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家治理本質特征和比較優勢

王凱　黃日涵

〔摘要〕現代政黨制度旨在通過規范權力分配、整合社會利益、建構國家認同、輸送人才和監督權力來服務國家治理。但西方競爭型政黨制度在一些實踐中發生了對治理本位的偏移，體現在政府權威性式微、利益集團壟斷權力、共同體意識淡化、民主赤字困境等方面。在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踐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彰顯國家治理本質特征，以超大規模國家治理為目的、以現代化治理能力為核心、以人民整體利益為基礎、以凝聚共識為需要、以民主監督為重點，成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為人類政治文明提供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家治理；比較政治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24）02-0079-10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大課題。中國古代政治中的“國家治理”一般指統治者治理國家和處理政務。西方政治學語境下的“國家治理”，盡管有多種流派，但共性表現為“立足于社會中心主義，主張去除或者弱化政府權威，取向于多中心社會自我治理”〔1〕。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既區別于古代中國的君權治理，也區別于西方強社會弱政府的治理，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基本邏輯，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本質特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價值導向的“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其內核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

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治理體系的上層建筑，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西方學者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將政黨制度定義為“政黨體系正是內部政黨競爭而產生的相互作用的體系”，“以這種相互作用的體系為特征的政治體制才應被稱為政黨體制”〔2〕。愛爾蘭政治學家彼得·梅爾（Peter Mair）則認為：“任何政黨制度的核心都是對行政職位的競爭。正是這種競爭首先構建了政黨制度，并促進了其制度化?！薄?〕可見西方對政黨制度的定義是以“競選”為主要參考維度，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天然烙印。這里我們采納中國學者對于政黨制度的定義，即“一個國家的各個政黨在政治生活中所處的法律地位，政黨同國家政權的關系，政黨對政治生活的影響，政黨如何實現自身的運轉、行使國家政權、干預政治生活的活動方式、方法、規則和程序，是各個政黨在爭奪對于國家政權支配時逐漸形成的權力和地位劃分的模式”〔4〕。從二者對政黨制度不同定義中可以發現，前者強調“競爭”，后者強調“國家”。

在應對和接納“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一方面吸納了西方政黨制度在推動現代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實質功能，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指導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因地制宜構建了與西方競爭型政黨制度不同的制度類型，并使其始終立足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本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3月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薄?〕這一重要論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把政黨制度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般性原則與適合中國國情和中華文化的特殊性原則相結合的理論飛躍，是對人類政黨制度的主動創新。實踐證明，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著巨大優勢，在服務國家治理中效能顯著，這為中國政黨制度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優勢?！薄?〕近期，中共中央出臺專門文件，對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出重要安排部署，提出努力建設自信自立、務實有效、規范有序、生動活潑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總體目標，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注入新的強大動力。

一、國家治理：政黨制度的初衷

政黨制度是近代民主思想的產物。在古希臘，民主本為共同體（城邦）治理而生?，F代政黨制度發軔于西方思想啟蒙運動，是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所形成的。在西方政治學語境下，政黨制度是以“天賦人權”消解“君權神授”的重要制度安排。自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以來，政黨制度作為民主的載體，其初衷是服務現代民族國家的利益，特別是為國家治理提供政治權力分配和權力運行層面的規范，建立政黨制度是絕大部分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選擇。國家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權力、制度和文化的有機統一，我們可以從權力分配、利益整合、認同建構、人才輸送和權力監督等方面理解政黨制度的國家治理功能。

（一）政黨制度與政治權力分配

國家治理首先要明確國家“由誰治理”和“為誰治理”這個關乎政治權力分配的基本問題?！盀檎螜嗔ΧY黨”是政黨的本來之義，體現了政黨生來就與國家治理權發生關系的屬性特征。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的組織，集中代表了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利益。政黨制度的產生則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如列寧指出：“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斗爭。各階級政治斗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斗爭?！薄?〕政黨制度是國家對政黨進行政治活動的法律規定，規范著權力斗爭和分配的原則、方式與程序。政黨在獲得政權后使本階級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并將本階級利益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政府公共政策，進而實現國家治理，體現“政黨—權力—治理”的邏輯。對執政黨來說，獲得執政權是開啟國家治理的起點。在趨于穩定的競爭性政黨制度中，執政黨在代表本政黨選民利益的同時，為了爭取連任，往往會使政策趨于平衡，通過帶有普惠性的整體治理績效來鞏固和擴大選民基礎，這符合國家治理的基本需要。薩托利認為，政黨制度通過“程序和約束”能夠使政客的“行為和他（私利）的動機相分離，如果體制的約束機制運作良好的話。政黨是服務于集體的福祉的，是服務于不僅僅是競爭者個人的福利這一目的的”〔8〕。

