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地名研究可視化分析

張琳　杜麗榮

摘? 要：以1990—2022年中國知網所刊發的地名研究文獻為數據來源，借助CiteSpace軟件對其進行可視化分析。其中，期刊文獻有10311篇，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文獻有595篇。在相關調查數據統計的基礎上，繪制出發文量、作者、研究機構等可視化圖譜以及戰略坐標圖，剖析其關注度和新穎度。同時，結合地名研究著作、科研立項等狀況，對地名的研究現狀予以綜合分析，并對今后地名研究的發展趨勢進行預測。

關鍵詞：地名研究；CiteSpace；中國知網；可視化分析

為了更好地總結梳理我國最近30余年來地名研究的相關成果，本文借助CiteSpace 6.1.R2軟件進行可視化圖譜分析，回顧并分析了中國知網1990—2022年所刊發的有關地名研究的期刊論文文獻和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文獻。CiteSpace是一款應用于科學文獻中識別并顯示科學發展新趨勢和新動態的軟件[1]（P40），它能夠利用可視化手段來呈現科學知識的結構、規律和分布情況，如關鍵詞、主題詞的共現，作者、機構等網絡的構建[2]，由此分析獲得的可視化圖形稱為“科學知識圖譜”。我們利用CiteSpace軟件，在中國知網的高級檢索中，以“篇名＝地名OR關鍵詞＝地名”為檢索方式，時間跨度為199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檢索到10311篇論文。去除重復、會議通告等無效樣本以及CiteSpace格式轉換后不可識別的文獻[3]（P35-40），能夠運用軟件進行分析的論文共有9950篇。我們所檢索到的10311篇論文的年度發文量折線圖，可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30余年來地名研究文獻的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1990—2004年年發文量較低，發展趨勢較為平穩，每年增量很少；2005年之后，增長幅度明顯加大，每年發文量也隨之增多。為了更好地顯示前15年和后18年的地名研究狀況，本文以2004年底為界，將其劃分為前后兩段進行探討，同時也便于對比與預測。其中，1990—2004年為前段，2005—2022年為后段。

一、1990—2004年地名研究基本狀況

結合圖1及相關數據，我們可以對2004年之前地名研究的發文量進行分析?？梢钥闯?，1990—2004年，地名研究文獻共有2100篇。其中，1990年為57篇；1990—1995年，年發文量均值為71.17篇；1996年突破200篇，之后數年都穩定在200篇左右。說明這一階段地名研究正在興起，但尚未形成熱潮。結合中國知網的學科分布來看，前五位依次為地理（474）、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301）、中國語言文字（212）、旅游（150）、中國民族與地方史志（145），這五個學科共發文1282篇，占這一階段發文總量的61.05%。計算機軟件及計算機應用類則居于第16位，共35篇，占比為1.67%。

我們對1990—2004年地名研究文獻的主要作者、發文機構進行了統計，并通過CiteSpace軟件繪制成知識圖譜，具體如圖2、圖3所示：

從圖2可以看出，1990—2004年地名研究作者的數量和發文量都比較少，只有王際桐（28）、牛汝辰（17）、周定國（14）、光凡（14）、張金福（10）的發文量超過或等于10篇。從刊發時間來看，大部分作者的發文時間段都比較集中。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時間雖然作者不多，但是牛汝辰、王際桐、華林甫、商偉凡等學者，已經開始探索地名研究的范式，并且在2004年以后繼續在這一領域深耕，取得了豐碩成果。

從圖3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地名研究單位以研究院、研究所為主，超過5篇的有民政部地名研究所（11）、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7）、國家測繪局地名研究所（6）。相較而言，高等院校的地名研究比較分散且發文量較少，各機構之間也缺少合作。這說明1990—2004年各高校的地名研究尚未蓬勃興起，而相關專門機構對地名的關注較多。

關鍵詞是對文獻研究內容的高度概括，高頻關鍵詞可以反映出地名研究領域的熱點。利用CiteSpace軟件中關鍵詞的共現分析功能，對所選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可生成關鍵詞共現網絡科學知識圖譜[3]（P220-222）。1990—2004年地名研究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具體如圖4所示：

