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西北防御與區域聯動問題研究
——兼論唐朝與吐蕃、回紇、南詔、黨項的博弈

朱德軍

(安徽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安史之亂爆發后,吐蕃趁勢攻占隴右,兵鋒直指關中,京畿安全岌岌可危。為阻遏其持續東侵,唐朝除構建以長安為中心的“三級圈層防御體系”(1)“三級圈層防御體系”,即中唐后,唐朝為阻遏吐蕃等對關中的進犯,在軍力配置上,以京師為中心,圍繞長安進行密集布防,由內而外形成由神策軍—防秋兵—藩鎮兵,共同構成拱衛京師的“三級圈層”防御格局,參見朱德軍:《時空場域與中唐京西防秋兵的布防》,《山西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外,還責令沿邊藩鎮進行側翼牽制,以減輕關中的壓力,三川(2)至德二年,唐劍南道被分為東西兩川,山南道開元時也分為東西兩道,山南西道歷史上亦屬蜀地。又《資治通鑒》卷235永貞元年六月胡注云:“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故此三鎮,合稱“三川”。與吐蕃因地理上的鄰近而成為牽制的主力。中晚唐時期的西北防御問題,因與當時屯駐關中的中央神策軍、各地防秋兵、關中藩鎮兵(3)關于唐代神策軍研究,參見何永成:《唐代神策軍研究——兼論神策軍與中晚唐政局》,(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中華書局2019年版;何先成:《唐代神策軍與神策中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李宇一:《中唐期における左右神策軍に関する一考察》,《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2018年。關于唐代防秋問題,參見曾我部靜雄:《唐代的防秋兵和防冬兵》,《集刊東洋學》第42、43號;齊勇鋒:《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會科學》1983年第4期。關于唐代關中藩鎮研究,參見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直接相關,也和當時的唐蕃、唐回、唐詔、唐項及其雙邊或多邊關系密切相關。已有的研究多以上述民族政權與唐朝雙邊關系為線索,探討唐朝的民族問題,但極少與唐代西北防御相關聯,也不曾論及沿邊區域的聯動問題,更不關注西北防御在中晚唐百年的變化。有鑒于此,本文以時間為序,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以期彌補該研究之不足。

一、中唐時期西北防御體制下的區域聯動

中唐以降,吐蕃趁亂東侵,廣德元年,“已盡取河隴”。(4)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44頁。此后,它頻繁入侵關中,一度占據長安,扶植傀儡皇帝。對此唐廷除了進行外交準備,還責令沿邊藩鎮對吐蕃發起牽制作戰,三川藩鎮在中唐時期表現尤其突出。

(一)肅代時期

上元二年,吐蕃攻陷隴右之后,截斷關中與西域的通道。隨后舉兵東向,“漸逼京畿”。當時高適節制西川,為遲滯吐蕃的進犯,“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然而多“師出無功”。西川西部也為“蕃兵所陷”,代宗遂以“嚴武代還”。(5)《舊唐書》卷111《高適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331頁。

廣德元年九月,吐蕃攻陷涇州,邊將告急。朔方大將仆固懷恩同時反唐,糾集吐蕃等來犯關中。十月,進逼京畿,“京師震駭”。(6)《資治通鑒》卷223,廣德元年十月,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7150頁?；丶v上表請“助國討賊”。(7)王溥:《唐會要》卷98《回紇》,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745頁。唐朝遂確立“聯回紇,抗吐蕃”(8)傅樂成:《回鶻馬與朔方兵》,《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10頁。的外交方略。西川出兵“破吐蕃七萬余眾,拔其當狗城”。十月,又拔其“鹽川城”;朔方兵馬使郭晞“夜斬賊營,殺千余人”。(9)王欽若:《冊府元龜》卷987《外臣部·征討六》,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588頁。此役雖取得戰果,但多屬西川牽制之功。

