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理路

莊偉航，霍雅琴

（西北政法大學a.管理學院；b.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陜西西安 710022）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1］，再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2］，這不僅是中國社會治理話語體系的嬗變，也是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論內涵的深化與拓展。與此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為鄉村社會治理提供了指引［3］。隨著現代化轉型進程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鄉村聯結松散、熟人社會模式解構，傳統宗族、鄉賢文化對鄉民的影響與動員力日漸式微，鄉村社會呈現出碎片化、空心化等問題，依靠血緣、地緣等因素結成的傳統意義上的鄉村集體正漸漸消解。順應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培塑鄉村治理共同體，或可成為突破上述困境的解決之道。

近年來，不少學者就鄉村治理共同體進行了探討，在其內涵上，認為鄉村治理共同體基于共同的價值遵循、組織身份與任務行動［4］，是多元治理主體的聯結［5］?？梢哉J為，鄉村治理共同體是在共同的鄉村地域中，鄉鎮黨委政府、村委、社會組織、企業、鄉民等多元主體，基于權責適配、情感共融、協商合作、良性互動的治理關系結成的有機聯合體。在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方面，有學者從馬克思共同體思想［6］、政黨引領［7］、歷史演進［8］等角度對建構邏輯進行探討。亦有學者探討其建構路徑，或認為應豐富治理主體多樣性，調動村民主體能動性［9］，或主張建構鄉村治理義務互惠型共同體［10］，或建議實行利益激勵的集體行動制度建構［11］?，F有研究尚未充分結合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新的時代命題。中國式現代化下的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生發邏輯是什么？現代化轉型中鄉村治理困境究竟何在？如何建構中國式現代化下的鄉村治理共同體？這些都是理論和實踐需要共同回應的問題。

一、中國式現代化中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生發邏輯

（一） 在人民至上的根本價值遵循中堅守群眾路線的時代要求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資本主義為指導，在資本運作下產生現代市場，將資本視為促進社會生產與發展的根本動力，資本影響下的作用模式表現為資本邏輯統攝生產、勞動、社會生活［12］。中國式現代化將人民群眾視為歷史的創造者，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進理想與目標，以系統協調與整體推進的方式化解社會沖突、平衡區域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讓資本服務于人［1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開啟新征程，依靠人民力量解決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突出問題，將現代化發展道路與群眾路線有效結合，發揮鄉村多元治理合力的作用，以人民為出發點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符合全體人民共同期盼，也符合新時代發展要求。

（二） 在工具理性朝價值理性回歸下破除科層束縛的現實需要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建立于工具理性之上，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與技術控制。馬克斯·韋伯將工具理性的擴張視為現代化的鮮明特征［14］。在工具理性主義的支配下，社會的最終走向是人主體性的消磨。中國式現代化則強調在工具理性基礎上對價值理性的維護，實現效益與價值的雙向平衡，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15］，在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上，探索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協調、民本邏輯與共同體思想和諧統一的社會治理形式。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治理共同體尋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協調，強調多元主體間的協商合作與良性互動，著眼于突破傳統科層制下的層級束縛與互動壁壘，將為創新鄉村社會治理模式、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格局的不斷完善提供支撐。

（三） 在治理共同體關系變革中實現多元耦合的必然選擇

以資本積累為目的、奉行資本至上邏輯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西方社會現代化最終導向精致利己主義，其統治結果是將個人利益隱匿于集體利益中，將人團結于資本的掌控之下，所謂的對自由的倡導與對民主的追求只是資產階級偽善的面具。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這是資本主義“虛假的共同體”，它正一步步成為人新的桎梏［16］。中國式現代化著眼于全體人民的共同進步，尋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將人民視為國家的主人、社會治理的主體，推動國家、社會與人民三者利益聚合［17］。從追求個人利益轉向整體利益，從單一主體行為轉向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中國式現代化下的鄉村治理共同體將著力推動多元主體的治理互動與治理耦合，構建起鄉村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二、現代化轉型中鄉村治理的困境

