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歷史》中的文化記憶書寫

曹穎哲,張銘潔

(東北林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妮可·克勞斯是美國當代猶太女作家,她被《時尚先生》譽為“全美最出類拔萃的作家”。由于其猶太裔身份,她的作品主要關注猶太裔的大屠殺記憶與文化尋根。作為她的第二部小說,《愛的歷史》被《紐約時報》評為暢銷書,并入圍了英國奧蘭治獎短名單。妮可·克勞斯在這部作品中將焦點放在大屠殺幸存者與美國猶太后裔的記憶上,探尋他們對民族文化記憶的迷茫與追尋。作為第三代大屠殺文學作品,這部作品受到學者們的高度評價,約斯特評價這部作品為“無論是敘事控制、人物塑造還是寫作風格,該小說都堪稱當代美國大屠殺文學的佳作”[1]113,杰西卡·朗認為小說中的大屠殺是歷史和想象交織在一起的未來大屠殺文學的代表[2]44。對于這部作品,學者們主要將研究視角放在其敘事視角、大屠殺主題和愛的主題上?？_琳娜·克拉蘇斯卡探討了克勞斯小說中代際性敘事,探究了這部小說中的代際性。[3]286菲利普·科德借用“紀念搖籃”的概念探究了阿爾瑪和她的弟弟以及布魯諾身上承擔的大屠殺歷史的重擔。[4]685麗貝卡·紐伯格·戈爾茨則認為這本書不是關于古爾斯基、阿爾瑪或書中任何角色的絕望,而是關于愛和希望。[5]2關于這本書的探究角度比較多元,但尚無從文化視角剖析這部作品的專論。

大屠殺結束后,人們將熱點從如何描述大屠殺的罪行轉移到了如何記憶大屠殺。隨著親歷大屠殺的人越來越少,建立長期的回憶模式以及延續民族文化身份變得尤為迫切。德國著名教授揚·阿斯曼在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記憶”這一概念,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文化記憶以過去的某些事件為立足點,使某個集體的成員們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屬性。揚·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由特定的社會機構借助文字、圖畫、紀念碑、博物館、節日、儀式等形式創建的記憶。這種記憶涉及的是對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相關的人通過不同的文化形式如傳閱、瞻仰、背誦重溫這些記憶,并在這個過程中確認并強化自己的身份?！盵6]270趙愛霞和左路平進一步將文化記憶總結為通過文本系統、意象系統、儀式系統、象征系統等文化形式或文化符號得以存儲、傳承的記憶。[7]80本文從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出發,探討在象征系統的展演中體現的大屠殺親歷者及猶太后裔對大屠殺記憶的回避與缺失,猶太文化記憶在儀式系統中的重新涌現與追尋,以及最終在文本的傳遞中實現的對猶太文化的認同與尋根。

一、地點——大屠殺記憶的回避與缺失

在現代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大屠殺,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日本侵華期間的南京大屠殺等。為了銘記歷史,以大屠殺為背景或主題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形成了“大屠殺文學”。美國的猶太大屠殺文學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大屠殺發生后到20世紀60年代期間的大屠殺作品,以大屠殺親歷者的口述和證詞為主;第二階段是在60年代到80年代,主要描述猶太幸存者及其創傷、猶太幸存者和美國當地猶太人以及非猶太人的關系等;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大屠殺文學則是第三代大屠殺文學,由于沒有直接的大屠殺記憶,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只能是通過想象來描寫大屠殺。[8]45第三代大屠殺作者主要是幸存者的后代及身居外國的猶太新移民,他們缺乏大屠殺的記憶與體驗,并且也沒有直接的身體及精神創傷,文化記憶就成為第三代大屠殺作家對于大屠殺認知的主要來源。因此,如何通過文化記憶來展現大屠殺對于妮可·克勞斯來說是極具有挑戰性的。

