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繳費、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研究綜述

□文/田 影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 北京）

［提要］ 本文運用文獻資料法和比較分析法，對中國知網核心期刊刊載的關于社保繳費、退休年齡與就業研究的學術研究前沿動態進行梳理，歸納社保繳費、退休年齡相關理論和對就業的影響機制，并試圖從新的視角對現有研究進行補充，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議。旨在為我國社保繳費、退休年齡與就業的研究發展提供方向指引，對推動財政領域與就業理論分析相關學術研究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當前，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加重、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事實，就業總量壓力和老年撫養比呈現逐步增大的態勢，因此我國政府部門應該高度重視就業、多措并舉保證就業，促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此背景下，基于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的視角，以理論和現實問題為導向，本文系統梳理社保繳費、退休年齡對就業產生影響的機理，力求在保證社保制度和退休制度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既要降低較高的社保繳費率對我國就業市場的負面影響，也要避免人口老齡化所引致的過高的老年撫養比對就業的消極影響，最終為解決我國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失衡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本文對于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對就業影響的相關研究，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關于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影響相關研究

已經有豐富的文獻探討了社保繳費率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社保繳費作為企業用工成本的一個重要部分會擠占其盈利水平，進而影響其就業的吸納能力。國內外學者就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影響展開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從理論和實證上看尚未取得一致結論。本部分試圖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綜述。針對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影響，學術界目前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社保繳費對就業有擠出效應。一部分學者認為社保繳費會降低企業的勞動力雇傭規?；蚵毠ぞ蜆I的概率，不利于就業，對就業有擠出效應。諸多文獻發現社保繳費可以基于不同的作用機制，對就業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Kugler 等（2009）利用哥倫比亞微觀制造業數據分析工資稅的上升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研究發現，工資稅上漲10%，正規就業會下降4%～5%，工資會下降1.4%～2.3%。并且這一效應在生產性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中更加明顯。其中，工資稅對就業的作用機制在于工資稅以較低工資形式轉嫁給工人的程度。Daveri 和Tabellini（2000）基于1965～1991 年14 個工業國家組成的小組面板數據發現，隨著工薪稅的上升，失業率將會顯著增加，并且這種影響在從事低收入行業的勞動者中尤為明顯，其作用機制在于勞動稅的提高通過工資轉嫁，促進了失業率的提高。Iturbe-Ormaetxe（2015）認為保險費用的增加會導致就業的概率下降，也就是說社保繳費對就業產生了負面影響，且這種效應在制造業更明顯。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雇主的繳費率對就業的負向影響比雇員的繳費率的作用更顯著。馬雙等（2014）基于1998～2007 年制造業企業報表數據，運用OLS、Heckman 兩步法，指出養老保險企業繳費占比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雇傭人數會下降0.8 個百分點，其作用機制在于企業費率抬高了廠商的雇傭成本，廠商利用削減個人工資進而降低福利和保費壓力，進而變更其職工工資占獎金、補助的比率，進而降低就業。劉苓玲和慕欣蕓（2015）基于我國滬深制造業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系統GMM 的實證研究方法，證明社保繳費率每上升1 個百分點，雇傭人數下降約6.9%，這一擠出效應需要將近0.04 個百分點的人均GDP 增長才能彌補，其作用機制在于企業由于社保繳費可能會降低職工工資實行部分轉嫁，并用資本替代勞動的方式減少企業的用工數量。劉貫春等（2021）基于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探討了社會保險負擔與企業勞動力雇傭的關系，證實了社會保險負擔明顯減緩了勞動力雇傭增長率，且這一效應在勞動密集型、高融資約束、稅收征管強度大及成本轉嫁能力弱的企業尤為明顯，機制在于社會保險繳費的流動性約束效應。

Li 和Wu（2013）運用2004～2006 年中國140，000 家大中型制造業的數據發現，社保繳費的增加導致工資和利潤下降，其對利潤的侵蝕，企業會采取增加資本、機器設備等替代勞動等手段來應對，對就業會產生一個擠出效應。Kodama 和Yokayama（2015）利用2003 年日本微觀企業改革數據，通過自然實驗來衡量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增加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研究發現當企業需要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用負擔增加之后，為了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廠商傾向于縮減雇員規模和延長每人日均工時，而且這種負向效應在勞動力比例較高的公司如中小型公司中更加顯著。

