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禮物》中的記憶書寫和身份建構

王婉楹,黃 暉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Gurnah)作為生活在英國的坦桑尼亞裔作家,他以書寫難民的流散痛苦與身份認同危機為己任,訴說非裔難民的集體記憶,他的長篇作品《最后的禮物》(TheLastGift,2011)敘述了移民群體的尷尬處境和痛苦的過往記憶,揭露了移民英國的非裔群體無法逃避的身份認同困境,在小說中,古爾納以回憶和現實交互穿插的方式將阿巴斯和瑪麗亞姆的過去娓娓道來,阿巴斯對自己的記憶始終沉默不語,瑪麗亞姆則是有選擇性地言說記憶,但她隱藏的部分又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同樣可以看作是沉默的記憶,記憶的遺忘等同于身份認同的消除,阿巴斯和瑪麗亞姆的無言昭示著他們的身份認同失敗,同時在他們的沉默下,種族身份的記憶在代際傳承中產生了斷裂,第二代非裔移民漢娜和賈馬爾對身份出處的無知和記憶缺失也誘發了他們的身份建構危機,主要表現為在同化和復歸之間的焦慮和猶疑。最終在阿巴斯和瑪麗亞姆的坦白下,他們的記憶作為“最后的禮物”喚起了兩代人的回憶義務,促使四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倫理身份,在過去與現在、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的記憶交互下,瑪麗亞姆、漢娜與賈馬爾選擇彌補過去記憶的缺失,自覺肩負起傳承非裔種族記憶的重任,重新建立起身份認同。

一、沉默的記憶與身份建構失敗

在《最后的禮物》中,古爾納沒有采用直線前進式的順敘方法,而是通過回憶和現實交叉的跳躍性的敘事策略講述了阿巴斯和瑪利亞姆的一生,因此記憶既是小說的敘事主題,也是敘事動力。阿巴斯從家鄉桑給巴爾逃跑后,在船上做水手開啟小阿飛式的游蕩生活,作為在全世界到處漂蕩、居無定所的非裔,除了血液,僅剩記憶是他和桑給巴爾之間的密切聯系,記憶是身份建構的關鍵,然而阿巴斯卻在離家后主動且堅定地切斷了這個紐帶,他從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在桑給巴爾的過往,同時也極力忘記那段長期的記憶?，斃麃喣吠鳛榱魃⒃谟姆且?幾經輾轉最終跟隨阿巴斯私奔到諾維奇定居,她有選擇性地對孩子們講述自己幼年在多個寄養家庭短暫生活的記憶,而這些可知的記憶無不是美好、溫暖的,她隱瞞了其中關鍵的部分記憶。無論是阿巴斯還是瑪利亞姆,記憶不僅是他們作為流散非裔和過去或家鄉的唯一聯系,也是他們的人生經歷和身份認同的確證,“回憶不僅位于歷史和統治的中心,而且在建構個人和集體身份認同時都是秘密發揮作用的力量?！盵1]對阿巴斯和瑪利亞姆而言,沉默不語的記憶就意味著二人身份建構的失敗。

阿巴斯竭力逃離原生家庭和家鄉,對過往記憶的閉口不言就是他對自我身份的主動舍棄,然而他在滿世界流散的過程中也沒有尋獲到身份歸屬感,即使最后在英國定居并建立家庭,他也始終游離于社會邊緣,于是他的身份建構無疑是失敗的。阿巴斯對自己的原始身份是懷有自卑情緒的,由于吝嗇鬼父親的打壓、貧窮的限制和社會的歧視,他始終處于敏感不安的情緒狀態中,他將他人的目光解讀成審視和鄙夷,婚后和謝法里一家生活時,他懷疑謝法里的兩個哥哥明里暗里都在嘲笑他,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和他們差距懸殊的種族身份和階級身份,因此自卑敏感的他變得更加尖銳,所有負面情緒被無限放大,他無法忍受別人的蔑視。除此之外,阿巴斯懷疑未出世的孩子是謝法里和別人淫亂的結果,而不是自己的骨肉,他單方面認為謝法里一家同意這個婚姻是因為需要有個“倒霉蛋”來承擔這個意外并維護自己的名聲和尊嚴,這更加讓阿巴斯感受到了羞辱。再加上讓他窒息的家庭,吝嗇的父親不僅強制要求全家人日復一日地高強度勞動,而且將阿巴斯圍困在閉塞的瀟小鄉村中,阻礙他前往更廣闊的世界接受“無用”的教育,“在受到壓迫的情況下,回憶可能變成一種反抗形式?！盵2]在這樣充滿壓迫的記憶中,他選擇奮起反抗,拋棄了現有的一切,果斷地逃離了所處的小世界,踏上了前往世界各地的船,在漂泊過程中他既在新加坡感受過自由,也在嚴苛不公的種族隔離制度中再次感受到對身份的抵觸和抗拒,所以阿巴斯更加不愿回憶起過去,“遺忘卻等于身份認同的消滅,”[1]他沉默的同時也是對建構已久的身份的瓦解。古爾納并沒有明示謝里夫的孩子究竟是不是阿巴斯的,如果阿巴斯真的是掉入了謝法里一家設置的陷阱,他的確是可悲的;如果孩子是阿巴斯的,那他的自卑和羞恥變得更加可笑且可悲。阿巴斯作為親生父親的這一身份的不明確性側面印證了阿巴斯無法自我實現身份認同、建構。

