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五四”啟蒙思潮下第一代女作家的女性情誼書寫*

張冰瀅,劉長華

(湖南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胡適曾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理性對傳統,自由對權威,張揚生命和人的價值對壓制生命和人的價值的運動?！盵1]38這段時期,女性作為封建制度中被壓迫的群體,也在啟蒙思想的輝映下漸漸從黑暗中蘇醒。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女性逐漸從“女學生”成長為第一代女作家,如冰心、馮沅君、蘇雪林、廬隱、石評梅等人。她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滋養和文學革命的激勵下,外斥社會不公,內省自身弱點,為婦女解放奔走,為沉默千年的中國女性發聲。值得關注的是,她們不約而同地將創作的筆觸和反思的視角伸向女性之間的情誼書寫。

雖然“五四”時期的女性情誼書寫與西方女性主義批評中核心母題之一的“姐妹情誼”有相似之處,但筆者所以采用“女性情誼”來界定,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姐妹情誼”暗合的西方女權運動的時代背景不適合中國“五四”時期的社會土壤;另一方面,西方的“姐妹情誼”直接挪用至中國“五四”語境,常被單一、片面地解讀。本文中“女性情誼”,主要指向“五四”時期女性彼此之間形成互相理解與體諒、互相幫助與依靠的情感聯盟的現象,筆者將這種特殊時期誕生的特殊書寫偏好通過對中國文學的古今對比進行考察。

一、“五四”時期第一代女作家的女性情誼書寫對歷史的承繼

米蘭·昆德拉曾說:“作品的精神是延續性的;因為每部作品都是對它之前作品的回應,毫無疑問,每部作品都是對它以往經驗的繼承和傳揚?！盵2]25從古代至近現代,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無論是家庭地位,還是受教育程度、社會曝光度等方面,男性話語一直處于主流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對女性情誼的傳統書寫散落于中國文學史中?！拔逅摹睍r期第一代女作家的女性情誼書寫不可避免地體現出一種對歷史承繼的“精神延續”。

(一)志趣相投——傳統女性情誼書寫的倒影

古代女性之間的交游常體現于有著相似審美情趣、文學品格的姐妹之間的小范圍聚會中。比如孔尚任《桃花扇》中,李香君曾去參加秦淮八艷之一的卞玉京在暖翠樓組織的“盒子會”,這是結為手帕姐妹的秦淮名妓們過年過節的一期一會,每人自帶食盒及閨閣所愛之物,同時比賽才藝,彈琴品簫、吹笛唱曲,各盡其妙。此外,女性情誼還頻頻出現在古代仕女的詩詞唱和、雅集中。曹雪芹《紅樓夢》中特地花筆墨寫了好幾次紅樓詩社,如第37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黛玉、寶釵、探春等人一起吟風弄月,共結詩社;第38回湘云做東又在大觀園辦“螃蟹宴”,大家以菊花為題,吟詩作賦,交流評比。此外,清人陳枚的畫中顯示,古代仕女還以踏青、打秋千、斗草、拜月、賞菊、刺繡甚至開展“蹴鞠”等體育競技的方式建立女性情誼。這樣的書寫除了抒發古代仕女們對理想社會的向往、追求品格高潔外,不少都體現出對閨中密友的“懷”與“戀”。比如才女李清照常常懷念與好友的出游“沉醉不知歸路”;沈宜修與姐妹交好,寫下“挑燈話舊,庭戶寥寥,欄花灼灼,不知東方之白也”,與女伴們在月色清淺、滴漏聲聲中回憶過往……無不流露出女兒之間純靠情感維系的女性情誼以及滲透其中的如詩詞般的雅韻。

馮沅君親自出演的古裝話劇,改編自樂府詩《孔雀東南飛》;石評梅的作品中常用“荒?！薄肮略隆薄扒镲L”“落葉”等約定俗成的古代文學意象,來表達內心的蕭條、冷寂……深厚的家學淵源使第一代女作家們的創作中自帶古典文學的基因,這在“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心中埋下了種子。當她們遇見一群志同道合的女伴,當她們提起筆書寫自己的生活,或許自然就會想起紅樓女兒們風雅的詩社聯詩,想起才女們不知東方將明的談天說地。如廬隱在《靈海潮汐致梅姊》中給石評梅寫信,以詩詞命名每個節名,如“雞聲茅店月”“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等;石評梅筆下的與友人攜手“由小徑中穿出,濃蔭鋪地,碧草拂鞋”[3]142的自由奔跑;《海濱故人》中幾位姑娘傍海而坐,看云霞、聽海風、慨嘆人生……東方傳統女性的生命形態和詩化情懷,如同倒影投射在“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們創作的湖面,使她們一提筆書寫,就有一種對于傳統書寫的自覺承繼,如同在湖光云影的靈動間,為我們傳遞出關于女性情誼書寫的古典鏡像。

