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與引領：算法推薦場域新聞主流話語數字傳播的風險治理

郭永輝 宋磊

作者簡介：郭永輝，男，教授，博士生導師；宋磊，男，博士研究生。

摘? 要：隨著以算法推薦為技術內核的信息傳播范式的變革，算法推薦正逐漸取代傳統信息分發模式，成為人類獲取信息的重要通道和平臺。在算法推薦模式下，大眾傳媒系統、網絡輿論陣地、主流話語體系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從算法推薦的技術邏輯、算法推薦的價值屬性及迭代演進的趨勢來看，算法推薦視域下新聞主流話語數字傳播面臨諸多風險挑戰：“去中心化”解構主流話語傳播力，“信息繭房”消解主流話語凝聚力，“算法歧視”削弱主流話語感召力，“算法黑箱”沖擊主流話語公信力?；谒惴ㄍ扑]的技術屬性和價值屬性，必須從建強融媒矩陣以全新格局駕馭算法推薦、加強算法研究以技術力量規制算法推薦、培育算法倫理以主流價值引領算法推薦、加強立法供給以法律約束規范算法推薦等方面尋求應對之策，從而重構和強化算法推薦場域新聞主流話語的引領地位。

關鍵詞：算法推薦；新聞主流話語；數字傳播；風險治理

中圖分類號：G21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2-0020-09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演進，特別是5G通信技術帶來的終端革命，網絡傳播手段迅速迭代升級并演化出全新的范式，人類社會儼然進入以“數據—算法—算力”為要素的“一切皆可計算”算法時代?；ヂ摼W內容生產、信息分發和反饋互動機制發生根本性變化，“算法”代替“人工”推動互聯網信息生成、傳播進入更加扁平化、精準化、智能化階段。話語是一定歷史文化語境下，個體或群體運用語言及其他媒介進行的交往實踐。［1］主流話語是在全社會范圍內獲得廣泛認可、占據社會主導地位、反映主流價值觀念和思維的言說及表達方式，［2］承載了傳承、傳播中華文明、傳統文化和時代主流價值觀的重要使命。而新聞主流話語是主流話語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權威表達”，是主流話語傳播的重要載體、媒介和主渠道，在“社會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建構中發揮巨大的塑造和引導功能”［3］，承載著凝聚國家認同、價值認同和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功能。在信息革命的新時代，一方面，新聞主流話語的傳播早已“躍出紙上”，并在算法傳播的加持下不斷革新其內容生成和分發機制。同時，新聞主流話語的傳播也在算法場域及其特有傳播路徑下失去了傳統的支配地位。隨著算法技術持續迭代，傳統大眾傳媒系統、網絡輿論陣地、新聞主流話語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霸诨ヂ摼W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保?］因此，本文以算法推薦的技術屬性和價值屬性為視角，進而解構算法推薦對新聞主流話語傳播的影響因素，從而提出應對防控之道，具有現實而緊迫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算法推薦：大數據背景下信息傳播的技術躍升

算法本意指一種計算的方法，最初屬于數學運算的概念和范疇。中國最早出現的算法概念載于公元前1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其英文名稱Algorithm則出自9世紀波斯數學家al-Khwarizmi，用指阿拉伯數字的運算法則。人類進入計算機時代后，算法自然被引入計算機編程之中，代表計算機執行代碼的基本邏輯和方式，“如果按照正確的順序執行，將計算處理輸入指令或數據，以產生預期結果”［5］。推薦算法（抑或算法推薦）則是指將算法的效能延伸到信息傳播領域，其本質是借助現代互聯網技術，在對人的信息需求進行精準“畫像”的基礎上，實現信息高效精準的匹配和投放。算法推薦的應用實現了“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轉變，并助推信息傳播范式發生了顛覆性革新。

