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源流探析

溫曉燕,王永剛

(1.隴東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慶陽 745000;2.環縣人民檢察院,甘肅 環縣 745700)

習近平同志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治國經驗,對我國法治建設進行了經驗總結和學理詮釋,深入分析和科學論證了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政治方向、戰略布局、重點任務以及涉及法治建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等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馬克思指出:“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盵1]607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都有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傳統優秀法律文化的智慧結晶、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沃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厚的思想文化源泉和堅實的實踐根基。追本溯源,探尋這一思想的源流,有助于深刻理解這一偉大思想形成發展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脈絡,為準確把握這一思想的理論、實踐和歷史邏輯提供支撐;有助于強化思想認同,堅持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根本指導地位,明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前進方向,引領我國法治建設取得更大成就。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根源

習近平法治思想吸收借鑒了優秀理論成果,并對其進行創新性發展,蘊含著深厚的理論和文化素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是這一思想的理論根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這一思想的精神內核,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這一思想的文化淵源。

(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根基

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特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列寧繼承和發展的,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揭示法的階級本質,對法律產生、發展的歷史演進規律,法與國家、政黨的關系等關涉法的本體論和價值論的根本問題進行分析和闡釋,由此而形成的科學的法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擁有高度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認識,社會現象普遍聯系和社會歷史不斷發展變化的辯證思維,首次揭示了法的階級本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法的決定性作用和法歷史演進的根本動力,深度剖析了法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普遍聯系和相互關系。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為法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新時代。習近平法治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詮釋我國法治建設,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進行創新性發展。

1.唯物史觀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場和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了揭示一般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論證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哲學層面闡釋了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第一,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白裱澜绲慕y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觀點”,“堅持從客觀的國情實際出發,謀劃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盵2]4“憲法作為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盵3]213立足國情實際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戰略部署,闡釋法律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這是習近平法治思想遵循唯物史觀立場,對我國法治建設作出的科學分析與判斷。

第二,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法對經濟基礎形成反作用的觀點,重視法治的作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分析了法治的特征和功效,將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強調法治的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作用。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深入剖析法治的基礎保障和規范引領的作用。這一思想科學把握、準確分析了法律對于經濟基礎能動的反作用。

第三,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了唯物史觀關于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強調法治建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群眾看作歷史的創造者,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是唯物史觀的鮮明特點。習近平同志謀劃全面依法治國的工作布局、重點任務都是圍繞這一中心展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國的依靠力量和根本目的,是對中國共產黨根本政治立場的堅守,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繼承和發揚。

2.唯物辯證法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方法。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采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對法律現象進行深入分析,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這一方法論,形成了體現辯證思維、閃耀智慧光芒的思想體系。

第一,習近平法治思想體現了唯物辯證法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總特征。習近平法治思想運用系統思維,對我國法治進行整體謀劃,原創性地提出法治中國建設,統籌三個“共同推進”和“一體建設”;明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深入分析了五大體系的含義、內容、要求和各環節、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把握時代脈搏,持續深化法治領域改革,加強制度創新。用系統的、發展的思維方法對中國法治建設進行了理論闡釋和長遠謀劃。

第二,習近平法治思想運用辯證思維,科學分析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關系。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思維是“唯物辯證法在人類認識和思維領域的具體實現形式”[2]8。習近平法治思想采用辯證思維,論證了政治與法治(核心是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法治與德治等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重大辯證關系。對全面依法治國的辯證邏輯運用科學方法進行分析闡釋,為準確把握法治的本質,正確處理這些重大關系,提供了科學的方法指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學理來源

理論界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實現了兩次重大飛躍:第一次是創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第二次是創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4]96。第二次飛躍是一次重大的理論創新。它堅持黨領導法治建設的基本經驗,深入闡釋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的一致性以及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依法治國領導;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道路和方向,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治國方略,闡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總抓手;堅持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和作用,提出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論斷;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保障人權的理念,創新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觀。習近平法治思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三)中華傳統優秀法律文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文化淵源

悠遠厚重的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的智慧凝結,具有鮮明的民族稟賦,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基因之中,將對中國法治現代化持續產生深遠影響,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深厚土壤。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汲取營養,批判繼承和創新發展了其中的法理精髓,展現了深厚的歷史邏輯。

習近平法治思想繼承了中國古代德法合治的治理傳統,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起來,用辯證的方法闡明了德治與法治的關系,為依法治國、以德治國賦予了新的內涵。習近平法治思想善于援引傳統經典,對法治問題進行論述,彰顯縝密的哲理思維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比如論述法治的重要性,多次引用漢代王符的“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論述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引用了韓非的“法不阿貴,繩不繞曲”,管仲的“凡法事著,操持不可以不正”。論述深化法治領域內的改革時,引述《淮南子》中的“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還體現在對中華法系之法典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盵5]19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民法典的制定,深入闡釋了頒布實施民法典的重大意義,安排部署了實施民法典要做好的重點工作,明確指出通過推動民法典的實施,以更好保障人民權益[3]277。民法典的編纂,即體現了對中華法系法典文化的傳承,也是對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生動詮釋。中華傳統優秀法律文化的沃土,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根基。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基礎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眰ゴ蟮乃枷氡厝恢哺趯嵺`,從實踐中產生,又引領和指導實踐。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實踐中獲得生命源泉和發展動力,實踐基礎深厚。習近平同志在從基層到中央的領導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理經驗,深刻認識到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重大意義?！霸谝婪ㄖ慰h、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國的豐富實踐和顯著成就中,形成了對縣域、市域、省域、國域不同層面法治規律的科學認識和深切體悟”[6]4,扎根于實踐,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在實踐中探索方案,在實踐中總結經驗,為全面依法治國的理論闡釋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一)立足實踐明確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與任務