在阿巴斯沉默的記憶中,揮散不去的是他無法獲得身份歸屬的漂泊不定感和異鄉感,進而加速了其身份建構的失敗。在迥然不同的異國他鄉,阿巴斯無法逃避面臨身份認同的困境,他處處展現出了格格不入的異鄉人特征,特別體現在他的生活細節中:在寒冷的月份中居民們憑借長期的實踐經驗穿上合適、保暖的衣物,而阿巴斯沒有穿夠衣服,“盡管在這里生活了這么多年,卻還是不知道”,[3]他不會囤積衣物,總是輕裝出行,因為“這樣等到他需要告別這里的時候,就可以將外套一把甩開”,[3]可見即使定居多年了,阿巴斯仍然沒有將自己視作所處環境中的一份子,他在此處的記憶是暫時且不穩定的,他的身份如浮萍般漂泊無根,沒有順利建構身份認同。

阿巴斯并非徹底放棄身份建構,盡管他對記憶只字不提,但他從未真正遺忘過去,所謂的沉默只是他表面作出的努力,他內心仍然渴望獲得身份認同,完成牢固的身份建構。他將記憶的長久性寄托在衣物上,他將衣服穿到破為止,因為熟悉的衣服及其帶來的回憶可以讓他“一眼認出自己來”。[3]阿巴斯搬家時僅帶幾件舊物走,可見他空無一物的流浪者形象已經在他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然而搬入新空間時他主動做出一系列的調整:修繕、種植和建造,將尚未熟悉的空間改造成自認舒適的環境,這是阿巴斯作為流散者對長期堅持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固守,既說明阿巴斯的記憶不僅沒有真正被遺忘。而且也服務于他想要建立起與過往記憶空間相平行的空間的嘗試,通過這種嘗試,他在其中試圖穩固身份認同和身份建構。在他中風暈倒之際,他希望“等到有雙強有力的臂膀過來將他抱起,帶他回家”,[3]同時他認為自己是個“罪孽深重的游子,虛度了全然徒勞的一生后,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害了病?！盵3]他對在異鄉死去這件事既感到恐懼又悲傷,此時他意識到自己身份建構的失敗,歸鄉的隱藏意識逐漸清晰,于是他開始有意愿想要回憶并訴說自己的記憶,意識到只有言說才能療救他的記憶創傷,完成身份建構,最終他將過往記憶以錄音的形式記錄下來作為“最后的禮物”送給瑪利亞姆、漢娜和賈馬爾。

不同于阿巴斯對記憶的對抗和反叛,瑪麗亞姆對記憶則是有選擇性地回憶和遺忘,她試圖通過對部分記憶保持沉默來騰出更多接納空間以便按照自我意愿來構建身份和展開新生活,但她隱匿的部分記憶是無法遺忘的,無法接受并與這類關鍵性的記憶融洽相處就意味著她的身份建構失敗的必然。從出生便被父母遺棄而居無定所的瑪利亞姆是個沒有確切身份的孤兒,她沒有可以產生記憶的固定空間場所、固定客體對象以及固定生活方式,因此她從來沒有建構起過真正牢固的自我身份。盡管瑪麗亞姆輾轉于多個寄養家庭擁有著并不單調的記憶,但瑪利亞姆總是有選擇性地回憶并講述,她只回憶美好的一面,刻意地忽略掉那些艱難、受辱、被壓迫的細節,自發地塑造出一個充滿困厄但溫馨有愛的人生經歷。她試圖在過去的回憶中尋求身份建構,她把并不確定存在地米色襁褓作為關鍵記憶點,始終牢記這個物品來尋求身份歸屬感,“有時候她一摸到那襁褓,就會想到,我的母親”,[3]瑪麗亞姆會通過自己選擇記憶從而進行身份建構。除此之外,瑪麗亞姆只對孩子們簡單提及過與費魯茲夫婦成為一家人的溫暖記憶,將自己歸屬為費魯茲家庭中的一員,主動做家務實現個人價值,認為這是自己理應付出的,但她卻不曾提起后來受到的屈辱和輕視以及迪尼斯的猥褻,她長久以來為身份構建做的努力在迪尼斯到來之后頃刻間付之一炬,“一想到費魯茲和維賈伊,她就渾身一哆嗦,回回都是,哪怕過了這么多年;她舒展了一下肩膀和脖頸,然后輕輕地把這段記憶推開,”[3]但這些無法忘卻的關鍵記憶又時刻提醒著她:她依舊是無價值、無歸屬的人,盡管她隨阿巴斯逃離了?？巳?前往新的地方定居,重新選擇并組織起自己的記憶以實現身份建構,但她依然無法認同自己是?？巳氐馁M魯茲一家的人,也無法立刻使自己融入當下所處環境中,所以在這種認知的斷裂下,瑪利亞姆也沒有實現真正的身份認同。