（一）算法推薦的技術邏輯

當前流行的算法推薦機制主要有四種。一是基于內容推薦的算法推薦機制。主要是根據用戶在網絡上留下的“痕跡”數據（搜索記錄、瀏覽記錄），對用戶進行興趣和偏好設定，據此為用戶推送同類或相近內容。二是協同過濾的算法推薦機制。利用用戶的社交關系進行數據挖掘，根據用戶的年齡、性別、職業、位置、聲紋（甚至民族、宗教信仰）等，找到身份屬性近似的“鄰居”，進而圈定社交矩陣，并以此為范圍推送類似內容和信息。該算法默認了“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社交法則。三是基于熱點的推薦算法。該算法基于用戶瀏覽、點擊、轉發、評論等的數量以及閱覽時長、引用頻率等關注維度，將熱點較高的內容視為具有高價值和強傳播力的信息進行全網絡、全場域推送。該算法默認“熱點和傳播力正相關”的規則，是算法實現“傳播加速度”的基礎。四是基于語義的推薦算法。該算法已經不局限于語義的本意，而將相鄰語義、相近語義或關聯語義均納入算法視域。例如，用戶僅搜索了足球，平臺則推斷該用戶也可能關注其他體育信息并予以推送，其后再綜合內容推薦、協同過濾等算法進行調整，以達到精準推送效果。

由此來看，算法推薦的核心是以大數據為基礎，依托算法平臺，經由算法驅動的新型傳播樣態。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算法已經不滿足于挖掘用戶在網絡上留下的數據信息，而力圖通過新的算法機制“揣測”這些數據背后的用戶心理、動機和行為規律。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算法推薦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根據用戶“身份標簽”“個人喜好”等進行識別，在個體上實現了用戶“想看什么就推送什么”，在群體上實現了相同趣味受眾之間的聚合互動，從而為用戶推送“最懂你”的信息。

（二）算法推薦的價值屬性

從人類掌握原始勞動工具伊始到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作為身體的延伸”，其最初作為工具的中立性愈發受到質疑。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技術統治論的命題作為隱形意識形態，甚至可以滲透到非政治化的廣大居民的意識中。［6］算法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技術，其本身確實并不摻雜話語屬性，而越來越多的研究則表明，算法基于自身技術邏輯而先天帶有價值傾向性。

第一，算法推薦蘊含著設計者或資本的價值傾向。算法本身雖然不具備價值判斷和話語動能，但作為算法的設計者、編寫者或者投資平臺，其試圖通過算法挖掘的信息、達成的效果以及追求的價值，均不同程度影響算法的運行方式和運作機理，從而使“每一種技術架構、每一行代碼、每一個界面，都代表著選擇，都意味著判斷，都承載著價值”［7］。即便編程設計人員具備足夠的職業素養，但其自身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能力水平等也會流露在一行行算法代碼之中。因此，算法試圖在傳播信息過程中體現的話語和價值觀導向是從其“娘胎”里就帶來的先天性“遺傳基因”。

第二，算法推薦的使用能夠影響用戶的價值判斷?；谒惴ㄍ扑]的傳播形式，平臺不僅能為用戶推薦“喜聞樂見”的信息，還能夠幫助用戶“發掘”其潛在喜好和興趣，從而源源不斷輸送用戶想看或滿足其需求的信息，因此易導致用戶接受同質化內容。在此基礎上，算法持續收集群體數據再次推送給用戶，強化了用戶對算法平臺的依賴。在一些兼具社交功能的算法推薦平臺上，系統以興趣為標簽為用戶搭建社交網絡，固化了“共同愛好者”的群體認同和價值觀認同。

第三，算法推薦衍生基于信息資源的算法權力。毋庸置疑，隨著以算法技術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迭代發展，人類社會生活越來越多地被算法算計。誰掌握了海量數據，掌握了先進的算法和強大的算力平臺，誰就掌握了未來信息資源的分配權。隨著算法推薦的普及，對數據、算法、算力的占有和支配將衍生出強大的算法權力，影響到政治、文化、經濟運行的諸多領域，甚至直接參與生產資料的分配，以至于“算法的社會本質就是一種權力”［8］。

