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的上帝：景觀社會救贖的嘗試

王麗平

摘 ?要：戈德曼和德波對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失落和社會幻象有著刻骨銘心的理解，并深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分別在《隱蔽的上帝》和《景觀社會》中闡釋了悲劇人理論，景觀社會是一個真實的“偽在”，試圖喚醒民眾，用“打賭”上帝存在的方式隱喻救贖的希望還在，試圖幫助人類打破景觀社會的幻境，完成救贖的使命。

關鍵詞：隱蔽的上帝；景觀社會；偽在；喚醒；救贖

中圖分類號：I712.07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24）01-0061-04

呂西安·戈德曼于1956年發表的《隱蔽的上帝》塑造了悲劇人來陳訴工具理性構筑的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苦痛與無奈，試圖用“打賭”上帝存在的方式對失落的靈魂施以救贖。1967年，法國著名思想家、實驗主義電影藝術大師居伊·恩斯特·德波發表的《景觀社會》同樣對資本主義現代工業文明造成的人類困惑提出警告。戈德曼和德波，用自己創作的作品對布爾喬亞社會進行抽絲剝繭式的無情鞭笞，戈德曼將“隱蔽的上帝”隱喻為至真至純的善的存在，對引導人類打破景觀社會幻覺，救贖人類具有重要的烏托邦式意義。

一、隱蔽的上帝：悲劇無聲

1956年，戈德曼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巨著《隱蔽的上帝》，我們在閱讀這部著作時，體悟到的是戈德曼、文本以及該作品的社會現實與我們之間的交流對話，用文本“此在性”追問所有不在場的元素。文本深處展現了宏大的不在場的話語體系和社會運行邏輯背景，追溯了戈德曼創作的時代脈絡，認識論、文學思維、道德、宗教、審美等幾乎所有哲學思想都被囊括其中。戈德曼在其著作中告知我們解讀文本的方法，并把這一方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文本—世界觀”分析階段；第二個是“世界觀—群體的全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即群體的意識和心理生活”分析階段；第三個是“世界觀-群體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分析階段。^[1]40這三個階段其實就是“部分—整體”的方法論?！胺彩莻ゴ蟮淖髌范际鞘澜缬^的表現”^[1]21-23，戈德曼創作的《隱蔽的上帝》，表達了對工業—商品王國中一切人與自然均被置于工具理性精心設計的景觀社會中，人的靈性徹底喪失，工具理性成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的失望與無奈。

沿著戈德曼指認的道路出發，我們發現，戈德曼《隱蔽的上帝》中，帕斯卡爾創作《思想錄》的時代，是理性勝利的時代，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中世紀以來的社會人和宗教人早已被工具理性馴化的“單向度”的“單子人”所替代，整個布爾喬亞社會呈現出“原子化”的景觀。自然界也沒有例外，同樣被工具理性所馴化和征服。這樣，上帝失去了與人溝通交流的場所，“在理性的科學空間中，上帝不再講話，因為為了建立這樣的空間，人必須拋棄一切真正的倫理規范?！?sup>[1]45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到處洋溢著理性勝利的喜悅，哪里還有非理性的位置，但問題是理性不是人的全部。戈德曼認為，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道德和宗教不斷地退縮，上帝退出了原來的位置，人的共同體也逐漸式微，上帝不再與人直接對話，返回神系的云端，開始隱蔽起來，通向彼岸的大門關閉了，上帝緘默不語，人卻被拋下，無處說凄涼，成為孤獨無助的悲劇人。

上帝已經隱蔽，被無情拋棄的人的生活還要繼續下去，似乎一夜之間，人從上帝的選民淪為上帝的棄子，生活在工具理性創造的冰冷的世界中，孤獨失落，無家可歸。戈德曼認為，隱蔽的上帝是“在”和“不在”，特點是：第一，“隱蔽的上帝”的存在就是永久的存在，它比一切經驗和感覺的存在都更重要，更實際，是唯一的主要的存在；第二，“隱蔽的上帝”永遠存在而又從未顯現；第三，“隱蔽的上帝”是個求全責備而且品評臧否的上帝，是個不容絲毫讓步、絲毫妥協的上帝。這個上帝總是提醒世人，“他們唯一有價值的生活就是本質和整體的生活，或者按照帕斯卡爾的話說，就是人類生存中相對的真理和正義毫不相干絕對真理和正義的生活”^[1]46-47。戈德曼在這里提醒人類，上帝只是隱蔽起來了，在當下顯然還是存在的，這是悲劇所在，但也說明孤獨失落的悲劇人還有救贖的希望，這也是《隱蔽的上帝》積極意義所在。

