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研究

何涔銳 孔令成

摘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是共同解決城鄉不平衡問題的關鍵，以湖北省地級市為研究對象，基于2010—2020年的數據，首先構建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指標體系，其次運用熵值法測算出兩者得分，最后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出兩者之間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結果表明：湖北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波動增長趨勢，且鄉村振興水平高于新型城鎮化水平；各地市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呈波動增長趨勢?；诖?，為了進一步提高湖北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水平以及促進兩者之間協調融合發展，提出了進一步延長農村產業鏈、完善城鎮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發揮城鎮溢出效應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76611（2024）07024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7.056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HE Cen-rui1，2， KONG Ling-cheng1，2

（1.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Jingzhou， Hubei 434023;2.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key to joint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urban-rural imbalance. This article takes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data from 2010 to 2020， first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Secondly，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cores of the two， and final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scheduling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shows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and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various cities shows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as well as promote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further extend the rural industrial chain，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leverage urban spillover effect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New-type urbaniz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

為實現城鄉高質量發展，著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必須堅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雙輪驅動。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協同推動實施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湖北省作為中部崛起戰略的關鍵支點、長江經濟帶戰略的重要一級，該區域內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同時并舉，對于升級城鄉產業結構、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融合、打造城鄉一體、推動城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因此，深入探究湖北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內在規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由于鄉村振興戰略是由中國共產黨基于中國國情適時提出的，因而國外學者對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關系的研究側重于對城鄉關系理論層面上的探究：一是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現象，因此提出以城帶鄉進而將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轉移以促進農民收入增長［1］；二是費景漢和拉尼斯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其認為前者忽略農業部門對工業部門的促進作用，在此基礎上對模型進行了改進，最終得出農業部門生產效率的提高誘使剩余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進而促進農工兩部門平衡；三是托達羅的三部門模型，其認為縮小城鄉差距需要從城鎮和農村兩方面入手，在提高就業水平的同時需要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

國內學者關于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個方面：第一，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協調路徑研究。新型城鎮化與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充分考慮地區差異與城鄉差別，因地制宜處理好中國新型城鎮化的路徑［2］。以人為核心的要求，首先解決新型城鎮化中農業轉移人口面臨的“就業、土地、資金”問題，政府以新型城鎮化的可攜帶投資方案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城鎮市民化的障礙［3］，新型城鎮化也可以為農村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條件、高素質人才隊伍和更高的技術手段。鄉村振興方面［4］，鄉村振興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高度相關，核心地區的發展水平最高，邊緣地區發展水平較低［5］，縣域是鄉村振興的主戰場，縣域需要促進城鄉要素流動，壯大縣域經濟，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6］，推動產業融合綠色發展對鄉村振興有幫助作用，完善城鄉人口互動機制，加強農業科技能力和強化現代科技支撐，建設現代農業體系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7］。第二，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影響因素研究。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有明顯的區域差異，需要結合地理位置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8］。經濟發達的地區對周邊城市輻射較高，從而帶動周邊城市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發展［9］，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有共融性質，可以協同推進，實現城鄉人口、土地、資金、技術方面雙向等價流動［10］，政府能力、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對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協調發展有促進作用［11］。第三，少數學者亦對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展開了研究，比如對甘肅省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調水平及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剖析［12］?，F階段測量城鄉發展水平主要通過構建多指標評價體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13］，對兩大戰略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及分析。

通過上述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關于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論層面探究、協調路徑剖析、耦合機制構建以及耦合協調測度等方面，他們的研究成果對于有效推動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強化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有較大意義。但仍可以進一步提升的是，現有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全國或省級時間序列模型角度展開分析的，以地級市面板模型視角進行分析的較少，以湖北省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的更是鮮見。湖北省作為中部崛起戰略的關鍵支點、長江經濟帶戰略的重要一級、我國商品糧的主要產區，該區域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深度耦合協調意義重大?；诖?，筆者以湖北省地級市為例，首先通過構建該區域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耦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其次利用熵值法測度兩者的發展水平，再次運用耦合協調度測算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耦合關系，最后基于研究結論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以期為推動湖北省經濟社會朝著高質量方向發展提供相關參考。

1研究方法、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1.1研究方法

1.1.1熵值法。

由于原始指標數據間存在量綱差異，在進行耦合協調度測算之前，有必要對原始數據的量綱差異進行消除，因而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參照蘆風英等［5］、高強等［6］、陳景帥等［8］、徐雪等［12］的研究成果，對原始指標數據標準化的計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標：Xij=xijmin（xj）max（xj）min（xj）（1）

