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研究的現狀及趨勢

胡 楊

(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20世紀20年代,西方合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合作理論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中國,在其影響下,國內政治與社會領袖將各自理解的合作主義進行了創造性轉化,致力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新模式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從大革命時期就開始倡導以合作制模式改造農村社會,這是中共主張合作主義的濫觴。經過土地革命時期蘇區的合作實踐,到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實施的合作運動,合作經濟在革命根據地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

一、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資料的整理

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經濟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而廣受關注,當時編輯出版了有關合作經濟的文獻,以總結經驗并推廣合作運動。中共西北中央局調查研究室編的《邊區的勞動互助》系統介紹了陜甘寧邊區農業合作經濟的建立與發展。1946年出版的《晉察冀邊區的勞動互助》反映了1944年該地生產合作的內容。同年,冀南書店印行了《晉綏邊區關于變工互助的幾個問題》。1947年,太行根據地整理了合作社發展的歷史和典型材料,編成《合作運動與合作英雄》。1948年《勞動互助論集》一書出版,匯集了抗戰時期各根據地勞動互助的經驗介紹。1949年出版的《新民主農村的勞動互助》,匯集了抗日根據地典型的農業合作組織情況。同年,《怎樣組織起來——各解放區勞動互助經驗介紹》出版。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在陜甘寧邊區和華北抗日根據地形成的考察記日記中都涉及合作經濟。趙超構《延安一月》中描寫的“變工隊和合作社”,是關于合作經濟的重要內容。金東平的《延安見聞錄》,對延安的變工隊、扎工隊持否定態度。張文伯的《陜北紀行》,包含了陜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內容。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和解放區》記錄了陜甘寧邊區變工隊合作的情景。根室·史坦因(Gunther Stein)《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中描述了合作社的內容。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Forman)的著作《北行漫記——紅色中國的報道》《中國解放區見聞》等均包含中共合作經濟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展開,關于互助合作的綜合類資料廣泛出版。史敬棠等主編的《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上)》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關于中國共產黨合作經濟的資料。包括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根據地農業合作的實踐資料?！吨袊╀N合作社史料選編》第二輯收錄的是1928-1949年期間中共各根據地合作社的資料,依據合作社的方針政策、章程條例、組織管理、宣傳教育等進行分類?！犊谷諔馉帟r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中的“互助合作”收錄了陜甘寧邊區互助合作的資料。陜西省農業合作史編委會編的《陜西省農業合作重要文獻選編》《陜西省農業合作典型材料選編》《陜西省農業合作大事記》收錄了陜西地區農業合作資料,其他根據地資料還有《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料選編》《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等。

二、海內外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的研究成果

(一)國內研究

完備的資料體系為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經濟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20世紀50年代,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學術界對合作經濟的研究主要為了解釋社會主義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合理性,并為農業合作化運動與集體經濟建立尋找經驗。蕭鴻麟的《中國農業生產互助合作》認為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推進農業生產中的互助合作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道路[1]。張水良探討了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的作用和意義[2]。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界在革命史、經濟史的理論框架內對農業互助合作的性質,以及合作運動的經濟價值進行了進一步探討。劉大可關注到農業互助合作的發展保持了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后農村階級關系的穩定,但又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導致集體勞動與分散經營的矛盾,農業生產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才是最終歸屬[3]。劉宏總結了晉察冀邊區的勞動互助,并認為這些經驗成功指導了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能夠為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的發展提供借鑒[4]。

21世紀以來,多元化視角和多學科的交叉是史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特點,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的研究突破了農業互助研究的限界,拓展了研究空間,呈現出多維度的研究成果。根據其側重點不同,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社會動員的視角,考察抗日根據地的互助合作與中共革命的關系。魏本權以1929年至1949年中共領導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為研究對象,認為中共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是革命動員、資源動員與經濟動員的策略之一[5]。趙泉民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領導的互助合作視作革命動員策略,從利益的實現和信念的構建,以及二者與社會動員的互動關系方面分析了互助合作的動員機制[6]。賀文樂主要考察了晉西北區域的互助合作,從動員機制、組織模式,民眾心理等方面研究了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動員民眾參加農業互助組織的[7]。張俊峰考察了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化思想在山西抗日根據地的實踐情況[8]。

