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卡時代”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時代必然、困境概見與協同治理

梁 賽

（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遼寧沈陽 110000）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黨的二十大報告歷史性地闡揚了新時代國家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能力”成為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構成。自從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要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以來，“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1］以及“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任務圓滿完成”［2］等成就表明精準脫貧攻堅戰和污染防治攻堅戰已取得重大成效，但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仍然需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3］，并被列為2023年經濟工作的五個政策發力領域之一以及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八個重點任務之一。

重大風險是人類社會的顯著特征，“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4］。從字義分析來看，“風”本有“不確定”之所指，而“險”為“阻，難也”［5］，其詞義為潛在以及可能發生的危險?！帮L險”的概念起源分為中外兩種。前者強調“應為漢語自源”［6］，例如《風賦》當中提及的“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7］、《詩經》當中提到的“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8］等觀點；后者“好像是通過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傳入英語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9］。自20世紀80年代烏爾里?！へ惪?、安東尼·吉登斯等人提出風險社會理論以來，風險便成為學界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重大風險與人類社會相伴相生，“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10］，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ざ鞲袼乖谔接憣嵺`的自悖性與自然人化等問題時，便明確指出這一特征。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先后圍繞執政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1］，圍繞改革開放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我們在確定做這件事的時候，就意識到會有這樣的風險”［12］，圍繞金融工作提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情況下進行現代化建設，更需要注意經濟風險的防范”［13］，圍繞黨建工作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14］。

重大風險因時而變，“風險是一個時代的特征和社會的特征”［15］。從重大風險的背景變化來看，“烏卡時代”成為風險社會的一個最新表征和時代底色。從重大風險的主題變遷來看，網絡輿情成為風險社會的一個時代特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從學術界的研究現狀來看，目前尚缺少對網絡輿情風險的時代觀照以及相應的學理闡釋?？梢?，“烏卡時代”背景下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防范化解，已經成為一個迫切需要重視和回應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烏卡時代”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時代必然

隨著“國際國內安全環境越來越呈現出‘烏卡時代’的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模糊性特征”［16］，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成為新時代新征程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鮮明特征，這有其時代必然性和現實緊迫性。

（一） 統籌“兩個大局”的時代必然

防范化解“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是對更好統籌“兩個大局”的必然因應?！笆澜绨倌晡从兄笞兙帧焙汀爸腥A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是新時代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的深刻寫照?！半S著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和新傳播語境的出現，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大到不可知’的網絡化事實階段”［17］，網絡成為受眾獲取各類事實、接受各種觀點的主要途徑。在“烏卡時代”的渲染下，“兩個大局”的交織、激蕩、疊加、共振易導致新的網絡輿情風險的涌現，如果任其迅速傳播和蔓延開來，社會破壞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和網絡環境。但這也是發展機遇，要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18］。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既能夠規制“兩個大局”帶來的原生和次生網絡社會風險隱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構建起良好的網絡輿論環境，也能夠在網絡更清朗的基礎上以從容應變、主動求變的姿態，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把握發展機遇。

（二） 協同“兩個格局”的時代必然

防范化解“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是對更好協同“兩個格局”的必然因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這是對統籌發展和安全這一辯證思想的最新演繹。在“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不再被視為短期高彈性的安全問題，而是被當作更具有長期延展性的發展問題，網絡輿情風險向現實社會、相關領域傳導的現象愈加明顯，呈現出安全風險與發展風險兼具的時代特征?！跋麡O的輿情往往會嚴重威脅社會安全，還容易形成群體極化事件等不良后果”［19］。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既能夠夯實新安全格局的網絡社會根基，降低其誘發其他風險的可能性，也能夠打造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網絡安全格局，使發展建立在更安全、更可持續、更穩定的基礎之上，從而實現高水平網絡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良性互動和優勢互補。

（三） 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必然

防范化解“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是對更好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因應。中國式現代化是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不僅靠發展，也依賴于安全的保障作用，網絡輿情安全是其中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防范化解“烏卡時代”的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不僅能夠搭建起人民群眾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有序、民主、和諧、清朗的網絡協商空間，有助于抵制有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錯誤觀點和錯誤思潮，也能夠通過主流輿論思想的鞏固與壯大，激發起人民群眾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支持與擁護熱情，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共同體。

二、“烏卡時代”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困境概見

“烏卡時代”（VUCA）一詞為“舶來品”，最先由美國陸軍戰爭學院于1987年提出，后來被用來描述冷戰結束后不穩定的地緣政治狀況，“如今公共治理也已進入‘棘手’問題叢生的‘烏卡’時代（VUCA）”［20］。其具備的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等特性在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

