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文化與歷史一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基礎

崔應令

(武漢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2)

“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鑄中國夢,這是新時代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生動寫照,也是新時代民族工作創新推進的鮮明特征?！盵1]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維護各民族根本利益,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以及黨的民族工作開創新局面的必然要求。[2]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共同體,既是一個有其地域邊界、權利邊界的政治共同體,同時,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3]的歷史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承認并包容多元和差異的政治一體、文化一體、歷史一體。

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就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各民族的結構關系、文化一體的內涵與意義以及鑄牢的歷史性和過程性三個方面的內涵達成共識,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知基礎。理清、闡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三個認知基礎是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路徑的前提,意義重大。具體來說,它需要追問三個問題:1.就社會結構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各民族之間的結構關系是怎樣的?2.就文化認同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文化認同層面體現出怎樣的特點?要注意什么問題?3.從歷史發展過程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在過程中培育?在歷史中發展?本文從結構、文化和歷史三個方面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和基礎,并據此闡明如何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平等與融合:包容差異的開放共同體結構

關于中華民族的構成與來源,近代曾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以熊十力為代表的“一元多流”說,即認為中華民族內各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在幾千年的演變中,分成了不同的支干,但是追溯血統,還是一元的;另一種是“多元一體”論,即認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就是由多民族接觸、融合而成,各民族通過貿易、遷徙、婚嫁以及沖突,交往不斷加深,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及血統等各方面不斷融合,最終凝結而成中華民族。后者得到最多數人認同。而無論是哪一個主張都承認,在中華民族內部存在差異和多元,這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族具有“多元混合性質”,內部是多元的,發展趨勢是混合為一。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構成的關系并不是各民族之間的數量關系,而是要素性質上的結構性關系。其內部結構特點如下:

(一)中華民族結構性特征之一:“多元一體”

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古今各民族的總稱,是由許多民族在結合成統一國家的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民族集合體。[4]中華民族內部各個民族繁多復雜,同時并入中華民族的時間有先后不同、數量有多少區別,最終形成成員眾多、語言多支系、文化類別多樣,又最終歸一的整體。

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的多元與一體的理解,學術界已經達成了共識。即多元指的是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文化、社會習俗各有區別;一體則是指各民族相互關聯、補充、依存,有內在聯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體現為祖國的統一和內部團結。多元體現“對事物特異性的承認和強調”,一體“則是對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肯定”[5]。1993年,費孝通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予以解釋指出:一體是指有一個凝聚的核心;多元的含義包括文化起源多地、生計方式和習俗多樣,且很多少數民族有自己的語言,成員眾多,結構多元。他認為“中華民族將是一個百花爭艷的大園圃”。[6]中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既是基本國情,也是社會共識。中華民族在國家層面具有“統一性、一體性”,在內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樣性、多元性”。[7]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特點和內涵可參照漢民族予以理解。漢民族本身也是差異、多元的存在。漢民族可以根據方言區分(客家人、平話人、閩福佬人等),也可以根據地域區分(如根據各省稱呼),還可以根據城市區分或是風俗習慣區別(如疍民、廣西的高山漢、貴州的屯堡人等)。其多元性由其起源的多元性、形成的多元性及發展的多元性決定。徐杰舜教授對此總結說:“漢民族這個雪球的‘一體’,是由許多大、小族群的‘多元’組成的”。[8]漢民族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中,不斷吸收整合各種外來的元素,使其形成自身的一部分。在最終形成的整體里,漢民族內部各個族群之間有著相互聯系,他們既相互區分,又相互認同和彼此依賴。中華民族在結構上正是內部多元區分又緊密聯系,因其包容性、開放性,最終成為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有機整體。

(二)中華民族結構性特征之二:各民族平等

各民族平等是中華民族在結構上的第二個特征,其基本含義是內部各個民族無論人口數量多少、經濟發展程度高低,在政治權利和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即內部56個民族之間是平等的關系,不存在地位等級之別。

