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區學前兒童家庭教育的社區支持現狀與影響因素研究

劉麗偉 周佩琪 蔡雨欣

摘要：社區的合理支持對提高學前兒童家庭的家庭教育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選取武漢市0～6歲兒童家長與一線社區工作者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與訪談了解當今城市地區學前兒童家庭教育社區支持的現狀與影響因素，并針對此提出可行的優化建議。本研究發現，當前社區在支持學前兒童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硬件設施支持較好，但教育學習指導不足的問題。受不同因素的影響，社區提供的支持服務質量與學前兒童家長接受的支持服務質量存在差異，主要表現為中心城區社區或新型社區能在特定領域提供更高質量的支持服務、大齡幼兒家庭或高SES家庭能在多個領域獲得更高質量的支持服務，以及季節性疾病流行期間社區支持服務的質量有所不同等。針對以上現象，本研究從多方力量相助、社區資源共享與線上資源開發三個角度提出了改進建議。

關鍵詞：學前兒童家庭教育 社區支持 城市社區

中圖分類號： G61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2097-0609（2024）01-0044-16

一、問題提出

家庭是人們生活的核心組織，也是教育的基礎單元。良好的家庭教育對于兒童的成長、發展、成才具有至關重要的奠基和影響作用。[1]但是，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在生活節奏加快、家庭結構快速變化、職場競爭激烈等諸多因素交互影響下，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傳統的以家庭為主的育兒模式將不能完全滿足家庭育兒的需求。[2]時代呼吁并迫切要求兒童教育和照料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和完善。

社區作為微觀社會結構的基本組成單元[3]，是落實社會支持學前兒童家庭各項措施的具體執行者[4]，由社區牽頭，利用一定的物質、精神、心理手段，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區支持網絡對學前兒童家庭開展家庭教育的幫助[5]，不僅是完善學前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重要舉措，還是緩解學前兒童家長育兒壓力[6]、實現教育公平[7]、提升家庭教育整體水平的有益方法?；诖?，我國近年來頒布多項政策文件對社區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的各項服務予以規定和支持?！吨袊鴥和l展綱要（2021—2030年）》提出“應當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依托社區發展普惠托育服務”[8]；《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要求“家庭教育指導機構對轄區內社區家長學校、學校家長學校及其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進行指導”[9]；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健全學校家庭社會育人機制” [10]，教育部等十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的意見》，“將家庭教育指導作為城鄉社區公共服務重要內容，積極構建普惠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體系”。[11]然而，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社區支持學前兒童家庭教育實踐中仍存在普及率低、覆蓋面窄[12]、供需不符、專業化水平有待提升[13]等諸多阻礙，社區學前兒童家庭服務面臨著新的困難和挑戰，社區如何響應國家政策、滿足家庭需求、發揮社區力量，成為新時代背景下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議題。

社區作為社會支持的重要載體，憑借著與家庭的地緣接近性及信息對稱性，能為學前兒童家庭教育提供更為適切的服務。[14]具體來看，為構建完善的社區支持學前兒童家庭服務體系，不少國家和地區采取設置社區學前兒童家庭教育專項服務[15]、依托公共服務文化陣地開展親子活動、建立家長交流小組[16]等多項措施。與此同時，眾多學者對社區支持的學前兒童家庭教育展開研究，以期增強家庭教育的功能，提升家庭教育質量。其中多數學者已達成普遍共識，發揮政府主導地位[17]、構建科學指導服務體系、建立治理評價體系、健全服務運行機制[18]是建設社區支持學前兒童家庭教育的有力措施?，F有研究雖然在政策和理論層面為社區支持的學前兒童家庭教育服務提供了一定保障，但是對家長的切實需求的關注尚不足。學前兒童家長作為支持活動的主體，其真實需求應當被重視。此外，社區在開展家庭教育指導與服務工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人力與財力匱乏、工作人員能力不夠、專業性不強等困境，而社區工作者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定位就是資源的聯結者、支持工作的執行者，能夠有效幫助社區家長找到滿足其需求的資源途徑。[19]因此，了解社區工作者的支持理念、工作狀態以及工作困難，對更好地提出相關領域的優化策略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在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社區工作者、學前兒童家長的角度探究中國語境下城市社區支持的學前兒童家庭教育現狀及其影響因素，以尋求社區支持與家長需求的雙向銜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武漢市內十三個轄區0～6歲兒童家長與一線社區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針對學前兒童家長，本研究通過武漢市婦聯聯系各街道，采取方便抽樣的方法，覆蓋武漢市所有轄區，在同意發放問卷的街道向廣大學前兒童家長發放問卷，了解現階段武漢市學前兒童家庭享受到的家庭教育社區支持服務的現狀。此次研究針對武漢市學前兒童家長共發放問卷577份，以嚴格標準（剔除有規律作答、未作答題數超過5%的問卷）對回收的問卷進行篩選后，剔除無效問卷44份，最終共獲得有效問卷533份。參與調查的家長基本信息具體見表1。

