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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奇詮釋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

2024-04-25 05:05劉袁浩秦子雯
隴東學院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總體性盧卡奇歷史唯物主義

劉袁浩,秦子雯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甘肅行政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自19世紀末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其發展形態帶來的重大變化也隨之改變了無產階級的斗爭形態——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最初設想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高潮并沒有發生;另一方面,十月革命的經驗在西歐各地遭受重大挫折,西歐無產階級需要新的革命戰略。由此一來,派生出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的問題。其一,理論方面。革命物質條件并不充分的俄國第一個實現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以十月革命、列寧主義為藍本來理解、定義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其二,實踐方面。西歐需要探索一條具有特殊意義的革命道路,其特殊意義就在于其既不能教條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也不能機械照搬、刻意模仿俄國革命所提供的模式。在與十月革命勝利形成強烈反差的情形下,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第二國際不論在理論上抑或實踐上都已行將就木??梢哉f,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新紀元,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第二國際理論家們詮釋馬克思主義的失敗——經濟決定論的實用主義思想不能用來指導無產階級工人運動。

較之于第二國際理論闡釋的失敗,作為實踐形態馬克思主義的十月革命開辟了一條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新途徑。沿著俄國人的新途徑,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找到了自己的理論歸宿——以主體意志作為新的視野重新闡釋歷史唯物主義來奠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

一、盧卡奇歷史本體論詮釋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

在代表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將“歷史性”視為是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關鍵所在。在盧卡奇看來,辯證法僅僅適用于歷史、社會范疇,而不適用于自然界,其理由是:辯證法是人類思維活動的辯證法,而具體的人類思維活動又是由思維本身及其思維對象構成的。思維對象又只能是除思維之外的客體,也就是說,思維活動是由思維主體和思維客體構成的,因此,辯證法不是能夠脫離人的活動而單獨存在的思維方式。

以盧卡奇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了糾正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做的“經驗科學”以及“經驗主義發生學”的庸俗理解,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詮釋中,從本體論高度將人本主義立場置入其中,以主體客體兩范疇之間的循環運動來規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進而又將辯證運動中的主體規定為歷史運動中的主要矛盾,從而彰顯了“階級意識”在人類歷史圖景展開中的基礎性作用。之所以以這樣的邏輯推演,正是因為盧卡奇視野中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方法”[1]。

無產階級迫切要求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對面臨的新境遇做出回應。在回應的過程中,第二國際內部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理解的理論分歧。這些理論分歧的存在,使這一時期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發展的多元化時期。事實上,從恩格斯逝世直到第二國際解體的這段時期,在對如何理解及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根本性問題上,主張“回到康德”的伯恩施坦,代表經濟決定論的考茨基,以及梅林、拉法格等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就從未停止過探索及理論論爭。在復雜的理論論爭不斷推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趨近的過程中,這些理論家們曾一度試圖將新康德主義、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調和起來以克服、解決無產階級在新階段、新境遇的現實斗爭中的原則與策略問題。

然而,盡管伯恩施坦一直堅持“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盡管考茨基是第二國際的理論權威,但是,以經濟決定論和“倫理社會主義”的視野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其實質都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取消。為了消除經濟決定論和“倫理社會主義”的影響,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不斷高漲的工人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指導地位,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應運而生。

具體來說,盧卡奇是通過批判第二國際的方法論錯誤來闡釋自己的歷史本體論的。盧卡奇歷史本體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將自然與社會兩范疇割裂、對立,重點強調、主張歷史辯證法。盧卡奇給出的解釋是:“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盵2]由此可以看出,盧卡奇認為第二國際的重大理論錯誤就在于,理論家們從實證科學的視野出發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部門科學,只是注重強調其理論性而無視其實踐性,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為了扭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失衡局面,盧卡奇試圖以歷史本體辯證法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來擴大實踐因素在歷史推進過程中的權重,以期實現對第二國際科學主義方法論的克服——對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解釋導致了對社會歷史發展機械性理解的不可避免和革命主體能動作用的根本性缺失。

