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可供性視域下健康傳播的范式突破與邏輯進路

冉 華 仝澤宇

(武漢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回溯整個社會發展史,可以發現關于健康傳播之討論始終存在。無可否認的,媒介是健康傳播研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其強大的議程設置功能決定著公眾了解健康信息的方式方法,也使得公眾健康行為、認知態度的改變成為可能[1]?；诓煌瑐鞑ッ浇?健康傳播表現出不同樣態。新媒體時代的健康傳播肇始于互聯網傳播,其作為我國網民了解健康資訊的最優途徑,決定了網民對于身體、心理機能的判斷,而新媒體可供性帶來的權利、時空、關系、資源以及體驗等轉變也重新奠基了健康傳播在數字媒體語境下的合法性與權威性[2]。

一、理論回顧

(一)健康傳播學之發軔與議題

關于健康傳播,比較系統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健康傳播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3],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方式對保持健康狀態以及預防疾病的影響上。20世紀70年代,架設在國際傳播學會(ICA)旗下的健康傳播學分會成立,1977年傳播學年鑒開辟了關于健康傳播學的專題。80年代,極富聲望的演講傳播學會(SCA)成立了健康傳播委員會。在學術發表方面,健康傳播學界頗負盛名的第一本期刊《健康傳播》于1988年創刊,1996年第二本期刊《健康傳播雜志》開始刊發學術論文。自此之后,各類健康傳播學期刊如雨后春筍般陸續創辦,特別是全球疫情暴發以來,雖然公共衛生安全受到了嚴重沖擊,但卻使健康傳播的關注度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健康傳播在羅杰斯的定義中被泛化為“所有內容與健康信息相關聯的傳播活動”[4],在羅杰斯的觀念中,健康傳播被劃分為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與大眾傳播四個面向,其中依次涉及個人對自身機體、心理健康狀況的關注,醫患關系和病友關系,醫療機構對疾病信息的普及,媒體對健康信息的議程設置。近些年,研究側重點也和以上幾種分類大致吻合,國際健康傳播領域,議題主要包括部分群體健康信息宣教[5]、社交媒體健康信息的信任度[6]、疫苗宣教[7]、醫患溝通與醫療公信力[8]以及疫情期間心理健康的引導[9]等。這反映出國際社會雖然面對疫情沖擊,卻依舊會從媒體、醫療機構以及封控導致的心理問題等方面進行探索研究。

在這些研究中,可以明確發現新興的數字技術對健康傳播的議題產生了一定影響,如Facebook、Instagram、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體成為健康信息分發的沃土,又如虛擬現實、ChatGPT等智媒技術使得參與者能夠更加沉浸式地體驗各類健康信息。在這些紛繁復雜的媒介語境中,健康傳播的場域被重新拆分拼組,傳播領域的權力得到進一步下沉[10]。隨之而來的在場體驗,徹底打破了傳統媒體語境中媒體、信息與受眾之間的隔閡,健康信息隨著技術時空的極致壓縮能夠最大限度地到達參與者身旁。因而有學者提出,傳統的健康傳播理念已經在數字媒體時代逐漸瓦解,而具身性與主體間性應成為目前研究的破局點[11]。在媒介生存環境與以往大不相同的今天,面對渠道多元、信息多面、語境多樣的媒介條件,健康傳播的定義絕不單單是研究健康信息的分發那么簡單,諸如健康價值觀、消費心理、媒體參與行為、健康敘事、媒介環境觀等多重因素,都應被作為歸類依據而在健康傳播的研究中得到發展。

(二)技術可控性的傳播學闡釋

在影響現代健康傳播發展的理論中,可供性理論被多次提及?？晒┬云鸪跏巧鷳B心理學研究者吉布森于1979年自創的邏輯體系。這個體系自提出以來一直存在概念模糊的問題。吉布森本人將其定義為動物與環境之間和諧相處的狀態[12],但其能指與所指的問題歷來受到學者們的批評。針對這種批評,特維對可供性進行了闡釋,他提出可供性是環境的傾向屬性,即這種屬性取決于實現其傾向的動物[13]。據此,可以將可供性理解為環境與動物互動的資源,即環境能夠選擇適合其發展傾向的動物,而動物也根據環境的傾向選擇自身的演進道路。近些年,隨著媒介環境學的發展,可供性被引入到了傳播學領域。學者常江提出,可供性在傳播學方面被區分為技術可供性和社會可供性兩種命題,但遺憾的是后者的議題更多是為了提出傳播的社會文化主導地位,繼而反撥前者引發的“技術決定論”。因此,傳播學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可供性議題應屬于技術可供性觀照的范疇[14]。以此為線索,學者陳昌鳳認為可供性是一種主體間性,即媒介為受眾提供了一種功能,這些功能被媒介篩選,同時也被受眾所選擇。這是受眾與媒介不斷融合的動態過程[15]。在媒介實踐領域,學者王一將媒介的可供性劃分為可回顧性、可關聯性、可編輯性、可重組性、可實驗性、可創作性,媒介擁有以上種類的可供性越多,也就證明受眾在這類傳播行為中自由度越高。他提出社交媒體是一種創造知識的虛擬場域,在該場域中信息的流動與導向受到環境自由度的影響[16]。

