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視角下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

時至今日，將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出版結合起來展開研究的成果已不鮮見。早年間，這類研究多以文學為主體，將出版作為文學研究的切入點，研究文學作品的出版緣起、傳播途徑、版本變遷、文本流變，作家的出版活動、與出版機構及出版人的交游來往，以及作家同時從事出版行業所帶來的影響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出版”的主體地位開始被更多的學者所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識到出版并非文學的附庸，進而提升了對出版人、出版機構、出版制度、出版經營等方面對于文學影響的思考?！俺霭妗痹谘芯恐械牡匚唤洑v了一個由“被俯視”到“被平視”的過程。

邱雪松老師著《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便是這一過程中的最新成果之一。作者通過文學和出版的雙重視域，立足于豐富的一手史料，以扎實嚴謹的態度，對民國時期五大出版社之一——開明書店的產生、崛起、發展和消亡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較為立體地反映和總結了開明書店在以新文學為主的領域所做出的出版貢獻。除上述對具體問題的考訂與分析外，筆者還以為本書的學術價值更多地體現在對研究思路的拓展層面。細言之，即對“出版社”這一視角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特意義與價值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

將出版社作為學術研究的視角，需要注意兩方面的問題：其一，現代出版社數量龐雜，水平也參差不齊，并非每個出版社都值得深入研究；其二，出版社研究，乃至擴大到出版學研究，都存在一個頗為尷尬的問題，即“出版”作為一種媒介，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搭配具體的內容方能產生完整的意義。但在不同學科中，“出版”這一元素所能發揮的作用有多有少。對于大多數自然科學而言，出版活動和出版社很難超越媒介的信息傳遞功能而產生獨立的主體性意義。所幸的是，在文學研究中，出版活動能夠發揮一定的主體作用，已基本成為學界的共識。那么，將出版社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核心，通過研究以文學為主要營業范圍的出版機構，發現并解決一些文學史中的問題，便具備了一定的可能性。本書的重要貢獻之一，便是通過具體的研究，對這種“可能性”的范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書第一章論述了開明書店的誕生與五四新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作者強調，正是章錫琛等人在婦女問題上與商務印書館高層之間的分歧，促使了一批與章志同道合之人脫離商務印書館創辦《新女性》雜志，并在新書業蓬勃發展的機遇中將雜志社改組為出版社。從這個角度來看，開明書店自誕生起就具有濃厚的文化同人群體屬性，這一屬性，使得開明對于文學類出版物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親近性，也勢必會影響編輯的選題思路，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中國文學早期作品經典化的標準產生一些參考價值。

這種親近性和參考價值在第二章第三、四節的論述中得到了具體的印證。作者通過對開明書店推廣新文學和刊行古籍的研究，提出開明對新文學的推廣多是由于同人對于新文學價值的認同，而對古籍的刊印，則更多源自政治審查的壓力和生意層面的盈利需求。對開明書店出版新文學和古籍時的活動與指導思想的梳理，既在微觀層面補充了相關的具體史實，也展現出了出版社作為文化團體對于出版物類型所發揮出的重要影響力。

本書的第四章則通過新中國成立后開明不同類型員工對于書店前途的不同理解，以橫截面的方式呈現并解釋了處于不同身份、地位的新文學出版工作者在面對新中國新文學體系時的不同認識與行動，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史進行了印證與補充。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開明書店的發展歷程對于新文學的作家、作品、文學事件都具有一定的解釋作用，這顯然證明了以出版社為核心的研究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有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有效性的范圍不宜簡單擴張至其他領域。即便將視角僅限制在文學學科，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出版社研究的有效解釋范圍都有所不同。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出版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層面，在版本的考訂、文字?？?、辨偽與輯佚等方面，其重點在于求真求善本，出版機構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品牌”或“質量保證”，被用以輔證其文本的可信性，而在文本之外的層面所能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隨著新中國成立后對出版社的統一改造和管理，出版社實質上被納入了新中國的宣傳體系之中，技術性遠大于思想性，其自主性和發揮影響力的空間都受到了較為明顯的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出版社的研究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被對出版社上位機構的研究所涵蓋，出版社研究的主體意義也就隨之下降了。

綜合比較下來，在中國文學出版領域中，以出版社為切入點的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中所能發揮的空間最大，能夠解釋的問題最多也最為系統?？梢哉f，以出版社為核心切入點的研究，有潛力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一種述史方式，從而在一個新的角度對現代中國文學史進行有效的補充。