關于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平等思想早在近代就已經明確。1923年,各民族平等正式寫進《中國國民黨宣言》,該宣言明確指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國民族的自求解放,對外爭取整體中華民族在世界中的平等地位;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9],對內爭取所有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國民黨在政黨文件中明確中華民族不是哪一族的民族,而是整個的中華民族,是整個而不能分開,同時指出要建構中國自己的民族主義,即對外要保持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和統一,對內則要謀求各民族的平等自由發展,不允許內部民族之間的壓迫和不平等。

各民族平等觀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念中有更系統的闡述。堅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數民族權益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基本理念,貫徹到其行動的方方面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形成和發展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同時,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的發展,給與他們充分的尊重、絕對的扶持和優越的對待。其主旨是用政策上的優先照顧努力實現各民族發展的平衡,最終實現各民族的平等和共同發展。中國共產黨通過民族識別、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培養和任用少數民族干部等減少民族間的發展差距,推動少數民族發展,從而實現了各民族真正的平等與相互尊重。這些政策和舉措從根本上確立了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作為結構要素在形式上和實質性的平等性,這是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結構位置上的應有之意。

(三)中華民族結構性特征之三:各民族命運相連

中華民族內部結構的第三個特征是關聯性,即各民族榮辱與共、命運相連。其含義是內部各民族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原子,而是有交往、交流和交融,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家庭成員關系。從我國各民族居住情況來看,總體情況是“大雜居、小聚居”,互嵌和交流始終存在且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擴大。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講話中強調要“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10]的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盵11]加強各民族之間聯系性關系、促進“三交”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舉措”[12],核心是民族之間的聯系性。

各個民族之間的聯系性和命運相連體現為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多個維度的整體性,也即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錯融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社會上密切交往、情感上相互親近”[13]。推動民族之間更加緊密的聯系和融合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工作方向,因為交往和互相影響正是中華民族內部結構關系的重要特點。

二、標識與重點:語言相通與文化認同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是一個政治議題,更是一個文化課題,因為認同本身“包含特殊的語言、情感與象征符號”[14]。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中,除了政治一體、經濟互幫外,語言、文化在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與情感上具有重要作用。作為一種認同形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要從文化上表現出來。文化認同是心理認同、意識認同的根本所在,也是最深層次認同,是各民族團結與和睦的根本。有了文化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才真正有了根基。

文化認同的最高層次是民族認同意識、共同的民族感情和道義,也就是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思想與心理感受。同時,這種文化認同還包括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疆域版圖、全國利益一體的認同,以及對共同歷史和文化價值理念的認同。要實現真正的文化認同,需要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欣賞,互相學習,交流借鑒,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以“主旋律”文化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如何在文化上真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同的語言文字和民族精神建設是根基。因為語言相通與文化認同可以看作是共同體意識的標志,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路徑與方法。

(一)語言文字統一:文化認同的社會和歷史基礎

共同的語言,首先是為了信息的交流,其目的是幫助各民族跨越溝通的鴻溝,促成互相學習、互相影響,最終促進各自的發展,這與各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發展自己民族風格的習俗、文學等并不沖突。中華民族文字的統一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就已經開始進行,這一過程隨著王朝邊界的不斷拓展而擴大,在滿清晚期,與新修“中國歷史”(包括滿、蒙、漢各族在內的歷史)一致,“國語”運動興起,統一語言也得到更廣泛的認同。

語言文字的通用是文化認同必備的內容。在20世紀40年代,芮逸夫將中華民族的“共相”一體的原因歸結為主體文化包容力極強的優勢及“文字的統一”,并認為要用這一優越的文化、統一的文字普及各族,使得“同聲之應”“同氣之求”“同文之便”,并最終達成自主自愿的向心一體。[15]共同的語言文字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文化成果,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是各民族共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

學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對民眾就業、接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融入社會意義重大。在民族地區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是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它能有效增進各民族的共同性、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與交融,能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也正是我國憲法確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主導和優先地位,并確立相關部門推廣普通話憲法責任的背景。語言文字的統一,正是一體文化建設的社會基礎。