本研究采取分層抽樣的方法，邀請了工作于傳統街坊式社區、單一單位式社區、綜合混合式社區、現代商品房式社區四類城市社區[20]共23名社區一線工作人員參加半結構化訪談，了解社區工作人員針對學前兒童家長提供家庭教育社區支持服務的真實情況。訪談時間和地點在與訪談者商定后確定，訪談者均選擇了工作日的工作時間，在訪談者的辦公室中進行訪談。受訪社區工作人員基本信息具體見表2。每段訪談用時30～60分鐘，訪談在征得受訪者同意后進行了錄音，最終整理得到訪談轉錄文本12萬余字。本研究運用NVivo 11 plus對訪談文本根據社區支持的指標進行整理，并進行詞頻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問卷借鑒了李曉巍等人設計的《幼兒家庭教育社區支持調查問卷》。該問卷的設計基于李曉巍提出的幼兒家庭教育社區支持的“六領域三層次”體系框架，主要從物質環境支持、身體健康支持、教育學習支持、文化娛樂支持、人際關系支持和安全保護支持六大領域調查社區支持幼兒家庭教育的現狀。[21]為了解不同年齡段兒童的家長在獲取社區支持服務方面是否存在差異，本研究在不破壞問卷結構的基礎上對原問卷做了部分修改，刪去了涉及家園共育、在園教育、親師關系等方面的內容，使問卷的適用范圍從3～6歲兒童家長擴大到0～6歲兒童家長，問卷設計的參照指標如表3所示。同時，本研究對修改后的問卷進行了信度檢測，問卷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為0.826，問卷信度較高。

本研究的訪談提綱設計同樣基于李曉巍提出的幼兒家庭教育社區支持的“六領域三層次”體系框架，根據表3中所列出的各個具體指標設問，以了解社區在各項支持領域為學前兒童家長提供家庭教育支持服務的具體情況，例如“社區為家長和幼兒提供的醫療服務都有哪些？”“社區通常每年組織多少次針對嬰幼兒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導活動？”。并在此基礎上，根據預調研的結果，增設了部分問題，例如疾病流行的影響、支持工作中的難題、希望獲得的幫助以及自認為支持質量最高和最低的領域分別是什么等問題。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在設計完成問卷和訪談提綱后，針對部分研究對象開展了預調研。在問卷預調研階段，共針對武漢市0～6歲學前兒童家長發放線上問卷231份，經無效問卷剔除后對預調研問卷數據進行了信度檢驗與初步分析，最終確定無誤后將問卷運用于正式調研。在預調研階段，共邀請5位社區一線工作人員接受訪談，訪談結束后根據訪談具體情況與受訪者建議對訪談提綱進一步細化與修改，最終將修改完成的訪談提綱在正式訪談中運用。

三、分析與結果

（一）社區支持的總體情況

本研究量化數據分析可得，社區的總體支持情況一般，各項具體支持領域的支持質量存在差異。其中，安全保護支持、物質環境支持與身體健康支持等領域的得分較高，支持質量較好，而人際關系支持、文化娛樂支持以及教育學習支持等領域的得分較低，整體支持質量較差。