（二）政黨制度與社會利益整合

國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促進社會利益與人民福祉。政黨將人民與政府連接起來，是人民表達利益并與政權溝通的重要工具。英國政治學家歐內斯特·巴克（E·Buck）指出：“政黨就是把社會中思考和討論的水流導入政治機構的水車并使之轉動的導管和水閘?！薄?〕由于政黨具有國家和社會的跨界性，因而相比于一般市場化和社會化治理主體，政黨制度是制度化、常態化地將社會利益訴求轉化為國家治理目標的基本渠道，體現“社會—政黨—國家”的邏輯。西方政黨制度反映西方政黨特質并且實現其功能。西方政黨是代表“部分”的黨，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黨來代表，代表社會不同意見權利的博弈。在不同政黨競爭或者合作的過程中，“政黨制度的‘利益聚合功能還能不斷吸納被政治體制排除在外的階級或集團，從而有利于國家治理?！薄?0〕由于現代國家大都人口規模大且階層分化、利益多元，由政黨充當利益整合的中介機制具有必要性。

（三）政黨制度與國家認同建構

國家認同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精神性指標，政黨制度及實踐具有建構集體性國家認同的文化功能。最早給現代政黨下定義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認為，政黨“是建立在一些人們集體認同的特別的原則之上、以共同努力促進國家利益的聯合起來的實體”。薩托利認為，這一定義“區分了‘派系（part）與‘政黨（party）”〔11〕，從而賦予了政黨以現代政治合法性。

一方面，政黨通過政治動員推動了政治社會化，用政治意識、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教育人民。從啟蒙運動到資產階級革命，西方資產階級作為日益強大的社會力量，基于與王權展開斗爭的需要，將政黨、議會、分權、憲政等理念有意識地注入到政體當中，使這些理念發揮著塑造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認同的作用。良性的政黨制度運作使公民通過“政黨—國家”的利益表達結構將基于民主觀念的政治情感安置于國家，構建起集體價值認同。

另一方面，政黨制度將多元社會利益導入規則化的政治博弈中加以表達、平衡和協商，如西方國家的在野黨、反對黨對政府的批評和監督，以及公開的競選辯論等，被認為可以低成本釋放選民的不滿和社會壓力，是維持政治社會穩定的現實需要。這一矛盾消解功能本身有助于構建集體認同。

（四）政黨制度與治理人才輸送

現代國家的人口規模遠超古代，使得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治理和古代中國的“無為而治”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治理好現代國家需要高效穩定的人才選拔輸送機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薄?2〕信念、理性、責任、能力是政治人才的基本素養。對國家來說，合格的“千里馬”不多，發現“千里馬”則更難?，F代政黨被視為充當“伯樂”的角色，為國家不斷選拔有從政意愿和政治能力的合格人才。政黨運作，從人才吸納、篩選、組織開始，通過教育、培訓、歷練，使一批具有一定政治素養的人通過政黨這扇大門進入國家治理的各級權力機構。

（五）政黨制度與權力監督

當今世界，有的政黨組織政府，有的政黨監督政府，監督的有效性是評價政黨制度效能的重要標準，因為防止權力的腐敗本就是關系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在西方政黨制度框架下，政黨通過選舉實行“競爭上崗”，實現基礎的監督功能（這一制度設計主要源自西方資產階級從宗教改革以來對急劇強化的王權專制的厭惡和反對）。此外，反對黨和在野黨還通過持續性監督執政黨政府決策及其實施、直接參與議會立法、間接影響國家司法權力機關等開展權力監督。

二、西方政黨制度對國家治理本位的偏離

現代政黨理論雖緣起西方，但西方政黨制度的實踐在部分地區卻愈發偏離“國家治理”的價值初衷。其根源在于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局限性，即“資產階級政黨的首要目的和中心任務，是維護有利于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秩序以及有利于資產階級的社會利益分配”?！?3〕