（三）算法推薦的迭代演進趨勢

2022年11月30日，OpenAI（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公司）發布聊天機器人程序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該軟件一經發布就打破用戶數量過億紀錄，成為當下一款現象級人工智能應用產品。目前來看，ChatGPT可廣泛應用于人機對話、撰寫論文、翻譯甚至編寫代碼等各種場域。ChatGPT為了盡可能提升性能（智能化）水平，需要不斷放大訓練模型，其性能最初隨著模型的放大而穩步增長。當模型放大到一定規模時，其性能增長迅速呈指數級提升，該現象被稱為AI模型的“自我注意力（強化學習）”能力。作為ChatGPT的核心和關鍵技術，其大數據規模、算法、算力均非一般平臺能夠比擬?？梢灶A見，同樣以“數據—算法—算力”為核心的算法推薦機制，其發展迭代將始終處于加速度之中。盡管技術進化仍有諸多不確定性，但其在傳播領域的應用和發展趨勢仍然可窺一斑。

一是智能化更高。智能化程度越高，代表對用戶意識產生影響就越容易。隨著數據更多、算法更優、算力更強，算法推薦的智能化水平無疑會迅速提升。特別是隨著各類終端設備的升級，在算法推薦環境中，用戶更多、更不易察覺的行為軌跡將被算法悉數采集。通過算力賦能，一方面，平臺將為用戶更加精準“畫像”，為其投射“全息影像”，甚至比用戶更懂得其需求從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平臺將真正獲得“上帝視角”，近乎全量掌握人的所有活動（大數據），從而為實現“算法目的”鋪平了道路。

二是滲透力更強。讓用戶長期駐足或盡可能留下數據痕跡，是算法推薦得以發展和迭代的基礎。為此，一方面，各種算法平臺將竭盡可能地爭取客戶在平臺駐留時間，以期盡量掌握用戶使用期間的各種參數。另一方面，算法平臺將不遺余力地弱化用戶隱私邊界，并以更好的使用體驗為條件，通過使用戶讓渡隱私權利來獲得更多數據。這種情況事實上正在發生，也必將隨著算法推薦的應用而不斷深化。各種算法機制將全方位地滲透到用戶的生活之中。

三是適用性更廣。算法推薦作為信息分發的技術手段，最初應用在新聞傳媒領域，隨后迅速在網絡營銷市場取得支配地位，一些APP甚至利用手持終端收集用戶聲紋信息，全量分析用戶一天談話的內容，在用戶推送“定制化”的出行、購物信息。當前，算法推薦的應用場域不斷擴大，在民主政治、行政決策、社會生產的方方面面顯示出強大的作用力。算法“泛在化”趨勢更加明顯。

總之，基于算法的信息傳播模式勢必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必將產生新的信息資源權力運行機制和分配規則。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迭代，算法推薦的影響力將持續釋放，未來的信息傳播方式將會呈現更加廣闊的圖景，其中的不確定性亦值得深入研究論證。

二、雙刃利劍：算法推薦場域新聞主流話語數字傳播面臨的挑戰

科技的社會性以其自然性為基礎，而后者服務于前者。［9］但科技的使用并非總是只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0］，一些負面作用往往伴其左右。高效、便捷、精準的算法推薦機制同樣如此，在推動信息傳播進入智媒時代的同時，其對新聞主流話語數字傳播的雙重影響亦逐漸顯現，以至“當新聞媒體使用個性化推薦算法時，問題會變得更為嚴重”［11］。因此，考量算法推薦對新聞主流話語傳播的影響機理，自然要從算法推薦本身的技術邏輯出發，探究以數據挖掘和分析處理為基礎的算法，究竟是如何嵌入新聞主流話語形塑的全過程之中的。

（一）“去中心化”解構新聞主流話語傳播力

在算法傳播機制下，原來由行政或傳統主流媒體主導的內容制作和信息分發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算法推薦“打破了傳統的科層化、中心化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機制，國家、社會、媒介平臺和受眾在信息傳播領域中的角色和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營造出人人都可發聲的信息傳播新領域”［12］，新的傳播范式正在全方位解構新聞主流話語的傳播力。