葛結根（2018）則結合行業和經濟周期兩個維度考察了社保繳費與工資水平和就業的關系，印證了社保繳費轉嫁效果的現實存在性，同時該影響在勞動密集型和低風險行業中尤為明顯，并表現出較強的周期性，蕭條期有所增強而擴張期有所削弱。同時，還有學者從宏觀和微觀數據兩個層面對社保繳費與就業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陶紀坤和張鵬飛（2016）利用包含省級和上市公司的數據，采用宏微觀相結合的視角證實了社保繳費與勞動力需求的負向關系，而且社保繳費比例每提高1%，在宏觀和微觀層面上分別擠出勞動力需求4.95%和1.50%，因此主張合理下降社保繳費比例，以進一步地控制公司的總成本支出，切實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緩解公司用工成本上升的壓力。

（二）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影響不顯著。另一部分學者基于不同的作用機制認為社保繳費對就業沒有顯著影響。Lubotsky 和Olson（2015）基于1991 年至2008 年間伊利諾伊州學校教師的數據，運用固定效應模型發現，與更高的保險支付意愿相一致，在雇傭更高終身勞動力的地區，保費貢獻更高。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學區通過減少教師數量來應對較高的醫療保險成本，伊利諾伊州教師的醫療保險總成本與全國的增長率相同，不斷上升的保費成本部分被教師保費共同支付額的增加所抵消，溢價共同支付是通過降低實得工資將部分溢價成本增加轉移到工人身上的重要機制。

Bennmarker 等（2009）通過使用雙重差分方法系統評估瑞典2002 年工薪稅的大幅變動對就業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工薪稅的降低對公司就業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工薪稅降低對每個雇員的平均工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Egebark 和Kaunitz（2015）等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Egebark 和Kaunitz（2015）分析了2007～2008 年瑞典的工資稅削減11 個百分點對青年就業的影響，研究發現年輕工人的勞動力需求彈性在-0.32 左右，大幅減稅對青年就業并沒有顯著的增加，也就是說工資稅削減不是促進年輕人就業的一種有效方式。

（三）文獻述評。綜上所述，現有的關于社保繳費與就業的關系的研究中，其主要區別在于模型的構建以及數據、變量的選取，研究視角存在單一性和片面性的問題，與之關聯的理論分析框架還亟須改良，并且大多研究考察的是政府部門制定的社保繳費水平和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標就業的相關關系，并沒有就兩者的因果關系展開深層次的定量研究，進而對相關政策的評估欠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誠然，在勞動力市場規制之下，政府作為政策制定部門，企業作為經濟主體其應對就業的行為較為復雜，政府對其相關政策制定的針對有效存在一定的難度。在現有的研究中，大多文獻選取政策社保繳費和省級宏觀就業數據為模型指標，鮮有文獻選取實際社保繳費和微觀企業數據構建計量指標，重點考察實際社保繳費率對城鎮就業的影響的文獻更是空白。因此，同時結合宏觀和微觀數據詳細考察企業實際社保繳費水平對就業的影響可以試圖彌補以上不足。在我國當前調整社保繳費率促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具體影響程度，對于社保繳費率的調整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關于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相關研究

近年來，退休年齡的改革成為了中國各學者研究的熱點，尤其是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更是熱點中的焦點。目前，關于退休年齡是否需要調整的文獻，主要分為主張維持退休年齡不變和主張延遲退休年齡兩派。在學術界主要形成以下四種觀點：

（一）提高退休年齡對就業有促進作用。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退休年齡延遲能促進就業，會降低失業率。Gruber 等（2009）基于1960～2006 年12 個國家的就業數據，運用面板回歸與“自然實驗”，證實當老年就業比例提升1%時，青年就業比例大致上升0.51%，青年失業比例大致下降0.06%，其作用機制表現為老年人就業的增加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了所得稅比例，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擴張青年就業。進一步地，Staubli S 和Zweimueller J（2013）研究了最低退休年齡的提高對老年勞動力市場行為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這一政策使男性和女性就業人數分別增加了7 個百分點和10 個百分點。Kalwij 等（2010）基于20 個OECD 國家1960～2008 年期間的面板數據發現，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就業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提高老年人的就業率可以增加年輕人的就業，換言之，推遲退休年齡，對青年就業產生了有利的影響。