（二）影響社區支持現狀的因素

1. 社區自身因素

（1）社區位置

本研究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位于武漢市不同區域的社區在各領域的支持質量方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僅在教育學習支持領域，位于中心城區的社區與位于遠城區的社區在支持質量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位于中心城區的社區的支持質量顯著優于位于遠城區的社區。但是在社區支持總分和其他五大領域的支持質量方面，位于中心城區的社區與位于遠城區的社區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2）社區類型

參與本次研究的一線社區工作人員分別來自四種類型的社區，根據訪談結果和實地觀察得出，不同類型的社區在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支持服務的各個領域存在一定差異，其中在物質環境支持領域所提供的支持服務差異最為顯著，具體差異如表5所示。

現代商品房式社區在交通與兒童活動場地兩項支持指標上所提供的支持服務質量明顯優于其他類型社區，單一單位式社區在住房指標上能夠提供最為優越的支持服務。相較于傳統街坊式社區，綜合混合式社區在物質環境支持領域能夠提供更加優越的支持服務。傳統街坊式社區在物質環境支持領域的各個指標上所提供的服務質量均最不理想。[22]

2. 學前兒童及家長因素

（1）兒童年齡

為了研究不同年齡兒童的家庭所接受到的社區支持服務質量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以家長現階段所養育的孩子的年齡為自變量，以社區支持得分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從整體上看，不同年齡段的兒童家庭的社區支持得分存在顯著的組間顯著差異（P＜0.05）。在具體的支持領域中，不同年齡段的兒童家庭在人際關系支持領域的得分與文化娛樂支持領域的得分存在顯著的組間差異（P＜0.05），但是在其余四大支持領域的得分方面組間差異卻不顯著。具體見表6。

2.本部分研究以一歲為單位將兒童年齡進行分組，共劃分出0～1歲、1～2歲、2～3歲、3～4歲、4～5歲、5～6歲六個年齡組。

3.有88位參與本次問卷填寫的家長有兩個及以上的0～6歲兒童，且這88位家長的兩個及以上兒童的年齡亦不同，對該部分的數據分析造成干擾，故設置該部分家長數據為缺失值。

為了更詳細地分析各個組間的差異情況，本研究進行了事后多重檢驗。結果顯示，在人際關系支持的得分方面，1～2歲兒童家庭的得分顯著低于3～4歲兒童家庭，2～3歲兒童家庭的得分顯著低于4～5歲兒童家庭（P＜0.05）；在文化娛樂支持的得分方面，1～2歲兒童家庭的得分顯著低于5～6歲兒童家庭，2～3歲兒童家庭的得分顯著低于4～5歲兒童家庭（P＜0.05）。說明社區為低齡兒童家庭提供的人際關系支持與文化娛樂支持的質量不如大齡兒童家庭。

（2）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本研究綜合考慮父母的學歷、工作和家庭收入，生成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的Z分數。為研究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家庭所接受到的社區支持質量是否存在差異，本研究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Z分數以25%、75%進行分組，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Z分數為自變量，以社區支持得分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

從整體上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在社區支持總得分上存在顯著的組間差異（P＜0.001）。在具體的各個領域的支持得分中，除安全保護支持領域外，其余五項支持領域的得分均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等級不同存在顯著差異（P＜0.05）。

為了更詳細地分析各個組間的組間差異，事后多重比較的結果顯示，在社區支持總分與物質環境支持得分方面，低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的得分顯著低于中等級和高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P＜0.05）；同時，在身體健康支持、人際關系支持和文化娛樂支持方面，低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的得分顯著低于中等級或高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P＜0.05）。但是，在上述領域的支持得分中，中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的社區支持總分卻與高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

綜上所述，低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家庭獲得的多個領域的社區支持質量顯著低于中、高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家庭，但是中、高等級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獲得的社區支持服務質量卻不存在較大差距。

3. 社會環境因素

影響社區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支持服務的社會背景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新冠疫情因素對社區提供支持服務的影響最為顯著。[23]

