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視域下的文化主體性建構

侯衍社 蘇紅豆

從唯物史觀出發,文化主體性指的是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相對于其他領域而言的獨立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在本質上是人的對象化活動的結果。文化主體性建構的要旨在于通過對特定文化主體性的建構,發揮文化化解社會矛盾、凝聚社會力量、推動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斷建構和發展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使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在日益激烈的國際文化軟實力競爭中牢牢站穩腳跟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薄敖涍^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肮沤裰形髦疇帯奔汝P系新時代建設和發展什么樣的文化,也關系新時代怎樣建設和發展文化,是文化主體性建構需要回應的核心內容。立足新時代,文化主體性建構需要創造性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切實處理好“古”與“今”、“一”與“多”、“中”與“外”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系統把握文化主體性建構的道路選擇、價值取向與基本路徑,不斷推進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與文化自強,從而創造出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一、文化主體性建構中的“古今”問題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建構,首先在于對“古今”關系的自覺回應。其核心在于回答如何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在唯物史觀視域下,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歷史性存在。文化主體性是在歷史實踐中生成的。這種歷史實踐具體指的是以思想、觀念、意識、語言、道德、宗教等為中介的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在某一具體的社會形態中,文化主體性的發展程度是與一定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相適應的。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由于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社會分工尚未形成,人們的精神性生產和交往實踐最初是與物質性生產和交往實踐交織在一起的。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文化逐漸從經濟、政治領域中分離出來,在外觀上呈現出相對其他領域而言的獨立性。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將這一獨立的文化領域描述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以及“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在這一階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文化在變革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從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馬克思區分了推動社會變化發展的兩種基本變革形式,一種是在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變革,另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頁。。后者指向的是文化領域的變革,集中體現了文化的主體能動性。

盡管馬克思揭示了文化作為一個獨立領域的歷史生成過程,以及文化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主體能動性,但以往人們在對唯物史觀進行詮釋時,經濟領域在變革和推動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往往是理論關注的重點,文化的主體性則容易被忽視。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推進,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由此也產生了新的問題:文化的主體能動性從何而來?在文化主體性建構中,應當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如何處理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發展?

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關于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古今之爭,產生過兩種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傾向:一是拒斥傳統的“全盤西化”論,二是拒斥現代的文化復古主義。這兩種思想傾向所遵循的共同思維方式是將傳統與現代理解為二元對立的靜態結構,過分夸大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矛盾性,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性。與之相區別,唯物史觀要求對不同的文化因素進行具體考察,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證把握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因素和現代因素的雙向互動,探索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進行創造性結合的實現路徑。

在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其中有很多內容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現實需要相互契合,例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等思想觀念,能夠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思想啟迪,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事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人文精神,滋養了中華民族獨特豐富的文學藝術、人文學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等道德規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這些都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有機結合中創新發展的生動體現。

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重視發揮文化主體性在推動社會變革與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他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充分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覺做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敖裉斓闹袊菤v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正是在堅持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辯證統一中,我們得以創造出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豐富的文化形態。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結合”的重要論述和“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重要觀點,在總結我們黨百余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正確揭示了新時代文化主體性建構中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關系的科學方法。具體而言,在處理古今文化之間關系的問題上,要從歷史連續性和歷史發展性兩個面向上予以把握。

其一,要在傳統與現代的歷史連續性中建構文化主體性。與唯心史觀在抽象中把握主體的運思方式相區別,唯物史觀將主體把握為歷史中的存在。只有在歷史的連續性中,主體才能感知和確證自身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作為主體在文化領域中對象性活動的結果,同樣需要以歷史的連續性為前提。具體到中國的語境中,中華文化是在歷史中不斷生成和建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現代中華文化產生的前提和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民族品格,是現代中華文化發展的母體,也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F代文化既是傳統文化的歷史延續,也將不斷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只有以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連續性作為前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才能夠在時空中把握自身的存在,形成文化自我意識,這是文化主體性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如果將傳統與現代的關系理解為非歷史的、二元對立的,就會導致文化共同體無法形成持續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陷入文化分裂、歷史虛無與價值碎片的迷茫狀態。

