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田稅征收政策異化及其社會效應

李源　楊乙丹

【導讀】南宋時期，田稅征收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政策上的異化現象。一是形成了許多脫離于田稅本身含義的附加稅；二是征收流程混亂，官司、地主聯合轉嫁重稅，兼并土地；三是在重稅環境之下，官府開始宣揚“繳稅精神”的思想教育，以此強化賦稅的合法性。在政策異化之下，諸多負面社會效應接踵而來，人口流亡、殺嬰、農民起義等現象頻繁出現，人口增長緩慢。但根本來看，這些異化現象源于中央政府在財政的螺旋困境中無法有效干預地方治理，而致使當地稅收規則自我形成的制度本身。

南宋的田賦征收繼續沿用唐至北宋一直所沿用的兩稅法。對此，學術界已有相當程度的梳理與匯總。但前人多將目光集中于稅制本身，其中又多以附加稅及苛捐雜稅相關研究為主，有關南宋財政的閉環困境下地方上田稅政策異化的問題鮮少提及。本文以系統地論述南宋時期田稅征收的政策異化問題與其社會效應為主要目的，以期對目前已形成的南宋田稅征收情境進行細微的補充說明。

一、南宋財政征調不斷增加的長期背景

在論述相關問題之前，有必要對相關的背景問題做一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政策異化的現實。兩宋時期，國家財政運作的基本趨勢是不斷膨脹，持續增長，因而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財稅征調也是水漲船高。論及其間原因，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緣于唐宋時期廣泛實施的募兵制。尤其兩宋時期，面對外來民族政權的侵犯，募兵制長期施行，為當時的財政稅收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另一方面，王安石變法后逐步實施稅權分配的財權分配體制。所有的賦稅窠名基本上都在中央與地方以及各財政機構間進行了稅權分配，如東南茶鹽鈔錢完全歸屬朝廷，兩稅正稅、經總制錢劃歸戶部，商稅和榷酒也由中央占有絕大比例。地方所得的細碎的賦稅窠名，雖名色眾多，卻無足數可用。

而若想更直接地達到增加中央財政的目的，就需要“遮藏諱避而暗取之”的方法。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取之于民，而是通過抑令地方州軍增加上供，迫使其“于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所以，從北宋中期起，地方州縣財政就開始入不敷出，此后日益嚴重，到南宋則趨于極端。南宋時軍隊、官吏、皇室等支費和北宋相比都相差不遠，領土卻較北宋減少了許多，這也造成具體的一路一州向中央輸送的財賦量增加。最嚴重的如兩浙路淳熙末輸送中央的財賦較之“祖宗盛時”增加了五倍。與此同時，中央雖征財，卻鮮少干預地方財政管理，這也意味著地方財政問題只能依靠自己，從而使得地方政策形成了與中央政策相悖的客觀結果，也即是所謂的政策異化。

二、復雜附加稅的不規范征收

宋代兩稅的稅物種類繁多，如《宋史·食貨志》所載：“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毕亩愐圆疾?、綿、絲織品等為主，秋稅以苗米和糧食為主。

南宋時期，兩稅結構分為正額和附加稅?；镜亩愓~并不算重，多數地區夏稅在每畝十余文左右，秋稅則是大約每畝數升米。附加稅較為復雜，其類別于史書中多有記載?！墩撝菘h科擾之弊》曾有言：“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于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腳，又有靡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繁重，可謂數倍于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樁，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蹦纤胃郊佣惙N類繁多，正稅雖不高，但民戶實際賦稅負擔十數倍乃至數十倍地超過正稅原額。且不同地區附加稅的種類名目不一，地方政府的征收標準也都不盡相同。如“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種，都按市價折合為錢，但卻另收米麥，有的一畝輸納四五斗。京西登記田地后，租稅比舊時增加。湖南有土戶錢、折絁錢、醋息錢、麯引錢，名目不一?！?/p>

據相關統計，南宋期間二稅附加稅及雜稅主要包括折帛錢、加耗、斛面、折科、折變、經總制錢、免役錢、身丁米錢等。因為宋代大多因事生稅，并無對全國賦稅統籌調整的能力，因此新增賦稅也多以地方性的稅款為主。

三、田稅征收的“潛規則”

南宋政權初建之時，隱田漏稅的情況十分嚴重。一方面，流亡及隱匿人口較多，另一方面，地主豪民暗地多與吏胥勾結，避稅逃稅。這兩大問題對于本就財政周轉困難的南宋政府來說無異雪上加霜。在此境況下，洪州通判李椿年曾上疏提議實行經界法，欲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同時提出，“要在均平，為民除害，不增稅額”。經界法在最初實施的數年間雖然阻力重重，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黎州知府馮時行上疏言：“時行按部奏革之，民慶更生?！笨梢钥闯?，經界法實施后田稅不均的現象有所改善，民戶的生活負擔減輕。但經界法終歸有所局限，且短時間內弊端已生，“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奸，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戶利之，而下戶皆不愿。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多有“人戶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戶，有戶者無田”。雖光宗、孝宗在位時也曾實施經界法，但成效甚微。