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法治建設實際出發,明確了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和任務。這一思想立足新時代,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時代要求,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對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作出了明確規定。立足我國法治建設的現實狀況,提出了法治建設的新概念新觀點新理念,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到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法治建設的“新十六字方針”,從“建設法制國家”到“建設法治中國”的轉變,都根源于對法治建設實踐的科學判斷和評價,是基于實踐的思想升華和理論創新。

(二)立足實踐剖析法治建設的短板弱項

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法治建設實際出發,深入剖析了我國法治建設中的短板弱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著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結合法治中國建設的實踐,習近平同志剖析了憲法實施中“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不健全”“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的問題,分析了執法中“變通、越權執法”,司法中“有案不立或違規立案,越權管轄以及有罪不究”等問題,闡述了部隊中“重人治,輕法治”“人治思維”的問題,論述了政法工作隊伍中“本領恐慌”,不正之風的問題。目光敏銳、見地深刻地對我國法治建設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和闡釋,正視問題,不回避不掩飾,是習近平法治思想求真務實精神品質的體現。

(三)立足實踐探索法治建設方案

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法治建設實際出發,持續探索法治建設方案,推進制度創新。習近平法治思想分析了現階段法治建設的短板弱項,見地深刻地提出一系列破解體制機制障礙的措施和方案,持續推進制度創新,深化法治領域內的改革。習近平法治思想悉心闡釋了貫徹實施憲法的要求和舉措,政法工作隊伍建設的目標和途徑,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政治方向、重要目的和制度安排,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的布局,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等。在實踐中尋求化解法治問題的答案,探索建設法治中國的途徑。

實踐永無止境,理論探索也永無止境。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大變革中不斷充實、發展和完善,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和法治建設的實際要求。實踐既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淵源,也是這一思想永葆生命力的核心力量。

三、個人品格和素養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內在因素

(一)堅定的政治信仰和真摯的人民情懷是這一思想創立的精神內核

堅如磐石的政治信仰,鑄就了習近平同志對黨和人民的絕對忠誠,筑牢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習近平同志早年在陜北梁家河插隊,在那里度過了七年的知青歲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后來回憶說:“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茫、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7]109從梁家河到中南海,無論崗位級別如何變化,他始終沒有改變共產黨員的政治信仰,始終沒有改變“為人民做實事”的信念。習近平同志將這種“忠于黨,忠于人民”的理想信念和情懷融入治國理政的實踐,體現在其思想之中。習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義的前三個方面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方向。把宏觀的政治方向具體到全面依法治國的布局和任務之中,把黨的領導貫徹于全面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實現黨領導的制度化、法治化。堅持立法為民、執法為民、司法為民,加強人權的法治保障,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對黨的絕對忠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維護,對人民的真摯情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創立的精神內核。

(二)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優秀的文化素養是這一思想創立的內在品質

習近平同志酷愛讀書,博覽群書為他積淀了廣博的知識基礎和深厚的理論功底,豐富的經歷礪煉出了深邃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在艱苦的知青歲月里,習近平同志沒有放棄讀書。時任梁家河村支書的梁玉明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他卻對學習有著濃厚的熱情。我們都說,社員抽煙有‘煙癮’,近平讀書有‘書癮’?！盵8]2014年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說,讀書已成了他的一種生活方式。習近平同志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勤學苦讀,求得真學問。馬列原著、歷史典籍、軍事政治外交書籍、文學詩歌都在習近平同志的涉獵之內,常年的刻苦鉆研和廣泛涉獵,為他進行科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從正定縣委書記到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在福建、浙江、上海、中央不同地域多崗位的從政經歷,為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素材。早在清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習近平同志就已經展現出卓越的研究能力,“他完成了三項省級重點研究課題,出版研究專著四本,并在國內外期刊報刊發表學術論文、理論文章累計30余篇”[9]35。超群出眾的能力,博大精深的學識,讓習近平同志能旁征博引、引經據典,構建起嚴密的法治思想體系。在習近平同志關于法治的一系列論著、講話中,法理運用自如,知識信手拈來,論證深入淺出,觀點新穎獨到。習近平法治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方法的堅持和運用,對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經驗的精煉總結,對我國法治建設弱項的深度剖析,對我國法治建設的精準布局,都體現了習近平同志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良好的文化素養。

(三)忠實的法治信仰和縝密的法治思維是這一思想創立的內驅動力

習近平“從小在耳濡目染父輩重視法制、了解法制、從事法制相關工作以及父輩對法制工作的深刻理論見解與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10]3,在父輩的熏陶下習近平初步樹立了法制理念。在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習近平同志積淀了深厚的法治理論功底,并在法治建設的實踐中,不斷深化對法治的認識,樹立了忠實的法治信仰。在正定擔任縣委書記時,大力推動農村法制建設。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運用嚴密的法治思維,探索經濟、社會的依法治理,明確提出了“依法治省”。在浙江工作的五年,確定了“法治浙江”建設目標和總體部署。在中央工作期間,以更為寬闊的視野、宏觀的思維,探索“依法治國”“法治中國”建設。法治是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體現了他的法治思維方式。

堅定的法治信仰使習近平同志深刻認識到法治的重大意義。對法治在治國中重大意義和重要地位的深刻闡釋,對十一個核心要義的深入分析是將法治思維運用于國家治理的具體體現。他解讀了法治思維的內涵,即與人治思維相對立的、法律至上的思維方式,他指出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應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能在法治之外和法治之上,闡釋了法治思維的關鍵是守法律、重程序、牢記職權法定、保護人民權益、受監督[3]141。習近平同志提出將法治素養、法治觀念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標準,設計領導干部推進法治建設實績的考核制度。習近平同志對領導干部法治觀念和能力的要求,反映出對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和法治信仰的重視,這也體現出他對法治的遵從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