負向指標：Xij=max（xj）xijmax（xj）min（xj）（2）

式中，Xij表示湖北省第i個地級市第j項指標的原始數據（i=1，2，…，m；j=1，2，…，n），max（xj）和min（xj）分別表示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于在對數據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會有負數值的存在，需要對標準化后的結果數值進行平移，具體方法如下：

Yij=Xij+1（3）

利用熵值法計算指標熵值，計算步驟如下：

Yij=Xijni=1Xij（4）

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

Ej=1lnmmi=1Yij×lnYij（5）

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

gj=1Ej（6）

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

Wj=gjnj=1gj（7）

計算指標綜合指數

P=ni=1Xij×Wj（8）

1.1.2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用于計算湖北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2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其用來表示兩者之間的影響關系，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C=P1×P2（P1+P2）2（9）

式中，耦合度C∈［0，1］，C的數值越大，說明2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度越高，反之耦合度越低。根據陳景帥［8］、張天嬌［11］等學者的劃分標準，0≤C＜0.3為低水平耦合階段；0.3≤C＜0.5為拮抗水平耦合階段；0.5≤C＜0.8為磨合水平耦合階段；08≤C＜1為高水平耦合階段；C=1時達到最高。

由于耦合度模型只能評價2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大小，不能反映系統之間協調狀況的程度，因此為了反映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之間發展的協調狀況程度，還需要構建湖北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公式如下：

D=C×T（10）

T=αC+βT（11）

式中，D表示耦合協調度，T為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綜合發展指數，α、β均為待定系數，該研究取α=β=0.5。根據張天嬌［11］、徐雪［12］、蔡紫薇［17］等的研究成果，耦合協調度劃分類型如下：0＜D≤0.1為極度失調，0.1＜D≤0.2為嚴重失調；0.2＜D≤0.3為中度失調；0.3＜D≤0.4為輕度失調；0.4＜D≤0.5為瀕臨失調；0.5＜D≤0.6為勉強協調；0.6＜D≤0.7為初級協調；0.7＜D≤0.8為中級協調；0.8＜D≤0.9為良好協調；0.9＜D≤1.0為優質協調。

1.2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準確合理構建指標體系，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417］，并結合湖北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分別構建了評價湖北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指標體系。新型城鎮化方面選取了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5個二級指標來構建新型城鎮化的指標體系；鄉村振興方面則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個二級指標構建鄉村振興的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選取見表1。

1.3數據來源

該研究所選取的樣本為2010—2020年湖北省12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湖北統計年鑒》、湖北省12個地級市的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采用均值插補法進行補充?？紤]到數據的可得性，由于恩施自治州、神農架林區、天門市、潛江市和仙桃市的指標數據缺失較多，因而將上述區域剔除。

2實證結果分析

2.1湖北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分析

由表2可知，2010—2020年湖北省各地級市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均呈上升趨勢，部分地級市發展迅速。其中，鄂州市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上升幅度最大，從2013年的0.039上升到2020年的0.473。荊州市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最高，在2013—2020年均位居第一。襄陽市、武漢市、宜昌市、荊門市、黃岡市屬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好的城市，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均呈波動增長趨勢，且得分在2020年都超過了0.56，但武漢市和黃岡市2020年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2019年有所降低。鄂州市、隨州市、十堰市、咸寧市、黃石市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有待提高，但這5個市每年的得分增長幅度相似，均呈穩定增長趨勢，得分在2020年都超過了0.45，但隨州市和咸寧市2020年的得分出現了下降，但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孝感市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低，2020年的得分僅有0.424，只比其2012年的得分水平略高，孝感市在2018年得分最高，達到了0.499，但之后呈現下降趨勢，孝感市的鄉村振興發展還需要更好地落實，避免再次下降。

由表3可知，在新型城鎮化方面，武漢市發展的最好，從2010年的0.625增長到2020年的0.868，是湖北省各城市里排名最高的，且在2020年的得分比第二名的鄂州市的得分高出0.333。鄂州市的新型城鎮化得分水平增幅最大，從2010年的0.235提升至2020年的0.535。鄂州市、黃石市、宜昌市、十堰市和孝感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在省內城市里屬于中等水平，這5個市在2010—2020年新型城鎮化的得分均呈波動增長趨勢，且2020年的得分均在0.48以上。荊門市、襄陽市、咸寧市、黃岡市和隨州市的新型城鎮化得分水平較低，在2020年的得分均在0.43～0.47，這5個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還有較多的提升空間。荊州市在2020年得分最低，僅有0.410，相較于2019年降低了0.041，荊州市在發展鄉村振興的同時還需注意穩固之前新型城鎮化的成果，不能只注重鄉村的發展而忽視了城市的發展。