一是“控制”失效。傳統的大眾傳媒時代，從議題設置、傳播路徑到效果反饋，信息在以點對面的傳播機制中呈現出完全“可控”的傳播樣態。算法推薦的智媒時代，國家、媒介平臺和個人均可能成為算法邏輯中平等節點，信息的傳播不再是傳統的閉環結構，而演變為不斷循環、擴大、突變的“神經元網絡”。每個人既是供給側，又是需求側；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既是傳播者，又是接收者。傳統的傳播主體在傳播系統中已經不再具有絕對優勢，一元封閉的信息分發系統正逐漸被多元開放的市場傳播模式所取代。在算法之下，為追求傳播效果的最大化，所有節點的創作、傳播熱情被充分調動，這種“失控”的傳播模式恰是算法推薦的傳播邏輯。

二是“把關”缺位。在算法推薦機制下，海量數據信息被強大的算力平臺反復計算、編輯、分發，信息的人工審核變得不切實際。算法應用“逐漸取代新聞工作者成為算法傳播時代新的新聞把關人，新聞把關算法化成為當前政治傳播的重要趨勢”［13］。信息把關權力的稀釋，無疑是傳播智能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隱憂?；谒惴ㄔ?，算法把關的天秤必然從“供給”向“需求”傾斜，從“主流”向“多元”轉變，在激發用戶個人需求的同時，也弱化了公共議題的傳播，新聞主流話語的傳播力自然受到影響。

三是“空間”擠壓。如前所述，當算法全面支配信息傳播后，是否能夠“找到并滿足人的需求”將成為評價算法效能的主要根據。在算法推薦環境下，各種取悅大眾的娛樂化、庸俗化、碎片化信息不斷涌現并被“優先”推薦。虛假信息和網絡謠言甚囂塵上，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大行其道。這種技術特質嵌入的“算法偏見”導致新聞主流話語的傳播空間被持續擠壓，并逐步退出公眾注意力范圍。公共議題的理性、深度探討不再聚焦公眾視野，畢竟“在一天當中所制造的神話，比以前一個世紀之內所能制造的還要多”［14］。

（二）“信息繭房”消解新聞主流話語凝聚力

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首先提出“信息繭房”的概念，指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15］有學者直接指出，算法推薦“容易使人將自己的偏見當作真理，拒絕接受其他合理性觀點和意見”［16］。在算法調控下，圍繞用戶喜好和需求的信息供給側與需求側內容高度匹配，受眾沉溺在近乎“私人定制”的同質化信息“繭房”之中，如同桑蠶吐絲，作繭自縛。

第一，算法構筑的強大壁壘導致群體極化。算法之下，不僅個體將自身封閉在信息的“繭房”內，算法還將具有相同興趣愛好的個體“標簽化”，從而為其構建“社交矩陣”，幫助尋找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同類人”，從而為他們推送相近“話題”內容。這種信息的過濾推薦機制被稱為“過濾氣泡”。在算法推薦邏輯下，不管是用戶個體還是一個小群體，都固步自封在算法建立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從而催生圈層的固化和群體的極化現象。群體分化的加劇導致身份標簽化從而產生思想觀念的分野，現實中的階層、族群、群體轉化網絡空間的“數字鴻溝”，不利于共同體意識的凝聚。

第二，算法推薦的“聚合力”極易促發公共輿情事件。通過算法推薦與匹配，加之一些平臺兼具傳媒與社交互動功能，為相似用戶聚合和相似內容聚合提供了便利條件。在算法推薦加持下，此種聚合更容易使負面輿情和社會矛盾找到宣泄的堤口。受“算法偏見”“信息繭房”疊加影響，個人情感比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形成，輿論“爆點”“燃點”更具不確定性，且更容易形成傳播“加速度”，催發網上網下共振。［17］在公共危機處理中，政府權威變得更加式微，主流話語傳播面臨嚴峻挑戰。