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懷恩糾合吐蕃、回紇、黨項、奴剌等,以“眾二十萬至醴泉、奉天”。(10)《新唐書》卷216上《吐蕃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88頁。邠寧大將白孝德不敵,“京師戒嚴”。(11)《新唐書》卷144《崔寧傳》,第4704頁。吐蕃大軍直趨奉天,被朔方大將渾瑊擊敗。十月,西川漢州刺史崔寧西擊吐蕃,連拔數城,“攘地數百里”。(12)《資治通鑒》卷224,永泰元年十月,第7186頁。此后吐蕃“暫時放棄對京師的大規模進攻,將目標轉為河西,并不時向關內諸州進犯,以掠奪關中的土地與人口”。(13)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系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頁。

大歷二年九月,吐蕃兵圍靈州,“游騎至潘原、宜祿”,“京師戒嚴”。(14)《資治通鑒》卷224,大歷二年九月,第7197頁。十月,朔方節度使路嗣恭與吐蕃戰于靈州,“敗之”,京師狀況稍緩。(15)《新唐書》卷6《代宗紀》,第173頁。三年,吐蕃尚贊摩等以“二萬眾”犯邠州,“京師戒嚴”。九月,靈州將白元光破吐蕃二萬于靈武,郭子儀亦破其六萬。神策軍大將李晟兵出大震關,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被迫“釋靈州之圍而去”。(16)《資治通鑒》卷 224,大歷三年八月至九月,第7202—7203頁。十二月,西川再“破吐蕃萬余眾”。大歷八年十月,吐蕃再犯京畿,唐軍在宜祿迎戰失利,吐蕃驅眾擄掠而去。(17)王欽若:《冊府元龜》卷987《外臣部·征討六》,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588頁。不久,吐蕃再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唐“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擊之”。(18)《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6092頁。

大歷九年,代宗為防遏吐蕃,命郭子儀屯兵京西。十年正月,西川發起攻勢,破吐蕃數萬人于西山,“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19)《資治通鑒》卷225,大歷十年正月,第7229頁。次年,吐蕃陷隴州,據普潤,“焚掠人畜”。鳳翔節度使李抱玉破之于義寧,涇原節度使馬璘復“敗之于百里”。十一年,吐蕃入掠黎、雅等州,西川又破之,“禽(擒)大籠官論器然”。(20)《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6092頁。

大歷十二年九月,吐蕃以八萬之眾,據夏州長澤監,“破方渠”,朔方馳援,吐蕃退去。十月,西川“大破吐蕃于望漢城”;十一月,山南西道又破其“萬余眾于岷州”;十二月,西川破其“十余萬眾,斬首八千余級”。(21)《資治通鑒》卷225,大歷十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第7247、7249頁。十三年四月,“吐蕃寇靈州”,朔方鎮軍“擊破之”。(22)《資治通鑒》卷224,大歷十三年四月,第7251頁。次年,東川與山南西道鎮軍合擊吐蕃,又“破之”。(23)《資治通鑒》卷226,大歷十四年九月,第7271頁。大歷之末,吐蕃連續圍攻唐朝交通要沖與絲路重要節點靈、夏等州,但均被唐軍擊退。

從上元二年起,終肅、代二朝,吐蕃多次發兵內犯,關中形式嚴峻。因逼近京畿,幾度“京師戒嚴”。廣德元年,甚至占據長安,代宗出奔陜州。在反擊吐蕃作戰中,西川表現突出。上元二年,西川高適發兵“以牽制之”;其后,西川嚴武、崔寧與山南西道嚴震、張獻恭多次對吐蕃發起側翼反擊,屢有“破軍”“拔城”的記錄:如廣德二年,西川“破吐蕃七萬余眾”,拔其兩城。永泰元年,“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大歷三年,破其“萬余眾”;十年,破其“數萬于西山,斬首萬級”;十一年,大破諸蠻,“斬首萬級,禽(擒)酋領千人”;吐蕃寇西川邊州,唐又“破之”。十二年,西川“大破吐蕃于望漢城”,敗“十余萬眾,斬首八千余級”,山南西道則破“萬余眾于岷州”。