二、景觀社會：真實的偽在

德波在《景觀社會》中說：“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里，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spectacles）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representation）?！?sup>[2]3“景觀”是德波觀察分析布爾喬亞社會的一個著名論斷，德波本人在其著作中并沒有明確的表達其具體含義，但閱讀德波的著作可以發現，“景觀”的存在是對真實存在的虛化表達，人們看到的是社會圍擋墻上各類令人炫目的圖像，即景觀社會是一個真實社會存在的被遮蔽的社會，是布爾喬亞社會異化的一種價值懸設和自我分離，是真實社會的偽存在。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關系已經異化為物的關系，而德波則更進一步地認為這種表現為物的人與人的關系已經轉為表象化或者符號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隱蔽形式，一切真實的存在都被表象虛化，表象反客為主地成為“實在”，景觀獲得了主宰一切的地位。在表象化的社會，人似乎變成了一個看熱鬧的看客，批判精神被表象所剝奪，沉溺于商品“炫示”的虛幻的景觀社會。

那么，是誰造就了這個“偽在”呢？美國著名學者凱爾納指出，景觀是指“少數人演出，多數人默默觀賞的某種表演”。所謂少數人，當然是指作為幕后操控者的資本家，他們一手制造的景觀性演出充斥著當今的全部生活。[3]弗爾茨、貝斯特認為：在景觀所經營的廣泛的“娛樂”迷惑之下，“大多數”將徹底偏離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創造性，淪為被景觀控制的言聽計從的奴隸。[4]資本家憑借強大的工業文化和工具理性，用商品編織了一張密不透風的表象化的網，大多數人看到的只是一個海市蜃樓般的景觀社會，沉迷其中而渾然不知。與此同時，資本強大的能量推動了文學藝術商品化，從而兜售能鞏固其統治的思想，文學藝術的解放作用被消解在工業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使“大多數”陷入深層次的文化藝術迷夢，實現了最深層次的——悄然無聲的控制。

商品化催生的文學藝術商人，制造了娛樂至死的文化藝術垃圾和靈魂殺手，消解了主體的反思、批判和反抗，“大多數”在景觀社會的迷霧中失去自我，用蒼白無力的語言喃喃自語，人云亦云，直把他鄉作為故鄉。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控制的可怕性通過各種媒體和強大的大眾文化有意識地把大眾同化為一個簡單的、聽話的“單面人”，從而消解了他們身上應有的批判功能，剝奪了他們自身的否定權利。[5]更為嚴重的是，“在這里，騙人者也被欺騙和蒙蔽，可怕的是，這些景觀獲得了自治，它們可以脫離母體（事物）而自我繁衍?！盵2]3文學藝術與社會之間應該保持一定的張力，若兩者宛如親密無間的夫妻，夫唱婦隨，那么，文學藝術的解放和救贖功能就會在資本主義社會本來就冷若冰霜的金屬世界中蕩然無存。在景觀社會中，審美形式和內容被“看不見”的力量標準化。通過虛化的煙霧彈，主體的批判被不知不覺地設定在一定范圍之內，甚至主動迎合，失去了反思和救贖的能力。至此，無論在社會生產領域還是在文學藝術領域，上帝已經隱蔽，不再對人說話。

三、喚醒：反抗宏大敘事的嘗試

在《隱蔽的上帝》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發生學結構主義”的理論痕跡，戈德曼以發生學結構主義為理論范式，用文學作品呈現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極具形而上學的微妙和充滿神秘異化力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社會生產關系的劇烈轉型，探索了資本異化構建的宏大敘事的現實基礎和邏輯底板，勾勒出人類靈魂無家可歸的悲慘境遇。在資本建立的宏大敘事背景下，以客體為中心的景觀現象支配著人的世界，控制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文學藝術作品就成為景觀社會的一個呈現載體。在這一點上，德波的《景觀社會》與戈德曼的《隱蔽的上帝》具有驚人的相似。在宏大敘事構建起的堅固的統治結構的碾壓下，人本有的理性、批判、否定和快樂被壓制得即將窒息，絲毫的不同意見、反抗都被劃入宏大敘事精心打造的另類牢籠。在冷酷的宏大敘事下，表面的繁華早已醞釀了苦澀的惡果，看似高度文明的資本主義社會早已異化成虛幻的景觀社會，宏大敘事發出的種種“威嚇”折射出它的虛偽與卑劣，折射出其內心的驚恐不安。