二

出版社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的有效視角，換言之，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存在著將出版社作為方法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將這種可能性落到實處，如何通過出版社研究對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某些問題進行有效的解釋，便成了我們需要進一步厘清的問題。從本書的研究中，有三個方面的原則值得我們加以思考和重視。

首先，對出版社的選擇應當堅持問題意識先導，避免同質化。前文已述，并非所有出版社的發展史都具有獨立的學術意義，因此，獨特性是選擇出版社的關鍵，只有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獨立影響的出版社，才值得被拿出來討論。本書作者在梳理前人研究時，曾指出早期的現代文學出版研究中存在著“研究對象雖有不同，但框架相似、邏輯一致、結論無異的高度同質化現象”，在實際研究中也很好地把握了開明書店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影響，從開明書店的產生原因、同人的共同文化訴求、書店的經營制度、書店與外部政治環境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展示了諸如“開明人”“開明風”等只有開明書店才能對中國現代文學產生的獨特影響。

對出版社獨特性的探索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第一是制度層面，即某一出版社是否開創或發揚了某種對于現代中國文學產生明顯影響的獨特制度，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對于新文學的推動；泰東圖書局與創造社在出版層面的合作等。第二是出版人層面，出版工作最終還是要落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因此出版社主要工作人員的交游往來也是某一出版社與其他出版機構相區分的重要因素。例如魯迅與李小峰的關系對于北新書局發展的獨特意義；晨光出版公司的成立則直接來源于老舍尋求與趙家璧合作并重新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等。只有明晰了這些關鍵點，才能夠準確地把握某一出版社究竟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避免現代文學出版社研究成為千篇一律、了無生氣的工業化學術產品。

第二，應盡可能保證“出版社”是展開“史論”的最佳視角，而非僅僅是可用的視角之一。正如作者所言，早期的現代中國文學出版研究存在著“以‘出版來求證‘文學，‘出版自身的復雜面相未得到有效展現”的問題。將出版社引入文學研究之中的合理性，在于出版社能夠對于某些問題提供獨特甚至唯一的解決視角。

本書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精準的把控，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對于《聞一多全集》和《朱自清文集》出版過程的論述?！堵勔欢嗳烦霭孢^程的近乎完美和從《朱自清全集》到《朱自清文集》這一出版過程中的遺憾，極其典型地彰顯了開明書店作為一個民營出版機構在出版文學作品時的優勢和劣勢。由于開明書店同人色彩的運營性質，《聞一多全集》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高效、高質量地完成出版；而隨著時代背景的變化，《朱自清文集》卻由于同樣的原因而被迫進行了大量的自我刪減。試想，若將兩部全集均改由一個具有官方色彩的出版社出版的話，《聞一多全集》可能很難保持開明的高效，但《朱自清文集》在拋開了開明人出于自保的過度謹慎后，能夠存留下來更多的篇目也尤未可知。

想要準確衡量出版社是否是研究某一問題的最佳視角，需要研究者準確地把握出版社作為一個綜合實體的運營機理與運營邏輯。本書題目中的“啟蒙”“生意”“政治”三個關鍵詞，恰好對應了出版社在文化、經濟與政治三個方面的組合式影響。出版社作為文學作品的發行機構，是文學作品進入文學市場的首要把關人、經濟運營的全程操作者、進行政治刪改的主要中間人。只有全面理解出版社在文學生產與傳播中的作用，才能夠準確地尋找到出版社在哪些方面具備獨特的文學史述史價值，進而做出有針對性的研究。

第三，要正確處理“史”與“論”之間的關系?，F代文學出版社距今已有70余年的歷史，故而對于出版社的研究，毫無疑問應當以第一手史料為基礎，若無大量一手準確的史料，研究便如空中樓閣一般。不過，對史料的掌握與整理并不是研究的全部，而是要通過史料的選取、整理、組合，來說明背后的問題，對現代中國文學出版的歷程、特點、意義及優缺點進行有效的解釋，進而起到以古鑒今的作用。

本書的主要亮點之一便是史料的豐富、全面與翔實。作者占有和使用史料的范圍基本涵蓋了開明書店的各個領域，包括官方保存的書店檔案、版稅版權表等書店文件、主要負責人的日記與回憶錄、同時代出版的其他報刊等，各方材料相互印證，從而最大限度地勾勒出歷史原貌，回到現代文學出版的歷史現場。