考諸上文,不難發現:代宗朝吐蕃大肆內侵,關中形勢危殆,沿邊藩鎮發起牽制作戰,且多由西川、山南西道、河東三鎮承擔,西川發起攻勢10次,頻度最高。除上元那次“師出無功”外,破吐蕃“七萬余眾”“萬余眾”“數萬眾”,甚至“十余萬眾”,或斬首“萬級”“八千余級”更是不絕于書。山南西道僅1次破吐蕃“萬余眾”,1次合眾“破之”,戰績遠遜于西川;河東僅1次,戰效不彰。

(二)德宗時期

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后,以“陜州之恥”而深恨回紇,他試圖改變既有國策,“思欲聯結吐蕃以制回紇”。(24)何永成等:《隋唐五代史》(增訂本),(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版,第316頁。安史之亂期間,南詔曾助唐討逆,“萬人戍河中”。(25)《資治通鑒》卷223,廣德二年二月,第7161頁。此后,南詔多次被吐蕃裹挾侵蜀。興元元年,吐蕃征發南詔之眾,分兵三路“連陷郡邑”(26)《舊唐書》卷12《德宗上》,第323頁。,西川告急。德宗令李晟率“禁兵四千人”;曲環則率邠寧、鳳翔藩鎮兵與范陽防秋兵“五千”馳援。東川與山南西道合擊吐蕃,又“破之”。此役,李晟率軍攻入隴右,吐蕃、南詔大敗。(27)《資治通鑒》卷226,大歷十四年十月,第7271頁。

建中四年正月,唐朝發生“涇師之變”,吐蕃曾助唐平亂,清水會盟后,唐朝割讓隴右,雙方關系緩和,但不久再度交惡。貞元二年八月,吐蕃進犯關中,擄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28)《資治通鑒》卷232,貞元二年八月,第7470頁。九月,吐蕃游騎逼近京畿,京師戒嚴。十月,神策大將李晟決定外線作戰,“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29)《冊府元龜》卷359《將帥部·立功十二》,第4255頁。從十一月起,吐蕃先后攻陷靈、夏等州,同華、忠武兩鎮奉詔入援。(30)《資治通鑒》卷232,貞元二年十一、十二月,第7474—7475、7477頁。次年,唐廷令同華、邠寧與河東 “次石州,跨河相掎角”。(31)《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第6095頁。

貞元三年八月,宰相李泌提出“北和回紇、南通云南、西結大食、天竺”的外交戰略(32)《資治通鑒》卷233,貞元三年八月,第7501頁。,其核心是結盟回紇,并使南詔附唐,以“斷吐蕃之右臂”。四年春,吐蕃再犯關中,“三萬騎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毀房舍,百姓數萬被執。十月,吐蕃發兵十萬,糾合南詔北犯西川。當時南詔侵唐,實屬脅迫,它“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韋皋遂偽造信函,“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讓“東蠻轉致”,以此離間,導致雙方猜忌,由是“失云南之助”。吐蕃縱兵四出,西川“破之于清溪關外”;吐蕃“復以眾二萬”再寇,韋皋嚴督諸軍,巂州經略使劉朝彩又“大破之”。(33)《資治通鑒》卷233,貞元四年十月,第7513、7515—7516頁。

貞元五年,西川攻入吐蕃,在故巂州破其二將,“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34)《舊唐書》卷140《韋皋傳》,第3823、3823、3824頁。,擒斬吐蕃驍將,悉復巂州“舊境”。(35)《資治通鑒》卷233,貞元五年十月,第7519頁。

貞元八年四月,吐蕃犯靈州,唐詔“河東、振武救之(36)《資治通鑒》卷234,貞元八年四月,第7530—7531頁。,令神策六軍屯駐,吐蕃遂退。九月,西川破吐蕃要地維州城,“獲其大將軍論贊熱”。十一月,山南西道“擊破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聚”。(37)王溥:《唐會要》卷97《吐蕃》,第1735、1736頁。責令劍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韋皋前后破其“堡壁五十余”,敗其大將論莽熱,聯手南詔“俘馘三萬,降首領論乞髯湯沒藏悉諾硉”。(38)《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第6098—6099頁。

