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媒介化：邏輯起點與形成要素

【摘要】隨著數字技術的日新月異，社會的深度媒介化已成為必然趨勢。數字時代，深度媒介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自身的邏輯起點與形成要素：第一，深度媒介化需要重新聚焦媒介的物質性，深刻認識到深度媒介化時代媒介已經漸趨日常語境化，從而展開一種“去中介化”的研究，這亦是提出“深度媒介化”的邏輯起點；第二，數字媒體變革、先鋒社群、傳播型構三種要素分別為深度媒介化提供了技術支撐、驅動力量與分析框架，它們使得“深度媒介化”一詞有了具體內涵而不至于淪為一種概念潮流。在厘清深度媒介化的邏輯起點與形成要素的基礎上，我們應深入思考數字時代媒介化研究的可能性與發展方向。

【關鍵詞】深度媒介化；先鋒社群；傳播型構；媒介物質性

隨著數字媒體變革的深入發展，算法、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正使得過去與媒體無關的實踐轉變為媒體實踐，媒介也不再是“由某一類具體的數字媒體形塑而成，而是與這些彼此高度連接的數字媒體間的差異性息息相關”[1]。赫普與庫爾德利等學者將其稱為“深度媒介化”，試圖以此來形容媒介化在數字時代的特征，并借此闡述“數字媒介在建構社會組織過程中發揮的基礎性作用”[2]。與原先的媒介化研究相比，深度媒介化既與之相連又有所區別，其形成和發展有著自身的邏輯起點與形成要素。

一、邏輯起點：媒介的物質性回歸與日常語境化

早在2014年，便有學者指出媒介化這一概念過于抽象，且制度化研究路徑與社會建構研究路徑之間存在“結構”和“能動性”的二元矛盾。對此，赫普等學者在深度媒介化到來之際開始積極尋找兩大研究路徑對話的可能性，并試圖發展出一個與媒介化有關的中層概念，以此來縮小媒介化這一抽象理論與實證研究之間的鴻溝。

（一）媒介化研究的物質性回歸

夏瓦在2013年就曾從中程理論的視角審視媒介化研究，他坦言媒介化研究從未放棄過實證研究，并且強調將經驗資料置于具體的時間、地點脈絡下分析的必要性。這意味著要想厘清新的社會現實是如何基于媒介化過程而被建構的，需要建立一個中觀層面的研究視角，將“結構”和“能動性”有效結合起來，以建立一條解決兩種研究傳統之間二元對立的“中間道路”。[3]

這需要重新聚焦媒介本身的物質性，赫普在其著作《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一書中特別強調，要想從過程的角度去探究媒體及其形塑力，除了媒介邏輯以外還必須考慮媒介的制度化與物質性，尤其是在考慮到算法、自動化和交流機器人之時，而這也是進行媒介化實證研究和批判性分析的必要條件。這種物質性轉向并非是媒介化研究學者的“一家之言”，而是新聞傳播學界對長期以來“重精神、輕物質”研究的學術性反思。正如章戈浩與張磊兩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盡管主流的傳播學與媒介研究從未將技術與工具逐出視野，但“它與文化和符號形成了一組鮮明的二元對立，由此形成了‘媒介－物與‘人的二元對立。從李普曼引用柏拉圖的‘洞穴比喻開始，傳播研究似乎就將實體和它的影子割裂開來，長期把話語以及說話的人和聽話的人作為分析對象，并把傳播效果放在核心。這一長期走勢使得物質性成為傳播研究的盲點”[4]。

數字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將媒介的物質性問題推到學者們的視野之中。默多克認為，媒介系統中使用的原材料、資源、各種支持日?；顒拥脑O備及維護其運作所需的勞動鏈都是媒介物質性的體現。媒介化時代這種物質性的內涵得到了豐富與延伸，既指傳播活動中的媒介“不能被轉化為人類意圖性的對象特質”[5]，又可以指“在具體社會建構活動中人類意圖所遭遇的一種隸屬于物本身的‘固著性”[6]?；谶@種理解，媒介的物質性被納入原有媒介化研究的社會建構視角中，制度化視角所強調的媒介的“結構性”也得以與“能動性”相關聯。這便于學者嘗試展開中觀層面的研究來考察社會互動實踐及其模式變遷，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會和傳播形式。