盧卡奇在試圖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過程中,將批判焦點對準了第二國際的“實證經驗”邏輯。對于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來說,真正的問題在于他們“對辯證法嚴重忽視和誤解”[3]。盧卡奇認為,第二國際的非歷史辯證性具體體現在其對經濟決定論的教條化理解。經濟決定論認為,社會主義這種歷史政治形態,奠基于社會物質經濟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得以生長和發育。盧卡奇認為,經濟決定論將注意力集中到了經濟作為工具技術的維度,而取消了作為歷史主體的“感性的人”的具體活動。如此一來,社會主義的產生及其發展就將自然導向唯心史觀的宿命論——即仿佛歷史對于“社會主義”的意義只是在于機械性地步步展開,并將遲早展開。在對經濟決定論的理解方面,布洛赫倒同盧卡奇有幾分類似。布洛赫曾將經濟決定論的邏輯比作“一張開往社會主義的火車票”,而不是一輛“不知駛向何方”的汽車。盧卡奇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詮釋,其理論旨歸在于:一方面,從方法論層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進行理解、澄清;另一方面,“從現在、當下出發”,積極引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深入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的批判,悄無聲息地取代了現實的、有效的革命斗爭方式,然而,批判終究不是,也永不可能是革命斗爭本身。

整體來看,盧卡奇以“歷史本體——歷史過程總體”來詮釋歷史唯物主義并無多大新意。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這種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相互循環運動的主客體關系被盧卡奇賦予了兩重意涵:

其一,生成性。盧卡奇之所以將辯證法重點限定在歷史范疇,為的就是要確立“生產性”是革命實踐活動最核心的要素這一本質。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歷史性,就在于將主體客體化以及客體主體化這一橫向的循環往復運動再加上了一個單向度的縱軸——單向度向前,如此一來,絕對運動本身在歷史中顯現出了流動性,歷史主題由此開始了無窮無盡的更迭推進。

其二,社會關系。在深層次上,盧卡奇將他所謂的“歷史本體”理解為“社會關系”的總體。社會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盧卡奇看來,對于歷史本體抑或歷史本質,黑格爾唯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質的區別。在黑格爾那里,歷史本體、歷史本質是神秘的“無人身”的“絕對精神”自身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性開顯;而在馬克思那里,歷史本質則表現為一系列現實性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并且,這些社會關系體現出了“暫時性”——在歷史進程中表現為“自我否定”與“自我揚棄”??梢哉f,通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盧卡奇較為準確地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本質的辯證理解——社會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暫時性的社會形式。

盧卡奇認為“自然屬于社會范疇”。盧卡奇先是將自然與歷史截然二分,之后,再將自然范疇納入歷史范疇之中。有研究者認為,盧卡奇本體論辯證法中“自然本體論是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前提”[4]的觀點是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個切入點。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白匀粚儆谏鐣懂牎迸c“自然本體論是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前提”這兩個問題非常容易混淆。事實上,盧卡奇一向排斥辯證法在自然領域的運用。為什么盧卡奇如此看重歷史范疇的同時極力壓制、限制自然范疇?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關系構成了一切歷史的前提,而歷史過程則是人與自然物質交換關系的全記錄。為什么在盧卡奇的理論論斷中,作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重要前提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會被無視?盧卡奇給出了這樣的解釋:之所以說“自然屬于社會范疇”,是因為“自然的宇宙”是“社會的宇宙”?!白匀弧辈皇且粋€與生俱來的范疇,而毋寧是認識論的一個概念,是人類社會意識的產物,其形式、內容正是人類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因此,有權、有能力對自然作出一系列規定的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這樣一來,盧卡奇就將自然范疇限定在社會范疇之中了。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在理論層面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釜底抽薪。盧卡奇認為,“自然界”是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合理性的“拱頂石”。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自然界作為“拱頂石”是因為康德哲學中的二元認識論??档略谒乃枷塍w系中引入“自在之物”概念,亦稱之為“物自體”?!白栽谥铩薄拔镒泽w”是人類感性、知性的對象,是認識、意識產生的根源。人類的感性、知性與“自在之物”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天然鴻溝。換言之,人類對“自在之物”“物自體”的認識,永遠只是片面、不究竟、不充分的。所謂認識活動,其實質只不過是“嘗試認識”罷了。因此,“自在之物”“物自體”等所謂獨立于認識主體意識的客觀之物,都只不過出自康德本人意識中的想象與設定,在這個意義上,康德哲學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悖論——既然“物自體”不可知,那又如何進行想象設定?想象設定“物自體”的過程不也正是認識“物自體”的過程?康德或許不認可這樣一種邏輯,即認識活動本身產生認識對象,通過感性與知性產生表象和雜多,而并沒有一個獨立于意識的“自在之物”或“物自體”,認識主體的認識活動成了“自說自話”的“掩耳盜鈴”,遠非由主客體共同參與的不知最終結果的“感性實踐”??档碌恼J識二元論成了主觀唯心主義一元論,即認識對象與認識活動同屬于認識主體的意識本身,認識論成了為了認識而認識的純粹思維運動,思維運動也因缺失了物質本源的、客觀的思維對象而走向了神秘、不可知的抽象。