地點在涉及集體和文化的記憶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揚·阿斯曼認為,“自然場景并非通過符號引起重視,而更多是作為一個整體被升華為一個符號,即是說,它被‘符號化了’”。[6]55金壽福則進一步總結地點作為符號在文化記憶中的象征作用,他認為記憶與特定的位置緊密相連。房屋、村莊、斜坡、山峰、河流、城鎮及其附屬物共同構成了一個支撐和激發人們記憶的空間。它們具有特定的象征意義。在《愛的歷史》中,妮可·克勞斯將波蘭和美國這兩個國家轉化兩代人對于大屠殺不同記憶的象征符號。

對于大屠殺親歷者來說,波蘭是大屠殺發生的地方,更是猶太文化記憶的一個象征符號,象征著他們失落的故鄉以及再也不愿意回想的民族文化記憶。在這部作品中,大屠殺貫穿始終,但是卻沒有一處是直接描述,而是通過零散的記憶形式來展現。

《愛的歷史》將大屠殺幸存者利奧波德·古爾斯基的故事以第一人稱敘事展現。古爾斯基在波蘭時與阿爾瑪·明列梅斯基相愛,并為她創作了名為《愛的歷史》的書籍。大屠殺發生后,兩人先后都來到了美國,而阿爾瑪卻在生下古爾斯基的兒子艾扎克后另嫁他人。在美國的古爾斯基東躲西藏,怕被人遣返回國,由于沒有身份,他找不到任何工作,只能以開鎖為生。而當想到這段記憶的時候,總是拋不開一個名字——波蘭——他的故鄉,也是如今不屬于他的地方。揚·阿斯曼認為:“回憶需要依靠物和支撐點”,[6]243曾經,波蘭是古爾斯基生長的地方,那里有他心愛的女孩阿爾瑪,那里承載著他們在廣場上和田野里玩耍的記憶。隨著大屠殺的爆發,波蘭就變成了猶太人爭先逃離的噩夢,孤身一人身處美國的古爾斯基常常自言自語道“在稻草堆里找一根針,還是在波蘭尋獲一個猶太人還更容易一些呢?！盵9]23納粹大屠殺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精神世界,迫使他們逃往美國。猶太和美國文化之間的激烈沖突使他們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只能在邊緣化的社會中經歷孤獨和恐懼。古爾斯基逃到了美國,他每天都要擔心被遣返回國,“一個從波蘭來的猶太人……連上廁所忘了沖馬桶都怕會被遣送出國?！惫艩査够鶠榱瞬灰俗⒁?連開鎖、上鎖都是低著頭。[9]157當古爾斯基和他的表哥去拍照時,相紙上怎么也無法留下他的影像,他認為:“有些人失去的是腳或手臂,我則失去了某種特質,少了那種特質,我無法留下任何印象?！盵9]96在大屠殺發生后,身在美國的古爾斯基陷入了對自己身份的迷茫并選擇回避自己的母族文化。將猶太身份和記憶拋諸腦后成為了古爾斯基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波蘭對于他而言,是他不愿回想起的故國。

對于身處美國的十五歲猶太民族后裔阿爾瑪·辛格來說,美國是大屠殺記憶缺失的象征。小阿爾瑪的父親是猶太人,他年輕時在書店里買到了古爾斯基寫的《愛的歷史》,將其作為定情信物送給了妻子。后來他們就用這本書主人公的名字阿爾瑪將自己女兒命名為阿爾瑪·辛格。在美國成長的阿爾瑪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猶太身份,更別提對那段大屠殺有任何記憶。小阿爾瑪和媽媽談論家族的過去之前,她從未想過自己多元的民族身份。當她的媽媽指明她“是一半波蘭人,四分之一匈牙利人,四分之一英國人”時,小阿爾瑪大喊道:“我是美國人!”。[9]116出于對《愛的歷史》中和她擁有同樣名字的女主人公阿爾瑪·明列梅斯基的好奇,她去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紐約市政廳查找阿爾瑪·明列梅斯基的信息,意外地查找到來到美國猶太移民名單以及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的受害者名單。對于阿爾瑪來說,大屠殺記憶不是切身經歷的事件,而是一個只能通過上網查詢才能了解的遙遠事件,大屠殺事件只能是一些記錄的資料以及虛構性的想象。身處美國的小阿爾瑪缺失關于大屠殺的記憶,美國對于小阿爾瑪來說,是大屠殺記憶的斷層與缺失的符號。