（二）媒介的“去中介化”與日常語境化

盡管深度媒介化仍然屬于媒介化的一個階段，但加上“深度”一詞是有必要的。首先，媒介化程度的加深意味著媒介新特征的彰顯，比如媒介多樣性的增加、媒體融合的加快以及媒體更新間隔的縮短。其次，這些新的特征都指向了媒體的數字屬性，也讓學者意識到，要解決算法、數據以及數字基礎設施等問題，必須思考媒介化的現有研究路徑，并對已有的概念進行整合分析。最后，“深度”一詞也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社會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即社會實踐與媒體實踐的界限日益模糊；二是各媒體間的連接也在加深，各種媒體的內部關系也被納入重點關注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深度媒介化時代，媒介的社會角色由原來的“中介化”逐漸過渡至“去中介化”，逐漸入侵人們的日常生活，于無形中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內在邏輯。

早期的媒介化研究并非是“去中介化”的，它依然是中介化研究的延續或深化。這一點在深度媒介化到來之際有所改變，究其原因在于媒介逐漸趨于日常語境化，人們很難將那些媒介物所具有的獨立性、空間層面上的之間性（in between）與橋接作用區分出來并加以闡釋。換言之，深度媒介化時代的媒介是一種數字基礎設施，它融合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各個領域中，并重塑著人類的日常生活。各種平臺媒體充斥著人們的生活，平臺化的媒介形態帶來的是傳播實踐的平臺化以及個人媒介權力的延展。媒介權力分散至個人導致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規范的“去中心、去權威”構成了平臺化社會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這亦是對日常生活的時空重塑：“現實的時間流轉越來越多地被抽象為社交媒介中的‘時間線……現實空間也變成了媒介表演與分享的道具?！盵7]

由此可見，在深度媒介化階段，媒介化時空的泛化使得媒介深度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媒介也不再是人們傳播活動或傳播實踐的“中介式”存在，而是一種侵蝕現實空間并影響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語境化存在。這要求我們必須從更寬廣的社會語境中去理解媒介機構與傳播過程，破除媒介中心化的迷信。

二、形成要素：深度媒介化的技術支撐、驅動力量與分析框架

觀深度媒介化形成過程，其絕非是單一力量或要素發展和演進的結果，而是多種要素的聯合推動。具體觀之，深度媒介化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技術支撐、驅動力量與分析框架。

（一）數字媒體變革：深度媒介化的技術支撐

互聯網的商業化與私有化是深度媒介化形成的基礎?；仡櫥ヂ摼W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互聯網的發展和西方解除管制并非偶然，而是一個“持續的政治選擇”[8]。冷戰期間，美國為了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政府機構、軍事承包商和教育機構三方聯合，共同促成了計算機網絡的誕生?；ヂ摼W自誕生之初便一直由美國軍方把控，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后，互聯網才逐漸走向大眾。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盛行使得互聯網領域要求解除管制的呼聲日益高漲，美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開始推動互聯網的私有化進程，大力扶植大型企業與集團，并鼓勵其將互聯網視為自身私有財產進行開發和利用。這種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意味著大型商業集團與公司擁有了媒體話語權，對公眾話語和政治的影響力也日益提升，甚至漸成壟斷之勢。

為了謀求更多利益，這些大型商業集團與公司致力于加深和拓展互聯網的數字化進程，使自己“得以在傳播領域擴張商品的形式”[9]。數字技術通過廣告、公關、智庫等手段不斷維護和鞏固互聯網的話語霸權，并推動互聯網向電子媒體轉變。從國際層面來看，對線路、路由器等基礎設施擁有控制權的國家從理論上來說也有權決定別國是否能夠進入國際互聯網領域，而擁有更高端數字技術的企業則在該領域成為行業發展的標桿與領頭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這些技術公司決定著各網站的鏈接形式以及媒體的呈現內容和呈現方式，如阿里巴巴、蘋果以及Facebook等大型媒體與通信服務公司，它們通過推動基于數據的價值模型向客戶提供服務，成為塑造社會數字化進程的主要力量。

每一次技術層面的突破和發展必然帶來數字媒體的根本性變革。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逐步完善，互聯網的信息從“只讀”走向開放和共享，最終實現“萬物互聯”。從互聯網到移動終端、從傳統媒體到平臺媒體，媒介的內涵與外延在不斷突破和創新，原有的媒介生態格局也煥然一新，數字媒體成為連接社會各要素、構建傳播環境的必要橋梁。這種基于“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數字媒體變革“正逐步引領人類社會由工業經濟時代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也必將造就新的傳播形態與商業模式”[10]。