在盧卡奇看來,資產階級借助于康德哲學,將“自然界”概念牽強附會任意套用于其認識論中的“自在之物”“物自體”范疇,自然界的“自然規律”成了所謂永恒的、不可超越的、人類認識活動永遠無法企及的“彼岸世界”。資產階級將本階級的意識形態客觀地投射到不可認知彼岸世界,以此來將生產生活資料的異化神圣化,同時覆蓋其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時空維度。問題在于,在此岸世界都不能很好領會、感悟的情況之下,對彼岸世界又如何駕馭、把握?盧卡奇明白,只有鏟除資本主義物化現象賴以生存的“自然規律”神圣化土壤——資本主義完全摒棄歷史的生成性過程,將某一特殊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現象凝固化并歪曲為“無人身”的偽客觀性,換言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極力為當下社會秩序作辯護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就是旨在要剔除“感性的人”的具體歷史活動以此遮蔽歷史生成性的分析方法,最終達到歷史觀的非生成性以及社會形態的機械化。

誠然,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確實是想通過生成性的歷史本體論承諾來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質,但是如此一來,盧卡奇卻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他的歷史本體論在排擠自然范疇的過程中,也不經意間將社會的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交換關系從現實的歷史中驅逐了出去,成了具有浪漫色彩的唯心主義。對此,葛蘭西也認為盧卡奇割裂自然與歷史的做法,是典型的唯心主義歷史觀,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盧卡奇在其晚年意識到了自己曾經的理論謬誤。在其未完成的著作《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盧卡奇試圖通過為自然范疇正名來糾正自己的錯誤。為此,盧卡奇建立了一個社會本體論詮釋體系,將自然存在(無機自然、有機自然)與社會存在統一于其中,為了從根本上回歸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又進而將“勞動”這一具體的實踐形式上升為社會存在本體論的核心,以使主體客體在歷史進程中完成統一,同時,又突出了“勞動”作為社會存在本體論的現實基礎。不難看出,晚年的盧卡奇在匡扶自然范疇的同時,并未降低他早年間所堅持的社會范疇的優先地位,因為他始終認為,在歷史辯證法中,社會存在始終是唯一的、決定性的因素,他為此指出:“全部只有在社會存在中才可能形成和發展的人的實踐總體的活動過程其形式都是以當時的社會發展方式和社會經濟為基礎?!盵5]

為了以新視野詮釋歷史唯物主義以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活力,盧卡奇將馬克思主義理解、定義為一種社會發展哲學。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主體能動性的辯證法——主體客體循環往復不斷作用,其理論內核是總體的、批判的、革命的,因此,這種辯證法不是固定了程式的結論,而毋寧是一種方法。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貫穿著他自己的“主客體間辯證運動”。盧卡奇辯證法的邏輯理路是為了在認識活動中避免陷入單向度的客體決定論窠臼,旨在在歷史維度中引入作為主體的階級的“階級意識”,進而將作為主體的階級以及階級意識視為歷史變遷的根本動力。盧卡奇或許沒有覺察到,他的歷史本體論實際上已經成為主觀唯心主義性質的決定論。誠然,盧卡奇試圖以社會存在為本體來突出“實踐”對歷史進程的推動作用,這似乎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然而,盧卡奇顯然曲解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的意涵。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實踐并非脫離當下實際歷史條件的空洞、抽象的歷史主體的任意性活動行為,而始終是特定歷史條件下調節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物質交換關系的具體行為,因此,馬克思主義并未就抽象、獨立的社會存在本體論進行相關論述,而只是關注時刻變化、發展著的歷史條件決定下的社會歷史存在,換言之,能動性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只是社會存在的一種具體方式,是具體存在的次級產物,因此,其與盧卡奇的社會存在作為歷史本體的歷史本體論承諾大相徑庭。

總的來說,盧卡奇的歷史本體論是一種浪漫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雖然盧卡奇以其作為武器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但是,由于這種唯心史觀從一開始就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因此,根本提不出任何切實有效能夠推進革命運動的舉措,充其量只能是從批判的武器不斷回到批判的武器。

二、盧卡奇“總體性”理論詮釋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

前面已經提及,盧卡奇主張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理解、再詮釋是為了繼續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因此是一種方法論需要。以歷史本體來闡釋歷史唯物主義對盧卡奇而言是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新的理論基礎,而“總體性”方法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再詮釋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切入點。