通過對可供性傳播學應用的梳理,能夠清晰地了解到數字時代的傳播絕不再是數字加傳播的極簡信息傳遞模式,而是一種關系到傳播環境、媒介倫理,甚至是受眾行為心理學的復雜邏輯鏈。這種生態學思維標志著任何數字環境中的研究對象都有切換研究視角的必要性。健康傳播服務于數字時代,蓬勃于數字時代,也更契合于這種數字時代的思維。特別是在各類社交媒體、虛擬現實、AI智媒占據信息發布鏈條頂端的今天,健康傳播不再僅僅是塵封在醫院宣傳欄、街道傳單以及各類報紙、電視中健康宣講的形式,而更應該是一種觀照到疾患知識的全天候接收環境。這種環境具有自身獨特的媒介功能與傳播傾向,且其傳播的疾患知識與患者或其家屬的距離已然只有咫尺之遙。

(三)健康傳播學的可供性適用

近些年,可供性理論在國際健康傳播領域得到了極大的運用。學者Vos等人考察了醫院電子病歷的運用,并提出其為多科室之間的系統合作創造了一種高效的傳播環境,極大地提高了決策的準確性,實現了患者信息的及時傳導,但由于多人共平臺的并行操作導致信息異步通信,存在信息過載的潛在弊端[17]。學者Smailhodzic發現早期醫患溝通的形式已經有從線下互動轉移到社交媒體溝通的趨勢,且認為現代醫患關系的連接主要取決于社交媒體提供的包括生活支持、預防科普等多種新型互動類型[18]。也有學者通過可供性視角研究了老年群體對健康信息管理系統的使用程度,并提出該群體對數字技術有著一定的抵抗趨勢,因而擴展數字媒體的高自由度與降低使用成本能滿足其情感與健康信息的浸入要求[19]。

隨著健康傳播的可供性在國際上廣泛運用,國內學界也開始逐漸關注于此,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學者史雅妮運用可供性理論解釋“區塊鏈破解電子病歷困境”的可能性,她認為在健康傳播的過程中,醫療結構、醫療從業人員、患者與患者家屬的信息需求與電子病歷的媒介功能有著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能夠通過區塊鏈技術進行部分補充,如此多元互動的視角就是可供性適用的方向[20]。

二、研究方法與范式突破

健康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學科交融的特性,各學科學者在該論域貫通中西,涉及的研究理論繁雜多元。在研究內容方面,學者劉瑛將其概括為:醫患傳播、健康傳播運動、大眾媒介上的健康傳播、危機傳播、健康傳播中的新技術、健康傳播研究方法[21]。以此而言,健康傳播無論在傳統媒體論域、新媒體論域亦或是涉及可供性研究的智媒論域,其主要研究內容依舊取自經典傳播學理論。而對于具體的研究方法,健康傳播學常采用問卷調查法、實驗法、文獻研究法、內容分析法、個案研究法、訪談法與扎根理論研究法等。在充分了解智媒時代健康傳播的文獻資料后,能夠發現其已對傳統媒介的研究方法作出了一些革新,尤其是定量內容分析法得到了廣泛運用。

(一)內容分析法的健康傳播學運用

由于傳播技術的不斷變遷,媒介環境也在逐漸變化,采用適切、科學的研究方法能夠得出具有普適價值的研究結論,不同于需要實地介入、深度參與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亦或是民族志,內容分析法是對海量研究信息收集并作出系統、客觀的編碼統計方法。由于健康傳播廣泛涉及到廣告、報紙、宣講文件甚至是具有高度可供性的社交媒體,因而大量的文本信息也為內容分析的科學性與可行性提供了依據。目前來說,內容分析法有著定量與定性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定量研究法能夠通過顯性的數據層面了解到共有特征所占的比例或其背后的實質性發展規律,是一種高度可視化、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定性內容研究方法常常需要科學研究者有著極高的文學素養與思辨能力,這種研究方法對于研究者的門檻較高。因此,目前健康傳播領域較為突出的研究較多采用定量內容分析法或定性、定量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健康傳播學廣受關注的今天,內容分析法的適用層面也在不斷革新,特別是與焦點小組、網絡民族志、扎根理論的結合都能很好地說明該研究方法的科學客觀性。