在圖4中，一個節點（圓圈）表示一個關鍵詞，節點圖形的形狀越大，標簽名稱的字號越大，表示該詞出現的頻次越高，說明這一方面的內容是地名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從圖4可以看出，地名研究的熱點為“地名”“地理名稱”這兩項基礎研究。同時，“地名標志” “地名工作”“地名管理”“地名檔案”等地名規范化管理工作，成為這一階段的重點?！暗孛幕薄皻v史地名”逐漸發展壯大，說明地名研究已顯示出與文化、歷史相結合的趨勢，可能會成為今后需要關注的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地名學”成為這一時期的新興熱點，但是頻次不高。這說明地名學仍處于建設時期，地名理論尚未成熟。

在關鍵詞科學知識圖譜的基礎上，進行共現聚類分析，則可以得到共現聚類知識圖譜[4]。根據聚類后的Q值和S值，能夠判斷出該聚類是否有效。其中，Q是聚類模塊值，一般認為，Q＞0.3意味著聚類結構顯著。S值是聚類平均輪廓值，一般認為，S＞0.5為聚類合理，S＞0.7則意味著聚類是令人信服的。1990—2004年地名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圖譜，具體如圖5所示：

在圖5中的左上角，Q＝0.6792，Q＞0.3；S＝0.9289，S＞0.7。因此，該聚類是有效和令人信服的。經共現聚類分析后，得出的聚類數量共有137個，除去聚類文獻數量不足無法顯示的，圖5中的聚類共有6個。除去“#0地名”外，“地名工作”“歷史地名”分居第二、三位?！傲_馬字母”和“地名學”的排位也比較靠前，這說明在地名研究的前期，地名翻譯和地名標牌是否使用羅馬字母成為熱點問題，同時，地名學也隨著現實的需要而不斷發展?！皬V州市”則是地名研究具體例證中的熱點城市。

總體來說，1990—2004年處于地名研究的建設發展期，地名規范化管理成為首要問題，理論研究相對較少。這一時期，地名研究雖然尚未形成幾個定位明確的發展方向，但理論探索已經關注到地名的主要方面，地名研究初具規模。

二、2005—2022年地名研究基本狀況

結合圖1及相關數據，我們可以對2004年之后地名研究的發文量進行分析?？梢钥闯?，2005—2022年，地名研究文獻一直呈波動增長趨勢，共發文8211篇。其中，2005年為252篇，2012年為610篇，是三十年內發文量最高的一年。2005—2011年，發文量均值為415.29篇，幾乎是1990—1995年的6倍。2016年為576篇，是發文量的第二個小高潮，其余年份基本穩定在500篇上下。2021年開始回落，為369篇，2022年為316篇。

從學科分布來看，這一階段發文量前五位的有地理（2644）、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279）、中國語言文字（971）、自然地理學和測繪學（745）、計算機軟件及計算機應用（441），共6080篇，占這一階段發文總量的74.05%。與前一階段的學科分布、占比相較，該階段地名研究的學科和方向逐漸集中、明晰，研究的專業性增強，地理學、行政學和語言學成為三個主要方向。同時，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成熟，應用計算機技術解決地名規范化、地名信息處理等問題成為新的熱點。

我們對2005—2022年地名研究文獻的主要作者、發文機構進行了統計，并通過CiteSpace軟件繪制成知識圖譜，具體如圖6、圖7所示：

從地名研究作者來看，這一階段論文發文量≥2的，共有207名；圖6顯示的是≥5的，共有64名，占發文量≥2論文作者的30.92%。其中，彭雪開、高玉林、賈文毓、周文德、張偉夫、周定國、商偉凡、梁汝鵬、王榮、王彬的發文量位據前十，并且都超過10篇。從刊發時間來看，一些學者的研究高產期出現在前一階段，如王際桐；一些學者則保持了研究的連續性，如周定國、牛汝辰、商偉凡、孫東虎等人。曾任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所長、現任中國地名學會副會長的商偉凡，前一階段的發文量為3篇，后一階段的發文量達到18篇。從前一階段關注我國行政區劃地名問題到后一階段不僅關注政區地名，還關注個別區域地名，從地名用字、地名讀音、地名翻譯各個方面探討地名的規范化、標準化問題。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中國國家測繪局地名研究所牛汝辰發表9篇相關論文，并于2018年出版了中國文化地名學的集大成之作——《中國文化地名學》，闡述了中國地名文化和中國各區域地名文化的源流沿革。在這一階段，涌現出不少后起之秀。湖南工業大學的彭雪開共發表58篇論文，主要集中在全國各地的地名源流考證上，如北京、天津、長沙、醴陵等地的地名源流考釋。四川外語學院（2013年更名為四川外國語大學）的周文德，全面系統地從文字學角度探討地名用字問題，尤其是重慶市、四川省的地名用字特點，僅在2010—2013年期間就發表重慶地名用字相關論文9篇。