在針對社區工作人員開展的訪談中，八成以上受訪者均表示，季節性疾病如秋冬季流行性感冒高發期間，社區組織學前兒童及其家長開展線下支持活動的頻率明顯減少，有受訪者表示：“流感流行期間，我們很少組織聚集性的線下活動，講座類活動組織的頻率有所減少，不過偶爾還會有，但是一些線下娛樂活動比如親子運動會、聯歡會這類的活動基本上沒有再舉辦過?！保ㄊ茉L者1）

此外，超過半數的社區工作人員表示，社區支持的主要內容也在季節性疾病流行之后有所偏移。其中有受訪者認為“支持的重點更多會向身體健康支持領域偏移，主要工作內容圍繞防疫知識宣傳、疫苗接種以及人員流動管理等方面展開”。（受訪者8）與此同時，亦有過半數的工作人員在訪談中提及，其間，社區支持活動的總體質量不可避免地有所下滑，如有受訪者說道：“我明顯感覺到最近的支持活動舉辦沒有疫情之前的新穎有趣了，實用性也不是很強，可能是因為這些原因，家長的參與積極性沒有之前高了?！保ㄊ茉L者17）

但是，也有少數工作人員認為疫情對社區支持工作的開展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家長們的社區意識有所增強，與社區的聯系更加密切，對社區各項工作的開展也更加配合。如有受訪者提及“很多家長意識到了原來也可以向社區尋求支持和幫助，因此在許多事情上與我們的聯系也變得多了起來，相互熟悉之后，很多支持工作的開展也就順利多了”。（受訪者6）

四、討論

（一）社區總體硬件設施支持較好，但教育學習指導不足

社區在為學前兒童及其家長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護環境、良好的居住生活條件以及健全的醫療衛生服務等硬件設施服務方面明顯做得更好，但是在教育學習支持方面，大多數社區在所提供的支持服務頻率以及支持服務質量方面存在不足。

這與社區在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時。缺乏足夠的外界支持有關?，F今，雖然國家頒布的多項政策文件都呼吁開展社區支持學前兒童家庭的各項服務，社區也承擔了落實相關政策指引的責任，但現實卻是大多數社區目前缺乏與學前兒童家庭及幼兒園等的合作。盡管個別社區在沒有足夠外界幫助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將教育支持服務做得很好，但對絕大多數社區工作者而言，單獨且出色地完成全部教育學習領域的支持工作是超越其能力范疇的，社區支持學前兒童家庭的服務水平亟待提高。[24]而事實亦如此，多名受訪工作者在訪談中說明了她們在獨自針對學前兒童家庭開展教育學習支持時所面臨的困境?！拔覀兊钠渌粘９ぷ鲀热莘彪s，沒有足夠的精力策劃開展教育支持活動?！保ㄊ茉L者5）“開展此類活動需要足夠的資金與場地，我們缺少這些?！保ㄊ茉L者15）“這是一件很專業的事情，我們缺乏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員?！保ㄊ茉L者18）現實困境下，社區需要外界專業人員或機構的幫助，包括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機構[25]、幼兒園、相關高校、街道等。但是經訪談可知，多數社區在家庭教育支持領域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外界幫助，原因不一而足，包括“沒有意識到可以向外界尋求幫助”（受訪者3），“不知道可以向誰尋求幫助和如何尋求幫助”（受訪者9）等。社會各專業組織或機構與社區的聯系不夠緊密以及社區對相關社會資源的發掘與運用能力不足成為阻礙社區提高家庭教育支持服務質量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發現，與社區提供教育學習支持時面臨的困境不同，社區在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與硬件設施有關的支持服務時，所接受到的幫助較多而阻力較少，因此相關服務的質量較高。根據受訪工作人員所述，在各項硬件設施的供給與維護方面，通常由專業的物業人員協助，可以分擔大部分壓力?！拔覀兣c物業人員相互配合、合理分工，對社區周邊的硬件設施建設共同予以監督和維護，很容易提升這方面服務的質量”。 （受訪者21）同時，社區硬件設施的提供與維護對社區工作者的能力和專業知識要求較低，且多數設施的建設維護與社區工作者的關系不大，因此相關工作對社區工作者而言較易完成，同時支持質量也較易提高。