(二)同命相連——傳統女性情誼的結盟根基

除了歲月靜好的集會,女性之間也常常由于同命相連而產生惺惺相惜之感,在困境中彼此幫扶。比如《桃花扇》后半部,明亡南京城破,卞玉京收留重病在身逃往蘇州的李香君,還請來名醫為她診治;關漢卿《救風塵》中的趙盼兒,不惜以風月手段,智勝惡少周舍,將姐妹拯救出戀愛陷阱。因為同陷風塵,身份、處境相似,在孤苦飄零的人世之中更能共情于彼此,生發出雪中送炭的情誼。

第一代女作家們本人的經歷就非順風順水,受過啟蒙的眼睛又更能發現身邊女子的不幸,這種不幸更會觸動作家們敏感的心弦,引發女性纖柔細膩的共情心理,而這種共情正成為女性聯盟建立的普遍基礎。她們為被追求新思想的丈夫拋棄的妻子而義憤填膺,與同樣被紈绔欺騙的女性而執手……比如,廬隱《藍田的懺悔錄》中,藍田母親早逝,父親另娶,學業受阻,又遭包辦婚姻的壓迫,在兒時的女伴秀姐幫助下出走,從而“果然地戰勝了這種不自由的婚姻”[4]155。然而,談婚論嫁甚至同居的“愛人”何仁卻被藍田發現早有未婚妻。這時芝姐感同身受藍田的煩惱和悲傷,從身體到精神上關心、照顧著她,成為藍田唯一的依靠。而病中的藍田感恩芝姐的照顧,不忍使她擔心;同樣被何仁欺騙了的妻子,“抱著極深切的同情”專程來見藍田,為這不屬于她的錯誤道歉,藍田聽后則立刻“為世界上的婦女原諒,且為她們痛哭”[4]159,并決定悲憤而決絕地振作起來,甚至希望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4]159。藍田何以發生轉折?除了本性“璞美”外,還因為有一些同命相連的女伴陪伴左右,互相理解并為彼此的不幸而悲哀。

廬隱另一篇小說《時代的犧牲者》可視為《藍田的懺悔錄》的互文。文中的秀貞和林雅翰同樣是受男人張道懷花言巧語欺騙的兩位女性,她們不是彼此嫉妒、詆毀,而是一起揭露男人玩弄女性的自私、虛偽、卑劣的本質。這樣的書寫體現了“性別覺醒的女性同胞對男性欺騙行為的反抗,對受男性壓抑的女性共同處境的關照與對女性獲取人的權利的共同維護”[5]24。在男性施加壓迫、傷害時,女性盟友的出現撫慰彼此的靈魂,給予彼此情感釋放的窗口,使她們懷抱著懺悔與自傷的同時,仍能掙扎著向未來奮斗。

二、“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對傳統女性情誼書寫的解構與重建

“五四”啟蒙思潮推動了女性意識的覺醒,然而她們的覺醒卻面臨著來自封建舊秩序的種種阻撓,在與舊秩序的糾結斗爭中,第一代女作家們在興奮、痛苦的交纏之中努力掙脫,對傳統女性情誼書寫進行了解構與重建。

(一)封建等級制度的反叛宣言——對傳統女性情誼書寫的解構

面對封建等級制度千年來積累成的沉重大山,“五四”女作家們紛紛選擇彰揚母道,將目光聚焦于女性主體,從而抗衡專制而腐敗的父道,也藉此張揚自己被剝奪了生命價值、總是處于歷史書寫邊緣的性別。而在這樣的書寫之中,她們利用對妻妾、主仆等傳統文學中女性相處模式的解構,凸顯了反叛封建、追求平等的時代主題。