（三）“算法歧視”削弱新聞主流話語感召力

在商業資本裹挾下，為爭奪市場主導和支配地位，算法平臺化、資本化愈演愈烈，各大平臺竭力實現對數據的占有、對算法的優化和對算力的提升，從而實現“算法壟斷”。算法壟斷使算法的權力屬性更加顯露，利用海量信息數據，通過學習分析進而將自身價值轉換為一種“準公權力”，從而實現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目的。［18］

“大數據殺熟”是較為典型的例證。算法平臺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對用戶數據特征進行收集、分類，對具有一定黏性的用戶（熟客或老用戶）進行歧視性定價，從而獲得更多利潤。在“宰熟客”的情景中，跨平臺的“算法共謀”更令人擔憂，算法平臺對用戶利益的“生殺予奪”昭示了算法推薦的權力化。隨著應用場域的變化，算法推薦技術外衣下的數據應用將產生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相比于“大數據殺熟”中的價格歧視，數據分析和算法系統產生的身份歧視、就業歧視、司法歧視則使其強化了某種公權力的屬性。美國司法系統使用Oompas算法“用于風險預測，可以基于犯罪記錄以及其他個人相關信息預測罪犯的累犯風險，從而作出量刑建議”，結果黑人被告被誤判為暴力犯罪累犯的風險是白人的兩倍，“由此可見，算法中隱藏著歧視的風險，其作出的決策很可能會固化社會歧視，加劇社會不公”［19］。在算法推薦過程中，由于算法平臺掌握的數據量有限，經由算法運算的推薦結果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一些弱勢群體的權益被排除在算法的“考量”之外。這就與新聞主流話語中承載的人文關懷嚴重背離，從而削弱主流話語的感召力。

（四）“算法黑箱”沖擊新聞主流話語公信力

算法推薦的上述影響機理還與“算法黑箱”有關?！昂谙洹痹且环N隱喻，指的是那些不為人知且不能打開、不能從外部直接觀察其內部狀態的系統。［20］“算法黑箱”則指算法的不公開、不透明，一方面國家和大型平臺公司將算法納入保密范疇，同時由于大眾專業知識有限，對算法原理難以完全掌握，在輸入的數據和其輸出的結果之間存在著難以洞察的“暗房”。

在算法推薦機制下，“黑箱”問題加劇了“算法歧視”“信息繭房”的影響，從而使某種價值觀念通過主導“公眾情感”和“認知建構”形成優勢地位成為現實。西方國家利用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早已著手研究利用算法推薦掌控國際輿論場和話語權，持續實施話語輸出。算法運行中的政治操作已成為西方國家在技術治理過程中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其涉及的權力運作過程和公權力使用責任問題是公眾無法察覺的。［21］

俄烏戰爭讓全世界看到基于算法傳播的“網絡認知戰”的力量，“從應用程序的下架到全球性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禁言，從假新聞到‘直播秀，在軍事上擁有絕對優勢的俄羅斯，在新的輿論戰場上似乎成了弱者”［22］。在更早的“阿拉伯之春”中，美國投入2000多萬美元，讓相關平臺公司挖掘用戶偏好信息把控內容制作、篩選和話語輸出，傳播滲透“民主思想”，進而嚴重破壞別國的意識形態安全。［23］不僅如此，“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社會思潮披著算法推薦的技術外衣……掩蓋甚至淹沒了事實真相”［24］。算法推薦與生俱來的特性正在成為西方話語輸出和話語霸權的有力工具。

三、風險規制：強化算法場域新聞主流話語引領地位的治理對策

當前，學界關于算法治理路徑的理論探討方興未艾。一些研究關注算法本身，有的側重于在算法設計階段就注入倫理價值，建立監管機制，［25］有的強調對算法及其執行效果進行審計，［26］進而評估算法風險。有的關注算法衍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法律治理，著眼于建構算法設計者與相關權利主體的法律責任以及問責機制。［27］有的學者關注算法在不同應用場域的治理問題，如在“互聯網傳播視角下”提出“要建構算法治理的社會秩序體系和制度導向體系”。［28］該觀點體現的綜合治理思維其實更能適應算法治理面臨的難題。當前層出不窮的算法安全問題已引起各國政府和行業的高度關注，ChatGPT的迭代更使全世界重新審視算法的強大威力。實踐證明，在算法治理中，任何線性思維或條線治理模式都難以匹敵算法的迭代演進及其衍生問題。對算法的治理將成為檢驗社會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一隅。

