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遵義會議對新時代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歷史啟示

裴恒濤

摘 要：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格。在黨的百余年奮斗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既是一次成功的黨內政治生活，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高度歷史自覺。遵義會議對黨的思想、政治、組織、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展開積極的自我革命，為黨的自我革命筑牢信仰之基提供了根本保證、治本之策和方法遵循，對新時代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歷史范例和寶貴經驗。

關鍵詞：遵義會議；自我革命；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7-2210（2024）01-0029-11

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格，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強化自身建設的歷史主動。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保?］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營造良好黨內政治生態是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問題。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程中重要的轉折性事件，它對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政治、組織、思想、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展開積極的自我革命，既是一次成功的黨內政治生活，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的高度歷史自覺。2015年6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時強調，“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了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2］。遵義會議對推進黨的建設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學者有相關論述，涉及遵義會議與黨的政治建設［3］，遵義會議與黨內斗爭藝術［4］，遵義會議與民主集中制等［5］。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會議，在我們黨的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于新時代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價值。

一、遵義會議加強思想教育和理論武裝，為黨的自我革命筑牢信仰之基

加強思想教育和理論武裝，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是保證全黨步調一致的前提。遵義會議召開前，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還不成熟，正如劉少奇指出：“由于我們黨在創立以前沒有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上的準備，在創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轟轟烈烈的實際革命斗爭中，沒有很多時間來進行理論宣傳工作，因而使我們黨在很長時期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建設不夠”，“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這是我們黨的“一個極大的弱點”。［6］ 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在中國革命實踐探索過程中所犯的系列錯誤，如右傾錯誤、“左”傾錯誤（包括“左”傾盲動主義、“左”傾教條主義）等，都是這種思想準備、理論修養不夠的表現，一度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重大損失。正如鄧小平曾指出：“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保?］? 這種不成熟主要體現在對馬克思主義采取的教條主義態度方面，所制定的方針政策等脫離中國革命實際。以王明為代表的幾次“左”傾錯誤的表現，都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片面強調反動統治陷入空前危機和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即將來臨，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和敵強我弱的事實。打破“左”傾教條主義在全黨的統治，用科學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全軍，成為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和黨對革命領導的重大課題。

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與遵義會議召開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特別是與毛澤東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循循善誘的思想政治教育關系密切。長征初期，因傷病經?？繐苄熊姷拿珴蓶|、張聞天、王稼祥、聶榮臻等圍繞紅軍長征初期的失利、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前途等問題不斷交換意見，達成共識，被索爾茲伯里戲稱為“擔架上的陰謀” ［8］。 李德在回憶錄中也指出毛澤東大力做同志們的思想工作，找 了不同的指揮員談話

［9］。 其實，這不是什么“陰謀”，正是毛澤東堅持做同志們思想政治工作、總結革命經驗的體現。正如聶榮臻指出：“會議召開之前，經過了緊張的醞釀。毛澤東同志親自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前面說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堅決主張請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10］ 遵義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擺事實、講道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廣大領導干部及紅軍指戰員認清形勢、轉變思想、達成共識，對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思想認知基礎。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11］。 除毛澤東之外，張聞天、周恩來等黨和軍隊領導人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對促進遵義會議成功解決問題，變換領導，確立正確的路線起到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召開前，在黃平縣城舊州橘林里，張聞天和王稼祥關于要毛澤東出山的談話，被稱為“張王橘談”。張聞天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出來，他打仗有辦法。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了彭德懷和毛澤東，隨后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同意讓毛澤東出來指揮。周恩來的思想政治教育重點主要是勸說博古認清形勢，交出權力，被稱為“周博長談”［12］。在中央紅軍長征一渡赤水到達川滇黔交界的“雞鳴三省”地域時，要改組中央，完成遵義會議的未完議題，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時，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強調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等。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需要，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13］。

