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文化學社略考

【摘要】北平文化學社是民國時期北京地區重要出版社之一，其成立與發展與北京師范大學有著相當的關聯。本文通過對學社出版物和北京師范大學保存的相關史料進行梳理，對文化學社的歷史做出初步考證。

【關鍵詞】北平文化學社? 邵松如? 北京師范大學

文化學社文化學社最初名稱為北京文化學社，1928年6月，北京改稱北平，學社亦更名為北平文化學社。新中國成立后，北平又改回北京，文化學社的名字隨之亦改。因學社出版圖書多在北平時期，故名北平文化學社。在民國時期的北京地區是一家非常有影響力的出版社。文獻研究學者邱崇丙和子釗先生在《民國時期北京的出版機構》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史志》第八輯，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85頁。一文中說民國時期“北京的出版機構，能夠從1911年經營至1949年的，數量極少。經營時間較長的有：京華印書局，文化學社等”，“出版圖書在100種以上者，約有5家”，“如果單就專營出版機構而言，那么文化學社則居于首位”。

圖1

文化學社的圖書發行人是邵松如文化學社存在末期，1946年前后，圖書發行人為邵鳳翔。。關于邵松如的生平，民國時期曾長居北平的日本學者橋川時雄在其編纂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中華法令編印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第239—240頁。中有收錄（見圖1）。書中介紹邵松如生于1895年，字硯田，河北天津人，國立北京師范大學英語部和教育研究科畢業，民國八年（1919）后一直在北平師范大學及女子師范大學擔任教員。民國二十三年（1934）編印的《國立北平師范大學一覽》北京師范大學館藏《國立北平師范大學一覽》，民國廿三年八月，第397頁。又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細節，邵松如于民國八年（1919）八月入職北師大，任過英語系助教講師、市立一中教務主任，北師大出版課編輯、介紹處職員，民國二十二年（1933）時任北師大教育處處員?？梢钥闯錾鬯扇绮⒉皇菍Ｂ毥洜I文化學社，而是在任職的同時兼營出版事務。因此，與他的同學王卓然等人不同邵松如是北高師教育研究科首屆畢業生。當年教育研究科畢業16人，有陳兆蘅、程國璋、常道直、殷祖英、胡國鈺、康紹言、方永蒸、王卓然、汪振華、武紹程、李榮錦、薛鴻志、黃遠誠、張佐時、張秉潔、邵松如。，邵松如未走學術之路，而是成為一個出版人。

關于文化學社成立的時間說法不一。出版史研究學者葉再生先生記錄文化學社創辦于1918年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四卷，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頁。，而在20世紀30年代風靡一時的《北平旅行指南》一書中，作者馬芷庠先生記錄文化學社創辦于1925年馬芷庠編，張恨水審定：《北平旅行指南》，同文書店，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四版，第320頁。。邱崇丙和子釗先生的《民國時期北京的出版機構》中也說文化學社從1918年開始出書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史志》第八輯，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這種矛盾說法的產生可能是因為文化學社與北師大的關系。文化學社差不多可以說是“北師大的出版社”。文化學社出版的圖書絕大部分都是北師大和北師大附中老師的著作，而且文化學社的社址最初就在北京師范大學校內，聯系電話南局八四○亦是北師大中繼線電話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編：《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教職員錄》，民國廿五年，第95頁。。邵松如在創立文化學社之前，在北師大學習和工作時很可能就參與甚至負責了北師大的一些出版業務，尤其考慮到邵松如曾在北師大出版課任過編輯這一經歷。著名歷史學家王桐齡的早期著作《中國歷代黨爭史》和《日本視察記》在文化學社出版時，版權頁上有民國十一年（1922）初版字樣，但實際上，這兩本書的初版發行機構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圖書館。顯然，文化學社把這兩本書由北高師圖書館出版的歷史作為自己學社出版歷史的一部分。文化學社的圖書版權票樣式更是與北師大的木鐸?；辗浅Ｏ嗨?，都是采用編鐘形狀（見圖2）。