從研究單位來看，這一階段高等院校和地名研究專門機構（研究所、研究院、檔案館、地名學會等）基本上是平分秋色。高校位據前六位的是四川外國語大學（33）、內蒙古師范大學（28）、山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27）、內蒙古大學（18）、華中師范大學（17）、吉林大學（17）。地名研究專門機構位據前五位的是民政部地名研究所（35）、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24）、吉林省地名檔案資料館（23）、北京市測繪設計研究院（18）、中國地名研究所（17）。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地名大數據中心從無到有（12），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這說明該領域已經建立起完善的數據庫系統，能夠對中國地名等相關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和研究。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們繪制出2005—2022年居于前39位的地名研究作者及其機構可視化柱狀圖，具體如圖8所示：

從圖8可以看出，地名研究的作者和機構之間聯系緊密。通常情況下，某一高等院?；蜓芯克?、研究院往往會圍繞一位高產作者而形成地名研究中心。地名研究的專屬機構在該領域也能占據一席之地，如中國地名研究所有商偉凡（10）、高鈺（10）、許啟大（7），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有劉連安（19）、王殿斌（10）、阮文斌（7），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有牛汝辰（10）、毛曦（7），北京市測繪設計研究院有張保鋼（9）。像中國地名研究所的商偉凡、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的劉連安等學者，不僅能夠保持很高的發文量，而且研究的持續性很強，除了自身原因之外，也和工作單位的性質密切相關。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們繪制出2005—2022年地名研究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具體如圖9所示：

從圖9可以看出，2005年以后地名研究的關鍵詞逐漸增多。為了更好地對關鍵詞進行分層研究，我們根據關鍵詞出現次數的多少，以頻次為變量，采用SPSS中的聚類分析，利用平方歐式距離分析頻次之間的平均聯接（組間），得到相關譜系圖。在此基礎上，將地名研究的關鍵詞分為三個層次[5]。第一層次只有地名（1776）。作為地名研究的總括性關鍵詞，“地名”的頻次最高，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層次為地名文化（444）、地理名稱（393）?！暗孛幕背蔀楦哳l關鍵詞，說明地名和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地理名稱”則是“地名”的下屬關鍵詞，因而排名第三。第三層次包括剩余所有關鍵詞，其中，排名靠前、頻次過百的有：地名工作（226）、地名管理（205）、地名普查（189）、文化（187）、地名標志（159）、歷史地名（144）、地名檔案（135）、地名規劃（132）、文化內涵（115）、地名信息（114）。在這些關鍵詞中，“地名工作”“地名管理”“地名普查”“地名標志”“地名檔案”“地名規劃”“地名信息”都屬于“地名工作”的范疇；“文化”“文化內涵”均涉及地名文化；“歷史地名”中的大部分論文，則是運用語言學理論分析地名和地名用字的問題?？傮w而言，根據關鍵詞共現圖譜，地名研究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方面——地名工作、地名文化和地名本身的研究。

在關鍵詞知識圖譜的基礎上，通過共現聚類分析，我們又得到2005—2022年地名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圖譜，具體如圖10所示：

在圖10中的左上角，Q＝0.5171，Q＞0.3；S＝0.8227，S＞0.7。因此，該聚類是有效和令人信服的。經共現聚類分析后，得出的聚類共有96個，除去聚類文獻數量不足無法顯示的，圖10中的聚類共有11個。除去“#0地名”外，“地名標志”位居第二，“文化” “地名文化”則分別位居第三、第四。這說明后一階段“文化”和地名研究的結合逐漸增多，文化地名學成為一門交叉學科并逐漸壯大?！翱臻g分布”“地名地址”“地理實體”則說明地名研究逐漸和地理信息技術相結合；而“源流考”表明語言學學科的地名源流考證仍方興未艾；“地名商標”說明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地名成為一種商標，具有經濟價值?！凹t軍長征”和“地名”距離較遠，聯系不明顯。