1.妻妾情分的消弭瓦解:古代女性情誼的發展常常以妻妾模式而存續。一方面是對封建禮教“夫為妻綱”、不妒不嫉的順從,以期獲得賢良的名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不得不接受丈夫納妾的情況下,挑選能夠與己相處融洽的妾室,使自己未來生存有靠。比如《香畹樓憶語》中,陳裴之的妻子汪端主動要求為丈夫另娶小妾,并與妾室紫湘親如姐妹;《憐香伴》中,崔箋云更是選擇將曹語花嫁給丈夫作妾,以丈夫作為障眼法,表演出世俗與禮教枷鎖下的妻妾和美,以成全二人的同性之愛的情意;《浮生六記》中,沈復之妻陳蕓喜愛歌女憨園,與其攜手登山游玩,并想盡心盡力為丈夫納之為妾,后來憨園為有力者奪去,甚至引起陳蕓“血疾大發”而病死。這樣的“賢良”,是男權社會的“賢良”,它扎根于封建社會,也必然隨舊制度的打破,新思潮的出現而“總被雨打風吹去”。

到了“五四”時期,追求一夫一妻的愛情意識進入了女作家們的情誼書寫之中,必然會推翻“妻妾”這一相處模式。廬隱《象牙戒指》便是素文對以石評梅為原型的“沁珠”與象牙戒指淵源的回憶性敘述,既記述沁珠的戀愛甜蜜與交游之樂,也還原她不甘于“妻妾”共存而受到的感情創傷。在男性施加壓迫、傷害時,女作家們的理想狀態是絕不妥協,不當別人的妾,也不以妻的身份而驕傲,不妄圖以妻妾的身份、男性附屬品的身份來構筑情感,而是將彼此當作獨立的個體,使情意建立在完全的心靈相通之上。傳統的女性情誼捆綁于封建制度,也必隨封建制度的消亡而消弭瓦解。

2.主仆情分的風流云散:不難發現,傳統文學中的女性情誼雖表面美好、單純,但其實常是封建制度壓迫下的無奈認命。對于地位身份相近的女性,她們本身的平等交往是由階層所決定的,而對于社會階層懸殊的女性,往往是主仆組合,小姐待丫鬟親如姐妹,而丫鬟是所謂“忠仆”,并輔助小姐實現愛情。這種情感,實際也同樣是封建秩序的安排,是來自位高者的仁慈與來自位低者的認命造就的。例如《西廂記》里,紅娘既是鶯鶯的丫鬟,又是崔家森嚴家規的管束對象,還是鶯鶯和張生愛情的贊助者;鶯鶯既需要紅娘為她傳書遞簡,又羞于將她心底秘密直告紅娘,由此產生“鬧簡”“賴簡”等層層波瀾,這樣的等級關系和身份設定中的女性情誼書寫也成為作家推動情節發展的手段之一。

在“五四”女作家的書寫中,這種封建等級秩序卻被勇敢地打破了。比如,冰心《最后的安息》《六一姊》兩篇文章中,締結情誼的女性就突破了貧與富、施愛者與受愛者之間的人格不平等?！蹲詈蟮陌蚕ⅰ分忻鞔_寫道:“她們兩個的影兒,倒映在溪水里,雖然外面是貧,富,智,愚,差得天懸地隔,卻從她們的天真里發出來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將她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盵6]83在這里,富人給予窮人愛與關懷不是一種恩惠,而是滲透著一種基督精神的慈悲。同樣,《六一姊》中的六一姊是鄰居乳娘的孩子,按古代身份來算是“仆”,而“我”卻要和她一起玩,并理直氣壯地喊出“鄉下孩子也是人呀!”[7]151的宣言。社會地位雖仍然有差異,但“我”作為新時代女性,愿意主動縮短這種差距,并發自內心地認為鄉下人與城里人或說主仆之間并無差別,這種對“人”的發現、對彼此的尊重而非施舍,這種超越貧富界限的女性友誼,達到了傳統文學所難以企及的現代人道主義精神的思想高度。

“五四”時期,隨著“個性解放”“民主平等”等啟蒙思想逐漸滲入中國,一批青年人,特別是青年女學生,在社會思潮、語境的改變,以及學校新式教育的開化、感染下,對社會、人生逐步開始了新的思考,破除封建、呼吁平等也成為思想啟蒙的重要精神指引。推陳方能出新,通過以上所言的對妻妾、主仆等封建殘余關系的瓦解,第一代女作家們開辟了揮灑筆墨重建女性情誼書寫的新天地。