與史料的豐富相比，本書在“論”的層面則明顯更為節制。在行文之中更加傾向于讓史料本身說話，作者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各章的小結之中。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能夠更加直觀和清晰地呈現相關事件的整體面貌，避免被過多的議論所干擾；但也會使得部分章節的論述給人以意未盡時便戛然而止的空余感。

例如第四章第五節“‘運動中的‘人與‘社”主要論述開明書店及其主要人員在20世紀50年代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以及應對方式。在述史過程中，作者大量引用了開明書店主要同人傅彬然、葉圣陶、鄭振鐸、周予同、王伯祥等人的日記和交代材料，以及陸定一、李庚、王業康等具有官方身份并被派駐到開明協助工作者撰寫的報告與回憶材料。對以上材料的引用占據了本節內容的70%以上。但是，在詳細列舉這些史料之后，作者并沒有正面總結開明書店及其工作人員在運動中到底面臨著哪些方面的問題、在應對時采取了何種態度這些進一步的問題，而是在簡要介紹事件的結果后便進入下一節，在一定程度上給人以述代論和資料羅列的感覺。當然，上面提到的問題也可以由讀者通過閱讀作者列出的資料自行歸納與總結，但是，從本節論述的內容來看，這種方式并不合適。本節所涉及的人員和事件均多而復雜，作者有必要對自己選擇和建構史料體系的原則、各史料之間的關系進行相應說明，否則容易給人大而無當之感；此外，作者引用的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表態文章和學習材料。而在政治運動中，這些材料所表達的觀點與作者的真實想法之間是不能簡單畫等號的，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材料的可信性進行印證，這一工作需要通過作者的“論”來完成。因此，筆者以為，至少在本節之中，作者論述的深度是略顯不足的。

總而言之，“史”與“論”之間的關系，實質上反映的是如何處理微觀視角與宏觀視角的關系問題。

三

在確定宏觀的原則后，微觀層面的細節也需要加以重視。本書第四章第四節“‘遺產與‘界碑”主要論述了《朱自清文集》在開明書店的出版歷程。此節來源于作者發表于《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的論文《“遺產”與“界碑”——〈朱自清文集〉出版論略》，在收入本書時，作者對原文進行了修改。通過對校，收入專著的版本與發表的版本相比，大幅度增加六處、刪減五處、修改三處，另有小幅修改若干處。這樣的修改幅度在收入專著的已發表文章中已屬可觀?！段膶W評論》發表的文章以文集為核心視角，開明書店占據的地位相對次要；而作為專著的一個章節，收入本書的版本自然要更加凸顯開明書店的主體地位?？梢酝茢?，凸顯出版社的主體地位，使得文章的內容與本書的體例與結構相適應，應當是作者修改本文的核心動機之一，而通過兩個版本的對比，對作者的修改加以觀照，有助于從一個側面了解現代文學出版社研究的一些細節。為敘述方便，下文將修改前后的兩個版本分別簡稱為“刊本”和“著本”。

文章修改的原因有很多，并非所有修改都基于對開明書店主體地位的凸顯。著本大幅增加的六處內容基本是史料的補充。其中，吳晗接受《大公報》采訪、王伯祥日記及俞平伯致葉圣陶信，應是作者在文章發表后新發現并借出版的機會補入文中的資料，三人在所引材料中均表示愿意承擔朱自清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對朱自清文集出版的緣起是一種有益的補充?？梢钥闯?，作者一直在關注相關材料，并致力于對相關資料進行完善。另外的四處增加，有三處是將刊本中曾經引用的材料加以補充，還有一處是葉圣陶在討論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當天的日記。這一類增加更像是恢復原貌，期刊可能會因為版面的原因對文章進行刪改，而這些補充很有可能便是刊本為節省版面而刪去的部分。

對開明書店主體地位的凸顯則主要體現在刪減和修改的部分。作者對文章引言部分的修改便可以看出其論述側重點的變化：

刊本：筆者以日記、書信、舊體詩還原與事之人做各項決定的微妙心態，根據開明書店內部檔案爬梳出版社的錯綜境況，通過彼時相關政論、期刊文章來表現外界環境，立體重現《朱自清文集》的出版經過。在此基礎上，深入討論在“現代文學”向“當代文學”轉變的歷史進程中，“出版”于其中角色的位移及作用。

著本：1949年11月5日，王伯祥獲知開明書店申請公私合營進展順利的消息后，在當日的日記中記下了“開明前途或將獲一線生機耳”的話。但在翌年開展公私合作后，出版社的“前途”與“生機”之間并沒有必然地畫上等號。作為“遺產”的《朱自清全集》刪減出版的坎坷命運既真實地反映了這種落差，更作為“界碑”見證了新文學出版方式的更替，值得細加厘析。