將圖4和圖9的關鍵詞共現圖譜進行對比，并結合前后兩階段的關鍵詞頻次表、共現聚類圖，可以反映出后一階段地名研究的變化。一是更加重視地名文化研究，逐漸認識到地名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并進一步挖掘和開發其經濟價值。如“地名文化”從第11位上升到第3位，“地名商標”從第37位上升到第16位。二是前一階段的地名研究更多是從地名本體的角度，運用傳統的語言學、歷史學的方法分析地名；2004年后，與地理學、計算機等學科相關的新技術、新方法增多。如“地名學”從排名第7位下降到第28位，“漢語拼音”從第10位下降到第76位，而“空間分布”“文化景觀”卻從無到有，分別居于第22、第23位。三是地名的規范化、標準化工作全面推進，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工作完成，全國地名信息系統逐步建立，地名研究不斷深化、細化。如“地名普查”從第70位上升到第6位，“數據庫”的排名更是大幅度提高，從第160位上升到第33位。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標志”作為關鍵詞在2004年前和2004年后分別占據第5位和第8位，均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早在1986年，國務院就發布了《地名管理條例》，其中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地方人民政府應責成有關部門在必要的地方設置地名標志?！蔽覈牡刂饭芾砣纭皹情T牌”等管理工作就是據此開展的。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發布《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推進了地名標志的標準化進程。2000年，民政部、交通部、國家工商局、國家質量技監局印發《關于在全國城市設置標準地名標志的通知》，要求用5年時間在全國城市設置標準地名標志。2006年，民政部全國地名標志設置管理工作辦公室根據《地名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制定了《地名標志管理試行辦法》。2017年，《民政部關于加強地名標志設置和管理的指導意見》印發，與地名標志相關的規章制度愈加完善。

三、地名研究關鍵詞新穎度和關注度的對比分析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前后階段的地名文獻特點，我們在利用CiteSpace軟件繪制科學知識圖譜的

同時，還生成關鍵詞共現矩陣，并借助戰略坐標

法[6]（P67-112），將2004年之前的關鍵詞組合為102個聚類，2004年之后的關鍵詞組合為138個聚類。通過相關指數的構建，進一步分析地名研究關鍵詞的新穎度和關注度[6]（P67-112），尋求并區分各個階段的核心型、潛在型、邊緣型、基礎型研究，并比較前后兩階段研究主題的變化情況，為今后的地名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其中，新穎度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關注度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需要說明的是，新穎度的值如果為正數，表明研發的時間較晚；新穎度的值如果為負數，則表明研發的時間較早。關注度的值如果為正數，表明該研究主題受關注程度較高；關注度的值如果為負數，則表明該研究主題受關注程度較低。通過計算，可以得到1990—2004年地名研究領域的關注度指數和新穎度指數，據此進一步構建散點圖。由于圖幅限制，聚類4在右下角小圖中單獨顯示。具體如圖11所示（見右欄）：

從圖11可以看出，102個聚類被劃分到四個象限中，其中，4個聚類位于第一象限，50個聚類位于第二象限，39個聚類位于第三象限，9個聚類位于第四象限。位于第一象限聚類的研究內容屬于近幾年的熱點，是整個研究領域的核心，我們將其稱為“核心型領域”。位于第二象限聚類的研究內容屬于近幾年的新熱點，同時，研究的受關注程度較弱，需要增強一

致性和內部鏈接才能進入第一象限，我們將其稱為“潛在型領域”。位于第三象限聚類的研究內容關注程度不高，并且近幾年的研究成果較少，處于邊緣化位置，我們將其稱為“邊緣型領域”。位于第四象限聚類的研究內容雖然備受關注，但不是最新的熱點，研究主題的范圍需要擴展，其他領域的研究必須以這些聚類為基礎，我們將其稱為“基礎型領域”。