(二)“五四”啟蒙精神的戰斗號角——對傳統女性情誼書寫的重建

一種書寫格局的打破,必然意味著另一種新書寫格局的誕生。傳統女性情誼書寫瓦解之時,我們看到另一種新生力量在女性情誼書寫中萌芽并迅速成長。筆者嘗試對第一代女作家筆下的“女性情誼”作了如下兩類區分,以期更立體、多樣地觀察她們在“五四”新時期對女性情誼重新認知,并嘗試描摹女性情誼書寫重建后的樣貌。

1.高山流水知己之交的升華拔高

相比于共情而連成的同盟,作為“知己”的友情要涵蓋更多層面,建立于更為廣泛的情感基點之上,也對應著更為深刻的問題,常常引發女作家們更多的自省?！拔逅摹睍r期能走進學校的女性,一般有著相似的較好家境和相似的興趣、志向、三觀,長時間的點滴相處又讓她們彼此了解、彼此愛護,培養出了純潔的友情,而這種情感與因為不幸走到一起的同情是不同的。因此,她們也經常將這樣的情感寫進作品之中。

廬隱與石評梅這一對朋友之間的相互書寫,讓我們看到了黑暗現實中女性情誼的真實樣貌和面對的挑戰。廬隱的《海濱故人》以美麗的風景作開篇:夕陽斜照,海波碧綠,樹木蔭濃,露沙(廬隱自己)、宗瑩、蓮裳、玲玉、云青五位青年女子組成的“旅行隊”在海邊短居,早賞日出,晚賞日落。詩性的語言,靈動的場面,似乎成為日常生活的縫隙。雖然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8]2,但暑假結束,當一切回到正軌,五個女子又重回那被哀愁籠罩的,懶散、沉悶的學校生活,她們不得不經歷離別的傷感和對戀愛、婚姻的擔憂,無力改變中只有慨嘆人生。這五位青年知識女性在人生花季想要探索的種種哲思問題終敵不過社會與時代施加的不幸,但“海濱故人”的美好情誼成為她們難能可貴的精神寄托,給她們互訴衷腸、發泄愁思的空間?！都暮I故人》則如石評梅對廬隱的酬唱應答。她熱忱地呼喚著“露沙”之名,希望經受了打擊的廬隱能夠自己振作起來,并直言不諱希望廬隱“經此重創一定能造成一個不可限量的女作家,只要你自己肯努力”[9]139。

“五四”啟蒙語境之下,解放縫隙突然到來而傳統陰霾仍未散去,許多如廬、石這樣朋友筆下的友情,已不限于是不幸人之間的同情,而是一種更深刻的知己間的懂得。它不是古代小姐們之間簡單的詩詞唱和,而是更深沉、直擊靈魂。它的終點也不是對坐垂淚,而常常體現為對走向革命的愿景,這要比從前的安于現狀更加積極,雖難以作出實質上的拯救,但卻能成為慰藉彼此的微光。第一代女作家的人生、理想、追求在愚昧、落后的社會環境中面臨巨大考驗,由于其稚嫩而難以單槍匹馬抗爭,一種無路可走的悲涼、絕望油然而生。因此,她們在大學校園中結下的同性情誼,除了體現女性反抗封建壓迫、努力改變自己卑下地位的正常心理需求外,還是“抱團取暖”,積極尋求高山流水式共同志趣的弱者知音同盟。

2.友情、愛情模糊界限的理性敘述

在難以接觸異性而身邊總是圍繞著美好同性時,女作家們的情感自由馳騁,一種對同性的“愛情”便也悄然生長,也可謂是“五四”時期女性情誼書寫中的一道奇特景觀。在《同性愛和婚姻問題》中,慨士明確指出“同性愛和友愛不同,比他更親密”,但“往往沒有肉體的關系?！盵10]728換句話說,這種“愛情”更加柏拉圖。冰心《我的同學》、廬隱《麗石的日記》、石評梅《玉薇》等一系列散文游記、凌叔華《說有這么一回事》、謝冰瑩《給S妹的信》等文章,均寬容而又細膩、隱晦地描寫了女性之間這種微妙的同性戀情。這些文本中大多出現明示的“愛”與“戀愛”等關鍵詞,以作為這種情感比友情更高一籌的提示,其中也會有一些身體接觸,但這種接觸只是讓感情更親密,而最終目標仍是精神相通:到處是悲苦、荒涼與黑暗,山窮水盡,只有一個既有相似遭遇,又同旨趣、共性命的朋友,當然成為彼此唯一的依靠。