對于健康傳播研究而言,一方面,研究對象常常因病恥心理或回避態度使得介入式研究的結果不甚理想,采用民族志研究的學者常常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扎根于患者群體之中,而一旦進入調查問卷環節,也會由于目的性暴露受到研究對象的排斥與疏遠;另一方面,在網絡社會的表達中,受訪者能夠隱蔽自身的面部變化與心理波動,而研究者在介入階段則常常會因為對受訪者產生同情、關懷、憤怒等情緒變化,較難用客觀理性的視角看待問題。因此,這種研究方法常常會將研究結果帶向相反的方向。而在海量信息洪流中,內容分析法便具備了其研究的獨特性與中立性。

(二)主要研究范式與突破

對于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而言,完善的體系或范式都是研究工作開展的前提。托馬斯·庫恩提出了范式這一概念,他認為在對某一時期、某一專業進行具體的歷史考察時,能夠發現一組反復出現而類標準式的實例,體現在這種學科的概念、實踐與儀器中,這些實例都可以被稱作該學科的研究范式[22]。范式的分類能夠促使某一論域內學者達成學術共識,是一種邊界與一致性的標準。同時,它也對學科走向規范化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研究者能夠通過梳理學科發展歷史,引導學科發展方向。對于傳播學而言,常見的范式有按社會學傳統劃分的“經驗主義”與“人文主義”;有按學派劃分的“經驗學派”“批評學派”“媒介技術學派”;也有按研究方法劃分的“媒介控制論”“結構主義”“經驗-功能”等[23]。

對于健康傳播學來說,鑒于研究者知識背景的巨大不同,很難用一套普適的理論視角全面概括其范式,這是范式概念過于泛化的必然。學者王秀麗通過“后實證主義取向”“詮釋、批判、文化研究取向”對健康傳播進行了劃分。她認為前者發展自實證主義,源于實證觀察,但同樣受到人類社會諸多非自然因素的干擾,對這些變量的解釋、控制與預測,即后實證主義的工作重心。后者的研究核心更多地放在質化研究的視角之上,這種研究范式主要關注健康傳播中權利、文本、意義等問題,重點觀察邊緣群體的健康話語[24]。以上研究范式是20世紀至21世紀20年代以來常用的歸類,能夠充分說明研究者所感興趣的熱點論域?？v觀近些年的著作、期刊可以發現,智媒的興起催生了健康傳播學諸多新的熱點問題。因此,筆者在可供性視域下節選幾種具有代表性、突破性的范式進行分析。

1.敘事研究范式。健康敘事的研究近些年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一般而言,媒介敘事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對媒介事件的探索[25]。在智媒催生的可供性話語體系中,健康事件的共享體驗與勸服語境成為了傳統敘事框架輻射較弱的方面。由于智媒平臺的高自由度,使得健康敘事能夠跨越語言甚至是文化的藩籬。在這種體系中,健康敘事不再表現為單一的信息交換,而體現為與講述者、環境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根植于醫學生物學的敘事體系,健康敘事研究能夠關注到醫患群體在患病或診療過程中的感官變化,具備人本情懷的療愈功能?？梢哉J為,參與者能夠通過健康敘事的方式進行具象化表達,敘事參與者的點贊、互動行為對表述者起到一定的情感作用,從而使健康傳播的關注論域不光停留在內容與方法之上,也能夠從精神層面反思數字技術與大眾健康之間的密切關系。由于健康屬于社會關系的一種觀照層面,因此健康傳播的勸服效果常常被作為醫患互動這種關系的體現備受學者的關注。除此之外,患者身份的重新建構、醫療紀錄片的效果研究、創傷敘事、癌癥敘事等都是近些年學者們關注的重點。這些論域通常涉及文化與媒介功能的應用,運用該范式的研究者普遍將技術可供性對健康行為的影響視作一種權利的主宰。同時,也認為這種主宰來自于媒介功能的表達,媒介將健康信息作為商品進行販賣,搜索引擎或紀錄片甚至能夠主導參與者的自我認知與健康行為。

