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關系視域下的現代化道路比較及其啟示

內容提要 現代化道路的普遍性邏輯要求國家及時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調整生產關系，不斷向更多人口持續分配新增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財富，使更多社會個體持續受益，調動其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積極性，繼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國家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過程還應注重聯系本國特殊國情。資產階級的本質屬性在一定程度上滯澀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資源流動，西方現代化進程也因此受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則在尊重本國國情的基礎上，推動了政治權利與經濟財富持續向全民分配，其持續性源自中國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在解決工業啟動資金、環境污染、對外經濟關系等問題的過程中也采取了基于本國民心的方式方法。東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比較給全人類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重要啟示。

關鍵詞 生產關系 西方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民心政治 新質生產力

張一飛，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創新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歷史文化根基研究”（2023YZD049）的階段性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這說明，現代化是全人類發展的進步方向，各國現代化道路具有一定的歷史普遍性；中國式現代化立足中國具體國情，具有民族特殊性，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正確結合。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方向為何？西方現代化進程有何內在阻力？相較之下，中國為何可以持續推進現代化？東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演變趨勢有何歷史啟示？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一、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方向

現代化潮流在本質上反映了人類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需求，它要求國家在生產力有所發展的情況下，通過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進一步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1]。在此共性基礎上，國家必須立足本國國情，探索形成符合本國實際的正確現代化道路。

1.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唯物主義本質

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也是推動生產關系優化升級的最大勢能。歷史證明，生產力越發展，被少數人支配的資源分配格局便越會使大多數人口在生產和生活中陷入困境，但同時也將加速“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間的矛盾爆發，促進生產關系調整，這是人類社會螺旋式進步的基本原理[2]。生產關系的本質是社會生產中政治權利與經濟財富的分配格局，具體表現為“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強調“生產關系”在唯物史觀中的決定性意義，符合馬克思主義實踐觀[3]。

實現現代化的過程是生產關系根據生產力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要求自我調整的過程。古代社會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正是落后于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導致資源分配停滯，打擊了社會個體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了社會合作，進而阻礙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而現代社會應運而生的根本原因則是社會分配被新的生產關系重新激活，社會合作得以延續，生產力發展進程亦被重啟。

2.現代化道路的普遍性邏輯

作為突破古代生產關系的現代化道路必須是一種向全社會開放的資源分配與生產合作方案，它旨在通過向更多人口分配新增的政治經濟資源，使之從中受益，進而最大限度調動社會個體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等社會合作的積極性，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鞍l展”“調整”“分配”“受益”“合作”“再發展”六個邏輯環節缺一不可（圖1）。沒有生產力“發展”便沒有“調整”生產關系和重新“分配”資源的必要；沒有“調整”和“分配”便無法通過使個體“受益”激勵社會化大生產等合作；沒有基于社會成員廣泛參與的社會“合作”便無法實現生產力“再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將不斷提升人民對于政治、經濟生活的認知水平和推動人民主要訴求升級換代。因此，即使某種現代化道路最終將全民納入資源分配與社會合作，現代化進程仍可因權利的內容更新和財富的持續增加而繼續進行，現代化進程不會因分配范圍覆蓋全體國民便告“終結”。

3.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辨析

在普遍性邏輯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問題亟需辨析。將政治經濟資源向更多人口分配的過程必須與主權國家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方能以阻力最小、效用最大的方式得以貫徹落實。一是應尊重客觀社會條件，順應各國政體國體與階層分布，有序幫助更多社會成員次第進入資源分配與生產合作。二是應尊重思想文化傳統，以社會大眾最能理解和接受的價值取向引導、鼓勵和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盡量減少分配過程中的認知矛盾與利益沖突。三是應優先解決主要矛盾，關注和滿足各國國內大多數民眾最緊迫、最關切、最重大的利益訴求，并不斷發現和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由于具體國情下現代化任務的輕重緩急各有不同，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經濟規劃勢必差異甚大。