（二）中心城區社區或新型社區能在特定領域提供更高質量的支持服務

位于中心城區的社區相較于位于遠城區的社區，能夠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更高質量的教育學習支持，該現象與武漢市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布有關。有研究發現，武漢市基礎教育資源與居民點空間分布均呈現“核心—邊緣”的分布趨勢，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區，而遠城區分布較為稀疏。[26]社區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的教育學習領域支持的質量與社區周邊的教育資源的分布情況呈現顯著的相關性。[27]而多名位于中心城區社區工作的受訪人員在訪談中表示，在社區周邊有較多教育資源的情況下，她們的支持工作開展得確實更加高質高效。有受訪者說道：“因為我們社區周邊的教育資源很豐富，因此我們社區經常聯合周邊幼兒園開展一系列教育活動。使我們高興的是，很多家長對這類活動的信任度和參與度都很高，所以往往這類聯合活動的開展效果都會好一些?！保ㄊ茉L者23）

現代商品房式社區與單一單位式社區、綜合混合式社區以及傳統街坊式社區相比，屬于新型社區，該類社區在物質環境支持領域的支持質量總體較高。這與新老社區的建設情況以及居民構成有關?，F代商品房式社區是由開發商主導建設的新型物業化管理的住宅小區或社區，具有較強的商品房屬性，購買人群多為年輕一代，多數具有育兒需求，故開發商為了創造更大的銷售量，在注重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會額外加強兒童相關設施建設，因此該類社區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的物質環境支持質量明顯更優。而傳統街坊式社區與綜合混合式社區屬于多功能的老式社區，建設歷史悠久，受建設時經濟因素以及建設理念的影響，該類社區通常面積較小，居住環境普通，對兒童相關設施的建設也較為不足。單一單位式社區是一家或多家單位建設的供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屬居住、生活的社區，該類社區雖然建設歷史較長，但是社區內的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居民構成相對單一且穩定[28]。結合實際訪談可知，當下該類社區通常面臨較為嚴峻的居民老齡化問題。來自該類社區的受訪者提及：“我們社區目前的居民以單位的退休員工為主，居民年齡普遍較大，如何更好地解決這些老年居民的社區養老問題才是我們工作的重心，因此社區內兒童設施的建設較少?！保ㄊ茉L者11）

（三）大齡幼兒家庭或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能在多項領域獲得更高質量的支持服務

年齡較大的幼兒及其家長相較年齡較低的幼兒及其家長，在人際關系支持方面可以獲得更高質量的社區支持服務。這與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發展特質有關。大量研究觀察表明，嬰兒從出生后的后半年起才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同伴交往行為，其同伴交往的能力與需求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增強。[29]因此，相較于年齡較小的兒童，大齡兒童更需要也更容易在社區的支持下產生更高質量的同伴交往行為，其享受的社區在人際關系支持領域的支持質量較高。此外，不同階段兒童的發展特質也會影響社區相關活動的組織和開展，有受訪者表示：“社區組織年齡較大的孩子開展活動的頻率會更高、效果也更好，因為年齡更大的孩子理解能力更強，更容易管理，家長也會更加放心，因此參與意愿更強，在你情我愿的情況下，家長與兒童的受益也會更多?！保ㄊ茉L者22）

在文化娛樂支持的獲得方面，大齡兒童家庭相對更占優勢。這與當下我國社區兒童娛樂設施的建設普遍具有年齡的模糊性和功能的集中性，許多設施都集中在滿足年齡較大的孩子心理和生理游樂需求上，忽略了兒童各年齡階段的功能需求有關。[30]低齡幼兒，尤其是3歲以下的幼兒，通常行動能力與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因此對社區游樂設施材質和設計的安全性與專業性的要求更高，導致專門為低齡幼兒生產建設社區娛樂設施的成本隨之變高。出于控制成本考慮，許多社區較少安裝甚至不安裝適合低齡幼兒的娛樂設施，致使年齡較低的孩子較難享受社區的文化娛樂服務。此外，與社區工作人員在組織小齡幼兒開展人際關系支持類活動時面臨的困難類似，因為小齡幼兒的言語表達能力與理解能力尚在發展中，社區針對他們組織文娛活動通常會面臨較大的困難與風險，所以小齡幼兒常常成為社區各類文娛活動組織中被忽略的對象。