在治理實踐上，國家網信辦等九部委于2021年聯合出臺《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強調了企業在算法安全上建立責任制度的義務，在健全治理機制、構建監管體系、促進算法生態等方面提出建立綜合治理格局，加強算法的綜合治理。隨后，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又聯合印發《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這是我國首部針對算法治理的專門法規，也是全球第一個綜合性、全面性、系統性規制算法的法律規定，標志著我國的算法治理邁入法律治理時代。［29］但當前法規總體上依然缺乏對算法設計者的素養培育，社會協同治理亦無保障機制，加強行業自律的條陳也不夠具體。

目前逐漸達成的共識是，盡管算法在不同的應用場景中表露出的問題有所不同，但要駕馭和利用好算法并從根本上疏解其造成的負面影響，則必須構建對算法設計—應用—影響的全鏈條評估，對“算法本身—權利主體—應用場域”的全方位監管，特別是進一步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可回溯的監測機制，從而建立綜合治理的體系和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問題值得高度重視。網絡已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保?0］而新聞主流話語是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和表達形式。在信息傳播樣態發生深刻革命的背景下，我們要用新聞主流話語引領網絡輿論，就需要把握算法推薦的傳播規律，規避算法推薦負面效應，持續加強算法綜合治理，探索算法推薦視域下強化新聞主流話語引領地位的路徑。

（一）建強融媒矩陣，以全新格局駕馭算法推薦

新的算法傳播培育了一眾市場占有率、滲透率極高的大型傳播平臺。算法推薦的扁平化、去中心化模式弱化了傳統主流媒體的“壟斷地位”。媒體是黨的喉舌，在“人人向人人傳播”的“智媒”時代，政府和主流媒體要主動適應傳播變革，以全新的傳播格局駕馭算法，為新聞主流話語傳播插上算法的翅膀。從未來傳播的角度看，要大膽跨界、大膽融合，做更高效的傳播。未來任何平臺都應該成為主流話語的傳播陣地。［31］

一是強化傳播矩陣。官方和主流媒體要充分借鑒市場經驗，要深諳算法傳播規律，推動自我革新，精心打造適應傳播趨勢的“智慧黨媒”平臺，形成“傳統媒介+智慧平臺”傳播格局。同時，與商業傳播平臺、自媒體建立基于內容的協作傳播模式，建立分布式、立體式的新聞主流話語傳播矩陣。二是培育傳播人才。圍繞算法推薦機制個性化、多元化、定制化機制，要大力培養一支政治素質強并深諳網絡傳播語境的專業人才，讓主流話語輸出有形象、有溫度，更深層次地體現人文關懷。同時，借力草根新聞、網絡大V、“意見領袖”等共同發聲，放大聲量。三是優化官方敘事。算法推薦以海量數據為基礎，要在新聞主流話語引領下，推動官方話語形態和受眾多元需求的契合，探索優化針對不同受眾、不同空間和不同文化類型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方式，讓官方敘事融入算法推薦的規律之中，不斷增強官方話語穿透力、感染力和傳播力，從而盡可能提高市場占有率、擴大受眾覆蓋面，成功融入不同地緣、業緣、趣緣圈群。四是深化國際傳播。要加強國際傳播的戰略研究和布局，全力提升官方平臺的國際傳播能力。同時依托國際社交平臺，逐步搭建對外傳播體系，“采用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32］（117）。

（二）加強算法研究，以技術力量規制算法推薦

算法推薦作為技術應用融入人類生活方式已成必然趨勢，并將隨著技術迭代躍升不斷擴大應用場域。規制算法推薦的負面效應也必然要在算法的技術治理上尋找路徑，“要以技術對技術，技術管技術，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33］，從算法的技術維度解決算法推薦帶來的問題?！疤剿鲗⑷斯ぶ悄苓\用在新聞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力”［34］。