2.跨文化研究范式。這一范式常常涉及我國與西方健康傳播的比較,一般來說有兩種研究路徑:其一是重點觀察對象種族或文化在不同健康語境中的差異化表達,從而理解不同種族、文化如何定義健康心理或行為;其二是關注主流健康文化的定義,以期了解到被邊緣化的群體如何對待健康信息以及他們對健康的訴求。近些年,跨文化研究已成為健康傳播領域的標準化范式。國際上,研究者們普遍關注少數族裔的特異性健康行為,并從去除污名化標簽的對策角度進行研究,特別是新冠疫情背景下造成的健康危機成為近些年研究的焦點。國內學者們則常常關注他國健康文化在我國適用的可能性,同時也會關注少數民族習俗與現代健康行為的沖突、青少年及老年群體心理健康等問題。健康信息作為不同文化間共有的連接,具有醫學、生理學上的普適性,但醫療資源與醫療信息的編碼、解碼方式不同卻導致了不同文化間差異化健康行為的產生。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傳播中的健康傳播視角也在一定程度上與跨文化研究范式產生勾連。如何對外講好中國健康故事,重塑和諧穩定的他者形象(相對于國外而言)是這類研究的著力點。相對而言,我國傳統的他者形象也是國際學者的研究重點。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婦女特有的“月子”習俗與西方截然不同,產后護理中心應增加這類服務[26];也有學者認為“醫鬧”“掛號黃?！薄叭t包”等行為是扎根于我國傳統思想的表現。這些研究通常會使得我國健康文化的傳播出現一定刻板化效應,這也是我國跨文化健康傳播學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3.媒介技術研究范式。這類范式主張媒介技術對健康信息具有分配作用,特別是近些年,技術哲學已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大量篇幅。任何研究都無法回避技術在傳播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在健康傳播領域,人們對于突發衛生事件、疾病防治方法與相關政策的了解往往需要媒介的傳導,可以說現代健康傳播并不是經驗主導,而是一種媒介化過程[27]。與傳統媒體迥然相異的是,新媒體尤其是智媒徹底瓦解了中心化、權威性的媒介架構,自由對話、高度互動性與全天候的信息流使得健康傳播成為一種擬態環境。該范式認為技術為健康傳播提供了三種便利性,即信息制造成本驟降、圈層化分發、碎片化覆蓋。在這種便利性影響下,傳者與受者的界限悄然消失,高度的可供性成為傳受關系的主導。但也正是這種便利性造成了學者們對于隱私泄露、心理疾病頻發等問題的擔憂。

媒介技術使得健康信息的量化成為進入健康圈層普遍且必須公布的數據,諸如隱私活動的頻率等數據會毫無保留地讓渡給健康信息收集平臺。有學者認為,自我量化與自我規訓成為接入公眾健康領域的充要條件,“數字拜物教”成為健康傳播的新型代名詞,更有甚者,媒介化生存已經將健康的定義分為實體健康與數字健康兩種含義?？偠灾?學者們通過此類研究范式批評或擁抱媒介技術,進而反思健康傳播與智媒環境的嵌合度。

三、未來拓展與邏輯進路

(一)健康傳播的身體轉向

智媒環境將媒介傳播中的去身體化變為現實,這種離身性克服了物理傳播的時空限制,但身體的缺失卻大大增加了數字鴻溝、社會孤立、性別對立等社會問題產生的可能性,故而非物質傳播在近些年引起了健康傳播學者的警覺。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在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務時,降低了老年群體外出的頻率,使得子女的照護責任感大大降低[28]。同樣,智媒技術的發展將大腦置入了媒介體驗之中,卻弱化了身體的體驗。例如,電子游戲的高度可供性增加了青少年沉迷其中的可能性,卻忽視了青少年群體身體鍛煉的重要性。在這種環境下,青少年近視、肥胖甚至慢性病的年輕化趨勢等問題,已經成為現階段最主要的健康問題。