其實,“總體性”思想最初并非始自盧卡奇,而是源自意大利思想家拉布里奧拉。這位意大利人認為,“歷史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環環相扣、相互聯系緊密的事件鏈條的“總和”。這種理論認識實際上是為了消除“一一對應”的機械決定論的,由此呈現、還原出一個“一多對應”“多多對應”的復合型的世界圖景網絡。對于早期,甚至中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總體性”思想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盧卡奇奠定了“整體性”原則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核心地位。

盧卡奇為什么要引入“總體性”邏輯詮釋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一方面,十月革命提供了這樣的經驗啟示,即歷史辯證法固然有其特定的運動規律,然而,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地域)中,歷史辯證法的運行結果(外在表現)并不總是始終如一的。由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一種方法論,是非線性的,因此并不總是提供唯一的范式。對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則需要引入“總體性”的視野來看待主客體之間無限復雜的具體運動。

盧卡奇同樣認為,第二國際機械決定論的提出,則出自對馬克思主義工具理性式的理解。這種方法論中的工具理性導致了唯心史觀的宿命論,在歷史宿命論的陰霾下,作為歷史真正源頭活水的“感性的人”以及“感性的人”之間的物質交往關系的不確定性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被上了永恒發條的齒輪擒縱系統,作為馬克思主義靈魂的革命性于是被悄無聲息遮蔽掉了。盧卡奇據此認為,對此種情況的克服需要引入“總體性”法則。盧卡奇用本體論承諾降低了自然界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分量,具體做法是極力突出歷史規律的多元性從而有效超越宿命的一元機械論,這樣一來,盤根錯節的歷史現象就不以任何人的行為為轉移了。

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再詮釋中,盧卡奇認為“整體性”“總體性”詮釋原則正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黑格爾唯心主義的關鍵所在——馬克思主義將人的本質的全部可能性都歸還給了人本身,而與之正相反的是,黑格爾將人的本質以客觀性的方式投射到了神秘抽象的“絕對精神”那里。具體來說,盧卡奇之所以以“整體性”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詮釋,正是在于他將人本身視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現實基礎。他曾經強調:“人本身是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基礎,是構成歷史辯證法基礎的主客觀的客觀根據,而且他本身富有決定性地經歷了辯證過程?!盵6]奠基在主客體相統一的“整體性”之上,進而再強調人本身的一系列感性活動實踐對于推動歷史進程的辯證聯系,這是盧卡奇辯證法區別于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特征——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的陰影太大了,以至于它遮蔽了人之為人的創造歷史的“絕對自由性”,人的本質與歷史的有機聯系被黑格爾壓縮到了“去主觀性”的一端——人的一切實踐活動僅僅“被屬于”歷史,而不是在“創造”歷史,換言之,歷史中從來沒有人和人的本質,只有歷史以及歷史的展開。雖然,黑格爾主義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具有“整體性”“總體性”特征的辯證法——在揚棄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加工整合歷史過程,實現“整體性”效果,比如,馬克思曾指出,“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7]。但是,黑格爾哲學中現實社會中社會構成要素之間具體實踐關系卻被完全程式化、機械化,宇宙人生因此失去了鮮活的血液與生命。