經界法無法順利實施，卻又有亟待解決的財政問題，地方政府作為被轉嫁負擔的一方，與豪族地主聯合，將巨額稅費之稅源置于小農身上。再加上賦稅征收環節吏胥違法舞弊的一些行為，普通民戶的生活舉步維艱。這也奠定了整個南宋稅賦征收的“潛規則”。

南宋的賦稅征收依托于五等版籍制度。其中一、二等戶是地主，三等戶包括自耕農和富裕的農民，四、五等戶則指少地或無地的農民?？蛻粢话阒钙飘a的農民，是一個在政治上擁有平民身份，經濟上一無所有的特殊階層。五等戶和主客戶主要按照資產水平劃分，戶等越高，社會地位與資產水平越高。按常理，經濟水平越高征稅越多，但兩宋時卻與之相反。對于生活境況窘迫的農民征稅更重，對于資產雄厚的地主富民征稅較輕，甚至于直接或間接給予其逃稅避稅的機會。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間遇州郡催督嚴緊。遂于民間多端掊率。上戶則敦請赴縣，待以酒肴而科借之。中下之戶，不與朱鈔，故已納稅賦，勒令再納。又最其下細民，則搜刷丁錢，詭立名項，曰補虧，曰失收，曰復撐，曰排門?！睂τ谏蠎?，需要敦請，“以酒肴科借”；對于中下戶，不給予其征稅憑據，勒令再次征納；而對于“最其下細民”，則采取“搜刷”之舉措，詭立各種雜稅名目。征收愈多則資產愈少，然而資產愈少則剝削愈多，久而久之，給予地主及富農可乘之機，兼并中下戶土地，富農地主得以晉升為更大的地主，而中下戶農民地位不斷下降，直至一無所有，淪為客戶。

具體而言，豪民“規避官物，惟幸緩于過割，隱漏稅賦”以及鄉司“見未割稅，而追呼催督止及鬻產之民”的現象十分常見。豪民為防止自家的資產被分割，與鄉司暗通款曲，沆瀣一氣，將定額稅賦轉嫁于貧民。南宋大臣樓鑰曾言：“其間利害皆系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彼该鬣l吏肆意為奸，豪民避稅漏稅之依仗便是薄籍。其通過修改薄籍，降低戶等，冒充下戶，規避原本應由上戶承擔的賦稅。一豪民之家，依靠詭名一年可以規避百緡的賦稅，再把其中一部分作為酬勞給予鄉司，鄉司對其進行庇護。因而其他民戶想要告發，也無濟于事。再加之豪右通過土地兼并，“致貧民產去稅存之害”，如漳州就有“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苯Y果就是，地主豪民隱漏稅賦，詭名挾戶，侵占土地，而貧民不僅失去了土地還要承受沉重的稅賦。這與當時南宋中央空有“抑兼并”之思想，而在客觀上只能實施“不抑兼并”之國策也有相當大的關聯。南宋之時，土地買賣之風極為盛行，貧富差距、兩極分化不斷加大。同時面對沉重的苛捐雜稅與眾多的非法行為，社會運作的壓力與成本悉數加于農民身上。

四、關于“繳稅精神”的詭辯論

除了物質上的剝削，南宋朝廷還試圖對農民進行形同詭辯的“思想教育”?！肚偬弥I俗編》中有《崇忠信》一篇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人理也。人理莫大于忠信，忠則不欺于心，信則不欺于人，人能內不欺心，外不欺人，然后可以為人，而異禽獸矣?！贝苏Z以忠信為核心。緊接著又有一則典型，“浙西有一牙儈之子登科，人賀之，答曰：老夫自少為牙，以至今日，未嘗欺瞞官司一文稅錢，所以獲此報。將來兒子受得官中俸錢，亦無愧也。如此數事，皆可謂不欺心，不欺人者矣?！贝笠馐侵刚阄饕粋€老牙儈兒子登科中舉，旁人恭賀。老牙儈引以為榮，認為這是自己多年來“未嘗欺瞞官司一文稅錢”而得的善報。單論這則典故其本身并無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當時的環境之中，那么則不得不賦予其詭辯之稱。且文中多有一些鬼神迷信之言，以及對官府所認為不“忠信”之人的惡咒，可謂是用心良苦。從中也可以看出南宋政府自身的矛盾立場。