國內很多學者也對退休年齡與就業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陽義南和謝予昭（2014）基于OECD 國家1980～2010 年的數據，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得出推遲退休年齡能有效削弱青年失業率，其作用機制為延遲退休通過擴大勞動供給、提升社會生產力，進而帶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總需求，進而增加勞動力需求。蘇春紅等（2015）基于2000～2010 年30 個?。▍^、市）的城鎮數據研究發現，提高退休年齡增加了企業的用工需求，進而降低失業率，其作用機制為提高退休年齡增加了勞動年齡人口和降低老年撫養比，不僅能為企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也能增加空缺崗位的數量，進而增加就業。張熠等（2017）利用疊代模型分析發現延遲退休的就業效應為正，整體而言每推遲一年退休年齡就會使就業率提高0.33 個百分點，且對就業的“崗位創造效用”約為“崗位占用效應”的1.1 倍。延遲退休的就業效應還存在地域差異性。樊明（2020）提出了“勞動力市場薩伊定律”，其認為法定退休年齡與失業率無關，退休年齡從長期來看與就業沒有明顯的相關性，不一定會導致失業的發生。

（二）退休年齡對就業沒有顯著影響。有一些學者認為調整退休年齡對就業沒有顯著影響或影響較小。Svenja 等（2022）將正常退休年齡（NRA）逐步提高5 年，并在NRA 之前引入精算養老金扣除，發現延長退休年齡后對老年男性的就業無效。于小雨和孫英雋（2016）基于2004～2014 年的有關經濟數據研究發現，退休年齡推遲與就業沒有明顯關聯。其作用機制為，當勞動供給有彈性時，退休年齡延遲就會延緩職工的就職時間，必然會不利于當前的適齡勞動者的就業，然而在現實情景中，勞動需求增加時，特別是在求大于供的情形下，這種消極影響就消失了。

（三）退休年齡對就業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不同。另一些學者基于不同的作用機制認為調整退休年齡對就業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不同。從短期來看，退休年齡延遲不利于就業，但在長期對就業有正向影響。劉陽等（2017）利用《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運用隨機效應模型，研究發現延遲退休長期來看可以通過提高適齡勞動人口、降低養老金繳費率和撫養比等渠道提高青年人的就業率，其作用機制為延遲退休通過“擠出效應”與“產出效應”影響就業，短期來看，“擠出效應”大于“產出效應”，降低了就業；長期來看，“產出效應”超過“擠出效應”，促進就業。李磊和席恒（2019）基于2001～2015 年青年人、老年人就業數據及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發現，在就業數量方面，延遲退休年齡短期內擠出青年就業，長期會吸納就業，在就業質量方面僅對青年農民工有負面影響，在就業結構方面影響不顯著。

（四）提高退休年齡對就業有不利的影響。一部分學者認為提高退休年齡對就業有不利的影響。Franklin 和William（2006）基于美國1948～2005 年NRA 數據，運用靜態的奧肯定律，證實勞動人口參與率這一核心自變量可實現制約失業率水平的效果，其作用機制在于提高退休年齡會客觀導致較多的職工待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從而提高勞動參與率，進而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同樣的，Michello 和Ford（2006）認為退休年齡推遲可實現擴大失業率的效果，因此其不支持退休年齡推遲這種觀點。Lefebvre（2012）利用國家層面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提前退休年齡政策對失業率的影響，研究表明提前退休年齡政策不僅不能促進年輕人的就業，反而提高了年輕人的失業率。范琦和馮經綸（2015）基于2001～2014 年間31 個省各年齡段人口就業率的面板數據，運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發現55～64 歲的老年人口勞動參與對青年群體就業具有負影響，擠出效應系數為0.32，其作用機制在于退休年齡延遲所引致的老年勞動力繼續留在就業崗位上必然會擠占年輕勞動力就業。還有學者采用養老金缺口測量模型全面演繹了退休年齡延遲和養老金并軌制度對就業的影響效果，發現延遲退休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金虧空問題，加重了新生代的養老負擔，還對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存在擠出效應，并不能緩解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結構性矛盾，進而加劇了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