遵義會議確立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軍事路線，扭轉了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開創了長征乃至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說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保持先進性、發揮戰斗力的思想根基。遵義會議在把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精髓內化為黨的思想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14］。 遵義會議后，黨和紅軍積極加強遵義會議精神的宣傳，得到了各級指戰員的認可。張聞天在云南扎西干部會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伍云甫《長征日記》記載，“洛甫報告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和目前任務” ［15］。 張聞天的報告得到了熱烈討論，“批評‘左傾路線的發言十分踴躍” ［16］。 毛澤東在遵義濫板凳（今南白鎮）給紅三軍團營以上干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17］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在烏江邊向該軍團三十七團排以上干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會場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18］。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在仁懷縣一個鎮子里冒雨打傘向連以上干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聽，傳達幾個小時無人走散避雨”［19］。 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在當時的遵義縣平家寨給連以上干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到會者達三百人”［20］。遵義會議精神通過這些不同層面的宣傳教育，進一步統一了紅軍將士的思想，也說明體現正確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的遵義會議深得人心。正如朱德在反映遵義會議的詩中所指出的，“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21］。 紅軍在遵義會議精神的指引下，機動靈活轉戰于川滇黔地區，四渡赤水、二戰遵義、南渡烏江、西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遵義會議前后黨和紅軍呈現出的不同面貌和氣象，說明思想教育和理論武裝的重要性，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顯示出了無窮的生命力和戰斗力。

革命戰爭年代需要實事求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更需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22］。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面對國內外的各種風險考驗，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武裝頭腦，系統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廣泛開展調查研究，自我提高，增強應對復雜時局的本領。不斷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對科學理論的理性認同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正確認識上，建立在對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上，筑牢自我革命的信仰之基。

二、遵義會議體現了嚴明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高度重視紀律建設，如中共二大通過的黨章中明確提出9條紀律，首要一條是“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服從多數”［23］。 遵義會議召開前后黨和紅軍領導人自覺恪守嚴明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是黨性的體現，也保證了遵義會議各項議程的圓滿完成。在遵義會議上，博古盡管從思想上不能完全認識到錯誤，但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還是很強的，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會議親歷者聶榮臻指出：“博古同志雖然是會上主要批判對象之一，但是，他的態度也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會后，他又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的決定，并嚴正地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24］ 遵義會議后不久的長征路上，在云貴川交界處的“雞鳴三省”地域，博古能以大局為重，少數服從多數，聽從組織安排，主動交出權力，實現了遵義會議后中央領導工作的平穩過渡，體現了嚴明的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時任中央隊秘書長協助張聞天工作的劉英回憶指出：“到二月五日在‘雞鳴三省這個村子里，常委分工又決定由聞天同志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習慣稱為總書記）。當時還有人在背后鼓搗，叫博古不要交權。所謂‘交權，就是把幾付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出來。博古沒有聽，他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就把權交給了聞天，那幾付挑子，就跟聞天走了?！保?5］ 遵義會議上，彭德懷對“左”傾教條主義者進行了尖銳批評，堅決擁護遵義會議后確立的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對于會理會議前，林彪等違背組織原則，向中革軍委寫信，要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擔任前敵總指揮，具體指揮紅軍，迅速北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彭德懷對這一改變領導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26］， 體現了彭德懷的嚴明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凱豐等人是遵義會議上的不同意見者，保持了較好的政治態度，在遵義會議之后的長征路上，能在實踐中逐漸認識自己的錯誤，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黨中央團結在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為長征的勝利作出了應有貢獻。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凱豐旗幟鮮明地維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體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

以嚴明的紀律從嚴管黨治黨是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27］鐵的紀律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鮮明特色，嚴明紀律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證，是實現黨的自我凈化的保證。一個組織紀律渙散、陽奉陰違的政治集團是不可能形成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的，也不能形成強大的團結力和戰斗力。黨的紀律有多種，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黨的政治紀律是黨組織和黨員的政治言論、政治行動的規范，是維護黨的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線的紀律。嚴明政治紀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特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政黨都有政治屬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標、政治追求。馬克思主義政黨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純潔政治品質、嚴明政治紀律?！?［28］ 新時代就是要旗幟鮮明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

三、遵義會議彰顯了正確的用人導向，是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治本之策

選人用人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風向標，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對政治生活危害最烈，端正用人導向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治本之策。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土地革命時期，黨的選人用人方面一度出現宗派主義、懲辦主義的傾向，給革命事業的發展造成嚴重后果。