一切的反抗，都需要民眾的覺醒。面對宏大敘事的碾壓，呂西安·戈德曼和德波先后用自己的作品試圖喚醒民眾對資本異化構筑的宏大敘事的反抗。戈德曼采用了悲劇的方式，用悲劇人心靈創傷和無家可歸的囧態來警醒民眾；德波則采取了哲學的批判，運用電影藝術的手法直觀地表達對景觀社會的擔憂，對資本主義宏大敘事壓迫下的“顛倒”的景觀社會也予以無情的揭露。

文學作品的解放意義主要體現在用作品去揭露社會真相并引發人們的反思，喚醒民眾的解放和拯救意識。戈德曼和德波在不同時期用自己的作品承擔起“喚醒”的歷史使命。他們以哲學家的批判思維，嘗試“去蔽”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云，這是一項艱苦的嘗試，因為“藝術生產即使在作為非勞動生產時，也有可能被生產勞動同化，以一種非隱蔽的方式表達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利益訴求，轉而成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構成部分?！?sup>[6]在一定程度上，文學作品將社會特殊歷史語境中的多數人無法真正體悟到的“深層次真相”用語言文字或電影藝術表達出來，“通過‘理解和‘解釋兩個范疇的交互遞進……不斷地騰挪、轉換和推移，最終把文學作品與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全部串聯起來，充分揭示了作品的社會歷史內容”。^[7]《隱蔽的上帝》的第四篇專門研究拉辛戲劇作品的悲劇觀，悲劇人試圖讓世界接受自己“自尊”的請求，力圖讓人生活在一種非妥協和不將就的生活狀態。但在資本構建的宏大敘事下，現實給予悲劇人沉重的一擊，悲劇人最終認識到這一切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當時的環境給人一種“因為抱有希望，所以希望才不給予我們”的無奈與悲哀。戈德曼的發生學結構主義方法讓讀者體會到的是悲劇無邊的苦惱，“任何事物的真相都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有別于自身的別的東西，事物只有在形成別的事物的過程中才能證明自己處于真實的生存狀態、生命狀態”^[8]。在文學作品中，悲劇傳遞的信號是振聾發聵的，容易引發讀者的悲劇共情，喚醒民眾對宏大敘事的警覺。在《景觀社會》中，德波成功地運用了哲學批判和對比的手法提醒人們與宏大敘事保持一定的張力，“景觀自身展現為某種不容爭辯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實際上它已通過表象的壟斷，通過無須應答的炫示（appearances）實現了”^[2]5。德波還進一步地對人們說，在景觀社會中，我們沒有參與的資格，只是一個旁觀者而已。這部作品告訴人們社會的真相是普通民眾已經失去參與創造和構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資格。

文學作品解放意義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引發讀者的反思，提高讀者的反思能力，從而“喚醒”讀者反抗的動能?！斑@就賦予感覺在身體現象學領域內的某種合法性，也切斷了它與原子主義式感覺的親緣性。因此，在身體場域的‘先驗運作下，世界不再是客觀思維層面的自在世界，而是被知覺的世界?！?sup>[9]反思是對事物本質的再次思考，是對“偽在”的解構和否定，是喚醒“沉睡在鐵屋子中即將窒息身亡”的人們的重要手段。讀者批判與反思的覺醒使文學作品的“解放和革命”功能的方法論意義得以凸顯出來。不管宏大敘事給予的壓迫有多大，只要深入透徹地反思，就會找到現代工具理性的病癥，才能在主體身上嘗試治療。戈德曼和德波在自己的作品中摒棄了意識的主觀方面，用文學藝術方式，把讀者帶入被宏大敘事控制的整體社會關系之中，提高讀者的反思診斷能力。民眾越反思，社會越清晰。重構“打破仆人枷鎖”的主體力量，是資本構建的扭曲的宏大敘事解體的前提。悲劇人重新審視上帝已經隱蔽的景觀社會，獲得從迷惑的歧途中調頭前行的能力。

四、救贖：從失望到希望

縱覽兩部巨著，我們在對文本進行癥候式閱讀的基礎上，可以感受戈德曼和德波這兩位有同時代生活經歷的思想家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思考以及對人類的生活、命運、前途的擔憂，試圖用自己的作品喚醒世人，進行救贖。