不可否認，人類的現代化進程開始于歐洲，但是，“現代化”不應被等同于“歐洲化”或“西方化”。某些國家試圖將西方現代化進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包裝為人類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通道，這給后起國家探索對本國有益的現代化道路造成了一定的認知風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凡不經揚棄、直接套用西方現代化經驗的國家普遍陷入了三種陷阱：一是淪為傀儡國家，即主動放棄道路探索權和部分主權，換取融入西方陣營并“搭便車”的資格。此類國家不可被視為實際獨立自主的國家。二是變相淪為殖民地，即在西式上層建筑的指導下，維持舊殖民地時期的經濟結構服務昔日宗主國。此類國家對西方經濟和規則的依附性過強，極易喪失外交和安全領域的獨立地位。三是淪為失敗國家，即西方現代化道路無法匹配其國情實際，造成社會合作解體，經濟發展停滯。此類國家的“復制”進程一旦達到某一臨界點，將不可逆地喪失探索獨立發展道路的能力和機遇。

二、西方現代化進程受阻的表現及根源

自17世紀起，西方國家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順應了當時歐洲的現代化潮流，實現了生產力大發展，并使西方現代化道路一度成為當時國家發展的經典“范本”。但是，在資本主義精神及其衍生制度、政策的消極作用下，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遭遇了源自內部的巨大阻力。

1.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早期先進性

至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工商業取得了長足發展，資產階級力量日益強大。但是，封建政權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斷利用宗教和軍隊防止社會力量分享權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上阻斷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并通過稅收、土地政策謀求削弱資產階級力量。因此，在啟蒙思想指導下，相較于國王貴族，人數更多的資產階級不斷嘗試打破封建專制的政治壟斷，以“改良”“革命”“制憲”等方式作為現代政治方案，促使政治權利從國王、貴族流向社會下層[1]。與此同時，資產階級以“自由市場”“自由勞動”“自由競爭”作為經濟方案，促使經濟財富從專制政府流向雇傭勞動市場并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被二次分配。資產階級在獲得更多政治權利和經濟財富之后，開始更有效率地組織更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并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推動社會合作，由之而來的工業革命浪潮又進一步沖擊滌蕩了舊思想和舊制度。

因此，從英國開始的西方現代化進程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國家范圍內具有相對的歷史進步性。西方資產階級以人智代替神權、以機器代替土地、以資本代替血緣，確實完成了一次相較于中世紀更為廣泛的政治經濟資源分配，人數更多的資產階級開始主導歐洲的生產生活，組織和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積極性空前蓬勃。這與現代化道路的本質要求保持了一致[2]。

2.西方現代化進程受阻的具體表現

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改革逐漸陷入停滯，分配機制開始走向失靈，主要的政治經濟資源沒有流向更多人口，反而愈發流向少數精英人群。

第一，軍事活動本質上淪為內向斂財。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而言，挑起或介入沖突對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精英”的無本萬利之舉。以美國軍工復合體為例，它囊括了政治、軍事、商業、學術精英：美國智庫、媒體等輿論主體不斷在國內渲染外部威脅，強調維持高額國防開支以及投資軍工的必要性；經國會議員授權，美國納稅人的財富或被用于研制、生產和購買武器，或被海外軍事基地消耗，或被直接輸至軍事援助對象國；然而，倒賣先進武器收入、受援國利益回報與戰后投資收益等收入卻大部分落入軍工、科技、能源等行業的壟斷企業。為“分贓”均勻，在任時為資本力量提供輿論、政策便利的精英人群在退休后可以通過所謂“旋轉門”機制進入企業享受富豪生活[1]。如此，本可用于改善民主民生、經營社會事業的經濟資源變相增值后，卻被軍事利益集團納入囊中。

第二，選舉政治本質上淪為富人游戲。西方選舉政治中，普通民眾極難參與其中并享受政策紅利。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政治花費紀錄被連連打破，底層民眾乃至中產階級根本無法募集和支付如此巨大的參選資金，只能淪為旁觀者。歐洲金元政治的狀況亦不容樂觀。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長期執政黨均長期面臨來自民眾的“政治金融化”指控，烏克蘭、希臘、摩爾多瓦也多次爆發針對金融寡頭政治的大規模公眾抗議活動[2]。同時，盡管在選舉期間不同黨派貌似對立的政策主張涇渭分明，但無論何黨執政，都將防止權力流出精英圈層。