（一）政府權威的式微

在西方政黨制度實踐中，競爭性制度設計使“上臺執政”取代“國家治理”成為政黨最優先甚至本質的追求，“選票多少”替代“政策績效”成為評價標準?！笆侄巍迸c“目的”本末倒置造成公共政治資源的巨大消耗甚至浪費。為“反對”而“反對”的“否決政治”使政黨對公共政策的制定與監督淪為謀求連任和“上位”的工具，從而使國家治理缺乏戰略性、普惠性和宏觀性。這一現象揭示了產生于競爭機制的集體物品總是次最好的政治學規律。走向極化的黨爭不斷導致政府作為治理主體的權威性與國家作為治理對象的公共性雙重衰退。這在2016年英國保守黨主導的脫歐公投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政黨制度競爭性設計以自由主義傳統為始作俑者，其出發點基于限制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在作為政治學基本范疇的“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中，西方始終把“國家”及其擁有的強制力視作對個人“自由權利”的最大威脅。西方近代以來一系列政治成果及其制度實踐可以說都是在限制國家力量上做文章，如三權分立、議會制、聯邦制、政黨輪替等。為防止權力被壟斷，對政府進行“定期拆裝”客觀上削弱了政府在國家治理中集中資源和實施長遠規劃的能力。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寫道：“美國政治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衰敗，因為他傳統的制衡體制愈益深化和僵化。由于政治極端化越趨尖銳，這個去中心化的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卻讓利益集團和活躍組織擁有過度影響，它們加起來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權力的美國人民。美國的政治體制變得極端化和寡斷不決?！绹芾в谠愀獾钠胶??！薄?4〕

（二）利益集團對權力的壟斷

西方政黨制度偏離國家治理目標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集團對權力的壟斷。在理論層面，政治運作應堅持人民性還是精英性是自柏拉圖以來政治學長期爭論的問題，甚至醞釀了西方民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流派——精英民主理論，維爾弗雷多·帕累托、馬克斯·韋伯、約瑟夫·熊彼特是其代表人物。該理論以批判經典民主理論關于“人民意志”的假說為起點，把“民主”包裝為人民選擇精英以及精英競取領導權的制度化程序。很多學者都對精英民主理論的假設和取向進行了嚴厲批判。①如巴爾得摩（T·B·Baltimore）認為：“民主政府的維持、發展與改進主要并不是人民依賴極少數精英集團之間的競爭，而是有賴于創造無數的機會給大多數，讓其得以參與制定對生活有決定性影響的社會政策。同時也有賴于將精英分子與群眾之間的界限盡可能地減至最低程度?！薄?5〕但是正如精英民主理論的很多實證分析一樣，西方政黨制度趨于精英民主已是不爭的事實。政黨選舉實則是利益集團及其精英代表候選人比拼財力、物力、話語權力等資源的戰場。金貽順認為：“精英民主理論，不僅與現階段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狀況基本吻合，而且在韋伯、熊彼特、波普等人的精心構筑下，成為比較嚴密成熟的理論體系?！薄?6〕

精英民主理論與經典民主理論的爭論體現了西方政黨實踐對民主的人民性原旨的偏離。政黨的利益集團化使國家治理偏離公共利益方向，而且掩蓋了治理所需的有效社會信息。底層民眾真實的利益訴求難以上達，更難以撼動資本權貴和利益集團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政黨這一“水車”成為空中樓閣。恩格斯曾指出：“（美國）兩大黨中的任何一個黨的內部，人們都因地區的不同而代表著完全不同的集團和利益，而且幾乎有產階級的每個階層在兩黨內部都有自己的代表?！薄?7〕在所謂“西方民主”的掩蓋下，政治越“自由”，政黨的精英性和資本性就越穩固。穩固的精英政治和資本邏輯下，人民淪為投票“機器”，通過獲得“民主錯覺”而被動默許博弈結果，消極進行合法性授權。久而久之，這種“消極”很容易被煽動和利用，進而反轉為對所謂“建制派”的不滿，形成民粹主義運動，抑或導致激進派政治勢力成長，如法國的國民陣線、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

（三）共同體意識的淡化

競爭性政黨制度使社會固有多元利益博弈所引發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被人為放大，降低了社會凝聚力。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認為“合法反對”是西方政黨的倫理，所謂“合法”指三個重要條件，即“在憲法框架內、負責地競爭、有效地反對”。一方面，政黨間不得采用煽惑、叛國、陰謀、政變、暴亂、暗殺等非法手段，另一方面，反對黨對現行政策的批評，不僅僅是為了取代執政黨，而且要為社會發展提出更好的替代性政策選擇，并儲備有能力實施這些政策的具體方案、機構和人員?！?8〕總體來看，“合法反對”理論只是嫁接在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政治自由主義上的新枝，僅以自由共識、憲法共識和理性共識為基礎，缺少“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等更高層面的價值。在政黨競爭的實踐中，投票選舉所形成的強大刺激使每一個政黨都去討好某一特殊集團，對群眾的動員往往煽起種族和宗教仇恨，加深著原有的社會裂痕。