（一） 主體聯結弱化：傳統文化式微下鄉村社會結構松散

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鄉村社會歷經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制變革、家庭承包經營改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等數次歷史變遷，傳統鄉村“熟人社會”日益消解，并逐步朝著流動性強、人際關系表淺化的“半熟人社會”轉變［18］。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城市對鄉村人口的虹吸效應日漸顯著，流動性已成為鄉村社會一個新的特質［19］。大量青壯年人口脫離傳統農業生產流向城市，與之同步的是鄉村包括人力在內的各種資源的流失與發展動能的衰退。鄉村人口結構遭受巨大改變，留守人口的老齡化使得鄉村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趥鹘y宗族、鄉賢文化的社會聯結在城鎮化進程與人口加速流動中日漸松散，基于傳統鄉村文化緊密聯結的人情、鄰里、宗族、代際等關系日益疏離，維持鄉村秩序的傳統鄉賢精神、宗親文化、村規民約等的約束力與動員力式微，由此帶來的是鄉村公共精神退場與集體意識衰弱，傳統由鄉村士紳為代表的知識人與鄉村居民所結成的鄉村社會結構受到嚴重沖擊［20］。

（二） 多元交互梗塞：科層制慣性下“簡約治理”壁壘頻生

科層制下，地方官員面臨自上而下行政的任務環境與向上負責的行政壓力，往往基于有限的資源環境考量各矛盾沖突的目標任務，將有限精力投入最利于自身職業發展或最大化規避風險的行政任務中。在“命令—服從”語境與科層制約束下，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間缺乏基于平等情境下的交流與互動，往往易產生行政僵化與形式主義問題。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將官僚機構延展至縣級政府下新建立的區，由正式任命文件與警察等武裝力量保障其政治權威，使得官僚主義對鄉村社會產生極大影響［21］。新中國成立后，“駐隊”“包村制”等非科層化管理方式被廣泛運用于鄉村管理實踐，追求去科層化、村民自主、社會參與的簡約管理［22］。然而受傳統科層制影響，鄉村管理依舊留存有官本位思想的印跡，鄉村民眾、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治理主體仍舊陷于被動參與或依賴政府扶持的配角地位［23］。官本位思想、行政僵化、形式主義等問題，使鄉村社會多元互動產生壁壘，基于信息流通共享下的交流互動產生梗塞。

（三） 系統耦合失調：現代化轉型張力下基層治理懸浮

一方面是基層政府有限的資源與民眾多元需求間的矛盾產生治理資源配置的懸浮問題。處于最低層級的鄉鎮政府獲得的可直接支配資源往往有限，面對鄉村有限的資源供給能力與鄉民多樣化需求間的矛盾，村委會往往成為下沉事責的主要擔負者［24］。然而基層治理資源并未與多元治理主體實現充分對接，政府的匆忙“退位”與鄉村自治運作體系的尚未成熟，使得村委會需在彌合行政空當中負壓運作［25］。另一方面是基層政府有限權力與無限責任間的矛盾產生治理責任配置的懸浮問題。在基層治理運作中，基層政府往往承擔著具體政策執行任務，與之相配的是更多下沉責任。在有限的權力與上級下達的具體執行任務下，基層政府的責任被放大，基層政府往往疲于應付上級考核任務而忽視對基層民眾的回應［26］。由于鄉村公共事務的復雜性，社會多元主體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職能交叉、責任劃分不清等問題帶來的管理盲區，一定程度上制約基層治理效能［27］，懸浮的責任劃分也將使其對問題責任的推卸更加便利。

三、現代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路徑

建構中國式現代化下的鄉村治理共同體，核心在于人民，關鍵在于實現文化與人才的多元聯結，實現制度與信息的多元交互，強化資源與責任的多元耦合。

（一） 實現文化與人才的多元聯結

文化與人才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根與基石，也是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鄉村治理要將為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作為出發點，以文化為紐帶，以人才聚集為基礎，加強鄉村多元治理主體間的有機聯系，確保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發展的根基穩固。

一方面，喚醒文化主體性。需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喚醒鄉村社會民眾的主體意識，在認清時代發展趨勢、把握客觀規律中重拾主體擔當；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凝聚鄉土情懷，讓優秀的鄉賢文化、家族文化等鄉村傳統文化在發揚與傳承中引領鄉村社會風氣；需以高度的文化主動打造鄉村治理的新引擎，大力發展鄉村文化產業，增強文化造血功能，讓傳統鄉村文化在創新與發展中催生強大動能。