憑借“整體性”原則這個方法論武器,盧卡奇將批判矛頭對準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發性以及原子個體性,并且順藤摸瓜地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釜底抽薪——以歷史的“總體性”來攻擊資本主義基于自然主義的哲學基礎——以“總體性”的歷史實踐與理論的絕對不完善性相統一為總號召來揭示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暫時性。然而,我們要看到,雖然盧卡奇認為“整體性”原則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鑰匙,但是,事實上“整體性”原則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并非十分重要,實質上只是西方諸多思維方法論的選擇之一,只是在西方思維方式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盧卡奇之所以推崇“整體性”,權因奠定批判的哲學基礎。由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鼓吹實證主義,盧卡奇在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過程中,意識到了機械性的自然過程與歷史主體能動性的歷史過程大相徑庭。從黑格爾唯心辯證法中得到啟示,盧卡奇將所有現象都理解為“思維與存在”兩范疇在歷史中的辯證統一過程,于是,盧卡奇決定確立一種“整體性”“總體性”的歷史詮釋原則,以用來批判、克服資產階級的實證主義自然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將社會中的經濟現象視為是客觀自然規律,具有永恒性和歷史超越性。如此一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視野中的現實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便具有了形而上學的割裂性——理論與實踐之間莫名其妙的割裂——作為客觀的自然規律的對象,竟然可以在思維范疇中不受限制的獨立存在。這在盧卡奇看來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在“總體性”“整體性”辯證法中,盧卡奇強調歷史規律不同于自然規律,指出歷史規律不是普遍的、自動的和絕對的,而是由社會中構成社會主體各個因素相互之間的交互作用的合力構成的,他特別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統一和相互作用”[8],因此,現實社會中的人不是自然規律的“棋子”,也不是被外部社會環境所任意制約和左右的工具,人的本質在于不斷感性實踐著的人本身,換言之,除了人自身之外,沒有任何超越人自身的神秘力量能夠替代人類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盧卡奇意義上的辯證法,那就是——歷史過程的總體。因此,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人的本質”不能用“自然主義”進行佐證,而毋寧是“社會關系的總合(綜合)”。盧卡奇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曾想到的是,在他們試圖恢復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竟然無意間引發了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濫觴——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悄然登場。盧卡奇之后的薩特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均將時代的人的問題與具體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以一種總體視野透視作為整體意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與矛盾,在此基礎上探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這正是盧卡奇重新詮釋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的“意外收獲”——思想和歷史的辯證循環推動所建構的“整體性”的辯證法。

隨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稱《手稿》)的公開發表,盧卡奇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詮釋愈發帶有“整體性”辯證思維的痕跡?!妒指濉返墓_發表引出了關于“兩個馬克思”的理論論爭。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試圖闡釋“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之間的關系的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觀點重新進行了界定評估,他們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青年馬克思”以及“老年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自始至終只有一個,且完全統一——即統一于“人本主義”,而盧卡奇又是最先將馬克思主義與人本主義統一起來的第一人。盧卡奇之所以如此重視《手稿》,是因為他認為《手稿》的價值正是在于其詮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即在整體性的歷史的視野中,具體以政治經濟學的武器揭示、批判了作為“類存在”的人的問題與矛盾,最終“用辯證法來認識社會現實”[9]。盧卡奇認為,《手稿》清晰明白地顯示,馬克思站在宏觀尺度以整體性、總體性的社會存在以及社會實踐為切入點透視“人的本質”。盧卡奇憑借“整體性”詮釋原則進一步推斷,在馬克思的這部早期文獻中,其將單向度的“經濟的人”深化到多維度的“感性的人”的邏輯起點就是“歷史本身”。換言之,“人的本質”之所以不是抽象和僵化的,就在于其奠基在綿延不斷的“歷史本身”之上?!罢w性”詮釋方式對“人的本質”的回應,恰恰也從側面回答了為什么馬克思只有一個——即無論是早期的《手稿》抑或集大成的《資本論》,馬克思的思想始終都沒有離開人本主義這一主線。比如,《手稿》中所提及的資本、勞動概念并非旨在研究社會經濟現象,而在于以社會經濟現象為現實根基,以歷史過程總體為尺度,最終將兩者統一于人本主義世界觀。盡管《資本論》時期馬克思的行文表達已經摒棄了西方哲學話語體系,但與《資本論》相關聯的早期《手稿》中的哲學表達的主題依然熠熠生輝——完成了從哲學界定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嬗變過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勞動”范疇被商品、資本以及勞動三者之間構成的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現象以更加立體的視角展現出來,從而在整體性的歷史過程總體中構成了人本身與人本身對象化之間的異化與反異化的辯證運動。

在對十月革命的理論反思中,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盧卡奇開辟出了一條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新路徑,其將“主體意志是實現歷史變革的關鍵”的觀點在歷史進程中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為我們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新視角,有助于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在盧卡奇的革命反思中始終交織著難以厘清的矛盾:一方面,盧卡奇接受了列寧的批評,開始反思自己因為沒能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本質而導致的“左”傾錯誤;另一方面,盧卡奇是一個始終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理論家,他的浪漫主義情結也自然貫穿、滲透到他的政治理想中,致使他的思想理論始終帶有唯意志論的痕跡。這種唯意志論導致了盧卡奇自始至終無法平衡歷史必然性與主體意志偶然性之間的張力:一方面,他認為歷史發展有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經濟因素是決定歷史發展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他又強調主體意志在歷史進程中的強大功用,認為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意愿和行為來改變歷史進程。在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時,我們需要關注盧卡奇的矛盾和困境,同時也要看到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我們需要深入探討主體意志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并嘗試將這種探討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理論有機統一起來,以期更加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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