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如何討論延遲退休

張茜

一個月之內，兩位經濟學專家，因“建議盡快調整退休年齡”登上熱搜。

2024年1月26日，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在百度旗下的財經欄目《有識》中稱：“現在中國退休人士的年齡在全球來說是相對比較低的，特別是跟發達國家相比，美國退休年齡67歲，很多歐洲國家退休年齡也超過65歲?！?/p>

1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同系列訪談中表示：“目前中國退休年齡最年輕，男女平均退休年齡是55歲，比發達國家退休年齡早12年，應該盡快調整?！?/p>

兩位專家的發聲，均獲得了“聽取網友罵聲一片”的熱烈反響。除了盡快延遲退休年齡的建議惹人不快之外，此次被批評最多的，是專家給出的參照系，即“和發達國家相比”——又一次踩中公眾情緒的雷點。

如果換別的議題，例如在生育上，鄭秉文教授之前喊話“生活壓力有些不堪重負”的青年夫婦，要“抓住有效的生育期，面對暫時的困難時，借用親戚朋友的力量幫你一把，免得后悔”，對于這種非常像段子的建議，大家習慣性笑一下，滑過去就算了。

但延遲退休年齡不同，它直指當下最讓人們焦慮不安的民生問題——養老；它也牽扯到眼下讓不少地方焦頭爛額的財政問題——養老金。在抽象意義上，它還關涉一個社會在嚴峻現實面前，是否保護、如何保護普通人生活預期的復雜問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有必要認真討論一下，兩位專家口中的“和發達國家相比”，是否合適，以及怎樣提政策性建議才算得上正確的思路。

和發達國家相比，怎么比很重要

2023年2月11日，超百萬法國民眾走上街頭，反對馬克龍政府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2歲逐步提高至64歲的改革計劃。2023年3月，馬克龍動用憲法賦予政府的權力，在70%法國民眾持反對態度的背景下，繞過國民議會，“強推”通過了改革法案。

該項法案已于2023年9月開始施行，這意味著法國退休年齡將從目前的62歲逐漸延長，到2030年延遲至64歲（歐盟其他國家一般為65歲）。

如果僅從最后的結果來看，專家的邏輯似乎無可指摘，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相比發達國家，的確較低。然而，這一粗糙的對比思路，是經不起質疑的。

首先，在可估算的實際工作時間和各項勞動福利上，我們可以進行一些更加實在的對比。

單以平均工作時間為例，按世界經合組織（OECD）公布的2022年成員國年平均實際工作時間報告，韓國為1901小時，美國為1811小時，日本為1607小時，法國為1511小時，德國則以1341小時位居最低。

如果我們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進行同期對比，2022年，我國年平均實際工作時間，則為2385小時。

也就是說，我國社會從業人員，一年平均要比發達國家多工作500至900小時。即便我們55歲至60歲退休，與一些國家65歲退休的人相比，我們的實際工作時間仍舊很可能是更長的。

此外，在人均GDP增長曲線趨緩的背景下，帶薪假期對普通打工人來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國人在這一項上所享有的待遇，遠遠低于歐盟平均水平（立法規定所有員工必須有至少4周的帶薪假期），也低于日本和韓國。

我國普通就業人員的帶薪年假一般從5天起步，累計增長時長與工作年限掛鉤。而且，能不能休假，在一些職工處境惡劣的單位，還需要看用人單位眼色行事。雖然是受法律保護的合法權利，但在權利的實現上，缺乏強有力的保障。

但公開呼吁應盡快延遲退休年齡的專家們，不會講這些。而在話語之下被遮蔽的這些信息，不該被忽略。

考慮公眾感受

我們不太想在專家提建議的問題上，迫使自己再一次接受某種看似非常聰明但又缺少現實感的公共言說方式。

討論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和討論全球鋼產量排名，本來就不共享同一套分析思路。而用“趕英超美”“對標發達國家”的修辭暗示，來討論如此重要的公共議題，很容易營造出一種模糊印象，即我們又在關鍵系數上，落后于先進國家了。

這種印象如果吹風成功，便可以喚起某種焦慮。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落后”的恐懼深植在我們的思想認同中。在家國同構的機制下，這種焦慮當然也涌動在個體對外部環境的認知中。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我們可以自豪地說，講求奮力進取、追求獨立自主，已經鐫刻進了我們的國民性格。

然而，如此珍貴的國民特質，好像并沒有在一些專家那里獲得應有的尊重和敬畏，反而被當成了一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損耗品。

對任何有基本理性和生活常識的人來說，試圖用“對標發達國家”的邏輯，來影響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方向，這種話語策略，明顯是沒有顧及公眾感受。

但是，他們不顧公眾情緒，說個不停。為什么？

在這里，我們需要識別一種話語策略，即“委婉化”，它指的是支配性的話語權力擁有者，對各種語言描述和表象所進行的自私剪裁。

“委婉化”通常的目的，是其使用者試圖通過壟斷公共話語，給現實覆上一層無害或凈化的面紗，以營造某種一致同意的表象。

我們的批判正是基于對“相比發達國家”這層凈化面紗的揭示，我們一直忙著識別這種容易帶偏公眾視線的言說技巧，甚至都沒能進入對延遲退休年齡的正式討論，就是對這種意在邊緣化事實的策略極易奏效的說明。

不論是政策性建言，還是公開言說，都應重視對公共情感的體察和回應。專業學者更應意識到，公共情感是良好的制度原則的穩定之源，也是使其有效的動力。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