另一方面，推動黨政學企全方位聯動，在培育鄉村自身人才隊伍的同時，吸引外來人才流入。黨作為鄉村治理的最高政治領導，需建立基層黨委與鄉村多元治理主體間的密切聯系，借力黨建工作不斷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政府是鄉村治理工作的責任主體與執行者，要強化政府職能作用，統籌鄉村多元治理主體利益與人才發展需求，形成強大合力。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教學單位是鄉村人才隊伍培育的重要平臺，要聚焦鄉村現實需求，培育適應鄉村發展與產業需求的高水平人才隊伍。企業擔負著科研成果轉化的重要功能，要引導國有與私營企業資本有序進入鄉村領域，以鄉村產業發展吸引人才流入。

（二） 實現制度與信息的多元交互

以人的全面發展為著眼點，破除傳統制度與信息壁壘，實現現代化治理轉型下的多元交互。

一方面，以制度化的方式為多元治理主體賦權增能。一是構建基層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多元共治網絡，為基層多元治理主體放權賦能，發揮鄉賢、社會組織等群體的橋梁紐帶作用，拓寬群眾問題反饋渠道，實現民主共治。另外要在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過程中消滅官本位思想。二是發揮鄉賢、社會組織等群體的橋梁紐帶作用，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壓力下形成力量緩沖，避免基層政府將過多精力投入于行政任務的考核之中而產生行政僵化問題。三是拓寬群眾反饋渠道，激發各類行為主體共同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

另一方面，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鄉村政務方面，可通過搭建鄉村數字政務平臺，推動協商、決策、選舉、監督過程的信息透明化、形式民主化。社會服務方面，可構建鄉村數字化黨群服務平臺，通過信息共享、數據聯動的黨群互動，為推動鄉村現代化轉型下的黨群合作、人員培育、經驗交流等提供便利。社會監督方面，應發揮大數據網絡與多媒體平臺作用，打造更具互動性的監督反饋渠道?？傊?，借數字化手段沖脫“信息孤島”的束縛，解決多元治理主體間信息不對稱問題，提升鄉村治理交互性，實現治理數字化下的信息共享、全面覆蓋、精準對接、主動參與、實時反饋。

（三） 強化資源與責任的多元耦合

以整體性協調為導向，增強多元治理主體間的整體性互動與系統性耦合，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下鄉村治理的內在相生。

一方面，激發基層治理活力，推動治理資源耦合。一是推動資源按需下沉、分類下沉與常態化下沉三者結合，實現資源有效鏈接。按需下沉即實現資源與需求的精準對接。分類下沉即依據資源屬性與不同人群、民族以及緊急度等進行分類下沉。常態化下沉即結合季節性等特點推動資源依規律持續下沉。二是尋求多元物資供給模式，實現資源長效鏈接。充分調動社會企業、第三部門等資源，以政府購買、項目制等形式簽訂供給協議，同時鼓勵居民適當儲備必要應急物資，以緩解突發災難下的資源供給壓力。三是創新資源管理方式，實現多元治理主體間資源的有序鏈接。搭建鄉村資源共治平臺，綜合利用鄉村人力、智力、信息等資源；對物力資源實施分類、設立臺賬；整合社會公益慈善與政府資金等財力資源。

另一方面，創新基層治理模式，推動治理責任耦合。一是整體把握，在黨政領導與多元共治中尋求互補與平衡。以制度化的責任界分來規范權力運行，確保鄉村多元治理主體的治理活力與治理責任并重。二是做好頂層設計，調動各級政府干部下沉鄉村、聯系鄉民，劃分鄉村治理責任網格。三是積極發揮黨建引領作用，調動多元治理主體責任意識，形塑決策共商、落實共抓、責任共擔的鄉村治理格局。

四、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傳統基層政權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形式向鄉村社會讓渡轉型，審視鄉村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中的問題積弊與治理困境，鄉村社會聯結弱化、多元治理主體間交互梗塞、治理重心下移過程中的治理脫嵌是鄉村社會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構建中國式現代化下的鄉村治理共同體，需以人民為出發點，強化鄉村多元治理主體的有效聚合，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以人的全面發展為著眼點，突破傳統治理的形式思維定式，實現多向度的交流與互動；以整體性協調為導向，推動鄉村治理耦合，繪就鄉村振興的同心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