貞元九年,唐朝重修鹽州城,命諸鎮與神策軍駐屯,“又敕涇原、劍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橈其力,使不得犯塞”。(39)《新唐書》卷156《杜希全傳》,第4908頁。西川分兵進討,“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圍攻維州。吐蕃來援,遂“破其軍”(40)《新唐書》卷158《韋皋傳》,第4935頁。,“由是靈、夏、河西獲安”。(41)《資治通鑒》卷234,貞元九年二月,第7540頁。

貞元十年六月,韋皋在西山峨和城,敗吐蕃三萬;出兵黎、雅等州,“斬首三千八百級?！?42)《冊府元龜》卷987《外臣部·征討六》,第11589頁。十二年,韋皋攻取新城,吐蕃迎戰,“巂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十六年,他在黎、巂二州,累破吐蕃。其帥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屢遭敗績,因懼罪而“舉部落來降”。(43)《舊唐書》卷140《韋皋傳》,第3823、3823、3824頁。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毀壞城池后,揚長而去。(44)王溥:《唐會要》卷97《吐蕃》,第1735、1736頁。七月,復命人深入其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隨后,西川兵分九路,攻克維、保、松等州。(45)《資治通鑒》卷236,貞元十七年七月,第7598頁。九月,西川大破吐蕃于雅州;十月,破其“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斬首萬余級。(46)《舊唐書》卷140《韋皋傳》,第3823、3823、3824頁。吐蕃連遭敗績,被迫抽兵于關中,韋皋采取誘敵深入,生擒論莽熱,“虜眾十萬”,殲滅其半數之敵。(47)《冊府元龜》卷419《將帥部·持重》,第4997頁。當時河東、涇原、邠寧、涇原四鎮連兵回鶻“獵其北”,而“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又“當其西”;由西川、南詔深入“其境”(48)《新唐書》卷222上《南詔上》,第6278頁。窮討,故吐蕃之勢稍弱。

西川節度使崔寧被征入朝,西川群龍無首,遂令東川與神策、防秋兵馳援。唐蕃關系一度緩和,因爭奪西域,沖突再起。德宗采納李泌的困蕃戰略,迅速穩定關中,唐朝轉守為攻。韋皋推行“爭取南詔、孤立吐蕃”(49)參見王永興:《論韋皋在唐和吐蕃、南詔關系中的作用》,《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策略,貞元時吐蕃屢犯關中,三川、河東發起牽制作戰37次,其中西川26次、東川6次、河東3次。此時唐朝對吐蕃的反擊,多由西川發起,進兵區域多為西山地區,不僅作戰規模大,戰績也很輝煌。

西川的牽制作戰,在擊敗吐蕃基礎上,為削弱其戰爭潛力,一再深入吐蕃“窮討”,以減輕關中的軍事壓力。如貞元八年,詔諸鎮“深入窮討,分其兵”,使其不得東向。九年,唐廷再敕“劍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橈其力,使不得犯塞”。隨著西川捷報頻傳,關中“獲安”。十七年,吐蕃入侵關中,西川復“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此外,韋皋還巧施反間之法,推動南詔與吐蕃離心,以孤立吐蕃,故其“兵勢始弱矣”。(50)《資治通鑒》卷233,貞元四年十月,第7516頁。

這一時期的河東、東川也參與對吐蕃的牽制作戰,如貞元二年,唐廷詔“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次年,河東與同華、邠寧“跨河相掎角”,或以史籍失載,或為戰效不彰而闕載。至于東川、山南西道,唐廷在詔書中兩提深入“窮討”。

(三)憲宗時期

元和時期,吐蕃繼續大肆擴張,除了與大唐兵戎相見,還先后與大食、回紇角逐中亞,故而“歲西師,故鮮盜邊”。(51)《新唐書》卷221下《西域下》“大食”條,第6263頁。四面樹敵的結果,使吐蕃疲于應付,唐蕃邊境波瀾不驚。直到元和十三年,吐蕃一面遣使請和,一面抄掠宥州、鳳翔,唐軍在戰爭中逐漸扭轉了劣勢,朔方軍在定遠城“破吐蕃二萬”,平涼又破其二萬余眾。十一月,夏綏軍破其五萬,靈武軍再破吐蕃,西川“攻拔峨和、棲雞等城”。(52)《舊唐書》卷196下《吐蕃下》,第5262頁。

