無關，而僅僅是因為不想被“中國制造”和中國科技趕超。

除了理性和真誠，“智力”水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國政壇并不都是聰明人。如果你足夠惡毒、冷酷，或者足夠膽大妄為、財力雄厚，那么即使你再愚蠢，也能在美國政壇平步青云。在2023年舉行的TikTok聽證會上，美國政客拋出的問題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們的愚蠢，他們對互聯網和TikTok的基本功能一無所知，這點恐怕連中國的孩童都不如。

我認為，與美國政府高層進行對話之外，中國還可以進行其他途徑的對話。目前看來，中國官方發布的信息最終并不一定抵達美國大眾，從皮尤研究中心的相關數據可以看到這一點。因此，中國的高級官員、外交官和發言人可以著眼美國普通民眾，更加重視公共外交，開展更加廣泛的人際傳播。同時，中國傳遞的信息應該簡單明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我們并無惡意。我們和你們一樣，是一群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有著相同的追求：有棲身之所，能衣食無憂，希望街道安全、醫療和教育設施齊全，對美好未來有著期許。所以我們何不共同努力朝著這些目標前進呢？”對于已經厭倦了病態的美國社會，受夠了腐敗無能、鼓吹戰爭的美國政客的普通美國民眾，這番話一定能引起共鳴。我認為這種面向普通民眾的對話方式值得一試。

四、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

美國并不代表全世界，中國還應考慮如何與其他國家對話。除了少數美國的馬前卒，中國完全可以與絕大多數國家建立起高效的對話關系。

首先一個重要的考量是中國國際傳播中的官方政治話語。我所說的“官方政治話語”主要指介紹中國政治體制的出版物、與政策相關的政府白皮書、政府工作報告和重要講話等材料，以及外交往來。

官方政治話語的國際傳播能夠吸引重要的受眾。這些人中有全球南方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專家學者及有影響力的媒體人物。他們迫切想要解決各自國家發展面臨的問題，因此渴望接觸能幫助他們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材料，并希望由此尋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就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要應對中國目前面臨的“負面形象”問題，還必須與廣大的外國民眾進行交流并找到適當的交流方法。換言之，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要覆蓋更多受眾，就要有更大的“屋頂”，也就需要更多的“支柱”。

事實上，這樣的“支柱”并不缺乏，中國電影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電影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直接與觀眾產生對話。美國媒體和政客無法操縱電影的內容，因此美國觀眾可以通過電影直觀地感受中國、傾聽中國。

中國人擅長制作電影大片，2008年上映的《赤壁》和兩三年前的《長津湖》系列就是十分出色的大制作。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優秀作品。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例，這部電影由七個不同年代的故事組成，七位導演講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七十年當中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這部電影之所以贏得了觀眾的青睞，是因為導演講故事的視角新穎獨特，并不是簡單地敘述事件經過。例如，第一部分《前夜》講述了新中國成立時天安門廣場升國旗的故事。故事選取了一個精妙的切入點，圍繞搶修旗桿頂部的那一顆金屬球而展開。如果我對你說“我要給你講一個如何制作旗桿上的金屬球的故事”，你一定覺得我瘋了。但《前夜》的導演做到了，他將這個故事講得激動人心。

一個會講故事的人可以把任何事情變成激動人心的故事，這些故事的題材可以是人民民主、反腐倡廉，甚至是司法制度。司法題材長期以來就是美國電視劇的一大類型劇，有許多經典佳作。所以，讓我們用影視劇反擊西方的政治宣傳。讓我們拍出能打動西方觀眾的故事，能真實全面地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和中國人民的故事。讓我們用更為巧妙和新穎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而不要被西方的反華宣傳牽著鼻子走。

綜上所述，中國影視產業是強大的國家軟實力，毫無疑問可以成為撐起中國國際傳播“屋頂”的一大“支柱”。此外，還可以考慮發揮社交媒體的作用。

當今世界，相當多的人從社交媒體獲取新聞資訊。如果中國力圖在西方主要社交媒體平臺擴大影響力，必須直面兩個劣勢。首先，西方社交媒體的主導語言是英語，面對那些氣焰囂張的西方批評者，中國人必須使用對手的母語與之進行辯論。其次，中國人必須適應西方唇槍舌劍的政治話術，即便中國文化向來不鼓勵在公開場合發生正面沖突。好在還有一大群像我一樣支持中國的外國朋友——活躍在社交媒體平臺，向世界展示正面的中國形象。我們的優勢是用母語進行辯論，而且更適應那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模式。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找到其他“支柱”嗎？比如體育。體育為什么重要？因為它的受眾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年輕人。2023年3月，《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有關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的報道。報道稱，不同年齡段受訪者對中國的態度存在巨大差異。45歲以上的人群中有一半把中國看作“敵人”。而在45歲以下的人群中，這一比例僅為25%。我敢肯定，如果進一步細分年輕群體，那么越年輕的人對中國的好感度越高。

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顯而易見。首先，年輕人更具有理想主義精神，更愿意交朋友。當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時，他們會相互交流、建立友誼，而不是互相詆毀。其次，也與年齡有關。年輕人被反華宣傳“洗腦”的時間較短，還沒有徹底將中國看作“敵人”。所以我們要趕在對手之前，搶先把他們變成朋友。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該多談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多尋找官方政治話語以外的渠道。那么，年輕人到底對什么感興趣呢？從我那個年代到今天，年輕人的溝通渠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交流的主題并沒有太大改變， 仍然是音樂、時尚、美食、游戲、體育，等等。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充分證明，中國有一群擅長體育運動的年輕人。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蘇翊鳴這樣的優秀運動員在年輕的海外觀眾中激發共鳴。

中國國際傳播的另一個重要“支柱”是在華從業經商的外國人。這一群體了解真實的中國和中國人民，他們對中國的開放包容和中國人民的熱情友好有切身感受。出于自身利益，他們對中國與世界建立積極的關系樂見其成。然而，當前他們不得不保持沉默。我知道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塑造一個更加全面、積極的中國形象。因此，我們要幫助他們勇敢發聲，提升世界對中國的好感度。

除了上述幾大支柱，中國國際傳播工作也應該發揮好傳媒、旅游、藝術、手工藝、文化、科學和學術交流等各領域的合力作用。

結語

簡而言之，為了講好中國故事，在官方政治話語以外，要建立多元、多渠道、多種方式的對外話語體系。還有一點也至關重要——以上我所論述的幾大“支柱”不僅要能支撐“屋頂”，還要能相互支持，亦即在國際傳播中協調聯動。

當然，中國十分擅長統籌謀劃、協同發力——這正是中國脫貧攻堅戰的組織方法，也是中國脫貧的成功之道。從創新舉措的制定到試點驗證再到最后的大范圍推廣，政府都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和財力保障。具體來說，中國的精準扶貧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在最高層有良好的統籌和設計，并能在各省、市、地、縣、鄉、鎮、村以及基層社區穩步推進。每個基層官員都有明確的職責，并確保措施到戶。

在國際傳播這一領域，中國的最高領導機構統籌設計、目標清晰，各級政府合理實施、眾志成城——這種綜合、全面、協調的戰略將是中國向世界展示良好國家形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勝法寶。

（責任編輯：張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