與此同時,“具身認知”也開始得到重視。在技術域的擬態環境中,認知、身體和環境組成一個動態的統一體。認知者對于信息的解碼取決于所處的環境,而認知可以被理解為身體作用于物理或文化世界產生的東西[29]。因此,身體的回歸與重塑將是健康傳播學后續發展的一種可能?？偟膩碚f,健康傳播學的身體轉向包括三層維度,即主體層面、話語層面與空間層面[30]。對于主體層面而言,麥克盧漢強調媒介成為人類感官的對應延伸,身體的對應卻一直是健康傳播生態缺乏的方面,而在媒介技術高度發展的前提下,新的健康傳播主體對此有所彌補并能大大提高健康傳播的勸服效果。例如,虛擬現實技術、智能手環等裝置的使用,能夠讓身體更多參與到健康傳播的體驗之中,將主體人成為智能與實體的融合,能夠讓參與者在場體驗疾患的診療知識與預防辦法。對于話語層面而言,具身體驗極大地擴展了身體符號的運用可能。例如,一些運動習慣、健康行為的體驗作為經驗符號很難在傳統媒體中得到展現,在引入身體概念的傳播體系中,健康價值觀等符號將不再作為口說無憑的非物質性文本,更多作為可觸及的感官體驗進行展演。對于空間層面而言,技術賦能使得傳統媒體造成的物理斷連通過智媒體驗得到彌補。在傳統媒體中根深蒂固的空間格局基本已不復存在,具象化的健康傳播場景通過可供性媒介的加持開始重新建構。例如,遠程診療、會診甚至手術都已逐漸實現,同時一種新的“地緣身份認同”開始建立,疾病網絡互助小組的出現對于患病者的身份重構具有一定輔助作用。

(二)健康傳播的情感轉向

在智媒環境中,人們能夠通過媒介提取健康記憶,對過去突發的衛生事件進行媒介記憶書寫與提取,或對未來疾患的可能性做到預防,并且這已經成為了現代人生活的常態。媒介不僅為我們產生了新的健康記憶,也讓我們的情感表達產生了偏移。同時,由于注意力經濟的普及,多數網絡受眾并不關注事件本身的信度如何,而是被信息流構筑的情感刺激裹挾。這種忽視信息本源,強化情感連接的傳播樣態會造成真實情感與群際情感的剝離,嚴重影響到主體對于事件本質的理性看待,并將健康信息在網絡中的傳播進一步發酵。特別是近幾年新冠疫情的發生,成為無數人對于健康傳播的共同記憶,人們在這一時期情感的表達成為健康傳播的時代呼喚。健康傳播浸入式氛圍的營造使得人體與媒介記憶的連接更加緊密。在這個過程中,健康信息不僅成為可供性的媒介記憶,更是在塑造情感氛圍的過程中被使用者人格化、符號化。但在參與高度人格化的數字健康行為體驗中,人類沒有消亡情感的征兆,卻變得更加情緒化。例如,面對突發疫情時對未知病毒的恐懼、對生命安全的擔憂與全民抗疫眾志成城的振奮等。這些情感表達來自于媒介書寫的公共事件。同樣地,媒介也為人類營造出的各類景觀,使得情感的適應張力進一步數字化。這種媒介傳播與人類情感交互糾纏,不僅呈現出個人與媒介記憶對話的現狀,更演化出健康傳播情感轉向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醫患糾紛等醫患關系失衡問題能夠歸因為兩者中某一方共情環節的缺位,這是一種情感偏向的傳播實踐。有研究表明,醫生與患者之間失真的信息交換成為醫患糾紛的導火索,而本質上,患者更傾向于與他們有情感依賴的人進行自我表達,向缺乏情感依賴的人隱瞞自我[31]。這種缺乏情感連接的弱關系域往往是導致糾紛沖突的根源所在,但可供性環境下媒介報道的失當也是促使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目前,情感的媒介化表達已不局限于軟新聞或娛樂新聞,在客觀嚴肅的信息類報道中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在醫療糾紛的新聞報道中,常常能看到篇幅醒目、文字辛辣并極度帶有主觀色彩的文稿出現。這種明顯帶有對抗色彩的文字,不僅不能緩解醫患之間的矛盾,反而只會把醫患關系推向更加極端的對立面。因此,在醫患關系成為健康傳播、人際傳播的熱點問題時,情感研究或許會成為該類研究的破局點所在。

在數字技術高速發展的當下,傳播學、人類學、生物醫學、神經科學等多學科在健康傳播領域交匯融通。這一學科分野涉及常見病癥的早期診斷,醫患關系的建構,“病恥”患者的信息收集,慢性病、基礎病患者的自我療愈等方面,在健康中國的大背景下將會是各學科學者持續研究的熱點。但時至今日,健康傳播之理論范式仍過多局限于20世紀羅杰斯所提出的廣義概念,即健康傳播是“將醫學成果轉化為大眾可接受信息,并逐漸改變公眾健康觀念的科學行為”。盡管健康傳播的研究范式得到了極大拓展,但與此同時,多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導致這片研究領域依然存在議題模糊、定位泛化、概念陳舊等諸多問題。特別是在元宇宙、ChatGPT等數字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下,健康傳播的樣態已然發生重大變革。因此,重提健康傳播的當代研究范式,準確描述數字時代健康傳播的邏輯進路,在當前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