首先，要推動算法透明化。盡管算法推薦內嵌著大眾難以理解的復雜的信息傳播技術并涉及知識產權及商業秘密，但平臺和企業仍有義務打開“算法黑箱”，盡可能向用戶公開和闡明算法運作的過程和原理，確保用戶在知悉涉及自身隱私的數據是如何被算法收集并進行數據化、標簽化處理的。其次，要用算法彌補算法。為最大限度降低算法推薦衍生的“信息繭房”“氣泡過濾”等效應，糾正算法推薦的信息固化、窄化、同質化問題，應倡導算法推薦技術的反向應用，在算法推薦的、受眾感興趣的、喜聞樂見的信息之外，還應推薦那些用戶不感興趣但涉及公共議題、不喜歡但有用的信息，幫助用戶沖破“繭房”束縛。最后，要加大算法研發投入。作為變革性技術力量，算法技術的發展將會為社會生產方式的革新持續注入強大力量。在推進算法治理的同時，更具主動性、前瞻性的做法是引導和加大算法技術的研發投入，推動算法技術與“監督算法”的技術同步發展，防止算法一味追求商業價值而越軌失控。

（三）培育算法倫理，以主流價值引領算法推薦

隨著算法智能化發展，算法模型和系統集成更加復雜，要實現算法技術良性進化必須讓主流價值觀嵌入算法的內核，在算法設計、算法傳播和應用場域全過程實現主流價值引領，確保算法在追求商業價值基礎上，主動承載更多社會價值，讓算法推薦成為傳播社會正能量的“加速器”“擴音器”。

第一，在設計環節，要注重對算法設計者的價值觀培養。作為算法模型的設計者、生產者，要深刻理解“人是萬物的尺度”“技術是人的延伸”。在施展專業技術才華進行算法設計的過程中，做到職業技能與職業道德的統一。企業平臺也要加強行業自律和內部監管，讓算法推薦滿足大眾多元需求的同時，也能受到主流話語的沁潤和教育。第二，在傳播環節，要加強對算法推薦內容的審核把關。在算法加持的“智媒時代”，大量的內容把關以數據篩選、過濾、屏蔽的方式由算法承擔。必須守住內容把關權，通過“人工審核+算法過濾”相結合的方式，實現內容把關的人機協同，防止虛假信息、錯誤思潮和西方話語體系、意識形態占領輿論陣地。第三，在傳播末端，要加強算法推薦傳播效果的評估。監管部門和企業自身應當建立算法傳播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定期收集傳播效果反饋信息，并對傳播的新聞主流話語效果進行評估。對存在巨大風險的算法平臺應當“亡羊補牢”，及時進行技術調整和完善。

（四）加強立法供給，以法律約束規范算法推薦

當前，西方國家針對算法治理問題，已先后出臺一系列立法規范、行業自律公約和技術指引。通過事前備案、事中監督、事后問責建立閉環治理體系，目的既是為了保護算法技術的發展，保持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同時，防止出現算法失控，反噬社會治理成效和國家安全的情懷。我國近年來也持續加強立法和制度供給。除出臺前述相關規定外，2022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26次會議明確提出了“推動算法審計”，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強調建立“算法審查制度”。但相關立法及配套尚未跟上，無論是政府職能部門還是行業審計的機制都尚未完全建立。［35］力圖“通過法律化解風險，通過法律吸納風險，將風險社會置于法治社會的背景之中，即對智能革命時代的法律制度乃至整個社會規范進行新的建構”［36］仍然任重道遠。對于算法推薦的法律約束，應著重抓好數據、算法及算力平臺三個層面。