毫無疑問，數字媒體變革為深度媒介化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第一，新媒體尤其是平臺媒體的發展使得媒體內容的生產者呈指數級增長，隨著媒體使用門檻的降低，普通民眾也可以在媒體上發聲。第二，數字媒體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大型集團或公司的壟斷局面，普通用戶也能憑借自身能力獲得特定的受眾甚至是粉絲群，從而在一定范圍內獲得特定的話語權威。第三，數字媒體帶來了新的生產和分銷形式，許多媒體獲取新聞信息的來源不再是政府或本站記者，而是普通的網絡用戶。這些改變都推動了新聞業的變革。一言以蔽之，在深度媒介化時代，各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數字媒體及其基礎設施。

（二）先鋒社群：深度媒介化的驅動力量

作為一個受社會約束的元過程，深度媒介化的基礎仍然是人類實踐。因此，從行動者的角度來看待深度媒介化是有必要的，其中涉及諸多類型的“超個體行動者”，主要包括公司和政府等“企業行動者”以及社會運動和先鋒社群等“集體行動者”[11]。隨著媒介化研究的深入，赫普等學者發現，媒介化的首要推動者并不是大型科技公司與政府等“企業行動者”，而是類似創客、早期黑客等先鋒社群。

在社群形成之前，零散的先鋒者們基于一種使命感進行自我身份的建構：他們將自身視為先行者，并在實踐中發揮中介作用以推動與媒體相關的變革，這種自我意識促使他們嘗試在實踐中超越自身所處的領域，并將不同的領域聯系起來。媒體則為早期先鋒者們提供了交流和傳播的技術手段：它們通過塑造先行者的形象使其成為主流媒體和博客爭相報道的對象。簡言之，媒介變革為更廣泛的社會話語演變提供了方向，并在媒介相關的變革中扮演了橋梁的角色。在赫普看來，與深度媒介化相關的先鋒社群主要有三個：量化自我運動、創客運動和早期的黑客運動。[12]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關聯，但在具體的實踐方向、對集體和社會轉型的看法以及各自的影響范圍等方面有所不同。

量化自我運動先鋒社群的成員對自我實踐相關的媒體技術有著共同的興趣，他們致力于以數據為中心的自我生產，即收集與個人相關的大量量化數據以改善自身生活。這種強調不斷進行自我衡量以改善自身和集體甚至社會的方式在今天已經被廣泛采納，其中最為人所知的便是運動健身類APP的使用，它通過精確計算熱量的攝入或消耗以幫助使用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身材。創客運動將DIY、手工藝品和自主技術創新相結合，是一個聚集了世界各地擁有共同愛好者的社區。該社群成員有著共同的愿景，即物聯網和相關生產技術將會帶來一場新工業革命。多爾蒂在舊金山成立的創客媒體公司是創客運動的重要助推力，2019年，他還成立了創客社區以策展先鋒社群。早期的黑客運動與后來被稱為計算機程序破壞者的黑客不同，最初的黑客群體既沒有破壞信息，也沒有竊取各類數據，他們對計算機技術以及數據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就更廣泛的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將早期的黑客運動理解為更為深遠的“先鋒新聞”領域的一個中心社區。對早期的黑客群體來說，新技術為他們帶來了烏托邦式的可能性，極大地開發了人類的潛力。比如隨著新聞業的徹底變革，早期的黑客群體與記者和技術愛好者們合作，為新聞工作描繪了新的、以技術為導向的愿景。其中最著名的是開放數據運動，它與計算機的開源運動聯系緊密，并朝著開放數據新聞的目標不斷前行，試圖以此來重新思考新聞與新聞業的未來。因此，早期的黑客運動在推動當時的變革和豐富公共話語方面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個先鋒社群對深度媒介化的貢獻顯而易見。作為各自領域的先鋒，他們不斷尋求最新的技術創新以推動與媒體相關的最新發展。通常而言，這些先鋒社群對未來的設想往往超前于其所處時代，這往往會導致他們的設想難以實現，但重要的是，他們為技術變革開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間。正是通過對這種可能性空間的不斷嘗試和回顧，先鋒社群在各自領域的成就和影響才能不斷擴大。比如創客運動的實踐者也嘗試開發了許多沒有市場的產品，且從未停下他們探索的腳步。因此，不妨將先鋒社群視為深度媒介化的驅動力量：盡管他們的探索會失敗，但他們對各種可能性的嘗試開啟了對深度媒介化未來的多元化想象。