揚·阿斯曼將記憶分成兩種形式: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阿巴斯和瑪利亞姆一直以來想要掩蓋的記憶正是較為私人的、口頭的、日常的交往記憶,這種交往記憶是以個體生平為框架并且在集體交往中形成的,“隨著它的承載者而產生并消失,”[2]其典型范例是代際記憶,然而阿巴斯和瑪利亞姆的沉默導致了交往記憶的退場、代際記憶的割裂,他們的子女對家庭歷史一無所知,同時阿巴斯也不主張他們參加穆斯林相關的儀式活動,他們的生活并無穆斯林文化的滲透,阿巴斯不僅切斷了代際記憶的延續,而且也使其一家人從鞏固身份認同的文化記憶中抽離出來,如此一來,有身份建構困擾的不止是已然失敗的阿巴斯和瑪利亞姆這類第一代移民,還有第二代移民。

二、缺失的記憶與身份建構焦慮

家庭、社會帶給阿巴斯夫婦的沉重創傷促使二者選擇遺忘過往記憶,交往記憶“可被視為一個社會的短期記憶,注定存在于活著的記憶承載者身上,存在于交往對象的體驗當中,涵蓋了三至四代人?！盵4]作為文化承載者的阿巴斯夫婦的沉默,導致了下一代非裔移民對種族身份意識的缺失,造成了漢娜和賈馬爾的身份建構焦慮,由于對出身的無知,他們無法通過記憶敘事來界定并理解自己的身份,也無法深入體驗自己與世界的關系。盡管他們是在英國出生并成長,但是他們仍然是難以得到英國社會認同的邊緣人,對此漢娜和賈馬爾游離在非裔身份復歸和英國化之間,兩種倫理選擇的博弈使他們愈發焦慮不安。

漢娜缺失的記憶致使她無法對非裔移民產生身份認同,她努力融入英國白人社會,試圖在其中完成身份建構,但她在英國人面前仍然是“他者”的存在,處于懸殊的低位。漢娜對家族記憶的態度從幼時到大學時期經歷了轉變,幼小的漢娜面對父母緘默不語的記憶有著強烈的好奇,她認為一定要知道家庭的歷史和出身的真相,而不是像阿巴斯和瑪利亞姆一樣沉默,這種怪異的沉默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這讓漢娜感覺“過的是一種偷偷摸摸、恥于見光的人生?！盵3]此時的漢娜表現得正如年輕的阿巴斯一樣無所畏懼,永遠堅信自己,她想要坦誠的記憶,想要“能夠大大方方地說,這就是我?！盵3]然而漢娜并沒有成功地揭開記憶的秘密,本科生漢娜將自己的家庭稱為“缺陷家庭”,她不再執著于記憶,而是放棄了過去的記憶,轉向構建能夠融入美國白人社會的身份,她在外將自己的名字改作更加“英國化”的安娜,甚至潛移默化地站在白人視角凝視非裔,對待需要幫助的黑人婦女,她表現出來的是歧視和厭煩,她已經完全將自己也是非裔移民這一記憶和身份撇除了,明顯變成了阿巴斯并不期望的“英國姑娘”。漢娜這種身份建構的嘗試并沒有為她贏得白人的接納,她在白人男友及其家庭面前,依然是被排擠的“他者”。男友父親拉爾夫在第一次見面的餐桌上對非洲問題侃侃而談,站在殖民者的角度看待非洲,彰顯出不可比擬的優越感,下意識地將漢娜當作非洲群體的代表,盡管漢娜生在英國并渴望“英國化”,但還是會被迪格比追問成為英國人之前是哪里人,漢娜對男友一家的偏見沒有任何反駁和爭論,因為她苦心經營的身份建構并沒有被她想要融入的集體所承認。