第三，財富分配本質上淪為階級剝削。西方資產階級通過信息優勢和政策影響力攫取了國家發展紅利，加劇了國內各階層之間以及全球財富的兩極分化。至2014年，最富裕與最貧窮的10%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比：英國是17∶1、西班牙是14∶1、意大利是11∶1、德國是10∶1、法國是7∶1[3]。此外，“低收入國家的財富由1995年的36160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1610美元，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此期間低收入國家財富在世界財富中所占的份額沒變，一直是1%”[4]。這些數據均說明，西方國家的低收入階層以及落后國家的經濟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改善。更有甚者，資產階級已開始提前分配未來財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社會福利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等方面存在嚴重的代際透支[5]。

第四，信息科技本質上淪為控制工具。在以信息科技為核心內容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將科技寡頭掌握的先進科技用于平權惠民，反而用于扭曲真相與操控民意，民主政治正在變為“算法”政治。以最近興起的ChatGPT機器人為例，“一個能夠理解政治網絡的系統如果與ChatGPT的文本生成功能相結合，便可以識別出對特定政策領域（例如，公司稅收或軍費開支）最具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像人類游說者一樣，這樣的系統可以說服控制利益政策的委員會中猶豫不決的代表，并在法案走向投票時將資源集中在多數黨成員身上”[6]。代議制民主或將愈發不能代表選民利益，而只是代表人工智能程序設計者及其金主的意志。

3.西方現代化進程受阻的階級根源

西方現代化進程受阻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阻礙了現代化普遍性邏輯在分配環節的自我延展，以致國家無法持續貫徹現代化宗旨。

第一，資本主義精神不利于財富被用于造福真正的“多數人”。馬克斯·韋伯以資本主義精神概括了西方資產階級最深層次的三種心理傾向：一是將“財富”而非“幸?！弊鳛橐磺行袆拥哪康?；二是最大程度提高積累財富的效率；三是以新教教義賦予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神性[7]。因此，在西方資產階級塑造的現代化道路中，大部分勞動者只會被當作資本增值的廉價工具而不可能被視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當政治權利和經濟財富從國王、貴族流至資產階級時，后者必本能地攔截資源繼續流向更多人，并轉而利用人民“以錢生錢”?！百Y本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種情況，被作為‘特殊狀態而忽略掉了?！盵1]當資產階級從17、18世紀的“多數人”變成20、21世紀的“少數人”時，真正意義上的“多數人”便在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的對立面。

第二，為服務資本長期增值，越來越多的國家財富被投入維持意識形態和軍事霸權，而非用來改善民眾生活。意識形態霸權旨在吸引更多國家接受西方話語和規則，進而方便資產階級使用軟實力杠桿，促進資本增值；軍事霸權旨在威懾和遏制潛在威脅與反抗力量，便利資產階級安全有效地打開市場、獲取資源。兩者均需西方國家長期持續投入大量財政收入，短期內無法產生經濟收益，長期經濟收益又被精英階層占有。

第三，西方民眾沒有找到正確的斗爭方式，民粹主義是“麻醉劑”不是“救命藥”。表面上看，民粹主義是“多數人”拒絕“少數人”的社會表現。但是，“民粹主義對‘人民的抽象推崇導致其懷疑和敵視一切組織化的政治運動形式，而這種敵視為卡里斯瑪式‘領袖的崛起創造了條件”[2]。近年來歐美各國的民粹主義思潮普遍被右翼極端主義分子利用，以便于釋放民眾積怨的政治口號進一步鞏固了資產階級統治。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合理激發更多人有序參與社會化大生產，而非以“無秩序”取代“少數人”，換一種方式阻礙生產力發展。