（一） “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復雜性

復雜性是指某種事物或者情況由諸多相互聯系的要素構成，且依據現有的部分信息難以識別事物或者情況的全貌及其因果關系?！盀蹩〞r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復雜性困境體現在客觀和主觀兩個層面。在客觀方面，“兩個大局”“兩個格局”之間的交織、激蕩，使得“烏卡時代”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性和相互轉化性愈加明顯，普通網絡輿論、網絡事件、網絡輿情演化為一般網絡輿情風險、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可能性加大，重大網絡輿情風險向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領域傳導、共振的可能性加大，監測、預警、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難度加大。在主觀方面，隨著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復雜性日益突出，單一部門、組織難以對其進行整體治理，部門之間、政社之間所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協作網絡被普遍認為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網絡和協作的時代”［21］。但這種協作網絡由于涉及多個領域、多個層級的部門和組織，會衍生出不同主體間的利益掣肘、資源壁壘等問題，導致協作網絡的結構、過程、管理愈加復雜，協作網絡的有效性難以保證。

（二） “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易變性

易變性是指某種事物或者情況在一定時間內呈現出快速且明顯的波動變化?！盀蹩〞r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易變性困境體現在發生、發展和結果三個維度上。在發生層面，“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既可能由已帶有風險苗頭或是已呈現出較小風險隱患的網絡言論、事件生成，也可能從看似積極正面的網絡言論、事件當中被誘發。例如2019年印發實施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所提到的“低級紅”“高級黑”問題。這種易變性弱化了防范化解主體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預測性。在發展層面，“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在發展過程當中既呈現出逆向性發展的特征，如網絡輿論糾偏、網絡輿情反轉等現象，使得負面網絡輿情有可能帶來好的網絡輿論，也呈現出無方向性演變的調性，如網絡輿論搭車、網絡輿情失焦等情況，使得單一網絡輿情風險有可能次生其他負面網絡輿情。這種易變性降低了防范化解主體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可控性。在結果層面，“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防范化解結果是不穩定的，好的防范化解結果有可能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成為其他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誘因，壞的防范化解結果也可能經過“休眠”以后發揮積極作用。這種易變性弱化了防范化解主體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預見性。

（三） “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指某種事物或者情況存在諸多未知因素或是因果關系，難以依據已有的經驗對其進行解構和處理，也難以預測其發展趨勢和結果走向?！盀蹩〞r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模糊性困境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信息的模糊性。在“烏卡時代”，隨著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的共振、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滯脹、新冠疫情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危機的凸顯，網絡愈加成為各種言論、意見碰撞的空間和場域，大量矛盾性信息的不斷涌現模糊了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本來面貌和真實樣態；同時在“沉默的螺旋”“多元無知效應”的作用下，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信息也被裹挾和混雜在優勢和主導輿論當中，難以對其進行辨析。二是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界定的模糊性?！盀蹩〞r代”的重大網絡輿情風險呈現出傳導性、疊加性、復合性等顯著特征，任一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都可能兼具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屬性，難以對其進行類別、領域的清晰和準確界定。三是重大網絡輿情風險化解的模糊性。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信息自身的模糊性、界定的模糊性，決定了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化解也必然存在多元化選擇，在化解措施是否有效、化解措施是否唯一有效、化解措施在何種情況下有效等方面都存在模糊性。

（四） “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指對某種事物或者情況的性質、狀態、走勢不能確知。風險與不確定性互為里表，“風險的本質并不在于它正在發生，而在于它可能會發生”［22］，從這個層面理解，風險社會不僅是“烏卡時代”，也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23］?！盀蹩〞r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不確定性困境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作用對象的不確定性。在“烏卡時代”的持續渲染下，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連鎖、聯動效果明顯，其所影響和沖擊的對象不再局限于涉事主體，而有可能波及其他公私部門和個人，導致防范化解主體難以依據已有信息和情況及時對影響對象進行明確確認。二是重大網絡輿情風險作用主題的不確定性。重大網絡輿情風險在生成后，按其主題整體可劃分為政治類、法治類、公共安全類等不同類型，但隨著風險的發展、演化、傳導，其作用主題也呈現出不確定的狀態，如原先有關道德倫理的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有可能衍生出行政體制改革等主題，甚至后者有取代前者成為主要議題的趨勢。三是重大網絡輿情風險影響程度的不確定性?！爸卮蟆币辉~的內涵外延隨著網絡輿情風險的演化而拓寬，如縣級、市級層面的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有可能上升為國家級重大網絡輿情風險，而國家層面的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有可能上升為全球性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這種特性導致難以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影響程度進行明確框定。