男友家庭的歧視和排擠反而加強了漢娜自身的非裔身份認同,她的身份建構呈現出復歸和同化共存的矛盾狀態。在搬家時,漢娜既會保留原先的舊物,也會果斷丟棄舊物以容納新物品,搬家途中總會損壞的舊物象征著不斷被威脅的原生身份和磕磕碰碰的身份建構過程,在搬家機構幫忙搬運時,漢娜面對他們的介入感到十分沮喪,無論是搬家的物品還是個人身份建構,漢娜本應擁有個人選擇權,但缺失的記憶和英國文化的強勢話語都讓漢娜陷入無助和焦慮中。漢娜表面上“英國化”的同時,她潛意識里卻是背道而馳的復歸意向,她頻繁地做著同一個充滿隱喻意義的夢,夢中“她住在房子的半邊屋宇里,剩下的半邊早已年久失修:頂梁塌陷,木窗咯吱作響,近乎朽爛?！盵3]這一半完好一半殘敗的房子正如同漢娜一樣,非裔移民和英國姑娘兩種矛盾身份的結合體,她處于完好的一半屋宇中,另一半殘敗的屋宇“帶著惡意,帶著警覺,帶著指責?！盵3]夢里她心中充斥著負罪感,這種內疚促使她想要修繕殘敗的那一半房子,這意味著她的內心對自己“英國化”的譴責,她想要采取某種手段實現身份復歸,想要修補那段缺失的記憶,然而她既不認識建筑工也不認識木工,她在父輩的沉默中無從尋找記憶的線索。

賈馬爾對記憶的態度呈現出和瑪利亞姆的相似性,他同樣選擇回憶美好的部分,耐心地聆聽著父輩的記憶訴說,以此形成獨特的個人經驗,反思移民問題,正是如此,他的身份建構焦慮也遠遠輕于漢娜。賈馬爾并不偏執地想要父輩坦承一切,而是將慢慢浮現的記憶碎片拼湊起來,盡管他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聚焦于流散者群體上,但他缺失的記憶令他無法貼近流散者的本質。相較于漢娜,賈馬爾的身份建構焦慮沒有讓他低落,而是促使他更加堅定地重構非裔身份,從容地構建起跨族群的雙重身份認同。比起迫切再塑熟悉環境的阿巴斯,或者是需要更多自主權的漢娜,賈馬爾在搬家過程中的反應彰顯了他的身份適應性,賈馬爾搬家時沒有任何舊物,格外輕便地搬進房東已準備好的公寓,在新公寓中,他和來自不同群體的人都可以和諧相處,說明他有足夠包容的接納空間可以選擇同化。同時,賈馬爾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族裔群體和外部世界的沖突,鄰居哈倫的敘述和父母的坦白都讓他更加貼近流散者群體,也使賈馬爾確認了自身的非裔身份和立場,并由此出發關注流散者群體身份認同問題。

對于第二代移民漢娜和賈馬爾而言,父母言說的記憶和家庭歷史是幫助流散者建構身份的基本途徑,想要順利完成新階段的身份建構,就要先對原生身份進行解構,但漢娜和賈馬爾對原生身份的知情權、其所屬群體身份的一致性和關聯性都被記憶的靜默打斷,所以二人的兩難處境使其在同化和復歸之間始終游移不定,滯于身份建構的焦慮中。

三、記憶交互與倫理身份建構

阿巴斯和瑪利亞姆強迫自己遺忘記憶導致二人不肯承認來處又不知該何去何從,記憶的空缺致使漢娜和賈馬爾在被英國社會同化或是重尋非裔身份之間猶疑不定,四人的身份建構危機皆是源自沉默的記憶,因此想要鞏固群體身份認同,“這類知識要實現其在構建統一體、提供行動指南方面(即規范性的和定型性的)的推動力,就必須首先具備這三個作用:存儲、調取、傳達,”[2]也就是說身份建構的先決條件是記憶、回憶、言說,“回憶著的群體通過憶起過去,鞏固了其認同?！盵2]中風使一直以來沉默的阿巴斯更加深切地體悟到了身份建構失敗的痛楚,他開始想要言說自己的記憶卻無法發聲,他于病榻上回想自己的一生,最終將自己的記憶通過錄音帶講述給家人,錄音帶作為個體記憶的承載物可以不斷鞏固和重復記憶,達到了以個人生平為主線的交往記憶構建身份認同和群體記憶的作用。