三、中國式現代化中的資源持續分配

人類的整體現代化進程既不會因西方國家發展進入瓶頸而倒退，也不會因西方資產階級壟斷資源而中止，最終將在推動資源開放、持續自我革命、堅持人民至上的國家發揚光大。

1.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實踐

盡管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理念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方被提出，至黨的二十大方被系統化完善，但是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早期實踐卻自20世紀20年代便已開始[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官僚資本、地方軍閥、土豪劣紳、外國買辦等勢力壟斷了幾乎所有政治經濟資源，抑制了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懈奮斗，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主權在民，為全國人民實現政治權利奠定了基礎；同時，“黨團結帶領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幫助窮苦人翻身得解放，贏了最廣大人民廣泛支持和擁護，奪取了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4]。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生產力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中國的資源分配渠道隨之更為制度化、正規化。政治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人民獲得了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權利。經濟上，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建立為國家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人民從農業生活進入工業生活提供了保障，極大提升了人民群眾參與社會勞動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得以更加廣泛地享有新產生的政治經濟資源。政治上，國家法制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賦予了中國人民更多政治權利。中國通過健全法制將政府和社會的權利義務明晰化[5]。經濟上，改革開放大大緩解了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中國既做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沒有改變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1]。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空前提升，更大力度的生產關系調整被提上日程，中國人民的政治經濟地位與社會化大生產水平也因此實現了歷史性飛躍。政治上，中國人民政治權利的范圍不斷擴大、質量不斷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其中，“美好生活需要”指向了人民對于深度參與政治生活、分享國家發展紅利等更高級權利的需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明確指出“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3]。經濟上，“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4]。中國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中國的政治權利與經濟財富被持續分配給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且兩者的內涵和程度還在被不斷豐富和加深。在此進程中，中國廣泛的社會合作推動社會化大生產，實現了生產力的進一步飛躍。

2.中國持續推進現代化的原因分析

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成就與其所根植的社會文化土壤密不可分。三種要求持續分配政治經濟資源的文化要素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政策取向。

第一，中國“以發展求生存”的歷史任務要求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至19世紀，中國在主權意識覺醒之初便面臨著國家主權消亡之險。中國要在主權體系下生存，便必須在殘酷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實現現代意義上的“發展”，而非古代意義上的“盛世”。換言之，主權化中國的發展問題是其生存問題的一部分——要謀求生存則必須發展實力，要發展實力則必須走現代化道路。因此，只有通過制度設計將政治權利和經濟資源源源不斷地分配給最多人口，才能博得主權獨立與民族復興的最大可能性。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人本精神要求不斷提升人的認知水平和生活質量。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革命要求不斷把人從理念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自柏拉圖以“眼見不為實”的思維方式將理念確立為存在本體后，后世西方哲學家普遍圍繞理念的主體、邊界、展開方式進行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研究[5]。在此傳統下，西方資產階級慣以普世的、完美的理念包裝階級私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革命正是針對這種“彼岸”世界的理念至上傳統展開，將“此岸”世界的實踐重新確立為知識的源頭[6]。把動態的實踐置于靜態的理念之前，這完全符合現代化持續調動個體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積極性的精神實質。另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學革命要求不斷把人從勞動異化中解放出來。在社會權力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中，“他（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治理，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7]。馬克思人民觀要求不斷修正剝奪個體尊嚴感、壓抑生產積極性、最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制度，不斷提升人的尊嚴。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關懷要求政府持續強化民心支持。儒家文化對政府合法性的施政要求以及對社會精英的道德教育為中國執行可持續的現代化方案奠定了人文基礎。一方面，“得民心”是中國社會治理的主流政策傾向。在儒家語境中，“得民心”意味著朝野團結一致、社會生產順利；而“失民心”則意味著政權認同解體、社會生產受阻。要“得民心”，國家須采取安民、富民、悅民政策[1]。這在某種程度上符合現代化發起最廣泛社會合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國較為早熟的人才選拔制度也強化了精英人群“責任大于權利”的奉獻傾向。中國的主要社會精英沒有西方資產階級把資源“截流”在本階層的心理基礎，反而有強烈的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情感傾向。這種中國特色文化傾向也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對黨員的精神要求之中。

3.中國式現代化獨特的民心政治路線

在持續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形成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這一價值傾向。這便實現了將現代化道路的普遍邏輯與中國的特殊國情相結合。在解決諸多現代化難題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民心政治路線，切實走出了一條符合本國民心與世界利益的新型發展道路。