元和十四年,吐蕃節度論二摩及其兩大相尚塔藏、尚綺心兒“總兵十五萬圍鹽州”,但“積三旬不能拔”。(53)《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第6101頁。當時其鄰鎮“皆奉詔備御”,東川節度使王涯提出唐軍“徑入賊腹”,兩路破敵,奏請憲宗“不愛金帛之費”,派心腹大臣與回紇“定約”,“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啖之”,認為一戰之后,“西戎亦衰矣”!(54)王溥:《唐會要》卷97《吐蕃》,第1738頁。朔方將史敬奉發起突襲,遂“大破之”(55)《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第6101頁。,吐蕃被迫解圍而去。

元和之初,唐蕃關系大體平靜,元和之末雖烽煙再起,但吐蕃已呈強弩之末。此時吐蕃侵擾唐朝基本局限于關中的西北一隅,出兵規模雖大,但唐朝的反擊則更為有力,如朔方破其三萬,平涼再破其三萬,夏綏又破其五萬。吐蕃大相甚至親率十五萬之眾圍攻鹽州,竟然三旬而不能拔,其戰力衰落的狀況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唐軍兩路反擊,加上回紇積極配合,吐蕃在未取得任何戰果的情況下匆忙解圍而去。韋皋病逝后,西川在軍事上對吐蕃的牽制作用迅速下降,東川開始取代其地位。

二、晚唐時期西北防御體制下的多方博弈

元和末年以來,吐蕃因與大食、回紇爭奪中亞失敗,加上贊普達磨的禁苯、佞佛,激化了原有的社會矛盾,導致政局動蕩。會昌二年,達磨遇刺身亡,隨后又發生“二贊普并立”(56)參見薛宗正:《吐蕃、回鶻、葛邏祿的多邊關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事件,吐蕃逐漸走向衰亡。此時恰是南詔與黨項勃興之時,其時間節點基本在文宗時期。

(一)文宗時期

唐朝前期,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擴張,唐朝有意扶植南詔,“從蒼山會盟,到貞元冊封”,唐詔關系一波三折,天寶時發生沖突,導致南詔附蕃,但雙方關系基本維持穩定。

韋皋亡故后,西川節度使“武人化”(57)參見陳樂保:《唐代宗至憲宗時期的西川節度使繼任危機與終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的傾向戛然而止。憲宗又析其“六州隸東川”(58)王溥:《唐會要》卷71《州縣改置下》,第1278頁。,加上西川武備不修,敵視唐朝的南詔權臣當政,唐詔關系急劇惡化。西川節度使又多貪暴不仁,且治軍無方,尤以杜元穎為甚。此人完全不懂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戍卒衣食無著,遂入南詔抄掠,南詔反以衣食相誘,“由是蜀中虛實動靜”(59)《資治通鑒》卷244,太和三年十一月,第7867頁。盡知。西川軍心離散,基本喪失了為國御邊的能力。

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詔北侵西川,巂、戎二州陷落,不久再陷邛州。由于西川無力自衛,于是唐廷急命東川、山南西道、荊南等鎮派軍馳援。次月,又征鄂岳、忠武等鎮繼之。在南詔逼近成都時,唐朝以淮西大將董重質為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即轉寇東川,節度使郭釗以兵少力弱,竟修書結好。

太和四年正月,南詔復寇成都,唐廷詔山南西道發兵救援,節度使李絳雖兵力不足,仍“募兵千人赴之”。次年,李德裕節制西川,以“蜀兵羸疾老弱”,不堪大用,于是大募“北兵”,令其“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60)《資治通鑒》卷244,太和五年八月,第7887頁。,以提高其戰力。