（五）文獻述評。誠然，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對人口老齡化危機的應對，大多數學者運用的是微觀分析與實證定量分析的研究方式，理論機制趨于完善，實踐中的應用效果比較明顯。國內學者的文獻研究大部分都側重于文獻綜述型，較少涉及計量經濟學分析，包含了很多平鋪直敘的內容，同時從學科角度上來看，多從人口學的視角進行研究，缺少從經濟學視角的創新性研究以及各學科之間的交叉和融合，說服力不強。從研究內容上看，大多文獻集中于是否應該推遲退休年齡的研究上，一些研究認為應該實行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然而還有研究存在質疑，反對實行這一政策，至今國內外關于退休年齡的研究還沒有得到一致的觀點。對延長退休的時機以及相關政策的制定方面的研究較少，大多從宏觀的角度進行闡釋。我國“提前退休”以及“退而不休”的現象還很嚴重，而且也都忽略了嚴格規范執行現行的退休年齡政策是調整我國退休制度的前提條件。在變量選取方面，由于退休年齡對各個年齡段都會有影響，所以僅僅使用單個回歸方程和單一年齡段的回歸，無法充分反映其他年齡段就業率的關系。此外，大多數研究也僅以城鎮失業率為考察對象，然而基于我國當前的城鎮登記失業制度尚有制度上的不足的現實，因此其不能有效測算失業程度，目前有關政府部門尚沒有公布更加精確的反映失業情況的城鎮調查失業率。采用城鎮就業人員數與城鎮就業人員數和城鎮失業人員數之和的比值測算城鎮實際就業率的大小具有較強的可靠性。

三、關于社保繳費、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影響的相關研究

不僅社保繳費、退休年齡分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未能得到有效解答，社保繳費與退休年齡的關系也困擾著學術界。相關實證文獻的研究結論也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退休年齡對社保繳費沒有影響。主要歸因于社保繳費與私人儲蓄是一一對應的替代關系。二是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率正相關，退休年齡推遲會導致社保繳費率增加。在養老金替代率不變時，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在現實的情景中，個體處于退休期年份的增量要大于工作期年份的增量，為了維持預算平衡，政府需要增加養老保險繳費率。三是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率負相關。退休年齡提前會導致社保繳費率增加，延遲退休年齡會導致社保繳費率下降。社保對于個人而言相當于一種“未來收入”，對政府而言是一個“隱形稅收”，因此工人退休年齡提前會導致社保繳費增加，在社會保障水平存在剛性的條件下，退休年齡的延遲或提前會引起繳費率相應地降低或者提高，且推遲越晚，企業繳費率越低，而現有的多數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而關于社保繳費、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的影響研究，前文分別對社保繳費以及退休年齡與就業的關系進行了文獻綜述，而兩者的綜合作用對就業的影響的理論和實證分析還比較少見。但近年來，部分學者增加了對社保繳費、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影響的關注，產生了較多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為本研究提供了借鑒價值和理論基礎。從理論和實證層面而言，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影響尚未取得一致結論。本部分試圖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綜述。

（一）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率不相關，對就業沒有顯著影響。Kotlikoff（1979）基于美國退休年齡數據，利用具有退休效應的簡單生命周期模型，發現退休年齡對社保繳費沒有影響，其作用機制主要歸因于社保繳費與私人儲蓄是一一對應的替代關系，社會保障可能會導致資本存量大幅減少，合理的退休反應粗略來看也僅能大致與社會保險對資本存量的替代反應相抵。

（二）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率正相關，對就業產生負向影響。林忠晶和龔六堂（2007）基于《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4）》數據，利用有限生命預期的連續時間序列代際交疊模型和數值模擬證實退休年齡推遲會導致社保繳費率增加。其作用機制在于在養老金替代率不變時，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在現實的情景中，個體處于退休期年份的增量要大于工作期年份的增量，為了維持預算平衡，政府需要增加養老保險繳費率。

（三）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率負相關，對就業產生正向影響。退休年齡提前會提高社保繳費率，減少就業；退休年齡提高會降低社保繳費率，增加就業。部分學者基于不同的樣本考察數據、不同的計量建模方法得出退休年齡提前會提高社保繳費率，進而減少就業的結論。Gruber 和Wise（1999）基于比利時等12 個國家的數據，利用自然實驗、跨國評估、面板回歸估計等實證方法，結果顯示：自然實驗表明，老年人就業的減少與年輕人就業的減少和年輕人失業的增加有關；跨國分析顯示，老年群體就業提高10%，年輕人就業隨之提高1.73%；面板估計結果指出，老年群體就業提高1%，青年就業率將增加0.54～0.91個百分點，其作用機制在于退休年齡延遲增加老年人的就業，降低了所得稅稅率，為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了年輕人的失業率。李珍（1999）利用退休年齡、養老金數據實證分析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發現低齡退休長期來看不利于年輕人的就業，其作用機制在于退休年齡延遲在政策上大量削減了養老金的支出，節省了人力資本，能夠提高總產出水平，最終提高就業。