（三）傳播型構：深度媒介化的分析框架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社會被認為是由不同的實體組成的，比如學校、家庭等，每個社會領域自然也被概念化為圍繞人類個體的靜態存在。埃里亞斯卻持相反觀點，他認為個體與社會并非是獨立的實體，而是從根本上相互糾纏的。為了進一步了解社會文化的交織樣態，埃里亞斯提出了“型構”這一概念工具，意為經由不斷地往復互動所形成的人的網絡。換言之，社會機構和制度都以人類實踐為基礎，而每個個體都存在于其所屬的社會關系，所以這些機構和制度可以看作是與個體相關的“型構”，個體則存在于他／她所發展或參與的不同型構的交叉點上。因此，型構可以被視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中間變量，作為理解社會領域的簡單概念工具。

赫普等學者借鑒了埃里亞斯提出的“型構”這一概念，提出了“傳播型構”的分析框架，將個體置于其所在的集體或組織，以此為起點考察與媒介相關的變化。赫普和哈澤布林克對“傳播型構”進行了較為清晰的闡釋：它存在于多媒體語境，用以指代一段各種傳播行為之間交錯聯結的過程，其所蘊含的傳播行動擁有共同的主題框架。赫普進一步指出，傳播型構立足于三個假設：其一，社會生活是相互聯系的；其二，社會生活具有過程性；其三，意義產生于相互作用的過程，并且是相互作用的組成部分。這種型構與傳播實踐的結合為理解媒介與人的雙向關系提供了一條新穎且有效的路徑。具體而言，傳播型構有三大特征：一是作為傳播型構結構基礎的“行動者叢”——一個由相互關聯與溝通的個體網絡；二是具有支配性的“主題框架”，它定義了每個傳播型構的“主題”，對個體行為有著導向作用；三是具體的“傳播實踐”，這些傳播實踐與其他社會實踐相互糾纏，并形成自身的“媒體集合”，這里的媒體集合包含了每個傳播型構中涉及的所有媒介。

通過對傳播型構的成立假設與特征的強調，可以更清晰地描繪出媒介的制度化與物質性是如何對媒介化世界的傳播建構產生影響的：行動者叢、主題框架和傳播實踐中的媒體集合，都在不斷因為現有媒體的更迭或新媒體的出現而發生改變。這表明媒介化研究并非是研究變化中的媒介本身，而更關注媒介—傳播和社會文化變化之間的勾連關系。

三、總結與展望：深度媒介化的未來研究路徑

2018年，夏瓦將“可供性”引入對媒介化的闡釋之中，認為可供性使得媒介促進或形塑傳播行動成為可能，這為后續諸多研究提供了可供切入的視角。如喻國明等對虛擬偶像的“破圈”機制的研究、韓傳喜等對網絡文學的媒介化轉向研究等。理論與實證研究的雙重應用彰顯了可供性理論的強大生命力，它“將技術物視為嵌入人類日常行為與實踐中的重要元素，聚焦人與技術互動關系中的行動機會，為探索建基于技術物基礎上的日常行為特性提供了持續性的、分析力極強的研究綱領”[13]。

在最新研究中，赫普等學者在進一步論述“傳播型構”時，指出拉圖爾行動者網絡視角、方法的“同步性媒介化研究”對媒介化研究極具指導性意義，可幫助聚焦具體的傳播型構的過程。國內學者方念萱也指出，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中層理論視野用“網絡”“聯結”這類地方性概念替代了傳統媒介研究中的“結構”“整體”等宏觀概念，以幫助媒介化研究聚焦傳播實踐中的行動框架。戴宇辰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指出ANT視閾下未來媒介化研究的三個重點，即新媒介技術的“馴服”、媒介使用者的“能動性”以及媒介使用者對新技術的抵制及其開創另類的可能性。

盡管目前直接指出哪些理論或研究進路對媒介化研究可以有所借鑒的文獻尚不多，但這些零星的思考和發現為媒介化研究的學者們帶來了新的研究啟發與關注點：對“網絡”的重視更加強調了媒介與其他建制間的聯結，媒介如何形塑社會，媒介實踐又如何催生新的社會關系。這些新的關注點不僅可以促使學者對已有的媒介化研究進行回溯，更可以激勵他們跳出現有研究的桎梏，以一種新的視野重新審視媒介化研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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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顧燁燁，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后（杭州 310014）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