在女作家們筆下,即使與友人短暫離別也能讓她們潸然淚下:“花前月下,有影皆雙,猛然令她們受這種黯然銷魂的離別滋味,這是多么傷心的事啊?”[3]126《說有這么一回事》中,云羅被父母逼迫出嫁而對影曼難以割舍,宛若她們戲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慨嘆著“你為什么不是個男子呢!”心中情愿“我們倆能夠在一塊過一輩子”[11]53,這是大膽的告白,也是面對未知的命運尋找熟悉、溫暖避風港的真實心理;《麗石的日記》中更直白:“從泛泛的友誼上,而變成同性的愛戀了”[12]113。然而出嫁的沅青卻寫信說從前的同性戀愛是不可取的、現在的丈夫人很好云云,被愛人的拋棄與“教導”使麗石痛苦以至抑郁而死。除此之外,石評梅還在《毒蛇》中寫過一種復雜的情感:“我”既被琪如的風采、氣質所吸引,又在道德、理智上想遠離,陷入“近又不是,避又不是,恨又不忍,愛又不能”[3]99的兩難糾結……

在第一代女作家的筆下,女性同性戀多半沒有好結局,但也沒有被當作一種變態心理來批判,也沒有像往常一樣以類似妻妾和美的模式造就畸形的“大團圓”。第一代女作家從自身經驗出發,客觀地描述同性戀愛,并對此給出了深切的同情、理性的審視,這呼應了“五四”的革命浪潮與啟蒙解放思想,體現了文學和人學的進步性。

三、歷史微光處見女性情誼書寫傳拓之動因

書寫女性情誼的文學傳統一直潛藏于暗處,且束縛在封建禮教的大環境中,延續至“五四”才忽然大量萌發出歷史地表,顯然這個時間節點正是關鍵契機。在古代,女性聯盟的主要基點是安于社會禮教與制度之下的個人情感,而“五四”之中,新的女性情誼是共同思想、覺悟下的親近。第一代女作家們打破了古代文學中女性小氣、吃醋等刻板印象,以自己為原型書寫有知識、有思想的更多女性“自我”,探究剖析不同身份、處境女性的心理與行為處事,加之語言細膩,情感充沛,這就使她們作品中的“自我”形象跳出模式化,而更加立體、豐富?？梢哉f,“五四”的啟蒙思潮成就了第一代女作家,也讓我們于歷史微光處一窺“五四”女作家們女性情誼書寫傳拓之動因。

(一)時代思潮的影響

第一代女作家的崛起始于“五四”的時代大變革,而這個變革首先來自男權社會的呼吁和行動,不少男作家對男權主導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與反叛,對女性有了重新發現,但由于性別主體的不同,許多男作家很難設身處地描繪女性的掙扎,或者說他們常把女性放在“弱者”的位置,等待強者的救贖。而對于第一代女作家這樣走在時代前沿的女性們,她們因其清醒而比先輩們擁有更多的歡樂,同時也必然飽嘗披荊斬棘開路的痛苦,這種痛苦使她們一定要以某種形式尋找突圍之路,而中國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正好賜予她們將這些感受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機會。評論者們對“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創作中啟蒙意識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關注,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開始。茅盾就曾作《廬隱論》《冰心論》《女作家丁玲》這三篇女作家論,在當時較具影響力。他對三位女作家取材于社會世態的作品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同時也在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批評了她們傾向于表現自我的作品,如《海濱故人》《南歸》《莎菲女士的日記》,認為這是一種創作的“停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盡管它們顯得抑郁、敏感,但閃爍著動人的啟蒙色彩。