盡管阿巴斯直至死亡都沒有解除自己的身份建構危機,但他的自述鼓舞了妻子瑪利亞姆直面自己的創傷記憶,進而更為積極主動地實現個人價值,重新確認自身的倫理身份?，斃麃喣废驖h娜和賈馬爾坦言自己被輕視、被侵犯的記憶,她的訴說代表她和過去的創傷已經和解,接受了自身的身份建構是由全部記憶成就的,而非僅憑美好的記憶。在過去種種苦難的感召下,她內在強化了作為非裔移民的倫理意識,所以她選擇去難民中心做志愿服務,想要盡可能地幫助更多和她有著相似經歷的人,她的這一決定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她借此也尋找到了個人價值。在和阿巴斯的記憶交互中,瑪利亞姆意識到自己的創傷記憶并不是羞恥的、罕見的,她所遭受的一切是非裔群體所普遍經歷過的,而不是她個人的不幸,通過這種苦難記憶的相似,將瑪利亞姆和非裔群體凝聚起來,加強她的歸屬感,因此她重新確認了自身的倫理身份,在倫理意識驅使下,她不再囿于費魯茲、維賈伊和迪尼斯帶給她的痛苦記憶中,她聯絡到費魯茲并回到?？巳嘏c他們相認,她不再迷失尋不到出路,在家人的支持和記憶的言說下,她確證了自身身份建構。

記憶的言說不僅使阿巴斯和瑪利亞姆得到了精神解脫,而且彌補了漢娜和賈馬爾對出身認知的空白,二人的身份建構也經歷了由搖擺到堅定的歷程。作為非裔移民的后裔,大學時期的漢娜對這一倫理身份十分抵觸,所以她活躍在英國本土年輕人的社交圈中,想要變成英國姑娘。但隨著她和男友及其家庭交往的逐漸深入,她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受到的蔑視和偏見,同時她也越來越失落,通過她反復做的那場夢可以發現她的失落感來源于自身對家族、種族記憶的空白,她從原生種族群體剝離出來,漂泊感和不安感席卷而來,漢娜開始意識到尋獲記憶、重構倫理身份的重要性。阿巴斯的死亡和坦白無疑使漢娜和賈馬爾更加堅定內心,阿巴斯和瑪利亞姆將個人記憶通過敘述言說進而形成家族范圍內的集體記憶,“群體記憶的意思是個體通過把自己置于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或者說,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并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盵5]在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記憶交互中,四人逐漸形成一個記憶共同體,記憶的傳播和分享伴隨著情感的交流互動,漢娜、賈馬爾在記憶的陳述中產生個體情感體驗和倫理意識,在這種交流中二人在被英國社會同化和尋找非裔移民記憶之間不再猶豫不決,而是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選擇,倫理選擇是“人的本質的選擇”[6],二人選擇成為情感自洽的非裔正是對自己本質身份的回歸。

雖然漢娜和賈馬爾選擇并完成了倫理身份的復歸,但他們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開始思考成為非裔集體記憶的傳承者,這同樣是二人回歸非裔群體中責任感的體現。在幫助瑪利亞姆和養父母重逢并實現身份建構后,三人計劃代替已逝的阿巴斯回到故鄉桑給巴爾以完成家族記憶的縫合和補充,這種記憶交互對身份建構具有重大意義,個體記憶通過言說進行交換與擴張,經由倫理意識共鳴轉化成代際記憶,從而促進下一代對非裔移民這一倫理身份的認同與重建。

總之,對桑給巴爾人而言,被英國殖民統治的記憶和國內屠殺記憶是永遠無法磨滅的記憶,盡管許多人以難民身份逃脫出來,但這種創傷記憶和流散經歷已成為他們的身份標記。古爾納作為流散作家,他積極確認并承擔文學責任,書寫個人的同時更加關注種族身份建構的問題,表達出具有強烈種族責任感的非裔作家對非裔移民流散各處后身份重建的憂懼和思考。在《最后的禮物》中,古爾納尤為重視記憶和身份建構的密切聯系,以阿巴斯和瑪利亞姆的回憶展開敘述,展現了流散移民的記憶危機和身份建構危機,進而揭示了非裔移民的記憶和現實境遇的矛盾和沖突,這不僅表現在代際記憶的割裂上,也表現在第二代非裔移民在同化和復歸之間掙扎的倫理選擇上。面對非裔移民的記憶危機和身份建構危機時,或許只有言說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通過言說喚起個體記憶,將個體記憶轉換成集體記憶,在記憶的分享與互動中,凝聚形成情感共同體,促進倫理意識的覺醒,最終完成倫理身份的認同與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