我們統計了1990—2004年位于第一象限的全部聚類、第二象限中新穎度大于6的聚類和第四象限中全部聚類的詳細內容。需要說明的是，第三象限中的聚類由于關注度和新穎度普遍較低，屬于邊緣型領域，這里不再列舉。表中的聚類標簽僅具方便標識功能，并無順序義。聚類專題名稱根據聚類具體構成總結、歸納得出。聚類關鍵詞構成舉例，根據聚類客觀情況選取兩個關鍵詞列出；如果文獻中沒有給出關鍵詞，則中國知網Refworks格式的關鍵詞導出算法會在文獻中自動選取關鍵詞。1990—2004年地名研究領域聚類專題及構成，具體如表1所示：

核心型研究領域中的聚類表明，地名標牌、地名的漢語拼音拼寫、地名的文化內涵、城市地名等地名建設的基礎工作，成為這一階段的熱點問題。潛在型研究領域中的聚類表明，某些區域的地名研究正在興起，但是缺少關注度，如紹興、重慶?；A型研究領域中的聚類表明，地名、地名管理、地名工作、歷史地名、地名文化等研究方向正在形成，研究的關注度也比較高。

根據地名研究領域的相關指數，我們也構建出2005—2022年地名研究關注度和新穎度散點圖。由于圖幅限制，聚類4在右下角小圖中單獨顯示。具體如圖12所示（見右欄）：

從圖12可以看出，138個聚類被劃分到四個象限中，其中，3個聚類位于第一象限，67個聚類位于第二象限，54個聚類位于第三象限，14個聚類位于第

四象限。我們統計了2005—2022年位于第一象限的全部聚類、第二象限中新穎度大于8的聚類和第四象限全部聚類的詳細內容，具體如表2所示：

通過表1、表2的對比，可以看出，在核心型研究領域中，聚類21“文化內涵”沒有改變，說明地名的文化內涵一直是研究熱點。聚類96“地名管理”由基礎型變為核心型。聚類60“城市地名”則由核心型變為基礎型，說明城市地名的研究已經逐漸完善并成為一個大的研究方向。

在基礎型研究領域中，聚類4“地理名稱”、聚類12“地名文化”、聚類76“地名工作”、聚類119“地名檔案”、聚類79“地名信息”、聚類20“歷史地名”、聚類28“地名學”等7個聚類，沒有發生象限的變化。除了“歷史地名”“地名學”的關注度有所降低之外，其他聚類的關注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聚類4的關注度從150.47615直接上升到1066.93387。這說明，上述幾個聚類一直是地名研究的基礎方向，地名及其各個小方向的關注度也都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基礎型聚類還增加了聚類13“專名”、聚類33“人名地名”、聚類26“標準地名”、聚類39“地名商標”、聚類82“空間分布”、聚類64“方言”。只有聚類1“古地名的演變”退出了基礎型領域。這說明地名的研究方向不斷細化，理論探討更加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訂的《地名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稐l例》共7章44條，對地名管理作出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將進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法治化、科學化、規范化水平，為推進新時代地名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在潛在型研究領域中，已涉及對《條例》的解讀、闡述等內容。據此可以預測，在新修訂的《條例》指導下，今后的地名研究將會更加關注地名背后的文化內涵以及地名的文化保護。

四、地名研究期刊的可視化分析

總的來看，地名研究文獻的總量較多，但論文的質量參差不齊，同時也缺少地名研究的專門核心期刊。由于分析軟件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運用CiteSpace進行大致分類的基礎上，選取重要的地名研究期刊（名列前19位的），從微觀上進行具體分析。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們繪制出1990—2022年地名研究期刊的可視化柱狀圖，具體如圖13所示：

從圖13可以看出，刊發地名研究文獻數量排名前19位的期刊，總計發表相關論文3455篇。其中，作為地名研究的專門期刊，《中國地名》占前19位期刊發文總量的70.30%，其次是《中國民政》（6.57%）、《中國社會報》（4.72%）、《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74%）、《測繪與空間地理信息》（1.62%）。其他期刊發表的地名研究論文占比較小，并且非常分散。

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地名》刊發論文的具體情況，在中國知網中以“篇名＝地名OR關鍵詞＝地名AND文獻來源＝中國地名”為檢索方式，時間范圍則限定為199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共檢索到2429篇論文。需要說明的是，在該檢索條件下，我們沒有檢索到1990—1995年、2021—2022年的論文，因此，這里的統計從1996年起到2020年止。這2429篇論文的年度發文量折線圖，具體如圖14所示：