還有部分學者基于不同經驗數據、不同實證策略、不同數理測算方法及不同研究視角得出退休年齡提高會降低社保繳費率，進而增加就業的結論。Michel 和Pestieau（2013）基于代際增長模型證實了社會保障稅的提高將降低市場勞動力參與率，決策者要同時控制養老保險繳費率和退休年齡市場才能達到穩定狀態。同樣的，陽義南和謝予昭（2014）以世界銀行和OECD 數據庫為基礎，利用固定效應模型證實了退休年齡推遲總體上降低了青年失業率，其作用機制在于退休年齡延遲在短期內對就業產生小規模沖擊，但長期會極大程度降低社保繳費率，進而對就業產生正向影響，其作用機制在于退休年齡延遲通過擴張勞動供應，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帶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并增加勞動力總需求，進而提高就業。

通過梳理歸納退休年齡及社保繳費對勞動力就業市場影響的相關文獻我們發現，現有的研究較多支持了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率負相關，對就業產生正向影響的結論。社保繳費率與退休年齡這兩者之間呈較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退休年齡的推遲或提前必然會導致繳費水平對應地降低或上升。因此，社保繳費、退休年齡與就業的影響路徑可以歸納為兩條：一是提前退休年齡會縮短工作年限，提高企業的社保繳費率，進而推升雇傭成本，在老齡程度逐步加深的當下，社保繳費率的不斷上升也是必然的，勞動力成本過高會使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選擇資本而排擠勞動力，降低就業的需求；二是延遲退休年齡，導致社保繳費率下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會減少，增加了企業的經營能力，有利于提高就業率。據此，本文首次提出“退休年齡-社保繳費率-就業”的影響機制。

（四）文獻述評。綜上所述，學術界對社保繳費、退休年齡與就業的關系展開了積極的探索。盡管有大量文獻就社保繳費對就業的關系、退休年齡對就業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但大多數研究都聚焦于社保繳費對就業的擠出效應和延遲退休實施后的效果預測，很少涉及到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共同作用效果。政府有一個目標就是穩就業，作為政府的兩項重要政策，一個是社保制度，另一個是退休政策，政府可以完全控制這兩項政策的制定方向，同時退休年齡延遲作為與社保繳費率同等重要的政策，在現實生活中往往與社保繳費率政策共同產生作用，已有文獻較多的是單獨考慮社保繳費或者單獨考慮退休政策對勞動者就業的影響，而沒有考慮政府的“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這一項“政策組合”的同時實施對就業的影響，并且忽略了差異化的政策剛性和監督體系內實施效果的差別。然而退休年齡與社保繳費之間還存在著相關關系，尚沒有文獻就社保繳費、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的關系進行詳細的機制分析，較為系統和規范的就社保繳費、退休年齡“政策組合”與就業的關系的實證分析則更是尚屬空白。而現階段我國經濟已經邁入社保政策改革和退休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急需相關的理論和實證文獻研究作為支撐為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精準高效的政策提供借鑒。對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的影響研究進行實證檢驗，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有研究的空白。因此，探討社保繳費、退休年齡的“政策組合”對就業的影響作用機理必然具備較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的社會實踐意義。

四、結論

從社保繳費、退休年齡與就業關系的研究綜述分析來看，目前學術界無法就社保繳費、退休年齡這一“政策組合”與就業之間的因果關系達成共識，在模型設定、作用機制、理論解釋、實證檢驗以及變量選取等方面都有可改良之處。多數研究都聚焦于社保繳費、退休年齡延遲單獨對就業的影響，然而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的影響的文獻還比較匱乏，鮮有文獻就社保繳費、退休年齡與就業的關系進行詳細的機制分析，較為系統和規范的實證分析則更是尚屬空白。而現階段我國經濟已經邁入社保政策改革和退休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急需相關的理論和實證文獻研究作為支撐為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精準高效的政策提供借鑒。因此，深入探討社保繳費和退休年齡這一“政策組合”對就業的影響，無論是對財稅理論的研究，還是對我國的社保繳費政策及退休年齡政策的制定都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就社保繳費對就業的影響相關研究，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相關研究，社保繳費、退休年齡“政策組合”對就業的影響相關研究進行了重點回顧，為后續豐富和拓展社保繳費、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的研究提供文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