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助育人視域下大學生扶志教育研究

鄭亞威，劉在洲

（1.南京郵電大學通信與信息工程學院，江蘇 南京，210023；2.武漢紡織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貧困是人類社會難以消除的頑疾，反貧困事業貫穿古今、中外共克。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已消除絕對貧困，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窮二白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注重物質扶貧的同時更加兼顧精神扶貧，貧困問題也由剛開始的輸血式救濟扶貧轉換為如今的造血式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先飛”“先富”，首先要看我們的頭腦里有無這種意識。教育部發布的《2007—2016 年中國學生資助發展報告》顯示，我國高校、政府、社會三方聯合建立的資助體系在2007 年至2016 年期間，年資助人數從2703.94 萬人次，增長至4281.82 萬人次，年均增幅5.24%，可以看出貧困大學生群體已成為高校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結合當前高校對貧困大學生群體的資助現狀，可以明確“扶志”與“扶智”雖缺一不可，但是扶貧必先“扶志”，“扶志”是“扶智”的前提條件，也是扶貧的源頭性舉措。

一、為什么“扶志”先于“扶智”

志即志氣、志愿、志向，強調的是人的內心意愿和理想追求；智即智力、智能、智囊，更加重視對能力的提升?！胺鲋尽?，就是通過改變貧困群體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懷、價值取向，以增強脫貧信心，改變貧困群體的精神面貌，激勵其積極進取、自我革新，擺脫貧困的“帽子”；而“扶智”，則是通過理論教育和技能培訓，提升貧困群體的素質水平和綜合能力，實現從暫時性脫貧向永久性脫貧的轉化。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鑒于貧困人群思維模式、道德修養、文化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環境等多方面均落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扶志”是對貧困人群日積月累形成的凝固僵化的貧困文化的沖擊，是對貧困人群精神貧困問題的集中解決?！爸静粡娬咧遣贿_”，如果說“志”是堅挺的骨架，那么“智”就是豐滿的血肉，缺少“志”的人就像沒有骨骼的行尸走肉，就算擁有強健的內在血肉組織，也永遠無法成為一個直立行走的大寫的人。要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必須智隨志走、志以智強,實施“志智雙扶”,才能激發活力,形成合力。[1]

理想信念是對“志”的形象表達。從古籍《孟子·告子下》的率先提到“心志”（“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到鄧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四有新人標準[2]，從習近平給北京大學援鄂醫療隊全體“90后”黨員的回信中提到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3]，到清華大學110 周年校慶時提出的“廣大青年要肩負歷史使命，堅定前進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4]，再到建黨百年慶祝大會上強調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5]，國家始終堅持將樹立遠大志向和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青年成才的標準，體現了“志”的重要價值意義。知識技能、手段方式、文化水平等因素都是“扶智”的重要方面，可以通過后天的磨礪鍛煉生成。但是，如果缺少志氣，喪失信心，軟弱自卑，失去了前進的信念，那么即使擁有再強大的能力，也無法摘掉“被施舍者”的帽子，最終將墮入懶惰與貧困的惡性循環。

因此，在精神扶貧中“扶志”先于“扶智”。這里的“先于”并非“一刀切”地否定和抹殺“扶智”的作用，而是將“扶志”看作內因和前提，看作能夠轉化為強大物質動能的精神力量，看作人們心理活動以及現實行動的內在驅動因素，使人們始終以理性的思考指引前進方向，以昂揚的斗志激發前進動力，以積極的認知促進全面發展。

二、高校部分受助大學生志氣不足

十大育人體系中的資助育人，強調要將“扶困”與“扶志”“扶智”相結合，不僅超越了從前僅僅注重物質滿足的淺層次扶貧，還有利于培養高校青年自立自強、知恩圖報、艱苦奮斗的意志品質，真正實現“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當前我國大學校園內的資助扶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2021年，政府、高校及社會設立的各項普通高等教育學生資助政策共資助大學生3925.77 萬人次，資助資金1450.40 億元。國家資助力度之大、途徑方式之多、重視程度之深，一目了然。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在符合正義的自由平等原則基礎上，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能使它們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義的儲蓄原則的差別原則，即對出身和天賦不平等的人進行倫理偏愛。[6]也就是說，在不違背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下，社會傾向于對財富收入過低的一部分人進行幫扶，這些人相較于其他人來說易于受到資本的偏愛,獲得更大收益。但是，僅僅在物質上機械投入，精神上關愛不足，只能是“授之以魚”的短期舉措，無法維持“授之以漁”的長久發展。通過多方調查，了解到當前部分高校還存在物質資助與精神育人結合不充分等問題。