圖2

文化學社的發展可以說經歷了大起大落的過程。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文化學社發行圖書有三十種，在北京有六個圖書寄售處，埠外有武昌、奉天、太原、開封、天津、青島、保定、石家莊等地的中華書局，學社圖書的印刷還需借助北京京華印書局（見圖3）。到民國十七年（1928）三月，文化學社發行圖書推測應在百種筆者統計文化學社在1927年11月前已發行圖書約76種。左右，已能自己印刷圖書，分銷處除北京，埠外又多了上海、南京、蘇州、廈門、重慶、成都、廣州等城市。此后，文化學社進入快速發展期，民國十八年（1929）學社接收了古城書店《申報》1929年1月6日本埠增刊（六），來源于《翰堂近代報刊數據庫》。，民國十九年（1930）又在和平門內平安胡同開設了文化學社書店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志·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卷》，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頁。。學社在發行圖書的同時也開始發行期刊，如熊佛西等人編輯的《戲劇與文藝》唐沅、韓之友、封世輝等編著：《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3卷《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6頁。，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主辦的《國語旬刊》，劉廷芳、吳俊升等人創辦的《明日之教育》文化學社與《明日之教育》合作至第一卷第七期，第八期由立達書局接手。等。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文化學社在上海開辦分社，分社社址為靶子路一六三號，其登在申報上的啟示表明，當時文化學社發行的圖書已達四百余種，其中初中、高中、師范、大學國文英文各科教本及參考書二百二十四種，政治、經濟、社會、文藝、小說、游記、戲劇、音樂、常識叢書一百七十八種《申報》1923年5月1日廣告版，來源于《翰堂近代報刊數據庫》。。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三月，文化學社又在開封、鄭州、濟南、西安、成都五個城市設立了分社（見圖4），學社發行的圖書在各埠大書局均有代售。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初，文化學社發行的圖書更是達到六百余種根據《文化學社圖書匯刊》統計，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在之前各類圖書基礎上，又增加很多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國學讀物和兒童讀物。這期間，邵松如亦被河北省政府教育廳聘為中學師范職業教育文員會委員《河北教育公報》1932年第5卷第9號，來源于《翰堂近代報刊數據庫》。，并因捐資興學獲北平市政府褒獎《邵硯田捐資興學? 市府準予褒獎》，《益世報》1935年1月20日北平版，來源于《翰堂近代報刊數據庫》。。就在文化學社的發展呈蒸蒸日上之態勢時，日本侵華戰爭

圖3? 圖4

全面爆發，北平淪陷。從北平淪陷到新中國成立期間，文化學社出版的新書所見很少，目前發現有《英文成語研究》趙增厚編著，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葛司龍三氏微積分綱要》王喬南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英文介詞用法》吳慰曾編纂，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版。、《范氏大代數》王紹顏、路科名譯述，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等有限幾種。這期間文化學社應該主要以再版之前的某些圖書，尤其是教科書來勉力維持。研究北京歷史地理的學者劉向勃先生曾說“三四十年代文化學社在北平中學教師和中學生中有較深影響，主要出版《三S平面幾何》《范氏大代數》等數理化、英語教材和輔助讀物”劉向勃：《宣武區出版業鉤沉》，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史志》第六輯，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頁。。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學社出版了一些新書，如1953年出版《幻燈工作手冊》《縫紉機實用手冊》《世界主要城市介紹》等。1952年8月，當時的政務院公布了《管理書刊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暫行條例》，根據《條例》要求，當時北京政府核準了十九家私營出版機構營業，文化學社屬于“暫時核準營業”的十二家之一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史志》第六輯，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文化學社的社名從此不再出現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史志》第十二輯，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頁。。

文化學社的社址名稱幾經改變。學社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下半年1927年6月出版《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陳寶泉著）版權頁社址為師范大學校內，1927年10月出版的《生物學史》（鮑鑒清、洪式閭著）社址已改為南新華街北口。搬到北師大校外后，社址為南新華街北口，不久后社址又先后變更為興華門前、和平門前（或和平門外）。這幾個名稱雖不相同，實則是同一處1926年4月南北新華街阻隔處的城墻被打通，建立一個城門，初名“新華門”，1927年改名“和平門”，張作霖時期此門改稱興華門，后又改回和平門的稱呼。。聯系電話也是同一個，南局四五八○。一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底，學社地址變為和平門內東順城街平安胡同九號。時年五十歲的邵松如亦不再負責學社，學社圖書發行人改為邵鳳翔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出版的《英文介詞用法》版權頁上圖書發行人為邵松如，而當年十二月出版的《初中英文法》版權頁發行人已是邵鳳翔。。這中間發生了什么變故，未能查到相關史料，之后邵松如的行蹤，亦未能尋到相關消息。

文化學社的標識，除上文提到的編鐘印票，目前發現還有六種。一是方形印章，朱文，印文是“文化學社”（見圖5）。二是橢圓形印章，亦是朱文，小橢圓里邊印文是“文化學社”，小橢圓和大橢圓之間印文是“北平和內西交民巷西口平安路第九號”此是文化學社當時社址所在。（見圖6）。方形印章、橢圓形印章和編鐘印票都用在圖書版權頁版權聲明處。方形印章見于大約民國二十三年（1934）之前北京師范大學館藏文化學社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再版的《小學教材研究》（孫鈺著）版權處發現既有蓋朱文方印章的本子，又有貼編鐘形印票的本子。，之后到1950年前后多是編鐘形印票，橢圓形印章偶見于民國三十六年（1947）之后可見于文化學社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漢譯范氏大代數習題解答》版權頁，作者周世鑒。。另外四種是使用在圖書的封底頁上（見圖7—圖10），前三種（圖7—圖9）大多用在文化學社最早期或前期出版的一些書籍上，后一種（圖10）見于1950年之后。

民國二十六年（1937），時值文化學社發展繁榮期。當年一月，文化學社印了一部《文化學社圖書匯刊》，刊中匯集的圖書勾勒出了文化學社大致的出版圖景，從中可看出學社出版物的一些特色。