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左”傾教條主義者博古、李德采用宗派主義的用人路線，對不同意見的革命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早在1931年1月7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黨內民主極不正常，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參加會議并主導會議進程，還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作結論。會上發生激烈爭論，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限制每人發言不得超過15分鐘，有的人連一次發言都沒有得到允許。［29］ 在一些人表示強烈反對的情況下，“左”傾教條主義者王明成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長征前，“左”傾教條主義者統治的中央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打擊。特別是1933年1月，無法在上海立足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在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內全面推行“左”傾路線。為排除障礙，他們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持不同意見的干部視為“機會主義者”，開展“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先后在福建、江西開展所謂反“羅明路線”和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古（柏）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打擊處分了一批干部。在黨內，支持毛澤東正確路線的羅明本人，被撤銷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等職務，長征時羅明任中央黨校教育處長，在行軍途中受傷，留在貴州，一度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張聞天由于在統戰政策、經濟政策、軍事策略等方面對博古的“左”傾路線表示不同意見，被排擠壓制。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后來逐漸受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壓制和冷落，張聞天后來回憶說：“五中全會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后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后），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30］ 在蘇維埃政府內，鄧子恢和何叔衡由于“悲觀主義”而遭到批判。主力紅軍長征時，何叔衡未被允許參加長征，奉命留在中央蘇區根據地，在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鄧子恢，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降職為中央財政部副部長兼沒收征發局局長。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鄧子恢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在紅軍中，譚震林和肖勁光因“失敗主義”而遭懲罰。毛澤覃、鄧小平、謝維俊和古柏，被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指責為同情羅明路線，搞小宗派活動，被撤職降職處理。此外，長征前反“圍剿”斗爭中受打擊而降級使用的干部還有很多。如長征前夕，擔任中央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左”傾教條主義者排擠到紅五軍團任參謀長。

長征前“左”傾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對紅軍的重要戰略行動，造成了負面影響。如作為減輕中央蘇區反“圍剿”壓力、調動敵人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失敗，其重要原因就是“左”傾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軍團的領導。粟裕在《回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指出，組成紅十軍團時，領導干部的配備，仍然受著“左”傾宗派主義的影響。保留了樂少華的軍團政委職務，反而把軍團長尋淮洲降職為師長，并把他排除在軍政委員會之外，這不僅是對尋淮洲個人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同時也是無視七軍團從瑞金出動后轉戰數省以流血犧牲換取來的寶貴經驗?！白蟆眱A錯誤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隊的失敗是密切關聯的。［31］

遵義會議善于聽取廣大紅軍將領的意見，把一批受“左”傾教條主義者打擊的干部解放出來，重新任命到重要的崗位上，為長征乃至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如劉伯承，遵義會議前恢復了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中央紅軍進入遵義城后，兼任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進軍川康時又兼任先遣隊司令，對紅軍長征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蘇區時期受打擊的鄧小平，遵義會議前接替生病的鄧穎超擔任中央秘書長，先以《紅星》報主編的身份列席會議，遵義會議中被選為秘書長后正式參加遵義會議。［32］ 陳賡1933年因叛徒出賣被捕，經黨組織營救獲釋，但“左”傾教條主義者懷疑其清白，他的黨籍一直沒有恢復。長征時雖擔任軍委干部團團長，但一直在接受審查。遵義會議后，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云代表組織找陳賡談話，宣布恢復其黨籍。陸定一1933年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撤銷了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遵義會議后，被重新起用，擔任了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肖勁光，遵義會議之前受“左”傾教條主義者打壓，甚至受到軍事審判，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遵義會議之后，重新回到了軍事指揮崗位，任紅三軍團參謀長。到達陜北后，任紅軍后方司令部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李井泉，1934年曾擔任過毛澤東秘書，被撤職查辦，遵義會議后，被起用為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方強，長征前因為堅決貫徹毛澤東的軍事路線被關押進國家保衛局，遵義會議后被分配工作，到中革軍委干部團擔任總支書記。