2.2湖北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分析

由表4可見，2010—2020年全省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呈波動上升趨勢，總體呈現3種類型：武漢市的協調度最高，從2010年的0.714提升至2020年的0.957，從中級協調提升至優質協調；襄陽市、宜昌市、荊州市、十堰市、鄂州市、黃岡市、荊門市和黃石市在2020年達到中級協調階段；孝感市、咸寧市和隨州市的協調度在2020年都達到了初級協調階段。鄂州市從2013年嚴重失調階段提升至2020年中級協調階段，增幅最大，在這8年內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發展更加同步。武漢市、荊州市、咸寧市和隨州市2020年的耦合協調度相較于2019年的耦合協調度略微降低，原因是這4個城市鄉村振興或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在2020年有所下降導致。孝感市的耦合協調度在2017年達到0.707，但2018—2020年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其原因是孝感市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降低，忽視了城市的發展。各城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協調發展在2020年均處在初級協調階段以上，省內經濟發展較好城市的協調度水平很高，其他城市則需要根據各城市的短板改善來促進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協調發展。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基于湖北省12地級市2010—2020年的數據，首先運用熵值法分別計算出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得分系數，其次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得出各市的耦合協調度，最終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10—2020年，湖北省各地市鄉村振興得分水平在前6年增長速度較快，但在2019—2020年的得分增長速度較慢，武漢市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高于其他城市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當然其他城市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也在上升，亦取得了比較好的成果。

第二，2010—2020年，湖北省各地市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相比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增長較慢，武漢市的新型城鎮化水平遠高于其他城市，其他城市新型城鎮化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2010—2020年，湖北省各地市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呈波動增長趨勢。其中武漢市在樣本期間內從中級協調達到了優質協調，其他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在2020年均達到初級協調水平以上，兩大系統開始向有序方向發展，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在促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融合發展方面優勢明顯。

3.2建議

3.2.1

延長鄉村產業鏈，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在當前雙循環的背景下，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鄉村地區發展特色鄉村產業，吸引農業技術人才到鄉村，培養新型職業農民。一方面，城市為鄉村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研人才為農業提供科技幫助，培育優質品種，增加當地農產品產量，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另一方面，挑選當地特色農產品，在當地及周邊縣市建設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形成自身特色高質量品牌，再運用互聯網技術流通信息，發展鄉村電商分銷農產品，為當地提供就業促進當地經濟增長。不斷完善通往邊緣鄉村的道路交通，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部分有歷史文化資源的鄉村可以建設鄉村文化旅游景點，宣傳當地特有的文化習俗，吸引周邊游客旅游，提高當地旅游業收入。

3.2.2

完善城鎮新型基礎設施，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步伐。湖北省如今初步形成“一主兩翼、兩縱兩橫、多點支撐”的城鎮化格局，同時有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辦理戶口，城市所需的資源也隨之增加，因此需要保障隨遷人員在醫療、教育和就業等方面的問題。對于轉移人員，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加強技能培訓工作，提供所需就業崗位。提高醫療衛生服務，引導轉移人口辦理職工醫療保險。轉移人員的隨遷子女享受城市教育體系服務，落戶后也能享受良好教育。還有發展提升空間的城市內基礎設施建設也應跟上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腳步，優化城鎮道路，與周邊城市形成一張交通網，增加自身區位優勢。

3.2.3

發揮城鎮溢出效應優勢，促進城鄉有效銜接。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圍繞省內較發達的城市進行發展，武漢都市圈、襄陽都市圈和宜荊荊都市圈這3個經濟都市圈開始穩步發展，通過輻射周邊城市，促進城鄉人口相互流動，帶動周邊城市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大城市發揮自身優

勢，一方面利用政策吸引外來企業投資建廠，在城市建設工業園區，增加就業崗位并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如武漢市有很多高校，大學生畢業后吸引周邊人才到都市圈內，周邊城市通過人才引進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才就業，擴大都市圈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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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何涔銳（1999—），男，湖北十堰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管理及技術經濟。

通信作者，講師，博士，碩士生導師，從事農業家庭經營與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