第一，工業啟動資金問題。自15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主要以殖民掠奪的方式完成發展工業所需的原始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相結合，要求西方資產階級把“使錢生錢”作為生活的唯一目的與榮耀上帝的有效手段。因此，奴隸貿易、種族滅絕、殖民壓迫、軍事擴張對西方資產階級并不構成道德壓力。與之不同，中國主要依靠工農業“剪刀差”向內完成積累工業啟動資金。在“統銷統購”的過程中，國家以價格高于價值的工業產品交換價格低于價值的農業產品，形成發展工業的資金積累[2]。改革開放之后，國家財政開始大力反哺“三農”，從立法、稅收、定價、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方面縮小城鄉差距?！胺磳χ趁?，內向積累”的民心基礎有三：一是受農業生產方式中形成的慎戰觀念影響，中國人民對于擾亂農時、破壞穩定、增加賦稅的主動戰爭行為持否定態度。二是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道德觀影響，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絕不愿將自己付出巨大代價才得以擺脫的悲慘命運強加于他國人民。三是受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觀影響，中國人民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勞苦大眾形成了深厚的階級感情。

第二，環境污染問題。西方國家的現代工業發展時間較長，對全人類自然環境危機負有主要責任。盡管西方社會也曾一度興起以環境保護主義為核心的綠色政治思潮，但是在政府層面，環境保護更多被西方國家用于塑造國際規則和限制后起國家。與之相反，在發展現代工業的同時，中國把環境保護提升到政治原則的高度。盡管在工業化起步階段，中國也曾經歷了空氣、水源、耕地、礦產等資源的嚴重破壞，但中國在以最快速度跨越工業奠基階段期間及其之后，均以國家力量組織恢復森林耕地、減少碳排放量、保護生態平衡，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17年，《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寫入黨章；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圍繞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度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3]?！胺磳ξ廴?，綠色發展”的民心基礎有三：一是受人地矛盾緊張的客觀條件限制，中國人民需要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生產方式。二是受道家自然觀影響，中國人民自古懷有敬畏自然、師法自然的樸素情感。三是受馬克思主義勞動和生產力理論影響，中國人民普遍接受“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1]。

第三，對外經濟關系問題。西方國家主要采取三種方式處理對外經濟關系：一是通過帝國主義戰爭，解決對國際資源、市場和規則制定權的分配問題。二是構建“中心-邊緣”式國際經濟秩序，通過資本、勞動力、產業布局控制全球生產和利潤分配。三是將經濟議題意識形態化，追求高新科技領域、全球產業鏈條的西方化，遏制打壓所謂“競爭對手”。與之相反，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全球大局，順應和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促進全球全面均衡可持續發展，并形成了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外交頂層設計，提出了發展、安全與文明三大全球倡議，努力與他國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胺磳_突，互利共贏”的民心基礎有三：一是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交互而迅速提升。二是受馬克思主義消除經濟對立的思想[2]影響，中國人民對于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幸福生活”持排斥態度。三是受儒家天下大同理想影響，中國人民更加接受超越私利且主體多元的社會生活和國際秩序。

四、東西方現代化進程的現實啟示

當下國際實力格局的“東升西降”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東進西退”之間存在著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的對應關系。全球生產力格局的演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關系現代性格局的變化。東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差異給世界各國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啟示。

1.現代化的基本任務是客觀歷史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現代化是社會總體與個體利益的辯證統一，這決定了現代化道路在這兩個層面的基本任務。從社會層面來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人類歷史的正確方向，有利于此的生產關系即代表了國家正確的組織管理方式。中國式現代化是以建立國家和民眾的正確關系不斷滿足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過程。西方現代化則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公正的市場原則或過度化的福利政策，打擊底層乃至中產階級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熱情，以致無法最大程度激發社會活力。所謂“制造業空心化”“中產階級萎縮”“毒品槍支泛濫”等現象，都是這一問題的具體表現。從個體層面來看，人的幸福是一切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調整的最終目的。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是“人”的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特征都指向了“人”和“人的生活”[3]。西方現代化更大程度上是資本的現代化，“人”淪為服務資本的工具。比較來看，國家對現代化的時代潮流和基本任務只能順應，不能扭曲、改變和偏執一端，否則將受到“去現代化”的懲罰。