關于唐朝的黨項。貞觀年間,吐蕃勢力北上;高宗時,滅吐谷渾,黨項為其所逼,相繼內遷,唐專設“押番落使”進行管理。至德末年,“為吐蕃所誘,使為鄉導寇邊”,仆固懷恩誘黨項入寇,以數萬之眾,“掠鳳翔、盩厔”(6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34《四裔考十一·黨項》,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623頁。,為周智光所破。郭子儀憂其“陰結吐蕃為變”,建議朝廷遣使宣慰,以“芟其反謀”。他建議朝廷“嚴邏以絕吐蕃往來道”,后設置六胡州,由朔方節度使兼任護黨項使。太和之際,黨項勢力漸強,“數寇掠”;開成后,隨著“種落愈繁”,商人以絲綢購其羊馬,“藩鎮乘其利,強市之”,遂“相率為亂”。(62)《新唐書》卷221上《西域上·黨項傳》,第6217頁。再加上邊帥鎮撫失宜,黨項在吐蕃、回鶻衰微之后,成為關中的新禍源。

文宗開成時,唐詔關系進一步惡化,西川“虐帥”克扣軍餉,士卒引敵入寇,而當時該鎮又防務不修,南部諸州先后陷落,南詔一度兵臨成都,唐朝先后征東川、荊南、鄂岳、忠武、河東、鳳翔等鎮馳援。關中藩鎮因掠奪畜產,而引發黨項反叛,關東增援西川,關中防秋兵力大為減少,關中藩鎮兵與神策軍又抽兵“防冬”,唐軍在關中戡亂黨項的能力遭到削弱。

(二)武宗時期

作為雄霸北疆的民族政權,回紇(鶻)汗國長期與唐朝保持密切的政治關系。安史之亂期間,回紇曾“助國討逆”,在“復京畿”“平河朔”中,其“戡難中興之功”不容忽視。(63)《舊唐書》卷195《回紇傳》,第5216頁。然至開成末,回鶻內訌,復“為黠戛斯所攻”,使得“部族離散”(64)《舊唐書》卷174《李德裕傳》,第588頁。,關中北部遂為其寇掠之地。

會昌元年八月,回鶻侵逼京北,宰相李德裕奏請下詔河東、振武諸鎮“嚴兵保境以備之”(65)《資治通鑒》卷246,會昌元年八月,第7953頁。,俟其犯邊,然后武力驅除。二年二月,回鶻寇天德軍,河東節度使劉沔率本鎮兵迎戰。當時回鶻剽掠黨項與吐谷渾諸部,唐廷責令其還軍,但其置之不理。八月,回鶻過天德,轉掠云、朔等州,唐廷憂其“謀陷豐州”,于是征關東“六鎮之師”會師太原。九月,詔諸鎮出兵迎擊,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統“河東蕃兵詣振武”。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率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率沙陀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大破于殺胡山(66)《資治通鑒》卷247,會昌三年正月,第7971—7912頁。,烏介受傷潰逃,回鶻威脅被解除。

隨著回鶻的敗亡與西遷,“造成草原的空洞化”(67)參見丁載勛:《回鶻汗國滅亡原因新探》,《文史哲》2001年第6期。,使得“長期活躍于京西北的黨項趁勢而起,對唐朝的統治帶來了極大的威脅”。(68)參見李軍、何靜苗:《唐大中年間宣宗經略黨項政策之演進》,《西北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會昌三年八月,黨項再次侵擾鹽州。十一月,李德裕以“黨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若處置不當,或“剽掠于此,則亡逃歸彼”,主張“使一鎮統之”。鑒于“一鎮專領黨項權太重”,故“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干之臣為之副”。他建議以親王任六道元帥兼安撫黨項大使,派重臣為安撫副使。(69)《資治通鑒》卷247,會昌三年八月,第7993頁。五年十二月,黨項又“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70)《資治通鑒》卷248,會昌五年十二月,第8021頁。鑒于安撫無果,武宗決定武力討伐,因其亡故,該計劃被迫擱淺。

概言之,曾“幫助唐中央消滅敵對力量”,“解除唐西北邊患”(71)劉戈:《論回紇可汗頓莫賀達干》,《西域史論叢》第2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的回紇(鶻),到開成、會昌時,因部族離散,屢寇唐境,京北藩鎮遂成防御、驅除其主力。此后,黨項又肆虐于關中西北,邠寧、靈武、鹽夏等鎮頗遭其害,唐廷雖不時遣使宣慰,但仍寇盜不息,后又決意討伐,然因南詔侵蜀,關中抽兵馳援,故關中戡亂軍力多限于本地藩鎮,三川并未參與其中。