歷史連續性既是文化主體性形成的重要保障,也能反過來確證文化具有自我調適、適應社會發展的主體能動性,蘊藏著文化生命體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密碼。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這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文明延綿至今并持續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化能夠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基礎上,吸收和借鑒外來優秀文化因素,推動自我的更新與變革,使之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變革,具有極強的自主性、能動性與創造性。這種主體能動性深深地根植于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之中。因此,要鞏固和建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必須回到源遠流長的世界文明發展史和中華文明發展史中,把握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產生發展過程、運動變化趨勢和內在運行規律。

其二,要從歷史發展性出發,在對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創新中建構文化主體性。唯物史觀認為,人類歷史是在社會基本矛盾的推動下不斷發展進步的。這種發展觀既不是機械的線性進步論,也不是唯心主義的歷史目的論,而是將歷史的進步與發展理解為歷史主體在實踐中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結果,體現了歷史必然性與道路選擇性的有機統一。在建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需要從這種唯物辯證的歷史發展觀出發,在把握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不斷增強中華文化主動應變、主動求變的能力,使中華文化彰顯出獨立自主的精神氣質。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滋養,激活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同時,也需要明確回到傳統不是為了固守傳統,而是為了在對傳統文化的積極揚棄中形成文化自覺,推動文化對社會轉型過程的適應。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明白它(傳統文化)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勢,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6)《費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 2001年版,第6頁。

總體而言,對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既包含了中國傳統哲學中“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新智慧,也彰顯了唯物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是文化主體性建構中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二、文化主體性建構中的“一多”問題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相交匯的歷史時期,中華文化處于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雙重張力之中,諸多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以前所未有的豐富程度呈現出來,形成百花齊放的文化繁榮景象,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但也需要清醒地意識到,各種文化價值形態的相互碰撞可能會對中華文化主體性帶來沖擊和挑戰。因此,在新時代如何處理好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內部“一”與“多”的關系,建構“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實現多元文化的總體化發展,成為文化主體性建構中必須回應與解答的第二個重點和難點問題。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在處理文化共同體內部“一”與“多”的關系問題上,需要警惕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文化的同一化傾向。具體指的是在一個文化共同體內部的若干文化因素中,其中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因素對非主導因素的排斥,從而形成整個文化共同體在邏輯面向上的單一化、同質化傾向。例如,韋伯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時曾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相分裂,前者吞噬后者,形成一個文化的“鐵籠”。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后,他指出:“在這種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已沒有精神,縱欲者也沒有了心肝;但這具空心的軀殼卻在幻想著自己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明水準’?！?8)[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頁。另一種需要警惕的傾向是價值虛無與文化碎片化。其中一個典型代表是西方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將現代性理解為流動的、多元的和碎片的,認為現代性意味著歷史的斷裂與社會的碎片化,進而全面質疑總體性、理性、中心、革命、政治等宏大敘事。例如,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書中將現代性的碎片狀態比作“精神分裂的浮士德”(9)[美]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徐大建、張輯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4頁。,而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則宣稱“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客體支離破碎的時代”(10)Gilles Deleuze,Fefix Guattari,Michel Foucault,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enguin Group,2009,p.5.。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客觀上反映出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價值虛無化和文化碎片化困境。

在這個問題上,唯物史觀的總體性思想對于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方式,辯證把握文化共同體內部的“一多”關系具有重要啟示。馬克思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分析中,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不是諸多分散、對立的要素,而是一個總體。并且,這個作為總體的社會,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是一個處在動態的歷史過程中的總體社會。他指出:“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在一個歷史總體中,“一”與“多”不是處于簡單的二元對立和絕對靜止狀態,而是處在運動變化的過程中?！耙弧迸c“多”構成矛盾的兩個方面,在相互運動中推動著總體的發展,缺一不可。