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學前兒童家庭，幾乎在社區支持的各個領域均能獲得更高質量的支持服務。有研究表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能夠掌握和運用數量更多且質量更優的外部支持系統（External Support Systems）[31]，社區支持系統包括其中。通常，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往往會傾向于選擇各項條件更加優越的社區居住生存。來自各個支持領域的支持質量都最為理想的社區的工作人員在接受訪談時說道：“我們社區由幾個高檔小區組成，居民通常對社區支持活動參與積極，對活動的質量要求也很高，我們會受到他們影響，努力提供更好的服務，這樣就形成了良性循環，各項支持服務也越辦越好?！保ㄊ茉L者23）

（四）新冠疫情對社區多項支持服務的開展具有雙面影響

在新冠疫情暴發時期，人們逐漸感受到了社區的力量。多項研究證實，社區的積極參與對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具有重大意義[32]，而各級政府也在多項文件中指明社區應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發揮多方面作用。[33]但新冠疫情對社區支持服務的開展具有較為明顯的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支持頻率減少、支持內容偏移、支持質量下降三個方面。社區工作人員在較大的防疫壓力下，可用于從事其他支持領域工作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同時其他支持領域的重視和關注程度下降是這一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社區面臨較大的防疫壓力。有受訪者說道：“防疫工作千頭萬緒、十分繁雜，每次完成這些工作后我們都會覺得精疲力盡，對其他方面的支持工作難免有所疏忽?！保ㄊ茉L者5）此外，消極影響的產生也與社區需遵循各項防疫要求有關。減少人員聚集是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一[34]，在此要求下，多數線下支持活動如家庭教育講座、親子娛樂活動等難以舉辦。面對此現狀，少數社區直接暫停了該類活動的開展，但多數社區依舊選擇將各項線下支持活動的舉辦轉移到線上進行，而據多位受訪者反映，舉辦線上活動雖然有不受時空限制這一優點，但是卻存在“年齡較小的兒童無法參與”（受訪者2）、“家長參與意愿不強”（受訪者9）等難題，對社區各項線上支持活動的開展造成了打擊。

疫情暴發時期社區面對防控做出的積極應對給社區工作人員現今開展社區支持工作帶來了積極影響，這一積極影響的產生與居民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的增強有關。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社區工作人員無私奉獻、積極服務，“由社區牽頭及時為家長和孩子完成新冠疫苗的注射”（受訪者5），“在最困難的時候為有孕婦和嬰兒的家庭送去物資和藥物的支持”（受訪者19），“在家長和孩子們因為疫情而受到心理創傷時給予及時的撫慰與幫助”（受訪者20），等等。這些舉動增強了家長們對社區工作的信任感（Trust）以及在社區生活的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從而促進了居民社區意識的增強。[35]在此背景下，家長和孩子會對社區支持工作的開展給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對社區工作者今后更好地開展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五、建議

（一）多方力量相助，彌補支持短板

當下，社區為學前兒童家庭提供的各領域的支持服務質量存在差異，部分支持領域（如教育學習支持領域）存在支持短板，亟須加強彌補，但僅依靠社區個體努力補足收效甚微，因此社區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和幫助。