遵義會議后新的黨中央能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團結他們，在實踐中讓他們逐漸認識到錯誤，在組織上繼續給他們工作。正如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指出：“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保?3］李德作為共產國際顧問，其軍事教條主義錯誤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的重要因素，遵義會議上李德仍頑固堅持錯誤，但黨在各方面仍予以照顧，并給他事做。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全面抗戰初期，任中央軍委軍事研究委員會下設的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員。凱豐早年留學蘇聯，遵義會議上批評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遵義會議后又反對博古交出權力。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凱豐以批評寬容態度，在紅軍長征及長征之后，委以重任，使其在實踐中改正錯誤，發揮才能，為革命作出了貢獻。長征勝利后，凱豐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中共沈陽市委書記、馬列學院院長等職，撰寫大量政論文章和講話材料，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突出貢獻，受到了黨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遵義會議之后，黨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也體現在對其他各地黨和紅軍的干部政策的指導上。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后，針對夏曦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批評，但由于當時所處的緊張戰爭環境以及思想認識水平問題，沒有認識到他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并且在組織處理上，把他的領導職務全部撤掉。黨中央知道后，于1935年3月31日來電進行批評指導，指出：“夏曦雖有錯誤，但不能說發展到取消主義，這種說法是夸大了他的錯誤；在內部開展批評斗爭是應該的，但作的組織結論是不適合的；反傾向斗爭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錯誤的同志，而不應該處罰這一同志；夏曦應繼續在領導機關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他的錯誤?！保?4］ 根據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安排夏曦擔任省委委員、軍委分會委員和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他后來到紅六軍團當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和尊重。在長征到達畢節時，在去作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長席大明的工作返回時不幸溺水犧牲。中央的指示及對夏曦的工作安排體現了遵義會議后黨堅持公正原則、實事求是、治病救人的用人導向。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迅速解決了陜甘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把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一批被錯誤批捕關押的同志釋放出來，并委以重任，避免了革命的無謂犧牲。正如習仲勛回憶說：“毛主席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傾注了許多心血，這鮮明地體現了他為黨制定的愛護地方干部和廣大干部的政策?！?［35］ 同時，對犯下肅反擴大化錯誤的陜北同志采取了批評教育、調整工作的處理方式，如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的戴季英給予最后警告處分，并撤銷了他的領導職務［36］， 并不是采取“左”傾教條主義者統治時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式，體現了黨的用人政策的成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反對團團伙伙。用人導向是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選人用人是風向標，直接影響著政治生態走向?！?［37］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祛除黨內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風；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敢于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墻；著力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堅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四、遵義會議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發揚民主集中制，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方法遵循

黨的組織生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和載體，是黨組織對黨員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重要形式。其中，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強身治病、保持機體健康的銳利武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遵義會議召開過程充分體現了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中央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在博古的報告后，作副報告，在總結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時，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同時嚴肅地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為遵義會議的圓滿召開奠定了基礎。正如會議親歷者楊尚昆后來回憶說：“恩來同志在會上所表現的鮮明立場和高風亮節，使與會同志深受感動”，“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38］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懷等勇敢站出來，對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批評。在遵義會議上，“左”傾路線的維護者也發表了不同意見。如凱豐不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強調導致中央蘇區失敗的客觀原因，在聽到毛澤東提出要檢討軍事路線錯誤時，心情激動，頂了毛澤東幾句，說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最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在遵義會議討論組織問題時，凱豐不同意撤換博古?？梢钥闯?，凱豐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是合法的，并不違背黨的組織原則。他的錯誤是屬于政治性的，即路線是非問題上的錯誤。在遵義會議之后，凱豐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知錯即改，勇于自我批評。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的幫助下，凱豐誠懇認識到錯誤所在，轉變了立場，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正如凱豐在自傳中指出他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的錯誤不了解，在遵義會議上堅持了錯誤的方向，經過中央的批評，在很短時間內了解了自己錯誤，“在威信的干部會時，就實行了自己錯誤之初步批評”［39］。 在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凱豐始終堅持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為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實現黨中央的集中統一作出了貢獻。