第二,分區域考察互助合作,及其與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黃正林從“政府—農民”互動關系的視角,對陜甘寧邊區傳統農業互助組到新型農業互助合作社之間的沖突、背離和融合進行了探討,認為“舊瓶裝新酒”是二者之間的真實表現[9]。耿磊對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農業互助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10]。馬冀探討了陜甘寧邊區農業合作組織對鄉村經濟,農民文化方面的影響[11]。張瑋考察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鄉村中農業互助的情況[12]。苑書聳研究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互助合作發展情況[13]。俞小和通過淮北抗日根據地的區域研究,從農村社會財富流動、農民生活水平等幾個方面說明互助合作運動是對鄉村社會的調整與變遷[14]。劉璐淼以晉察冀邊區的合作社為考察對象,認為該區域的合作社在鄉村變遷中重在推動了經濟單位的變革,并且推動農村經濟結構向多元化方向轉變[15]。孫啟正以華北根據地的農業互助為研究中心,認為中共以“組織起來”改造農民互助合作傳統產生的效率表象很難解決面臨的諸多困難問題,此現象又成為中共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策略根源,最終演化為改造華北鄉村社會的程式[16]。吳云峰考察了蘇北鹽阜抗日根據地、淮南抗日根據地的農業互助的開展情況[17]。

第三,對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的研究。李祥瑞從經濟史角度考察了邊區合作社經濟發展的情況,探討了合作社經濟與邊區經濟建設的關系[18]。閆慶生、黃正林考察了陜甘寧邊區合作社的發展階段、組織形式和歷史地位[19]。李金錚對1938—1949年華北地區合作社的借貸情況進行了研究[20]。張永剛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農業和工商業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情況[21]。馬廣榮、王濤以延安南區合作社為研究對象,探討了邊區黨和政府的執政經驗[22]。楊雙利、高石鋼梳理了邊區信用合作社的發展階段、組織形式[23]。王智考察了陜甘寧邊區運輸合作社的發展脈絡[24]。李蕉、任夢磊對中國共產黨與“工合”合作的渠道、方式與動因進行了研究,并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援助與被援助”,而是經濟共建中的互助過程[25]。房桂枝考察了膠東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社發展情況,認為抗戰時期該區域合作社已具有現代股份合作制的特征[26]。賀文樂從革命動員的角度,梳理了晉西北根據地合作社的發展情況,認為抗戰時期該區域合作社的發展是革命化的過程[27]。喬子瑜對陜甘寧邊區“工合”運動的發展情況、特點貢獻進行了考察[28]。董佳以抗戰時期晉西北邊區合作社為中心,認為該區域合作社的發展是革命邏輯下的轉化,也是合作社中國化的過程[29]。劉強考察了陜甘寧邊區消費合作社的發展脈絡[30]。

第四,對中國共產黨合作制度與合作思想的研究。馮開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提出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經濟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并說明其在組織和發展中的局限性[31]。梅德平從制度變遷理論研究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互助合作組織,認為革命根據地的合作制經濟屬于誘致性制度變遷,在鞏固和促進革命根據地穩定與發展的同時,因受到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自發組織行為的約束,導致組織規模小、生產效率低,即組織規模不經濟[32]。溫小雁考察了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的合作社思想脈絡[33]。蘇曉云研究了毛澤東關于農民合作組織的思想,認為這是幫助農民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確保農業社會主義方向和走農村現代化之路的正確方針[34]。董佳研究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農業合作思想,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農業合作思想是富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創新形態[35]。

第五,國共合作運動比較研究。臺灣學者賴建誠對近代中國不同時段和區域中的合作運動做了綜合闡述和比較,時間涉及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區域包括國統區,淪陷區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36]。李玉敏將中共根據地與國統區的合作運動納入國共關系研究中的經濟關系范疇,認為國共雙方在合作政策的階級屬性、發展路徑等方面均有差異[37]。趙泉民、侯德彤從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視角,對國共雙方合作運動的建立機制進行比較,認為國民政府采取“自上而下”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共產黨則多屬于“自下而上”的民眾自動的“誘致性制度變遷”[38]。與以上觀點有所差異的是徐暢的研究,他認為國民政府的合作運動客觀上順應了小農經濟向社會化生產經營發展的趨勢,是中國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次有益的嘗試,并為臺灣合作運動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中共的農村合作在新中國成立前成效顯著,新中國成立后一味強調生產關系變革,極大地影響了新中國的農業發展道路[39]。