二戰后，西方相對成熟的政黨制度勉強維持了反對與監督在“憲法共識”內，但是否符合上述“負責”和“有效”的原則值得商榷?！皼_擊國會山事件”①已然突破了美國憲法的底線。玻利維亞、委內瑞拉、智利、烏克蘭、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的極化黨爭將國家帶向無休止的政變、大規模社會騷亂甚至戰爭。在一個被現實主義原則所支配的社會中，國家共同體意識的淡化對國家治理特別是安全治理的危害是致命的。

（四）民主赤字的困境

資產階級政黨局限性導致的“公私矛盾”使西方政黨實踐普遍陷入“民主赤字”的困境。所謂“公私矛盾”，指西方政黨身處選舉政治的摩天輪，為圖選票上位不得不以公共利益代言人和國家治理責任人的面目示人，但利益集團局限性又使其囿于小集團意識不能自拔，導致治理實踐發生嚴重的“價值萎縮”，對大眾頻頻開出“空頭支票”。同時，競爭是自由的，選舉是平等的，但金錢對選舉活動的操縱是不平等的。各類選舉的巨大耗費使得政黨競選淪為計算“投入-產出”的“資本游戲”，政黨則扮演著候選人經紀人的角色，謀圖競選成功后的“經濟回報”。恩格斯曾尖銳地指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薄?9〕這樣一種“公私矛盾”使西方政黨在公眾訴求和資本利益面前展示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復雜面孔”。如大衛·休謨（David Hume）所言：“政黨很少是純而不雜的?！薄?0〕形式上民主和實質上不民主所帶來的虛偽性不斷瓦解著民眾對政黨制度的信任感，挫傷了參選投票的積極性，造成“民主的赤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謂“民主國家”的投票率屢創新低。近年來美國大選投票率一直處于持續下降趨勢，“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2016年的大選只有55% 的選民參加投票。連年降低的民眾參與度，無疑將嚴重動搖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1〕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家治理本位特征與優勢

“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敝袊滦驼h制度主動借鑒近代以來中西方政黨制度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在汲取政黨制度現代性民主價值的同時，回歸并升華其服務現代國家治理的目標本位，用以解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實際問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西方政黨制度相比，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合作、參與、協商，本質屬性是團結、民主、和諧，重要功能是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維護穩定，顯著特征是執政與參政、領導與合作、協商與監督的有機統一，具有實現利益代表的廣泛性、體現奮斗目標的一致性、促進決策施策的科學性、保障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的制度優勢。

（一）以“超大規模國家治理”為目的

國家越大，越難治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學》中將一切共同體建立的目標定義為“某種善業”，認為“善即是公正，就是共同利益”?！?2〕不過，亞里士多德所見的共同體為城邦，其人口和規模要遠遠小于同時代的中國，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無論是國家制度還是政治文化都顯得“早熟”的原因。①鄧曉芒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西方哲學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基本是一種批判的關系，與中國深厚的‘實用理性精神大相徑庭。在中國，哲學和其他學術中的一切深奧思想都必須滿足于為政治實踐和道德實踐服務的現實需要?！薄?3〕由于中國自古是一個超大規模共同體，內部族群需要和諧共生、農耕文明需要穩定秩序、發展水利需要資源集中、應對外部入侵需要組織動員，這些都是“國家治理”的首要考量。因此，“大一統”成為古代中國的“政道”，“大一統”的邏輯內核就是構建服務于國家治理的政治秩序。政治層面，“大一統”帶來行政有效性和政策連續性；經濟層面，“大一統”使國家制度運行總體成本下降；文化層面，“大一統”凝聚起“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價值認同?！按笠唤y”成熟于周秦之變，濫觴于諸子百家，王紹光認為，“先秦儒、墨、道、法四家都是對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構和預設。西方思想家關注的是政體，而中國思想家關注的是政道”〔24〕。