政府對于社區職能的發揮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36]，因此政府應當明確社區職責劃分，充分發揮政府統籌協調作用，推動各部門聯動，要有針對性地對不同類型社區的家庭提供支持，努力做到家園社協同共育并給予社區更多實際的幫助與扶持，如加強財政支持力度、完善對社區服務的監管體制、傾聽學前兒童家庭意見等。除此之外，希望政府能夠在各社區中增設服務崗位，引進專職兒童社會工作者專門從事社區支持學前兒童家庭的相關工作，以提高社區支持服務的可靠性與專業性。社區周邊的教育場所與社區開展合作、為社區提供幫助，此對提高社區在教育學習領域的支持質量具有重要作用[37]。而社區可利用的周邊教育資源包括幼兒園、托育機構、高校等，不同性質的教育場所與社區開展合作、為社區提供幫助的方法和內容也不盡相同。幼兒園、托育機構與社區的合作以各項特色活動的開展為主，幼兒園與托育機構提供專業的教師與適宜的活動方案，社區則提供場地以及人員支持，以此實現優勢互補，互惠雙贏。對高校而言，為社區提供優秀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者、鼓勵高校相關專業教師針對社區家長開展育兒知識講座、主動與周邊社區的兒童分享娛樂場地等，都是與社區形成良性合作關系的可選方案。

（二）社區資源共享，縮小支持差異

當下，不同社區之間的服務質量因多種因素的影響存在差異，而社區資源共享是縮小不同社區之間支持質量差異的有效方法。本次研究的受訪者中有數位社區工作經歷豐富的工作者，她們均認為提高社區之間的資源共享力度是提高整體社區支持質量的良策之一。社區資源共享是多個支持領域之間的資源互助。在物質環境支持方面，部分社區存在兒童游樂設施場地與設施不足的問題，針對此可以鼓勵多個鄰近社區共同合作，通力建設并共享兒童娛樂場地；在教育學習支持方面，部分社區存在缺乏專業人員而導致的相關活動或講座質量無法保證的問題，針對此，社區之間可以進行人才共享，通過一場活動號召多個社區參與或者專業主講人員在多個社區之間巡回輪講的方式，綜合提高社區整體的教育學習支持質量。每個社區在支持服務方面均有長處與短板，因此通過社區資源共享，號召社區之間取長補短、互幫互助，可以切實提高社區支持服務的整體質量。

（三）線上資源開發，豐富支持方式

移動互聯網為社區支持家庭教育帶來新機遇， “互聯網+”成為深度探索的應用課題，“移動互聯網+家庭教育”已經成為諸多家庭的教育選擇。社區如何利用移動互聯網嵌入家庭教育形成“社區+移動互聯網+家庭教育”是一個新課題，也是社區發揮家庭教育作用的新路徑，更是在疾病流行背景下社區如何更好地開展家庭教育支持服務的新探索。[38]而開發一款社區App（手機應用軟件）是在這一背景下幫助社區更好提高支持服務質量的好方法。該款App應當具有活動宣傳、資源共享、意見采集以及差異化服務等各項功能。各項支持活動的宣傳信息可以通過社區App獲取、各類支持講座可以通過社區App線上觀看、家長的意見和反饋可以及時在社區App發布、不同年齡段孩子家長的差異化需求也可以在社區App上提出并得到滿足。相比于傳統的線下支持活動宣傳和線下支持活動舉辦，社區App的宣傳模式和活動開展將大幅提高宣傳與活動開展的有效性與安全性，同時社區App也為更多學前兒童家長提供了發表意見、資源共享和言明需求的機會，可以解決當下社區在支持學前兒童家庭教育中面臨的實際性難題，從而整體提高社區的支持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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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Support for Preschool Childrens Family Education in 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in Wuhan City

LIU Liwei1 ， ZHOU Peiqi1， CAI Yuxin2

（1.School of Early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2.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Abstract： Reasonable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family educ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frontline community workers and parents of children aged 0-6 in Wuhan and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use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support for early childhood family education in urban area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early childhood family education were then propos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currently， communities have robust infrastructure support for early childhood family education， but lack educational guidance. Meanwhile， due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there are disparities in the quality of suppor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community and the quality of support services received by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which primarly manifests in the fact that central urban communities and newer communities provide higher-quality support services in some locales than others： Olde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or families with high SES have access to higher quality support services in a number of areas. The quality of such services also experienced a marked change from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In view of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multi-pronged assistance， pooling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online resources.

Keywords： Preschool Childrens Family Education; Community Support; Urban Areas

（責任編輯：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