從思想源頭看，戈德曼和德波幾乎都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兩人的思想深處，都能看到馬克思的影子。很明顯，戈德曼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過認真研究，收獲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又在《隱蔽的上帝》中運用了這種思想，特別是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系?；诖?，他創立了分析文本的“三階段”方法論（前文已述），這是戈德曼“世界觀”理論在分析文本時的具體運用，其核心是要考量整體與部分的雙向互動及相互影響，這既是我們理解戈德曼《隱蔽的上帝》的方法論鑰匙，又是戈德曼創造性地繼承馬克思主義部分衣缽的有力佐證。更難能可貴的是，戈德曼從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更迭規律的論述中找到了救贖的力量。在《景觀社會》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作用。德波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剖析景觀社會的“偽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了資本主義商品拜物教是用物的關系取代了人與人的關系，痛斥了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顛倒”的社會。德波則更進一步地認為“當代社會存在的主導性本質主要體現為一種被展示的圖景?！?sup>[10]“商品不再表現為存在于某處的物，而是以電子媒介為中介將自身表現為影像，商品的積聚首先表現為電子媒介作用下的景觀積聚?！?sup>[11^]由此可見，德波發展了馬克思的理論，是對馬克思論證的資本主義社會“顛倒”現實的二次“顛倒”，是對工具理性控制下人的迷失的控訴。需要指出的是，這兩部著作發表時間雖然相隔11年之久，但戈德曼和德波共同經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資本擴張帶來的巨大社會陰影，看到了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在西方世界不斷“復活”，深刻地影響著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特別是工具理性帶來人性的失落和迷茫。

國家資本主義以全新的姿態推動生產關系的轉化，戈德曼和德波都感受了來自資本的力量。資本強化了對整個社會、人和自然的控制，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切。戈德曼認為，工具理性一手打造的“單子人”置換了社會人和宗教人。德波則認為人們已經普遍地認為景觀社會的“偽在”是真實的存在，資本運用了所謂的“不干預”手段實現了對社會最深刻最悄無聲息的奴役。于是，人淪為“悲劇人”，社會淪為虛幻的景觀式的“悲劇社會”。

應該說，戈德曼和德波都不自覺地運用了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論，掌握了同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表象背后的實質。通過文本，用藝術的形式把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個主要方面表現出來，即在資本運行邏輯機制調控下的商品生產以及表現出來的人的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互動邏輯，表達了對現實、資本、歷史、生產、物質、社會、宗教和人的各種考量和糾結。悲劇人是統治者從經濟和思想、自然和社會雙向絞殺的結果，上帝退回，人卻被丟棄在無助的社會。整個社會充斥著資本控制的商品文化，是被工具理性構筑的景觀社會所控制的文化。通過引導“主流文化”潛移默化地馴服大眾心理，使大眾毫無違和地接受甚至主動迎合控制，人“處于世界之中，但不成為世界的一部分”^[1]68。

如何使人類從悲劇和景觀社會中獲得救贖，成為戈德曼和德波主動思考的問題。戈德曼通過“打賭”上帝存在這一悲壯的方式，喚醒沉睡的人。少數意識到被上帝拋棄的人覺醒后努力尋找心靈的皈依，“上帝永遠存在，但從未顯現過”，化為絕對的至善至美，默默地注視著人們。當悲劇人在恐懼中難以支撐，“復活”就會成為他們主動的選擇，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宗教等重大問題中尋找出路，打破景觀社會的謎境。從文化中提取“解放”因子，釋放人性復歸的力量，激勵更多的沉睡者從壓迫中追求解放，從恐懼中產生反抗，從文化中誕生力量，從經濟剝削中要求獨立，從社會服從中構建自主，從同一性中消弭結構，在結構中解構。在景觀社會中，“默默觀賞某種表演”的“多數人”是被資本工具理性支配的普通民眾，民眾要獲得救贖，依然要堅定“上帝雖然從未顯現，但一直存在?！毕Ｍ€在，作為主體要高揚批判能力和人性的光輝，打破慣性經驗的迷惑，推動人類“解放興趣”的發展，重構一個真實的非景觀社會，在一個煥然一新的社會——對共產主義的追求中打破景觀社會虛幻的困擾，使人得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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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vert God： An Attempt at the Redemption of Spectacle Society

Wang?Liping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Anhui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College， Hefei 231131）

Abstract：?Deeply influenced by Marxism， Goldman and Debord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ss of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illusion caus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 Covert God and Spectacle Society， they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tragic man respectively. Spectacle society is a real “illusion”，?which tries to arouse the public and the hope of redemption is still in the form of “betting” on the existence of God. Try to help mankind break the illusion of Spectacle society and complete the mission of redemption.

Key words：?The Covert God; Spectacle Society; Illusion; Arouse; Rede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