從歷史維度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特別是政黨政治內生演進的必然結果。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重建大一統”的歷史責任，中國共產黨汲取民國之初照搬西方政黨制度和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失敗教訓，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充分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貫徹“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同追求國家獨立、民族復興，支持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進步黨派精誠合作、協商建國，共同締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重建了“大一統”，而且通過人民民主這一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路，使“大一統”現代化。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蘊藏的和合共生文化和政黨中心主義特征與西方政黨制度體現的多元并立文化與資本中心主義特征具有本質不同，前者從權力結構上繼承發展了“大一統”制度體系，強調“政治秩序”的內在優勢；價值上保證了政黨制度不是以政黨間競選、競爭、輪替的形式民主而是以政黨間合作共事、互相監督有效開展國家治理的實質民主為核心；文化上發揚了“以人為本”“經世致用”的中國哲學獨特風格?；谥卫沓笠幠９餐w的現實需要，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權力結構層面既保障了中國共產黨發揮領導性、整體性、連續性、系統性的執政地位優勢，又使其能夠聽到不同聲音的意見建議，在決策施策中廣泛吸納黨外知識分子的智慧力量，發揮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及時糾偏糾錯的黨際治理效能優勢。

（二）以現代化治理能力為核心

現代化是幾乎所有國家的美好目標，然而實現現代化卻是艱難的過程。從內部看，進入工業化、信息化之后，現代國家本身是一個極其精密和復雜的組成，系統和要素之間的聯動性和脆弱性幾乎一樣明顯。成功的現代化治理必須運用系統思維對國家各領域、各層級，包括物質和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力量進行組織、整合、優化，國家、政府、市場、社會、個體在現代化治理中各司其職，協同共進。

從外部看，現代國家治理不斷面對著諸如資本邏輯滲透、交往理性虛化、數字社會“去中心化”〔25〕以及“世界風險社會”和“烏卡時代”①等多重挑戰。國家安全風險呈現復合型風險，不但表現為風險因素數量多、類型多，更在于這些因素相互關聯、相互作用、高度隨機且非線性地突變轉化，處理不當就會演化為系統性危機。因此，現代化治理中，政府在“應該做什么”“怎么做”的問題上越來越面臨認知與技術的雙重迷茫，如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突發性大規模疫情、地區沖突等重大安全挑戰時，稍有不慎，滿盤皆輸。因此，國家治理一方面需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強政府性制度安排，確保具有高效的統籌、協調、動員和應對能力。另一方面國家治理必須發揮多元主體優勢，充分調動政治權力之外的治理資源，建構起系統化力量聚合路徑。只有雙管齊下，才能使政府擁有合法且足夠的“強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和再分配能力”以應對挑戰?！?6〕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將“民主集中制”和“協商民主”有機結合，為解決現代國家治理危機提供可行路徑。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國家治理能力所需的剛性要素，“不僅是連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中介機制，也是中國治理模式的內核?！薄?7〕在治理過程中，“民主集中制”作為一種“向內收縮”的剛性決策方式，需要“向外開放”的柔性機制作為必要補充，這就是“協商民主”?！吨泄仓醒腙P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規定了我國協商民主的基本機制和政黨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等多種渠道。協商民主旨在滿足現代化治理的合法性與有效性需求，通過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為執政黨在社情民意信息、社會智力資源的汲取整合上發揮主渠道作用，大大提高了國家治理結構的韌性與彈性?？傊?，民主集中制與協商民主二輪驅動，“剛柔并濟”地為國家現代化治理提供秩序和民主的雙重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28〕。

（三）以人民整體利益為基礎

“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價值追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人民性與階級性的有機統一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不同于代表“部分”的資產階級政黨。有學者認為：“以西方為主導的政黨類型學研究主要立足于國家與社會二分法來確定政黨的位置，這種理論模型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中國共產黨很難用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來定位，她與人民一體同構的關系，正是她區別于其他一切落后政黨、保守政黨、剝削階級政黨最本質的內容?！薄?9〕中國共產黨內在的人民性、使命性決定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服務于人民整體利益的價值底色。

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注重價值引領，不斷感召、引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以強烈的歷史主動性履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職能，積極投身國家治理，堅持人民至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從而極大限度消解了西方政黨制度實踐中公利與眾利、國家利益與集團利益、人民利益與資本利益的矛盾。黨際關系呈現以“協商”代替“投票”的“去博弈化”和以“監督”代替“反對”的“去紛爭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人民民主的兩大機制在功能劃分上既保證國家治理在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等方面的“人民性”根本邏輯，又保證國家治理獲得必要的廣泛智力資源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0〕