第一，文化學社以出版教科書為主，教科書主要由北師大及師大附中教師編寫。

《文化學社圖書匯刊》將學社出版圖書分成初中教科書、高中教科書、師范教科書、各科參考書和各科用書五類。這種分類可以看出教科書的出版是文化學社的重心，其他出版物皆作為教科書輔助。通過對教科書著者的統計與調查，發現學社教科書多由北師大或師大附中教師編寫文化學社教科書著作者中的絕大多數人在或曾在北京師范大學、師大附中任教，如王鶴清、閻玉振、張鴻來、高佩玉、殷祖英、戴驊文、李約、朱隆勛、張起煥、沈星五、王紹顏、馬純德、董魯安、汪震、石泉、羅根澤、張仲和、王桐齡、陸光宇、程國璋、林礪儒等。。很多教科書在出版前是著者上課時使用的講義，如董魯安的《修辭學講義》、張鴻來的《初級中學應用文》、張仲和的《西史綱要》、羅根澤的《樂府文學史》、胡忠智的《教育概論》、李溫民的《世界近世史》、汪震的《中等國文法》、康叔仁的《論理學大綱》、張瑞策的《小學教學法》、孫鈺的《小學教材研究》等，不一而足。其中《中學英文選》（趙樂溪、戴良甫、郝圣符、吳文仲編）出版前更是在北師大附中用作教本長達十年。這些一線教師的著作往往比較切合當時教學實際，質量上乘，為文化學社的教科書出版贏得了聲譽。

第二，文化學社的眾多出版物與新文化運動相呼應，傳播科學與民主觀念。

文化學社成立與發展幾乎與新文化運動同步，學社出版物比較明顯地反映了新文化運動中的社會思潮。在教育領域，杜威的實用主義和孟祿的實證主義在當時廣為傳播，文化學社除了出版與之相關的《克伯屈演講集》（瞿菊農編）、《教育測驗與統計》（常彥春編）、《中等教育的基本原理》（胡忠智譯）、《教育實驗法》（薛鴻志譯）等十幾種教育類著作，亦把目光投向了當時的蘇聯教育，出版了梁子青編譯的《蘇維埃文化建設五年計劃》。在文化領域，文化學社出版了國語運動代表人物黎錦熙的《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與威妥瑪式拼法對照表》和李中昊、穆修德、李培元等人的數部作品即穆修德的《國語發音及文法》（文化學社，1932年）、李中昊的《文字歷史觀與革命論》（文化學社，1931年）、李培元的《國語注音羅馬字拼音法程》（文化學社，1933年）等。，以及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發行《國語旬刊》。學社亦出版了與“整理國故”運動相關的《新學偽經考》（康有為著）、《大學古本集訓》（汪震著）、《校點洙泗考信錄》（崔東壁撰）等至少二十種國學著作。在文學領域，文化學社出版了眾多“五四”文學革命以來新式文學理論作品及小說、散文和戲劇，如胡適的《國語文學史》、朱肇洛編的《戲劇論集》（收錄熊佛西、梁實秋、樸園、西瀅、顧頡剛、洪深、余上沅等人作品）、譚丕模的《新興文學概論》等，以及郁達夫、沈從文、許地山、聞一多、胡也頻、周作人、郭沫若、廢名、徐志摩、陳夢家、石評梅等近百人的作品。因此有人說，“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和民主，……用新的觀點寫出的文史、科技著作，需要出版，文化學社，樸社，以及各學術機構本身承擔了這一任務”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史志》第八輯，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85頁。。

第三，文化學社出版了很多后來被譽為有較高水準的學術作品。

比如，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現被譽為“龍學”經典；王金紱的《中國經濟地理》，是中國近代最早期的大型經濟地理著作；陳寶泉的《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是中國教育史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人境廬詩草》被認為是黃遵憲的代表作。學社還出版過一些著作，其作者中很多日后成為學術名家，如著名教育家林礪儒的《倫理學要領》和《文化教育學》、組織學和胚胎學家鮑鑒清的《組織學綱要》和《急性傳染病》、病理學家洪式閭的《生物學史》、社會學家許仕廉的《社會學書目論》、史學大師范文瀾的《正史考略》和《文心雕龍注》、教育家瞿世英的《教育與哲學》和《現代哲學》、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黃現璠的《元代農民之生活》、中國心理學奠基者張耀翔的《一九二五年心理學》、生理學家周頌聲的《生理學》、古典文學家郭紹虞的《文品匯鈔》、思想史研究專家譚丕模的《文藝思潮之演進》、農業專家董時進的《農業經濟學》、歷史學家王桐齡的《中國史》《儒墨之異同》《中國歷代黨爭史》等多部作品。

〔作者胡沈秋，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館員〕

A Brief Examination of Beiping Cultural AssociationHu Shenqiu

Abstract：Beiping Cultural Associatio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ublishers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ts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y sorting out the assiciations publication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preserv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conduct a bas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eiping Cultural Association.

Keywords：Beiping Cultural Association， Shao Songr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