一方面，南宋政府需要用這些奇異的精神言論來麻痹民眾，以確保財政與賦稅的安全；另一方面，如此病態的賦稅體系，常會引發一些社會動蕩，而事實上兩宋之際尤其是南宋的農民運動的頻率確實是相當高的。因此，筆者以為此處所述的“道德綁架”實際上也是政府對于賦稅征收合法性的一次加強，即確保以小農之生活資料供養三冗的合法性。

這些詭辯論斷在宋時“文德致治”盛行的境況下，難免會對農民的意識形態造成沖擊，甚至于逐漸成為政策異化的精神要素，伴隨著其他要素支撐著整個稅收規則的運行。

五、政策異化下的負面社會效應

“民間送納兩稅斛斗，多緣推割不明，催科無術，支移太遠，折變價高，攬納射利，公吏求貨”，南宋時政策異化多出于此。富者自保有余，貧者無以為生。從結果來看，地主和鄉吏作為政策異化的成分不斷對貧民進行侵奪與排斥。

（一）人口流亡

人口流亡于歷朝歷代都很常見，只是在兩宋時期比較典型。一則是由于兩宋時期大小規模戰亂頻發；二則是因為稅收結構復雜混亂，數額龐大，貧乏民戶難以承受。隆興元年（1163年）詔書所言的“貧乏下戶，或因賦稅，或因饑饉逃亡”，正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懊褙敿冉?，民心亦怨，饑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州縣只注重于財政以及納稅，而對于民事民意不以為然。于納稅而言，能多收便多收，能早收便早收，且多有折變加耗，巧立雜稅名目，流程與目的混亂。官府竭盡全力搜刮民財，再有豪民富戶侵占土地，民戶不堪其重，只有流亡一途。

（二）殺嬰

當時還常有“殺嬰”這一違背人倫的行為出現，民間俗稱“不舉子”?！皻搿庇绕涫⑿杏谏鐣鄬Ψ€定、經濟水平發展較高的東南地區。如兩浙路就有“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以及“浙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的情況。在江南西路的徽州婺源縣，當地之人也“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轍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己貲，輒亦從旁取殺之”。意為如若父母不忍心殺子，則由兄弟“從旁取殺之”。除此之外，福建路也有“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等記載。當時本就稅雜額重，貧乏之家人丁興旺反而是一種災難。人丁越多，資產就越分散，應對外在環境威脅時的風險也就越大。于是就有了“父殺子”“兄殺弟”的現象。當時官府也承認 “民間所以不舉子者”，原因在于“民戶丁鹽錢多欠負者”。

（三）農民起義頻發

南宋一代，大小農民起義達二百余起，充分反映了農民當時的艱辛處境。多數農民打著 “等富貴、均貧富”的旗號，體現了當時農民起義所蘊含的先進思想。而南宋農民起義雖多，但并未有發展到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前文所贅述的政策異化正是其中的一條線索。南宋州縣征稅的環節全部是由地方政府來完成。地方政府各有一套所謂的“剝削體系”，在此基礎上，以地方政府為首的一些利益集團完全站在了普通農戶的對立面，他們本身也是政策異化的組成成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南宋稅收的既定規則之下，由于中央無力進行干預，這些利益集團對土地這一固有的生產資料的擴張可以說是無限制的。當然，這也是中央企圖轉嫁財政成本而又無法有效合理布局的必然結果。所以直觀的矛盾沖突主要發生于地方內部，而非中央政府與農民之間。

（四）政策異化下的機制自我破壞

當時，政策異化的問題對小農經濟的破壞不斷擴大。繁雜不合理的征收流程與不斷轉嫁的社會負擔，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負面的社會效應越來越多，反映了稅收規則對以小農家庭為核心的稅收體系的一種內生性破壞。但是這種機制的自我破壞最終并未發展到足以撼動國家經濟運行的地步，在此之前，南宋王朝便已隨著蒙古鐵騎的南下歸于塵土。

六、結論

南宋人謂天下賦稅是“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可謂頗為形象。所謂田稅征收的“潛規則”，實際上就是一種“便宜行事”，是中央政府將財政成本層層轉嫁的客觀結果。如前文所說，地方州縣迫于壓力只會采取更為激進的做法，這必然符合卻又有悖于中央政府的理想。隨著時間的影響，地方政策的異化這根“毒刺”也刺入得愈來愈深，逐漸異化為新的政策。同時，面對財政的進一步增收，則又產生了新的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政府想要通過宣揚自身“道理理想”的合法性來轉嫁社會成本的這一愿景注定不可能成功。

總而言之，政策異化的根源產生于制度本身。這種異化以逐級向下轉移負擔為核心，以普羅大眾為實施基礎。一方面，它導致了對小農的不人道對待。另一方面，它讓許多私欲得以萌生和擴張。當政策和規則成為私欲的幫兇，也在實際上對依賴于制度本身的地方治理造成危害，形成了所謂的螺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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