文化記憶是一種選擇,而選擇的過程會伴隨一定的遺忘與缺失。作為美國的猶太裔作家,妮可·克勞斯一直致力于表現大屠殺親歷者和處于美國社會的猶太后裔的猶太性的缺失問題。在第三代大屠殺文學中,大屠殺一直在場,但是受制于多元文化的沖擊和代際距離,大屠殺記憶成為被回避以及缺失的存在,而波蘭和美國,則成為兩個文化符號,分別象征著大屠殺記憶的回避與缺失。

二、儀式——猶太記憶的復現與傳承

儀式屬于文化記憶的范疇,是因為它展示的是對文化意義的傳承。揚·阿斯曼將記憶分為兩種,一種是交往記憶,一種是文化記憶,交往記憶“隨著時間的消失而消失,更確切的講:是隨著它的承載者而產生并消失的”,[6]44它的媒介是存在于人腦記憶中的鮮活回憶;而文化記憶的媒介是被固定下來的客觀外化物,以文字、圖像、舞蹈等進行的傳統的、象征性的編碼及展演。[6]51文化意義的循環和再生產必須要借助外力,因此文化記憶要想獲得意義,儀式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對于古爾斯基這樣身處美國社會不愿再回憶起過去的人以及對于阿爾瑪的弟弟鳥弟這樣身處多元化的文化社會的人來說,需要通過儀式實現文化記憶的展演。

葬禮是為悼念亡者而舉行的儀式。對亡者的回憶可以被分為回溯性的回憶和前瞻性的回憶,而回溯性的回憶是更為普遍的形式。在《愛的歷史》中,古爾斯基的兒子伊扎克是他心愛的阿爾瑪·明列梅斯基只身一人去往美國后生下的。對于古爾斯基而言,大屠殺帶給他的更多的是直接的文化創傷。古爾斯基通過壓抑大屠殺記憶來忘卻創傷,他的大屠殺記憶從而進入了“潛伏狀態”。在兒子葬禮上,他那潛意識中的大屠殺記憶又被激發了出來。在葬禮上,古爾斯基重新回憶起過去的一切,他想起意第緒語,他想起大屠殺中他失去的一切:他失去了他的媽媽,失去了朋友弗里茨,失去了弟弟薩里和妹妹漢娜,失去了笑聲,失去了一生唯一愛的女人阿爾瑪·明列梅斯基,失去了多年歲月,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他將自己一直隱藏的猶太身份在葬禮上主動告訴了伊扎克同母異父的弟弟伯納德,并向伯納德講述他母親阿爾瑪·明列梅斯基在波蘭時的故事。在兒子伊扎克的葬禮上,古爾斯基不再對大屠殺“失憶”,他擊碎了自己應對異國文化沖擊的自我防御機制,主動消解自己身份困境。在操演中化為符號的葬禮,不僅意味著古爾斯基的唯一后代的死亡,也使其經歷過的一系列死亡與喪失一一重現,從而使得古爾斯基頭腦中的猶太記憶在葬禮中被激活并重新涌現。