“五四”啟蒙所希望達到的對“人”的解放目標也推進了第一代女作家們的女性情誼書寫。比如,她們關注到被追求新潮的丈夫拋棄的舊妻之悲哀,以同為女性的視角深入灰色角落,揭示了“五四”啟蒙帶來的弊病,產生了反思并力圖改正;再如,她們的同性戀愛最后常以瓦解告終,或是被美滿的異性戀消解,或是融入革命浪潮,達成和諧的精神理想,跟上社會前進的腳步;又如,她們呼喚女性學習,養成高尚品格。石評梅就在《紅粉骷髏》一文中以冷峻的眼光審視、批判當時一批貪慕虛榮、紙醉金迷的女性,“凡是寶鉆輝眩,綾羅絢爛,披絳紗,戴花冠,溫馨醉人,驕貴自矜的都是她們”[13]160。這種先進而更高層次的現代化思想,正鼓勵著女性提高個人能力,保持高尚品格,從而更有實力、有底氣地登上歷史舞臺。她們對于革命的追求與熱忱、從小我上升到大我的格局升華,正是“五四”啟蒙思想的助推。

在《美是自由的象征》中,高爾泰提出,人道主義與現代美學著眼點都是人的解放,前者強調人從社會獲得解放,后者則強調從“自我”獲得解放。他認為“后者是前者的一個象征、一個向導、一個縮影,或者說一種探索、一種準備、一種演習”[14]113,現代女性作家們從自身出發、關注個人情感而獲得解放的女性情誼書寫,實際上是實現人道主義、社會大同的必經之路。

(二)書寫主體的改變

“五四”對女性的改變,最突出地體現在她們的學識得到了提升、思想得到了解放。因此,女作家們對女性情誼的書寫,既是啟蒙色彩的體現,也是啟蒙思想影響下的結果。女作家們有機會走到更遠、更廣闊的天地,特別是冰心、馮沅君等人都曾留學國外,新式教育與寄宿制生活讓她們暫時脫離家庭的管制與封建婚姻的壓迫,身邊幾乎只能接觸到同齡的女性,無處釋放的青春情感自然全部投注于身邊的女性朋友身上。她們在學校里、生活中不會將朋友視作潛在的婚姻競爭對手,而是與自己學習、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姐妹,也更能注意到生活中遇見的女性之外在身體美與內在精神美,哪怕是萍水相逢,都會印象深刻于“水汪汪的一雙俊眼,又紅又小的嘴唇”“娟媚入骨的豐度”[7]153-154……走出家門,是女作家能像男作家一樣,開始能以自己視角對女性情誼進行書寫的契機和基礎,她們對女性情誼的肯定,通過這樣多情婉約的精心描摹表現出來。

此外,女作家們對女性情誼書寫的特別偏好往往也有個人遭際的原因:青春戀愛的受挫,童年父愛的缺失及對母愛的依戀,身邊女性長輩以及姐妹、朋友在男權社會中的不幸遭遇,都會使她們對異性產生不同程度的排斥心理,而同性的懷抱更使她們感到溫暖、安全。她們將情感投注于身邊的同齡女性,大多出于“愛”在她們生命體驗中的缺失與隨之而來的孤獨和渴望。用筆書寫真、善、美的女性情誼成為她們最好,也是最容易做到的精神突圍之路。同時,聚焦于每一個個體,從同樣的起點到最終發展成為石評梅式的薔薇帶刺盛放,或是廬隱式的癡癡怨怨、郁郁而終,抑或冰心式的隱逸豁達、安度此生,不一樣的書寫主體造就了不一樣的創作風格,女作家們也與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走向了不一樣的人生結局。

四、結語

“五四”啟蒙帶來的婦女解放熱潮,使女性逐漸“浮出歷史地表”,現代文學史上從而有了另一種需要我們聆聽的女性聲音。第一代女作家以獨特的思想風貌與藝術風格占據現代文學一隅,成為女性文學研究重點關注的群體之一。在覺醒的過程中,她們逐漸對男性占據話語主流的現狀產生不滿,從而發展出對男性的逆反和排斥;與此同時,她們又對身邊女性之美有了更新的發現,對女性之命運有了更深切的同情,對女性同盟的力量有了更虔誠的相信,因而更偏愛書寫女性情誼。這種女性情誼的書寫,雖然在整個歷史長河中顯得幼稚、單薄,卻反映了“五四”啟蒙帶給女作家們的心靈震動與思想進步。作為一種書寫思潮,其具有文學、思想上的獨特意義,成為“五四”時期啟蒙思想陣地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驚鴻一瞥,抒寫著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