三、“烏卡時代”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協同治理

協同治理是有別于政府治理和市場治理的第三種治理手段，是一種解決復雜問題、共享稀缺資源、實現集體目標的跨部門、跨主體的管理安排。隨著“烏卡時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愈加呈現出“混亂問題（messy problems）”“棘手問題（wicked issues）”的顯著特征，傳統的公共管理方式已經難以對其進行防范化解。而能夠將政府這種“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種“看不見的手”進行“握手”［24］的協同治理，便成為“烏卡時代”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必要和必然選擇。構建網絡治理共同體、加強全要素綜合治理、強化全周期政治傳播是協同治理理念的充分體現。

（一） 構建網絡治理共同體

網絡治理共同體是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領域中的運用，是一種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一核多方”式全主體協同治理格局?！盀蹩〞r代”的復雜性、易變性、模糊性、不確定性使得單純依靠政府或者市場的力量難以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進行防范化解，需要通過強化府際協同、政社間協同、專群間協同實現有效治理。在府際協同方面：一是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防范化解，需要構建上級互聯網信息主管部門及其他相關職能部門與下級部門及屬地管理部門之間的條塊協同關系，探索扁平化治理模式，提高實時監測預警、快速精準化解的協同能力。二是需要構建橫向的部門間協同治理體系，推動實現網信、宣傳、國安、公安等不同部門間的信息互通、資源共享、數據互聯、工作聯動，建立健全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權責清單。在政社間協同方面：一是要鞏固政府主導的地位，加強政府在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領域的規劃制定與政策實施，引導、支持、監管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在參與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防范化解等方面的顯著作用。二是要發揮社會協同的作用，通過創新黨建帶群建制度機制、健全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等途徑，發揮群團組織、市場組織、社會組織在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和專業優勢。在專群間協同方面：一是要豐富人民群眾協商的制度化實踐。服務是最好的治理，創新完善民主協商機制有助于及時回應和疏解負面網絡輿論，實現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源頭發現和早期控制。二是要拓寬人民群眾參與的制度化渠道。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搭建互動多樣的參與平臺，有助于強化人民群眾在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防范化解方面的共建共治共享。

（二） 加強全要素綜合治理

全要素綜合治理是方法協同、手段協同觀念在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領域的運用，是一種整合政治、法治、德治、智治四種方式的協同治理路徑。在政治方面：政治引領在網絡輿情治理當中具有先導性、決定性作用。要堅持黨對網絡輿情工作的全面領導，將政治引領落實到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各方面各環節，確保各級黨委和政府將防范化解重大網絡輿情作為重大政治任務，通過黨建引領的方式促政風帶民風，不斷優化網絡空間生態。在法治方面：法治在網絡輿情治理當中具有固根本、利長遠的作用。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治網，完善網絡輿情領域的法律、行政法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制度規定；加大對危害國家安全、侵犯他人權利、干擾司法活動等網絡輿論的依法懲治力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培育全社會依法發表網絡言論、從事網絡活動的良好風氣。在德治方面：要建立健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核的德治體系，統籌推進網絡公德建設與個人品德建設，深入開展網絡文明創建活動，強化德治教化對網民言論與行為的內在約束力和外在引領力。在智治方面：要利用好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通過海量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場景運用，強化對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的感知、監測、預警、預判和治理能力，推動依靠經驗決策與依靠大數據決策相結合，推動重大網絡輿情風險防范化解的智能化流程再造，確保網絡信息數據安全和網絡輿情風險治理統籌推進。

（三） 強化全周期政治傳播

從傳播學角度看，治理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信息的流動和分享的過程。政治傳播的機制健全、發達與否，決定著治理過程中的信息傳遞是否順暢，從而直接影響治理的績效?！盀蹩〞r代”的網絡輿情風險日益凸顯，恰恰暴露了傳統政治傳播的力度欠缺、精度不強、效度不高的問題，“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極端民粹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錯誤思潮仍然時常出現，深刻影響了國內的意識形態工作，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地位”［25］，需要構建貫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政治傳播體系。第一，在常態的輿論環境中，要建立健全政治傳播有效運行的機制與環境，提升政治傳播在社會信息傳播中的顯性地位。要以政治傳播來加強防范化解主體對主流輿論格局的引導力，進而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第二，在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發生時，要為政治傳播的高速運行開辟特殊空間，從而確保政治信息的暢通交流。在這一時期，尤其要注重“以國家/政黨/政府為主體”的宏觀政治傳播與“以個體為主體”的微觀政治傳播的有機結合，從而實現政治信息“上意下達”和“下意上傳”的多維一體，進而準確認知社會輿情背后所潛藏的社會心態，實現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傳播使命。第三，在重大網絡輿情風險發生后，要充分發揮政治傳播的社會維系、社會建設和社會反思的作用，以政治傳播來提高全社會的政治文明程度，實現政治傳播與國家治理的“同頻共振”。政治傳播是協同治理的重要手段，協同治理是政治傳播的內在邏輯。政治傳播的全周期發展，能夠助力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聚政治之效，展傳播之能，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