(二)國外研究

國外學者對中共合作運動的研究集中于以西方理論范式解釋中國革命,因此多將互助合作運動納入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疇,從革命運動的視角考察抗戰時期根據地的合作運動,試圖尋求中國革命成功的鑰匙。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史學界走出麥卡錫時代的對華態度,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取向、解釋模式均發生變化,開始強調中國革命成功的內源性因素。馬克·塞爾登提出了中國革命中的“延安道路”這一經典命題。在其著作中,對陜甘寧邊區的農業互助和合作運動分別做了宏觀論述,認為中國共產黨合作制經濟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邊區農業互助組而不是合作社[40]。20世紀80年代,國外學者的研究視角更加多元化。瑞典學者達格芬·嘉圖對不同階層進行的互助合作問題進行考察,指出合作運動過程中復雜的矛盾與沖突,對合作經濟在發展根據地經濟,以及推動農村變革方面的作用給予肯定[41]。法國學者馮崇義甚至認為中共領導下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是構建全能民主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42]。日本學者內山雅生以華北農村為考察區域,提出“共同體”的概念[43]。美國學者尼姆·韋爾斯的書中談到了工合延安事務所的情況[44]。新西蘭學者紀保寧詳細論述了陜甘寧綏德分區延屬分區在合作運動中的差異性,指出所謂的“延安道路”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45]。美國學者席蘭對陜甘寧邊區的經濟組織進行了研究,將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形態定義為“游擊經濟”[46]。澳大利亞學者波林·基廷從道德、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探討了陜甘寧邊區農民參與互助合作的心理與動機,主要還是認為合作社是中共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有力載體[47]。

三、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的研究趨勢

總體而言,學術界對抗日根據地合作制經濟的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無論從研究視角還是書寫方式來看,對于該論題的研究都是一個從泛化趨同走向細化反思,從宏觀綜合研究走向微觀多元考察的過程。已有研究成果對研究區域內互助合作宏觀上的發展脈絡、發展階段都做了梳理和論述,也將觀察的視角不斷拓寬,關注到戰爭時期邊區的合作組織負載了革命動員、經濟建設、社會變革、政權建設的多重功能。但從以下幾個方面看,該論題仍有值得深入探討的空間。

第一,從考察對象來看,農業互助合作始終是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研究的主要議題,研究者不僅對農業互助本身的發展進行了探討,而且以農業互助運動為切口來探討根據地社會變遷問題。但對合作社的研究則脈絡梳理多,問題探討少,也未將農業互助與合作社視為合作經濟的整體來考察。事實上,抗日根據地的合作經濟是一個非常廣泛的研究主題,它涉及鄉村農業、副業、商業、金融業等多個領域。中國共產黨對陜甘寧邊區合作經濟整體是如何看待的,合作社與農業互助二者的關系如何,都有值得探討之處。

第二,從研究區域來看,合作經濟研究涉及有陜甘寧、晉西北、山東、淮北根據等多個根據地,但已有成果從制度層面的探討多于實踐層面的研究,如此一來,便產生了各區域的合作制經濟完全是整齊劃一的“假象”,區域性研究成果呈現出諸多的相似性。但作為中共中央確定實施并著力推行的重要政策,地域的客觀差異和基層實踐的主觀差異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無不結合自身實際情況予以貫徹執行,在互助合作實踐中具有各自的特點。因此,如何呈現區域差異性值得繼續思考和研究,應注重對合作實踐過程的進一步細化研究。

第三,已有研究中雖提及了合作制經濟對鄉村變遷產生了哪些影響,但主要是在合作社或農業互助的意義中簡要敘述,未深入分析背后之原因。傳統鄉村的生態環境、宗族制度、土地關系、經營方式、風俗思想等無一不影響抗日根據地合作經濟的實踐,因此將眼光深入戰時鄉村,從自然村莊考察傳統小農經營模式變動,鄉村經濟精英權勢轉移與階層流動,對于合作制經濟對陜甘寧邊區鄉村社會的影響是怎樣產生的,影響路徑如何,影響之大小等問題亦可作更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