（一）理想信念動搖

很多高校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落實國家政策，經濟上的富?？梢詾樨毨W生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多的發展機會，但是投入的物力人力財力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使受助大學生擺脫理想信念不堅定的困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陷入“志向失靈”的陷阱，脫貧意愿淡薄、脫貧動力欠缺，被動接受學校給予的補貼，認為是“白送白拿”，并未意識到自己才是源頭扶貧的主體，也未意識到自強自立才是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精神法寶。對扶貧資助政策的過分依賴，使其在獲得可觀的扶貧資助的同時忽視對自身素質的提高，“等、靠、要”思想泛濫，立志不足，惰性嚴重，得過且過。由此喪失主體能動性，甚至將時間、精力和經濟補貼更多地消費在網絡游戲、吸煙賭博等不良嗜好中，將自身發展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割裂開來。如此發展下去，不僅無法以自身努力推動自我發展及社會進步，還會成為阻礙集體前進的“蛀蟲”。

（二）扶貧認知片面

“真正可怕的不是貧困，而是貧困的人認定自己的貧困是命中注定并將貧困而終”。[7]比起生活條件的匱乏，被資助大學生內心世界的貧乏才是脫貧困難的真正魔怔，而且消除起來層次更深、難度更大。除了單純的家庭經濟困難，更多人由于缺少家人的關愛與陪伴或存在身體缺陷而具有心理問題。據調查，相當一部分受助學生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性格孤僻內向，自卑敏感，不善甚至排斥主動與人交往；第二，心理負擔過重、壓力較大；第三，對外部環境和他人戒備心較強；第四，渴望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但是缺乏信心與勇氣。

在高校中存在相當一部分受助大學生對貧困的內涵以及自身的貧困現狀認知不清，認為貧困是人生的污點，“相對剝奪感”嚴重，感覺自己被學校和同學“邊緣化”。而自身的貧困是由于他人剝奪了“本該”屬于他們的社會資源和財富，由此產生了不滿足不平衡的怨念。他們過分放大了貧困這一正常社會現象，價值觀出現扭曲，自我否定嚴重、情緒萎靡不振、消極保守、自卑退縮、安于現狀，缺乏擺脫貧困的勇氣，以貧困自居，言必稱貧。[8]他們將貧困作為自身宿命，認為申請了學校資助便是對自尊的侮辱，是對自我能力的否定，會遭到同輩的鄙視。因而便對學校的資助工作持觀望或抵觸態度，導致扶貧工作中“國家著急，群眾不急”的反?，F狀頻發。

（三）道德表現不佳

當前部分受助大學生存在一系列不道德的劣行：一是高校資助扶貧誠信缺失的問題頻發。有的學生為了獲得物質補助，使本就相對優裕的生活更加滋潤，“不爭先進爭后進”，在貧困補助的申請認定上弄虛作假，占用貧困生補助名額。加之有些高校的相關部門對“貧困證明”的核查不夠嚴謹規范，導致每年“偽貧困生”眾多，玷污扶貧工作，弱化扶貧效果。二是將初心善良的扶貧工作異化為道德綁架。當前存在一部分受助大學生以被資助者身份向他人索取過度關注與關愛，以謀求更多利益，甚至包庇自身的錯誤行徑。三是不知感恩，貪婪索取，多給高興、少給抱怨。這部分受助學生無視國家扶貧的初心，過度關注眼前的即時利益，使得扶貧政策落實和工作開展逐漸“內卷化”。他們將學校的資助扶貧看作理所應當，忽視在獲得國家照顧、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一系列的錯誤行為，都是被資助者道德情操匱乏、品德修養缺失的直接后果。

三、規范“扶志”扶貧，高校勢在必行

鑒于當前部分高校精神扶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必要在落實資助育人政策時明確好什么是“扶志”，為什么“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9]以及怎樣做到“扶志”優先，最終“志智雙扶”。既關注“看得到”的物質貧困，也重視“看不見”的精神貧困，堅持扶貧工作將送溫暖、送志氣和送信心有機統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規范：

（一）完善高校扶貧制度的制定與落實

一方面，高校應規范扶貧認定制度，將定性審核與定量審核相結合。要充分考慮各地各人的特殊性，結合受助大學生的家庭收入情況、人口構成、學生日常的消費狀況以及高校所在城市的消費水平等多重因素，進行綜合測評。以對其周圍同學朋友咨詢調查以及進行家訪等實踐途徑作為輔助，保證篩選出的受助學生是真正需要關懷的群體，避免出現“只認章，只看紙”的不良現象。對入學補助、評獎評優、項目資助等多種扶貧手段規定明確，嚴格構筑起以“獎、助、貸、免、補、勤”為主要途徑的資助體系，避免認定方式過于簡單、扶貧物資分配不均。同時高度關注返貧現象，充分了解通過扶貧改善生活條件的學生情況，加強資助的后續監管。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減少幫扶工作中出現虛假的申請認定，培養學生誠實守信、實事求是的思想道德品質，使他們意識到國家及高校的資助補貼并非唾手可得，也不是遍及人人，而是真正留給有需要的學生，由此提升自立自強、頑強拼搏、不等不靠、人窮志不窮的志氣，將“注血”轉變為“造血”，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濟貧兼扶志”的目標。