（四）以凝聚共識為需要

“自我與他者”二元性所包含的巨大坎埳是從哲學層面思考為什么要進行國家認同建構的邏輯起點。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崇尚“保合、太和、乃利貞”，主張用“和而不同”的理性思維來對“二元坎陷”加以聯系和彌合，破除人己之隔閡建構一致性與多樣性相統一的“大同天下”。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緣起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而堅持一致性與多樣性相統一是統一戰線的哲學基礎，凝聚共識是其核心要義。政治上多元紛爭、組織上渙散無力、文化上價值混亂是近代中國衰朽的根源。為此，梁啟超曾發出“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國家為何物”的慨嘆。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階段，中國共產黨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根本共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帶領“中華民族”從“自發”“自覺”走向“自立”“自信”，徹底改變了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的政治社會局面，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建立之初就致力于維護和鞏固愛國統一戰線，摒棄了西方式自由民主和容易導致聯盟裂解的競爭型模式。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多是經濟、科技、文化、教育、法律等專業領域的行家里手或精英人士，有廣泛聯系群眾的優勢?！翱V密勿，多士寔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多黨合作方針將黨內黨外廣大知識分子聯系在一起，不斷凝聚共識、傳遞共識、塑造共識。廣大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積極開展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偉業中建功立業。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31〕。

（五）以民主監督為重點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保有了政黨制度對政治權力進行監督的基本功能，創造了政黨間開展民主監督的新形式，既克服了蘇聯式一黨專政的弊病，也避免了西方政黨之爭撕裂社會、造成失序的風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民主監督是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一項基本職能，根本目的在于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和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參政黨對執政黨的監督雖然是非權力性質的監督，但依然具有真實有效、持續有感的監督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民主監督效能顯著提升。一是政黨協商制度化開展，民主黨派無黨派貢獻的監督性提案的數量、質量逐年上升，黨委政府采納的力度不斷加大；二是民主黨派自身建設不斷加強，“五種能力”不斷提升；三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先后開展脫貧攻堅、長江生態環境保護等專項民主監督，開辟了多黨合作服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新領域。民主監督程序的科學規范、監督議題的深入廣泛和監督方式的拓展創新不僅有效服務國家治理，而且切實助力中國共產黨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踐行黨的自我革命。

四、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然要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從我國的現實條件出發來創造性前進?！薄?2〕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砥礪前行之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對西方政黨制度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創造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偉大創造凝結著中國哲學智慧，充分彰顯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比較優勢，具有鮮明的國家治理本質特征，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生動實踐。新時代我們要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守正創新，與時俱進，不斷解決制度運行中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行穩致遠，發揮更強大的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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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 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習仲勛關于統戰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及其當代價值研究”（21XDJ005）

〔作者簡介〕王凱，甘肅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甘肅 蘭州 730070；黃日涵，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 廈門 361021。

①對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論批評中較有影響的學者：彼得·巴赫拉克、蘭尼·戴維斯、T·B·巴爾得摩、杰克·瓦克、克瑞斯頓·貝爾、亨利·卡略爾等。

①2021年1月6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在華盛頓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活動反對拜登當選。由于特朗普發表講話稱絕不承認敗選，導致數百名抗議者向正在進行的國會聯席會議施壓。部分支持者與警方發生沖突并闖入國會，當天的大選結果認證程序暫停。

①文化早熟之論如梁漱溟認為，古代中國在民主、人權自由、民治制度之不見源于文化觀念不同，“西方文化是從身轉到心的，而中國卻有些徑直從心出發，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參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合肥：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252-280。

①“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和“烏卡時代”（VUCA）是被用來描述當今時代國家安全特征的兩個基本術語?！笆澜顼L險社會”是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在1995年提出的，他認為“風險往往是在試圖控制它們的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面對的許多危險往往主要不是源于自然界，而是源于人類自己”，“伴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推進，人類社會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加大，風險不斷累積，預示陷入‘危險或‘災難的可能性也在增大”?！盀蹩〞r代”（VUCA）一詞是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軍方用來描述冷戰后國際安全態勢的術語，由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這四個英文單詞的首字母組合而成，后被引入工商管理領域，用來描述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世界進入后工業與信息化之后，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呈現復雜多變、不易掌握、無法預料和難以應對的新的歷史特征。參見陳振明.“烏卡時代”公共治理的實踐變化與模式重構——有效應對高風險社會的治理挑戰〔J〕.東南學術，2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