可以看出，作者將側重點由“文集的出版經過”轉為由文集的發展折射出的出版社的命運，文集在論述中的地位由主體變為參照性的工具，作者在研究中的出版社意識明顯增強。引言部分是一篇文章的總述，此處的修改對后文起到了引領作用。

而著本刪減的五處內容則主要體現出了作者對于出版社研究中各個子門類之間分門別類的意識?，F將其大致情況分列如下。

第一處在刊本第92頁第四段，刪去了整段的內容。其內容主要是對上海方面整理朱自清遺稿速度較慢之原因的說明，重點提及了葉圣陶因與章錫琛的分歧而去職北上之事。

第二處在第93頁第二段，刪去了自“上海剛解放不久”至“總署要求開明管理處盡早赴京，以便開展工作”。主要論述的內容是開明書店主要領導對遷址北京一事與出版總署的溝通。

第三處在第94頁第二段，刪去了自“此時，教科書改為國營”至“乃至激進青年上臺等”，主要介紹了開明書店在1951年遇到的經營困難。

第四處在第96頁第二段，刪去了自“開明年輕一輩掌權后”至段尾的全部內容。主要論述的是開明書店年輕一輩對于公私合營的積極態度和行為，以及由此造成開明書店被中國青年出版社整建制合并的結局。

以上四處刪減的原因較為一致，均為作者另辟專章在本書的其他位置將相關內容進行了更為豐富細致的介紹。四處對應的章節分別為第三章第四節“葉圣陶北上”，第四章第一節“人心思公”，第四章第三節“無法繼續的‘生意”和第四章第六節“‘光榮的歸宿”。這些刪減的直接原因在于避免重復，也體現出了作者將研究更加專門化的意識。本節對《朱自清全集》的論述屬于出版物研究，而刪去后獨立出去的四節則分別涉及出版人、出版經濟和出版社制度與體系，分屬文學出版社研究的不同領域，這種區分，體現出了作者對于出版社研究范疇的整體思考，也使得本節的內容更加具有針對性了。

而刪減的第五處內容則在全文末尾。著本的結尾是“它（指《朱自清文集》的出版，筆者注）標志著現代文學出版傳統的終止與當代文學出版體制的發端”。而刊本在之后的一大段關于1949年前后出版社性質變遷的論述則被刪去，只保留了一些關于出版社分工的簡單論述被放置于結尾前。為敘述方便，現將部分被刪減的原文選錄如下。

在1949年以前，大型出版社多為綜合出版社，新文學出版社數目眾多，因此，作家與出版社之間關系平等，出版社行為基于彼此的自由選擇，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擁有較多的改動權。編輯雖然是出版社職員，但因為身份的多重性，他們與作者之間往往有著良好溝通。

……

建國后，因為出版的意識形態屬性被視為第一位，國家逐步動用行政、經濟、文化的力量對繼承下來的出版格局進行全面重組……各私營出版社轉型為專業出版社，文學出版業務都被消減剝離，并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束成為計劃性出版體制的組成部分。

……

編輯則更多地被定義為一種純技術工種，兼具意識形態檢查功能。

……

可以看出，刊本中的此段內容為全文的總結，也是作者觀點的集中體現。其刪減原因，筆者妄忖為出于體例的考慮?？咀鳛檎撐?，理應對全文的理論意義進行完整的總結，而著本作為專著的一個章節，需要注重與接下來章節的銜接配合，過多的議論易使本節與下節的銜接不暢，也不符合作者將個人議論集中于章小結的體例。

不過此處的修改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镜臄⑹鍪禽^為完整的，但如果將后面的內容刪去后，著本結尾處對于《朱自清文集》是現代出版傳統的終結與當代出版體制的發端這一論述，便顯得缺乏足夠的論據，給人以倉促結尾之感。

總的來說，本書對于開明書店的研究，給文學出版社研究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帶來了較為有益的啟發。有理由相信，隨著更多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專著的面世，出版社這一視角能夠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更加豐富的意義，更加有效地從文學史和出版史的結合中為學界貢獻新的學術增長點。

〔作者段煜，天津中醫藥大學文化與健康傳播學院講師〕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ers： A Review of Enlightenment， Business， Politics： 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of Kaiming Book Company （1926-1953）Duan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