用好民主集中制，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保障。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正式提出，“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40］。 遵義會議前，“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做法背離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重大問題決策不經過政治局討論，如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決策與指揮主要由李德專斷，正如遵義會議所作出的決議指出的，“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于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辦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煞了”［41］。 戰略轉移這樣的重大決策，只有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廣大領導干部不知情，“這一問題甚至政治局也沒有討論過”［42］。 這就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活，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失。劉少奇指出，“左”傾教條主義者“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采取了極端冒險的政策，在黨內生活上也完全破壞了黨內的民主制度，發展了過火黨內斗爭”，使革命斗爭遭到了嚴重的失敗，工農紅軍損失百分之九十，國統區革命組織損失了百分之百［43］。 鄧小平也指出遵義會議前黨內強調集中、缺乏民主的狀況，“上下級關系中的偏向是過度集中。在那個時期，下級組織對于上級領導機關實際上幾乎沒有發言權。當時的上級領導者不但沒有興趣聽取下級的情況和意見，而且要給那些根據實際情況向他們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見的人們以種種打擊” ［44］。 遵義會議前后，這種軍事上過分強調集中專斷的情況得到了改觀，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如猴場會議所作出的決議特別強調“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45］。 遵義會議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如果說遵義會議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與會代表各抒己見是發揚民主的話，集中統一意見，形成共識，形成遵義會議的決議，是集中的過程。遵義會議的成果，如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取消三人團等，反映了會議多數人的意見。遵義會議的重要文件，即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共14部分，充分吸收了與會者的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遵義會議之后的茍壩會議也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在茍壩會議上，大家圍繞林彪、聶榮臻主張攻打打鼓新場的電文，擔任中央負責人的張聞天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會議進行討論，先是否定了毛澤東的反對攻打打鼓新場的意見，后來經過慎重討論，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放棄可能陷紅軍于不利局面的打鼓新場攻堅戰，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這次會議進一步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

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規則和實踐經驗，是黨的寶貴財富。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在革命戰爭年代以至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像黨小組生活會，從一般黨員到黨的領袖都參加，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指名道姓講問題、提意見、論危害。當前，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講得少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難以開展起來，民主生活會很多成了評功擺好會”［46］。 以遵義會議為轉折點，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健康完善，長征結束，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奠基陜北。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新階段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完善黨內政治生活。特別是進行延安整風運動，把遵義會議所體現的黨內政治生活的優秀傳統和寶貴經驗發揚光大，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要武器，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團結—批評—團結”為主要方針，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主要內容，提高了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糾正了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促進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健康發展，團結教育了廣大黨員干部，實現了黨的發展壯大，更推動了革命事業在新階段更大地發展。

結語

中國共產黨人在遵義會議上以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遵循，講科學，講道理，循循善誘，以理服人；抓主要矛盾，不糾纏于細枝末節和個人恩怨，以解決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為鮮明的問題導向；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要武器，敢于刀刃向內，自我革命；以治病救人、團結同志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為旨歸，等等，這些寶貴的做法保證了遵義會議成為一次成功的具有轉折意義的大會，不僅保證了遵義會議本身的成功，也為遵義會議之后長征途中解決革命中出現的系列問題提供了經驗。如在茍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處理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實現軍事指揮的高效集中統一。在會理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針對以林彪為代表的部分紅軍將士對毛澤東的四渡赤水戰略的疑惑，擺事實，講道理，成功解決黨內軍內關于行軍路線和革命戰略的爭論問題。在川西到陜北的長征階段，通過兩河口會議、俄界會議等系列會議，中國共產黨人以團結大局為重，講原則，講方法，解決與張國燾的路線之爭問題，最終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把革命的新局面奠定在陜北等?？梢哉f，以長征中遵義會議為代表形成的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方法和具體做法，為新時期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歷史范例。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建設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從未減弱。面對新形勢、新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高度，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建設，特別是出臺相關制度法規，如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深化黨的自我革命，為黨內政治生活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化保障。通過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為主要內容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以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等，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增強全體黨員的黨性意識、理論素養和黨性覺悟，為黨內政治生活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載體。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長征時期特別是遵義會議期間黨內政治生活健康化開展及其寶貴經驗，對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智慧，對于我們克服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如一些黨員干部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山頭主義、任人唯親、陽奉陰違等現象，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營造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高提高能力，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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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單孝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