具體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來看,“多”指的是在中國社會中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歷史性實踐的不斷推進而生發出來的豐富多樣的文化因素和樣態。這些文化因素和樣態,根據不同的文化主體,可以有不同的劃分方式。以少數民族作為文化主體來考察,中華文化的多樣性主要體現為豐富的少數民族的文化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如果以不同年齡、性別、職業、興趣愛好來劃分文化主體,那么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則體現得更加豐富多彩。而在這些“多”之上的“一”,指的是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文化共同體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共同體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而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共同體則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形成的。(12)參見費孝通:《全球化與文化自覺:費孝通晚年文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頁。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不斷構筑著中華文化的現實基礎,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不斷形塑著中華文化的自覺認同。由此,多元文化不斷融合匯聚為共同的中華文化,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華文化也從自在走向自覺,彰顯出強大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13)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那么,如何理解文化主體性建構中“一”與“多”之間的關系呢?

其一,“一”是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文化上的“一”作為前提和基礎,那么文化主體性的發展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難以維系。歷史證明,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必須以文化的一體化和總體性為前提。只有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文化共同體而存在,文化成員才能形成文化身份上的共識,形成“文化自我”的觀念,以此為基礎,才能生發出文化主體性。因此,一個文化共同體的總體性是培育和發展共同體的文化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

其二,“多”是建構文化主體性的豐富資源和重要內容。一定時期的文化同社會歷史具有同構性。中華文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生命體,并且這種豐富性會隨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和開放包容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內部的文化因素的多樣性,根源于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承載著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形成的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包含了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因特定的時代問題而形成的理論知識和價值觀念,蘊藏著人民群眾的生存智慧,展現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正是這些文化多樣性,賦予了作為共同文化的“一”以具體規定和現實內容。中華文化要發展自我、應對挑戰、開創新局,離不開這些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的滋養。

其三,在建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要堅持“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應當明確,總體化不等于同質化?！耙弧辈皇菍Α岸唷钡娜〈?而是對“多”的批判性融合,從而在“多”之上形成超越性的存在維度。具體而言,文化共同體內部的多元文化樣態和文化因素往往是良莠不齊的,精華與糟粕并存。并且,很多地方性的、特殊的文化因素僅僅服務于特定小眾群體的文化需要,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因此,“一”既不是對“多”的簡單相加,也不是對“多”的簡單否定和替代,而是需要文化主體進行自主選擇和積極實踐,在培育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促進不同文化因素之間的多元互補和有機融合。由此,共同文化才能從自在狀態上升到自覺狀態,成為一個具有文化主體性的、有機統一的文化生命體。因此,在建構文化主體性時,一方面,要增強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不斷吸收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資源,將之轉化為建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豐富養分。另一方面,要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多元文化的基礎上建構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文化。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癥”和文化空心化,真正把握文化主動,彰顯文化自信。

三、文化主體性建構中的“中外”問題

新時代背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交往正在以新的方式展開,世界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的交流交融也面臨新的挑戰。在此情境下我國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不僅需要正確處理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還需要積極探索和建構自我文化主體與他者文化主體之間新的交往方式。

從唯物史觀出發,多元文化主體之間的交流交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在從地方史到世界史的轉向中,文化的發展歷史也經歷了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從單個文化主體尋求自身發展到多個文化主體逐步走向相互承認與交往,進而形成多主體文化世界的過程。(15)參見李鵬程:《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再到“MITSEIN”》,《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意義上具有封閉性、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基礎被瓦解了,多元文化主體間必須在相互承認和相互交往的基礎上探尋建構文化主體性的新方式。

在現代思想史上,學者們對多元文化主體之間平等交往的可能性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理論叩問。韋伯嘗試將人類文明區分為六大文明形態,研究不同文明、文化的內在邏輯。亨廷頓從西方文明的立場出發探求文明沖突產生的根源與世界秩序重建的可能。薩義德則從他者的文化立場出發,求解在后殖民主義語境下東方文化主體性應當如何建構的問題。

將視野轉向歷史現實境遇,近代以來各國在處理文化的自我主體性與他者主體性的關系問題上,呈現出三種主要的文化策略。其一是文化中心主義、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的策略,其實質是以自我主體性為中心,將他者主體性視為自身的附屬和征服對象。其二是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文化本土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策略。其三是在應對外來文化殖民時缺乏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自信,主動放棄守護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策略,其結果是被外來文化同質化,完全喪失文化主體性。