2.人類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有利于各國，有益于世界

“現代化不是單選題，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又決定了現代化理論的多樣性?！盵4]西方國家在開放海洋環境和以工商業為主流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現代化道路并非全無可取之處，在發展科技、保護個性、活躍經濟等方面也為世界提供了某些有益借鑒。西方現代化進程能否被持續推進，主要取決于西方國家能否從自身整體實際情況出發，使主觀再次符合客觀，推動社會發展回歸現代化的大道。從全球角度來看，多種現代化道路百花齊放的國際生態有助于人類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一是因為世界各國可以相互借鑒現代化道路，取長補短，打破思維定式，消除視野盲區。二是因為各國基于本國國情的成功發展可以為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物質基礎和多樣方案。三是因為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是人類規避整體性危機的重要出口。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種現代化道路，一旦此道路自身的內在弊端集中爆發或優勢走向過猶不及，世界必將陷于向內缺少反思自驅力、向外缺少糾偏參考系的危險境地。廣大發展中國家既不應照搬西方，也不應照搬中國，而要從本國實際出發，通過實踐探索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健康的生產關系。

3.民心政治既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也為各國成功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民心，是指人民的思想、感情、意愿等?！裥氖亲畲蟮恼?，說的是制定大政方針政策時，只有始終堅持以民心為貴、以民生為重，始終重視民心、尊重民意、順應民愿，努力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福祉，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同，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鞏固執政地位、完成執政使命?！盵1]中國式現代化在引導資源流動、組織社會合作的過程中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根植人民。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反映出人民關心的低級問題不斷被解決、更高級問題不斷涌現的發展歷程。因此，民心政治的邏輯即“滿足社會主要需求—促進社會生產合作—滿足社會更高級主要需求”，這與現代化“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和資源分配—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邏輯相吻合。

4.新質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一是現代化生產關系的持續優化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提出，“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2]。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3]。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4]。更高素質的勞動者是新質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更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資料是新質生產力的動力源泉，更廣范圍的勞動對象是新質生產力的物質基礎[5]。這些要求無不指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高度集約與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高度活躍。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更是在安全、能源、空間等傳統生產力發展要素稀缺性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全人類必須面對的時代命題。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而言，推動政治權利與經濟資源持續向更多人口分配，均有助于激活生產力發展的每個社會環節，對全球范圍內新質生產力的涌現和爆發具有重要意義。

〔責任編輯：史拴拴〕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頁。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53頁。

[3]豐子義：《“生產關系”與唯物史觀關系的再認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1]吳永生：《權力范疇與馬克思的政治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300頁。

[1]苑基榮：《軍工復合體：美國的支柱與噩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73—115頁。

[2]"The Role of Money in European Politics"， May 31， 2016， https：//www.idea.int//news- media/news/role- moneyeuropean%C2%A0politics.

[3]王明進：《美歐貧富差距的對比分析》，《人民論壇》2019年第7期。

[4]姜少敏：《經濟全球化、反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過程、現狀與趨勢》，《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11期。

[5]馬克·萊文：《民主的假面：即將逝去的美國光環》，賴超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第18—19頁。

[6]N. E. Sanders， B. Schneier， "How ChatGPT Hijacks Democracy"， Jan. 15，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1/15/ opinion/ai-chatgpt-lobbying-democracy.html.

[7]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1頁。

[1]杰弗·霍奇森：《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一種激進理論》，于樹生、陳東威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4—45頁。

[2]趙丁琪：《民粹主義的話語本質與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7期。

[3]鄧野：《民國的政治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頁。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6頁。

[5]鐘佩霖、曾波：《從鄧小平法治思想論法治中國的構建》，《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338頁。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

[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頁。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7—128頁。

[5]梯利：《西方哲學史》，葛力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60—77、305—520頁。

[6][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6頁，第53頁。

[1]《孟子》，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3—28頁。

[2]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

[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169頁。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8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312頁。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124頁。

[4]文紅玉、王雨晨：《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0日。

[1]李輝衛：《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017年6月1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12/c40531-29333943. html。

[2]《習近平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強調牢牢把握東北的重要使命奮力譜寫東北全面振興新篇章》，《人民日報》2023年9月10日。

[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李強作總結講話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會議》，《人民日報》2023年12月13日。

[4]《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

[5]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和發展重點》，《人民日報》202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