從圖14可以看出，《中國地名》的每年發文量基本穩定在100篇左右。其中，2001—2005年較低，均低于50篇；2011年和2012年較高，分別達到250篇和291篇。這與中國知網地名文獻總體的發文趨勢基本一致。我們推測，該刊發文高峰年份應與2009—2012年開啟的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試點工作有關。新時期以來，各級管理部門高度重視加強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規范地名管理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地名研究的論文也不斷增加。

五、地名研究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的可視化分析

在中國知網中單獨選擇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進行分析，以“篇名＝地名OR關鍵詞＝地名”為檢索方式，時間范圍限定為199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共檢索到595篇，其中，博士學位論文24篇，碩士學位論文571篇。我們選取了學位授予機構的前39名進行統計，具體如圖15所示（見右欄）：

不難看出，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的學位授予單位和2005—2022年的地名研究高?；颈３忠恢?，占據前六位的依次是四川外國語大學（33）、內蒙古師范大學（29）、內蒙古大學（20）、華中師范大學（18）、吉林大學（17）、南京師范大學（15）。四川外國語大學在高校發文數量和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數量上都保持第一位，說明其地名研究在高校中處于排頭兵的位置，是地名研究的重鎮。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們繪制出1990—2022年地名研究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具體如圖16所示：

在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的關鍵詞共現圖譜中，文化（60）和文化內涵（34）仍處于第二位和第三位。涉及“地名工作”的關鍵詞減少，地名本體研究的關鍵詞明顯增多且靠前，特別是語言學方向的關鍵詞排名上升，并且在前20的關鍵詞中占了約三分之一。如語言學（25）、語言（25）并列第四位，命名理據（21）列第七位，地名用字（13）列第十位，專名（7）列第十六位，語言特征（6）、語源特征（6）并列第十八位?？偟膩砜?，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更注重地名本體和理論的研究，學術性較強，語言學研究方向占據主流。同時，近些年來，與地名研究相關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也逐漸增多。而地名工作方面的研究由于應用性更強，學術性相對較弱，在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的關鍵詞中出現較少。

六、地名研究著作與科研立項

這里主要是通過豆瓣讀書來查詢地名研究著作。在豆瓣讀書中，以“地名”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相關性較為明顯的有967本（部）。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們繪制出1931—2022年豆瓣讀書中地名研究著作年度出版柱狀圖，具體如圖17所示：

從出版時間來看，除去298本沒有顯示年份的書籍，能夠獲知出版年份信息的共有669本。1990年之前為79本，1990—2004年為217本，2005—2022年為373本。其中，2017年最多，有32本；其次是2018年，有31本；1994年和2010年均為28本。從內容分類來看，主要包括三類：工具書、學術專著、文化科普。工具書中的辭典類大多涉及歷史地名、史書中的地名、區域地名、地名翻譯以及外國地名語源等，比較重要的有臧勵龢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7]、崔乃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1—5卷）》[8]、史為樂《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增訂本）》[9]、戴均良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10]。學術專著類主要涉及歷史地名考證、地名匯釋等，如華林甫的《中國地名學源流》[11]、高翔的《〈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12]、牛汝辰的《中國文化地名學》[13]。文化科普類則涉及各地地名志、地名故事、地名趣談、地名史話等，如多田貞一的《北京地名志》[14]、劉伉的《環球地名初探》[15]、韓兢的《杭州地名故事》[16]。

近些年來，不僅地名研究的論文和著作不斷增加，與地名有關的科研立項也逐漸增多。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社科基金科研創新服務管理平臺統計，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立項中，與地名有關的共44項。其中，2000年以前，僅有1項，即華林甫的“中國地名學源流”；2018年立項最多，達到6項。在這些項目中，青年項目有4項，西部項目有11項，一般項目有17項，重點項目有3項，重大項目有1項。其中，重大項目是以四川外國語大學周文德教授為首席專家的“地名用字搜集整理、形音義研究與基礎信息平臺建設”。項目涉及的學科也相當廣泛，中國歷史和語言學最多，其次是民族問題研究、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據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統計，在2006—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立項中（無2008、2009年數據），與地名有關的共10項，其中，2010年最多，有3項。在這些項目中，一般項目有1項，青年基金項目有9項。學科包括歷史學、民族學與文化學、語言學、中國文學、社會學等，研究內容大部分和出土文獻中的地名相關，2項涉及少數民族地區，1項涉及地名文化。