首先，在數據方面，要嚴格企業和算法平臺的告知、解釋義務，確保用戶知悉和理解自身對隱私權利的讓渡將會產生的法律后果，并可隨時終止權利讓渡，依法依規依約采集用戶信息和數據。同時，當個體數據被挖掘匯集成數據池、數據庫后，數據的安全性迅速凸顯，對數據安全的法律約束已經從私權領域上升到公共安全甚至政治安全的高度。在現行法律規范框架下，要緊跟人工智能迭代步伐，持續配套完善數據安全立法，加強數據安全監管行政執法，確保數據安全在采集、計算和傳播全過程的安全。其次，在算法方面，要完善對算法的保護、發展和引導機制，促進我國算法行業、算法市場的快速良性發展。同時，要完善算法備案、算法監督、算法審計和算法責任的相關法律配套，建立政府主導、行業自律、社會機構協同治理的監管體系，規避“算法偏見”“算法歧視”“信息繭房”等帶來的話語傳播治理風險。最后，在算力平臺方面，隨著算法推薦技術的商業化應用，算法資本化、國際化的趨勢逐漸顯現，算法市場培育出了占據市場壟斷地位的大型算法平臺。一方面引導平臺和企業有效履行內部監管責任和社會責任，當好算法推薦技術的“監護人”，同時要堅決規制市場不正當競爭和算法市場壟斷行為，確保算法市場健康發展。另外，要進一步完善數據出口、算法出口的限制性規定，以防止敏感數據、敏感技術外泄。

四、余? 論

探究算法推薦對新聞主流話語傳播的影響在于趨利避害，而非因噎廢食。人類張開雙臂擁抱算法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未來的趨勢。作為“身體的延伸”，應始終堅持技術的工具性價值，防止技術異化而實現對人的控制。在對算法推薦的治理中，人始終是各個維度的中心，由此衍生的算法推薦技術發展迷思仍值得我們探究。

一是要始終關注算法推薦中的技術倫理問題。自“圖靈機”問世以來，隨著人類科技的不斷發展，以算法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朝著“更像人”的目標不斷接近，技術應用帶來的倫理問題和價值悖論層出不窮，技術中立的哲學反思從未停止，“像種種一度被認為是亙古不變的確定性信念一樣，技術中立論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那個以‘技術中立為第一原則的時代，已是一去不回頭了”［37］?？梢灶A見，算法推薦未來將成為人類信息獲取的重要通道。算法推薦的技術倫理問題關乎人類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塑造，科學性與倫理性之爭也必將伴隨人類科技的發展。

二是要始終關注人在算法推薦中的技術素養問題。信息技術的發展出乎人們的想象，其演化革新的未來圖景將更加紛繁復雜。技術“黑箱”既需要憑借科技工作者的專業知識予以拆解，也需要普遍提升用戶和大眾的算法素養，培養用戶的技術理性和批判意識，防止對算法的盲從和過度依賴，從而“能夠合理地運用算法而又不被算法所操縱，進而爭取真正做到以人的價值理性駕馭算法推薦的工具理性，讓智能算法推薦真正成為服務于人全面發展的助推之器”［38］。

在被算法推薦形塑的信息世界中，我們始終不應忘記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主體地位，不能沉溺在算法營造的“舒適圈”中駐足不前，“要本著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加強網絡內容建設，做強網上正面宣傳”［39］。算法推薦的時代已經來臨，在算法推薦的傳播模式下，既要享受算法之美，也要防止算法之觴。這將成為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國家安全學等多領域多學科共同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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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辛凡］

Challenge and Lead： The Risk Managemen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Field News Recommended by the Algorithm

GUO Yong-hui & SONG Lei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aradigm，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is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odel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channel and platform for human beings to obtain information. Under the pattern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the mass media system，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and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system all fac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technical logic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the value attributes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nd the trend of iterative evoluti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mainstream news discourse faces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De-centralization” deconstructs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information cocoon” dispels the cohes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weakens the appeal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algorithm black box” impinges on the credibility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Based on the technical attributes and value attributes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th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financial media matrix to control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in a completely new pattern， strengthening the algorithm research to regulate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by the technical strength， cultivating the algorithm ethics to lead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by the mainstream value， strengthening the legislative supply to regulate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by the law， etc.? Therefore，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field news is reconstructed and strength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