另一方面，高校應分層次、分需求、分時段調整幫扶力度。既要保質保量完成國家下達的幫扶任務，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通過實際了解情況確定被資助學生的貧困現狀，將不同的受助大學生分成多個貧困等級，制定具體的扶貧方案以開展扶貧工作。對具有重大疾病或身體殘疾的學生提供直接的醫療救濟補助，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進行物質資助，在開學季新生到校時提供基本生活物資的補給，為畢業季老生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在冬季送溫暖以及返鄉過年等多時段進行資助，為受助大學生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使得受助大學生深刻感受到國家和高校對其的關心重視，意識到他們不是“被邊緣化”和“被拋棄”的群體，同時認識到自身的困難只是暫時的，有了國家和高校的外在扶持，還需要自身的內在斗志。實現物質扶貧兼顧精神扶貧使受助大學生在感恩祖國的同時勤懇修煉，激勵自我提升思想水平，增強戰勝貧困的志氣，將改善自身條件與回報祖國人民有機結合。

（二）高校心理輔導老師積極開展心理疏導

心理健康與亞健康狀態并沒有肉眼可見的清晰界線，但是卻可以從學生的行動中一目了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談及，一個國家為其年輕人所提供的服務，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未來的樣子。高?！胺鲋尽惫ぷ髋c心理疏導實現有機結合，可以最大限度給予被資助學生幫助。首先，高校要通過問卷調查、訪談面談、家訪等多種途徑，對每名學生進行心理普查，依據普查結果及實際情況確定心理狀況亞健康的學生個體，建立貧困生心理幫扶檔案，以熟悉待幫扶學生的基本情況和當前困難，并在接下來的疏導教育過程中不斷更新檔案，明晰被幫扶學生的心理變化，及時追蹤并調整完善幫扶計劃，確保幫扶工作取得成效。其次，對心理存在問題的受助大學生進行面對面疏導，心理輔導老師要耐心傾聽，努力建立同學生的情感“共鳴”與情緒“共振”，以強大的共情能力了解被資助學生的情感需要對其進行心理慰藉，給予其親情氛圍，形成師生之間的相互映照。從而緩解其心理壓力，指引其走出心理誤區，引導其正確認識貧窮與富有、理性看待自己的家庭和自身實際情況同其他人的差距，形成正確的自我認知與自我定位，同時明晰自己作為“被資助者”，不同于“被施舍者”，與后者相比，具有更強的主觀能動性，避免受助大學生給自己打上“窮人烙印”。同時，讓學生意識到維護自尊與接受幫扶并不矛盾，對尊嚴的維護也并非拒絕一切善意與援助，正確看待并利用好外來的幫扶資源，使學生形成物質上的貧困只是一時的困境，而健全人格的形成則是一世的財富的觀念。由此激發受助大學生自立自強，樹立遠大的奮斗目標，從而將“你來扶貧”變為“我要脫貧”，用“我要發展”取代“要我發展”[8]，于困境中增強艱苦奮斗的勇氣與決心，在實踐中增強成功感與獲得感，實現高校資助育人的“扶志”初心。

（三）結合榜樣力量營造立志的校園文化氛圍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曾經提出，“榜樣”作為環境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主體所派生出來的產物，具有很強的導向規范作用。當前高校學生以“00后”為主體，以全民抗擊新冠疫情為例，有調查表明，“鐘南山、李蘭娟等醫務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在疫情前后的推崇程度均占首位，青年對明星偶像的推崇明顯降低[10]，這表明大多數“00 后”青年能夠準確鎖定自己應崇尚的英雄人物。調查研究表明，課業成績一般或缺少特長的學生容易受到自卑情緒影響，更易產生心理問題，而積極參加校園實踐活動或課業成績優秀的受助大學生則大多以樂觀向上的態度面對生活，而且在學生團體中的威望也更高，大家容易受其影響并加以效仿學習。因此，為了營造立志的校園文化氛圍，減少不良思潮對大學生價值觀的滲透，高校要發揮優秀貧困生的榜樣示范作用，在校園內大力宣傳，激勵其他受助大學生自我肯定，提升自我效能感，形成“貧寒磨礪意志”的文化認同感，使他們認識到挫折也是一筆財富，由此向優秀榜樣學習，靜心修煉，提升自身抗壓能力，培養堅韌不拔的意志品質。引導受助大學生把人生抱負落實到腳踏實地的實際行動中來，把學習奮斗的具體目標同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結合起來，立鴻鵠志，做奮斗者[11]，并在實踐中提高自身素質，以此達到“扶志”目標。

四、結語

從古至今，扶貧都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家國重任，高校資助育人這一建設性事業也將在已取得的豐碩成果中砥礪前行，為黨為國培養更多高素質人才?！胺鲐毾确鲋尽?，既是對精神扶貧的條理性梳理，也是階段性概括，定要以辯證的眼光加以分析，切忌形而上學地將“扶志”與“扶智”相分離甚至對立。二者不是階段一與階段二的斷層式發展，而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扶貧方式，始終需要明晰的是“志智雙扶”才是高校開展資助育人工作的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