綜上所述，1990—2004年的地名研究發文量較低，作者較少，機構較為分散，理論性較弱；2005—2022年的地名研究則發生了很大變化，發文量增長迅速，作者明顯增多，高等院校和專門研究機構并駕齊驅，研究方向更加細密明確，研究的專業性增強，地理學、行政學和語言學成為研究的三個主要方向。從兩個階段新穎度和關注度的戰略坐標圖來看，“古地名的演變”退出了基礎型領域，“空間分布”“專名”等成為新的基礎型研究，新修訂的《地名管理條例》躋身于潛在型領域，地名研究的方法不斷更新，研究更加深入、精細。從期刊的刊載情況來看，作為地名研究的專門期刊，《中國地名》占前19位期刊發文總量的70.30%，其發文高峰年份可能和2009—2012年開啟的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試點有關。從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的分布來看，四川外國語大學的學位論文數量居于第一位。同時，學位論文中涉及“地名工作”的關鍵詞減少，地名本體研究的關鍵詞明顯增多。從地名研究的著作來看，相關著作的數量隨時間推移呈波動增長趨勢，主要包括三類：工具書、學術專著、文化科普。與地名有關的科研立項也逐漸增多，其中，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與地名相關的有44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與地名相關的有10項。

通過上文的簡要分析，我們還可以對今后的地名研究發展趨勢作出預測。從研究數量來看，2022年以后的地名研究在數量上能夠保持穩中有升的趨勢，因為相關研究成果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慣性，推動地名研究繼續向前發展。從研究方法和內容來看，采用語言學方法的地名考釋、溯源可能會繼續占有一席之地，而更多的地名研究正嘗試多學科結合、跨領域協作，運用新技術進行系統分析，如“數字城市”（智慧城市）、GIS技術的應用、計算機算法與模型的使用、地名數據庫的建立等，會逐漸成為地名研究新的熱點。從學術機構來看，各地名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包括高校內的地名研究中心）形成了兩大陣地，如四川外國語大學地名研究中心在2019年和2022年先后召開了兩屆地名用字學術研討會，形成了以周文德教授為核心的地名研究團隊?？梢灶A見，今后的地名研究不僅不會成為冷門學科，還會在新文科建設的推動下，發揮多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優勢，靈活運用各種新技術、新方法，在傳統研究的基礎上迸發出新的火花，產生新的成果。

參考文獻：

[1]唐勇.圖書館大數據視角下的學科前沿分析[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2]肖明，陳嘉勇，李國俊.基于CiteSpace研究科學知識圖譜的可視化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11，（6）.

[3]李杰，陳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視化（第三版）[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2.

[4]王娟，陳世超，王林麗，楊現民.基于CiteSpace的教育大數據研究熱點與趨勢分析[J].現代教育技術，2016，（2）.

[5]王祖霞.地名研究的文獻計量與可視化分析[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6）.

[6]沈君.專利技術主題的知識網絡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

[7]臧勵龢，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Z].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

[8]崔乃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2002.

[9]史為樂.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增訂本）[Z].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10]戴均良，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11]華林甫.中國地名學源流[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12]高翔.《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

[13]牛汝辰.中國文化地名學[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

[14][日]多田貞一.北京地名志[M].張紫晨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15]劉伉.環球地名初探[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16]韓兢.杭州地名故事[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Based on CiteSpace

Zhang Lin，Du Lirong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Using place names research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from 1990 to 2022 as the data source，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with CiteSpace software. Among them， there are 10311 journal articles and 595 doctoral and masters degree theses.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the visualization figures and strategic diagra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drawn to analyze their attention and novelty.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books on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lace names， predi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the research on place names；CiteSpace；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visualization analysis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地名用字搜集整理、形音義研究與基礎信息平臺建設”（18ZDA294）

作者簡介：1.張? 琳，女，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2.杜麗榮，女，文學博士，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