(三)宣懿時期

大中元年五月,吐蕃首領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黨項及回鶻余眾寇河西”,唐詔河東節度使王宰率代北諸軍迎戰。(72)《資治通鑒》卷248,大中元年五月,第8030頁。二年正月,沙州人張議潮率眾驅逐吐蕃,并遣使奉表歸附,河西諸州遂重歸于大唐。

大中三年元月,由于黨項“屯聚隘險,劫奪行人,抄略餫路”,朝廷詔王宰節制河東“兼指揮振武、天德、靈鹽、邠寧、夏綏、鄜延等州,同討黨項兵馬事”,又詔“昭義、易定、河陽、宣武、滄景、陳許、鄭滑、天平、平盧、兗海、浙西、宣歙等道”,赴夏州進討黨項;還責令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諸鎮,若“有控臨黨項處”,緩急要兵,應互相配合。(73)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志》,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63頁。二月,吐蕃來降,宣宗詔諸鎮“出兵應接”(74)《資治通鑒》卷248,大中三年二月,第8037—8038頁。,遂一舉收復“三州七關”之地。

大中四年,黨項又內掠邠寧,詔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合節度兵討之”。(75)《新唐書》卷221上《西域上·黨項傳》,第6218頁。唐廷深感黨項反叛多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于是“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五年四月,定遠城使奏“破黨項九千余帳于三交谷,敏中奏黨項平”。(76)《資治通鑒》卷249,大中五年正月,第8045—8046頁。六年四月,黨項復擾邊,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諴“奏招諭黨項皆降”。(77)《資治通鑒》卷249,大中六年四月、十月,第8051—8052頁。疆臣雖屢奏黨項“皆平”“皆降”,其實遠未如此。

咸通五年正月,“南詔寇巂州”,被刺史喻士珍擊敗,俘千余人,唐廷下詔發右神策五千與各鎮兵戍守巂州。(78)《資治通鑒》卷250,咸通五年正月,第8108頁。十一年正月,南詔又北犯,西川致書責問,南詔扣留唐使,進逼成都,西川告急。唐廷征“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恰好竇滂以忠武、義成、武寧三鎮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不久,山南東、西兩道三千余人,遭遇南詔前鋒,然“與戰不利”。二月,南詔再圍成都,后雖媾和,因未見唐使,而再次攻城。(79)《資治通鑒》卷252,咸通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五月,第8165頁。十三年十二月,杜悰節制西川,奏減南詔子弟在西川及“與南詔貢使之數”,南詔“移牒不遜”,自此“頗擾邊境”。不久,南詔王卒,宣宗亦駕崩,以禮儀之爭,唐廷“不行冊禮”(80)《資治通鑒》卷249,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第8078頁。,南詔于是遣兵犯境。十四年五月,南詔進犯西川,“又寇黔南”(81)《資治通鑒》卷252,咸通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五月,第8165頁。,因兵少不敵,棄城而逃。

宣、懿兩朝,因吐蕃衰亡,唐朝收復失地,吐蕃在關中的威脅被解除,但南詔、黨項的侵擾此起彼伏。針對黨項的叛亂,唐廷征集關中藩鎮兵、神策軍與防秋兵,采取剿撫并舉,依然難以奏效。中唐以后,南詔依附吐蕃,韋皋治蜀,雙方關系恢復。隨后“虐帥”鎮蜀,導致戍兵引狼入室;李德裕繼任,蠻患稍緩;杜悰節制西川,因缺乏懷柔,關系再度緊張,西川應對不力,唐廷被迫征兵馳援,使得雙方長期陷于戰爭,關中的黨項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四)僖宗時期