事實上,這些文化策略的內在邏輯均是將主體與他者理解為二元對立的斗爭關系,其中蘊含的思維方式可以追溯至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闡述的主奴辯證法。在主奴辯證法中,主人確證自身主體性的方式是通過統治和奴役他者,在他者的承認中確證自身的主體性。主人意識和奴隸意識作為自我主體性和他者主體性呈現為二元對立的關系。顯然,從這樣的思維方式出發,容易激發不同主體之間的沖突和戰爭,難以建構起多元文化主體之間和平共生的交往模式。

與之相區別,中國共產黨在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上,不是采取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而是始終堅持自我與他者的辯證統一,為建構多元文化主體性、促進世界文化的共生共育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唯物史觀在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具體化展開,凝結了中國共產黨處理文化自我主體性與他者主體性的關系、建構多元文化主體性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深刻哲學智慧,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予以把握。

其一,多元文化主體性共生共育的前提是各文化主體間的平等交往。從唯物史觀出發,主體之間的交往方式,進而主體性的建構方式都是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遷的。在以人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多主體之間的交往關系往往以“主奴”的方式展開,而在現代社會,主體即他者。主體與他者之間既是自由、獨立、平等的,也是互為前提、相互依存的?！懊恳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薄安粌H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520頁。因此,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不能退回到封閉、地方性的狀態中,也不能以支配和從屬的不平等關系為前提,而應該在多元文化主體間的平等交往中推進。

其二,多元文化主體性共生共育的現實基礎是人們在日益密切和頻繁的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中形成的共同活動方式。每一種文化主體性都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文化主體性是在人類的歷史性實踐中生成的,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構成文化主體性生成的雙重動力,也形塑著文化主體性的發展空間?，F實中的文化主體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處在與其他文化主體不斷交往的過程中。并且,這種交往活動也會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主體性和文化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一種文化主體的發展程度取決于與它進行直接或間接交往的其他一切文化主體的發展程度。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同民族、地域的封閉狀態被打破,地方性的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在不斷變遷,逐漸形成全球性的共同活動方式。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共同活動方式構成了多元文化主體之間相互交往的現實基礎,促使文化主體性的生成和發展空間從傳統的封閉空間逐漸轉變為開放的交互空間,從而也使得文化自我與文化他者之間有了文化共通、文明互鑒的可能。

其三,多元文化主體性共生共育的關鍵是探索出世界文化民族化和民族文化世界化的有效機制,實現多元文化之間的有機融合與相互成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經驗出發,世界范圍內不同的文化形態雖然在價值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也完全可以進行交流互鑒、取長補短。只有采取開放包容的態度,一種文化形態才能延綿不絕,不斷發展。與此同時,在處理自我文化主體性和他者文化主體性的關系問題上,必須明確和堅守文化主體性中的民族性、根基性因素。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相統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區別于其他文化形態的本質特性。只有堅守文化的本質特性,才能建構起真正的文化主體性,有效應對文化空心化和文化虛無主義的錯誤傾向。以此為出發點,才能將人類優秀文化成果民族化,將其轉化為中華文化生長的有益資源,也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文化的世界化,推動多元文化主體性之間的共生共育。