對于身處美國的猶太后裔來說,猶太教是除了大屠殺記憶外構建猶太文化記憶的另一塊基石。鳥弟跟小阿爾瑪一樣,從小在美國成長,沒有關于猶太文化的記憶,鳥弟時常會向姐姐阿爾瑪詢問自己的身份與血統,表達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代際的更迭使得猶太后裔面臨猶太民族記憶消亡的危機。對于像鳥弟這樣身處美國的猶太后裔而言,他們的猶太記憶被空心化,他們對于猶太文化僅處于了解的程度,卻不曾真正傳承。他們已經完全被美國社會同化,背離了自己的猶太民族后裔身份。當鳥弟在九歲半時找到了一本叫做《猶太人思想》的紅色小書時,他試圖通過猶太教儀式尋求民族文化確認。他找到這本紅色書后不久就戴上了象征猶太教的黑色絨布的小圓帽,“而且到哪都戴著,即使帽子太大、后面突起一大塊,讓他看起來像個呆瓜,他也不在乎”。[9]41他每天早早起床,對著耶路撒冷的方向禱告。在重復的猶太教儀式中,鳥弟認為自己是猶太教中的“智者”,有著傳播猶太宗教的重任。鳥弟用希伯來語記錄自己的日記的日期,并且每天賣檸檬汁攢錢,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圣。他對于猶太教到了狂熱的地步。鳥弟沒有直接參與猶太文化的記憶,但卻在宗教中實現了對猶太文化記憶的追尋與確認。阿斯曼說:“借助儀式加以重復,其根本目的在于意義,因為意義保存在儀式中并在此得到再現?！盵6]89鳥弟在猶太教儀式的在場參與中堅定了自己對于猶太文化的選擇,堅守猶太民族記憶,傳承了猶太文化。

意義只有通過傳承才能保持其鮮活性,而儀式就是傳承的形式之一。通過儀式,古爾斯基的大屠殺記憶和猶太文化記憶得以復現,而鳥弟在猶太教的儀式中實現了猶太文化的構建與傳承。儀式的重復和現實化不僅是對猶太裔的文化遺忘與缺失的對抗,也是對美國猶太人記憶的空心化的解構,正是在儀式中,文化記憶得以復歸與傳承。

三、書籍——猶太文化的認同與尋根

當各種文化活動借助文字和以文字為載體的各種記憶形式確立并維護集體身份的時候,文化記憶已經發生作用。這部作品以大屠殺幸存者古爾斯基為曾經心愛的女孩阿爾瑪·明列梅斯基寫作的書《愛的歷史》為線索,將兩代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在實現這本書的傳遞的時候,逃往美國的大屠殺親歷者和猶太移民后裔也實現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與尋根。

回歸是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堅持猶太性的永恒難題。猶太人古爾斯基在大屠殺來臨前就寫完了《愛的歷史》的手稿,那時的他寫在書中的都是心愛的阿爾瑪·梅列明斯基,他用這本書記錄下他在波蘭的美好生活與思考。大屠殺來臨后,他失去了一切,他將手稿交給自己的好朋友立維諾夫后便只身逃往了美國。立維諾夫以為古爾斯基已經葬身于大屠殺中,于是將《愛的歷史》這本書翻譯成西班牙語并出版。古爾斯基逃到美國之后,這里的信仰、文化使得他飽受孤立,他只能東躲西藏,不停地和外界分離。心理學家萊恩(R.D.Laing)認為,當個體對自我的穩定性產生懷疑的時候,個體會產生吞沒焦慮,因此他們會害怕與外界聯系,從而置于“被理解(即被掌控、被了解)和被愛甚至被看見的危險之中”。[10]44身處美國的古爾斯基連工作時都怕被抓去遣返回國,每天都生活在極端的孤獨之中,于是他幻想出了朋友——老年的布魯諾?，F實中的布魯諾是猶太作家,在1942年在納粹集中營里被殺。古爾斯基懼怕沒有人發現自己的死亡,他每天都跟想象中的布魯諾“打電話”。古爾斯基的兒子艾扎克請小阿爾瑪的母親夏洛蒂將《愛的歷史》翻譯為英語,小阿爾瑪根據書中的線索,尋找真正的阿爾瑪·明列梅斯基。若干年后在鳥弟的牽引下,小阿爾瑪帶著《愛的歷史》找到古爾斯基的那一刻,古爾斯基不斷與自己對話,他仿佛實現了自己一生守護的愿望——再見到阿爾瑪,哪怕不是心中真正的阿爾瑪。那一刻,古爾斯基真正得以解脫,對于大屠殺的痛苦記憶得以釋懷,對于自己猶太身份的抵觸得以消解。當他看到小阿爾瑪手中拿著他的書的時候,他知道他的民族記憶得到了傳承,他不停地回想他過去的經歷,想到他的媽媽,想到他的兒子,想到布魯諾,卻不再像之前那樣充滿哀傷,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猶太身份、猶太文化,他終于在臨死之時重新認同了自己的猶太文化身份。若干年后,他在自己的訃告中寫道:

“他孤零零地死去,因為他害羞到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說不定他在思念阿爾瑪之時死去。

或在他決定不思念之時?！盵9]305

古爾斯基在文本《愛的歷史》傳遞中,決定不再思念心愛的阿爾瑪·明列梅斯基,不再思念過去的人和事。在妮可·克勞斯筆下,古爾斯基沖出了在美國這個多元文化社會下猶太移民面臨的文化困惑,與自己一直掩飾的猶太身份和解,深化了自己的猶太文化認同。

在尋找阿爾瑪·明列梅斯基的線索的同時,小阿爾瑪也在探尋自己的身份。在日記中小阿爾瑪寫道:“在尋找的過程中,我也開始搜尋其他一些東西,這些跟原本的目的有關,但也不盡相同,因為它們也關系到我?！盵9]208尋找書上的阿爾瑪·梅列明斯基的過程,也是小阿爾瑪追溯自身身份,還原族裔歷史的過程。她在網上查找阿爾瑪·明列梅斯基的消息,在檔案館去查找資料,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她了解到那段對她來說本遙不可及的歷史,了解到大屠殺帶來的傷痛,從而建立起自己的種族身份,杰西卡·朗認為大屠殺為小阿爾瑪的身份建構提供了歷史依據:古爾斯基是大屠殺幸存者,書又是大屠殺發生之前為愛人所作。[2]48。猶太文化十分強調歷史的延續性,前輩與后代因為某些共同基礎彼此相關,只有這樣,猶太文化記憶才得以跨越時空,并且被銘記。小阿爾瑪見證了《愛的歷史》的傳遞,在追溯《愛的歷史》中與自己重名的阿爾瑪·明列梅斯基的秘密時,她探索到了自己的猶太文化身份,構建了在美國主流文化下的猶太裔的雙重文化身份。

文本系統是文化記憶的重要媒介,人們通過認知和理解特定的記憶內容來確認并強化自己的文化身份。通過書中書《愛的歷史》的傳遞,杰西卡·朗認為克拉斯小說最猶太的地方不在于對大屠殺幸存者性格的刻畫,而是表達了直接遭遇大屠殺的老一輩,和只能間接接觸大屠殺的新一輩之間,并非沒有聯系。[2](P.48)在書本的幫助下,小阿爾瑪和古爾斯基最終相遇,實現了猶太人對猶太文化的認同與尋根。

總之,相比于直接描寫大屠殺,第三代大屠殺作品更注重的是探究后大屠殺時代的文化記憶和文化認同,并關注猶太文化在美國社會的傳遞與延伸?！稅鄣臍v史》這本書中的象征符號、儀式、文本蘊含著深刻的文化意義,對于實現大屠殺后猶太文化復歸與認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本書講述了兩代人的經歷,大屠殺幸存者到了美國后成為邊緣群體,找不到認同感,自己的猶太記憶被壓抑。同時,大屠殺移民的后代也因為其大屠殺記憶的缺失,對猶太文化感到迷茫?！稅鄣臍v史》借助文化記憶對猶太文化記憶進行感知、理解、建構,旨在指導人們沖出文化身份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