僖宗時期,南詔仍不時寇邊。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渡過大渡河,為黎州刺史黃景擊敗。南詔敗歸途中,遭遇援兵,遂“復寇”,與唐軍形成對峙,雙方接連發生沖突,以“西川援軍不至”,蜀軍遂潰。十二月,南詔乘勝攻陷黎州,入邛崍關,進攻雅州。蜀軍奔返,成都驚擾,南詔提出“假道”請求,西川節度使怒斬其使,“蠻兵及新津而還”。(82)《資治通鑒》卷252,乾符元年十一至十二月,第8171—8173頁。

乾符二年正月,南詔北侵雅州,當時高駢節制西川,聞訊“遣使請和”,于是引兵退去。高駢派兵追擊,殺獲甚眾,擒斬敵酋,順勢收復邛崍關與大渡河各柵,又筑城于南詔戎州,置兵屯戍。三年三月,南詔上表求和,高駢以其屢“為邊患”,“數其負累圣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83)《資治通鑒》卷252,乾符二年正月、三年三月,第8171、9183頁。由于南詔“請為弟而不稱臣”,唐廷斥其“驕僭無禮”,而斷然拒絕。(84)《資治通鑒》卷252,乾符四年正月,第8190頁。

僖宗之世,各地民變蜂起,南詔之患也愈演愈烈,唐廷被迫大量征召中央神策軍、各地藩鎮兵“防冬”。在唐朝滅亡之前,西川仍有大量的“長武、鄜坊、河東兵”(85)《資治通鑒》卷252,乾符二年正月至三年三月,第8171、8175、9183頁。在防冬。唐朝國力長期“虛耗”,朝廷被迫暴斂于民,在黃巢義軍的沖擊下,關中防御體制分崩離析,唐王朝的崩潰也就無法避免了。

結 論

中唐以降,在安史之亂的沖擊下,唐朝因“撤邊備以靖中邦”,導致“吐蕃乘釁,吞噬無厭”(86)《舊唐書》卷139《陸贄傳》,第3806頁。,國力急劇衰退。唐朝內受藩鎮之禍的困擾,外遭游牧民族的威脅,“吐蕃作為唐朝兩百年的勁敵”(87)參見裴婷婷、何立慧:《吐蕃、唐朝的和戰交往及對唐朝的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回紇、南詔、黨項則緊隨其后,各方進行長期的角逐。關內與三川,地處唐朝與吐蕃交戰的前沿,實系王朝的地緣安全,是唐朝“有效地防衛關中的根本”。(88)參見周尚兵:《山南道在唐代政權安全體系中的戰略地位》,《史學月刊》2005年第7期。關中與三川等地的區域聯動是唐前期“關中本位政策”的延續,構成中晚唐西北防御體系重要的一環。

從代宗上元二年,到唐僖宗乾符之末,三川藩鎮、關東諸鎮與關中地方的區域聯動,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調整。若就三川對吐蕃的牽制而言,無論從出兵的規模、頻度,抑或戰效,西川無疑為執牛耳者。更為重要的是,西川經常將戰爭引向吐蕃境內,“牽橈其力,使不得犯塞”,迫使吐蕃從關中撤軍,或因“分其兵”,而減緩對關中的攻勢,使得唐朝“京西北防守逐漸擺脫被動不堪的局面”(89)參見邵明華:《安史之亂后唐朝京西北邊防線的重建和鞏固》,《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6期。,對穩定關中居功甚偉。

隨著吐蕃、回鶻的相繼衰亡,黨項作為晚唐肘腋之患的同時,南詔成為唐朝邊疆的新威脅。三川與關中的區域聯動發生重大變化,西川由牽制吐蕃入侵關中的主力,演變成南詔北犯的蹂躪之地。唐朝抽軍馳援,關東藩鎮由“防秋”關中,轉為在西川等地的“防冬”。無論回鶻擾邊、黨項劫掠,晚唐時期都難覓三川出兵的身影。西川不僅完全喪失策應關中的能力,反而成為削弱關中防御的包袱,以致關中的黨項叛亂長期未能解決。隨著馳援西川,關中兵力更加薄弱,在黃巢之亂的沖擊下,西北防御體系崩解,唐王朝的喪鐘也隨之敲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