四、新時代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基本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1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是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多元文化與共同文化、自我文化與他者文化的交互性實踐中不斷生成的,也需要在這三個關系面向上不斷鞏固與推進?；诖?新時代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基本路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在主體與實踐的維度上,要堅持黨的領導,發揮人民群眾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形成文化自覺與文化實踐之間的雙向促進機制。文化主體性的生成和建構離不開特定的實踐主體,文化主體是建構文化主體性的現實力量?！拔幕系拿恳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頁。但是,“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頁。就中國而言,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主體由兩個部分構成:其一是作為領導主體的中國共產黨,其二是作為實踐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根植于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覺與實踐。首先,作為領導主體的中國共產黨,需要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立足時代發展的前沿,準確認識和把握文化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形成執政黨層面的文化自覺與文化主動。其次,執政黨需要將自身的文化自覺轉化為人民群眾廣泛的、普遍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充分激發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在文化創新、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的能動作用。進而,要將人民群眾的文化自覺和思想主動轉化為改造現實的實踐力量,形成推動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整體合力,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激發出新的文化自覺和文化主動。由此,便可以形成文化自覺和文化實踐之間的雙向促進機制。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相結合,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建構文化主體性的成功道路?！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黨的文化領導權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在文化建設中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與之相反,蘇聯在國家改革關鍵時期放棄了文化領導權,沒有處理好價值觀一元引導和多元并存的關系,使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互相矛盾、互相沖突,在復雜多變的形勢面前無所適從,不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從而使國家和社會失去了凝聚力、向心力,最后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命運。(20)參見侯衍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范疇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頁。結合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只有守住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才能守住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因此,在新時代必須始終堅持黨在文化主體性建構中的文化領導權,堅持人民群眾在文化主體性建構中的實踐主體地位,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實踐偉力。

第二,在“古今”關系維度上,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定向,以“兩個結合”為遵循,不斷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文化對現代化進程的適應和推動從來不是被動發生的,而是需要文化主體對自身主體性的自覺確認,從而發揮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主動地進行道路選擇、文化建構和實踐推動。從當下的現實出發,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歷史性實踐,需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定向,引導中華文化積極、主動地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需要,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澄清歷史前提,把握歷史規律,判斷歷史趨勢,辨明歷史方向。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的現代化為本質要求,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需要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的現代化為旨歸,自覺回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等重大理論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要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落實好傳承中華文明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兩個基本的實踐面向。在前一個面向上,要從大歷史觀出發,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的有機統一中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全面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進文物合理適度利用,使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眾。在后一個面向上,要積極推進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第三,在“一多”關系維度上,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多元文化的總體化。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交互性實踐中,中華文化內部必然會不斷生發出新的、多元的文化因素。因此,在建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需要對多樣性的文化因素進行正向引導,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更高層次的多元文化需求,豐富各族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促進文化繁榮的基礎上,需要堅持總體化的文化建設原則,將文化共同體內部的多元文化因素整合為共同文化,實現多元文化與共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促進,從文化總體性中不斷生發出文化主體性。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文化性的價值理念系統有如一服飾,某個身體穿上它才稟得一種生存的人性身份和社會性的權利?！?21)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33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涉及思想理論、價值觀念、知識體系、心理意識等諸多層面。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一方面,要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另一方面,要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本質反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靈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標識和強大動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是中國精神的核心內容和中國社會主義本質的集中體現。(22)參見侯衍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范疇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外在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而是根源于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融會貫通中形成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整合多元文化,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共同的文化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在“中外”關系維度上,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培育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民族文化的世界化。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不僅需要植根中華文化的自身發展,也離不開與人類其他文化樣態的交流互鑒。開放與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就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霸桨?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23)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越開放,就越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全球化不僅僅意味著經濟上的一體化進程,更需要在人們日益密切的交往實踐中形成共識性的交往方式和價值理念,建構文化共同體,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故此,中國在文化主體性建構中,倡導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培育人類文明新形態,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踐行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斷拓展和深化多元文化主體性共生共育的文化空間。

在促進民族文化世界化的實踐中,首先要從特殊性出發,堅守文化主體性建構的民族立場,立足中國問題、中國國情和中國道路,不斷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著力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自主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調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2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頁。在此基礎上,需要將特殊性上升為普遍性,從中國經驗、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提取出對于處理人類社會共同文化難題有益的思維方式、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精神品格,將之轉化為世界性的文化共識,推進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力和影響力。由此,在多元文化主體的交互性實踐中建立起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相互轉化的動態機制,在不同文明的合力作用中不斷鍛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主體性。

總體而言,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文化自覺與文化實踐的有機統一中,在對“古今”“一多”“中外”文化關系問題的創造性回答中,中國得以不斷培育和創造出新時代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化主體性,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不斷煥發出引領時代發展的鮮明主體精神與強大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