(二)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理論自覺:文化認同的重要推動力量

文化認同建立的根基有兩個方面:其一是歷史性,即歷史上各族人們生活在同一個地域,產生廣泛而深入的經濟、政治、社會、血緣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聯系,進而形成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熏陶,這是中華民族“自在”的歷史和文化淵源;其二是社會性,即這種聯系同時也是當前的社會現實,且還在繼續發展,這依賴于民族“自覺”意識的覺醒。

中華民族的自我覺醒在甲午戰后經戊戌變法逐漸到來,這與國家挫敗之際,思想界和學術界的覺醒有關。正是在外族欺辱之際,無數志士仁人無比清醒地認識到身為五千年文化鑄造之中國,正在遭受苦難。面對民族危難,無數先輩自覺探索并建立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中學者和思想家在思想上的覺醒和理論上的自覺促使這些理念逐漸系統化。他們明確指出在中國談民族應該倡導整體的中華民族,民族的核心要義雖然在同地、同血統、同文字和風俗,但對于國境大而內部民族眾多者,文字、習俗為代表的文化認同和文明類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文化認同能促使各民族的團結和聯結。在對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理論自覺中,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小高潮,其背景正是抗戰爆發,民族危亡,學者們自覺展開思考。汪少倫在《中華民族的意義》一文中認為,中華民族是各民族融合而成,形成了共同的自然、文化、利害、價值和心靈。[16]顯然,價值、心靈等都指向共同的精神層面。陳子怡在《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一耶?二耶?》一文中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性”,即共同文化。[17]蕭一山在《中華民族問題》一文中強調中華民族共同意識在歷史中的流傳,在政治上的結合,從精神和心理上闡明共同體意識根基。[18]顧頡剛更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有共同的歷史背景、生活方式,同時又有團結一致的民族情緒,作為民族的中華民族核心指標是文化(生活方式)、歷史與民族意識/精神(情緒);中華民族除了血緣上的混合,文化上也是混合的;中華民族的內涵在特定歷史時期(比如抗戰時期)尤其以民族情緒為重,因為“這種情緒能把宗教信仰、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各不同的人們團結在一個民族意識之下”[19],這是對文化和意識共通性的強調。

顯然,共有的文化內涵隨著時代變化而有所不同。當前這一文化不僅包括優秀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以及優秀的外來文化。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注重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根鑄魂”[20]45,“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6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的民族政策的自我革新,正是無數學者不斷調研、思考、理論反思推動的結果。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同樣離不開學者和思想家們的理論自覺和學術推動力。學術上的理論支撐正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思想領域的認識,既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被鑄牢的基礎,是中國歷史政治遺產,也是可憑借的手段。

(三)全國文化和地方文化:認同的層次性

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不等于習俗和信仰的一致。因為這一文化認同是全國性的,而習俗和信仰可以是地方性的。文化認同堅持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經濟制度、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教育系統、共同的語言文字等,同時尊重并承認治理形式、經濟模式、習俗、信仰的差異和多元。文化認同的最大公約數是共同的文化精神,即由政治、教育等塑造出的共同的民族意識及其團結一心的情緒和情感,這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共同體。文化一體,指的是文化超越種族、民族界限,讓內部各群體真正形成一個不可分解的整體,具有強大的凝聚力量。這一全國性的文化認同包括各民族凝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以國家認同凝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以及世界華人“祖國”基礎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中華文化既是共同體的靈魂,也是一個學術概念,是一種文化實踐[21],同時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精神動力和整合機制所在[22]。

1997年,費孝通在《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提到:中華民族是包括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這56個民族相互依存,是統一而絕不分割的整體;這一共同的民族認同意識,是認同的最高層次;這是一種56個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同時他指出,高層次的認同并不取代和排斥低層次的認同,各個民族可以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次一級的“文化集團”是次一級的文化,56個民族有其各民族文化特征和要素,這些地方或民族文化具有多樣性,保持其多元性,但需確定其從屬于更高一級的統一文化認同。[23]

如何在直面內部民族文化多元現實的同時,謀求超越傳統族群血緣認同、地域認同、信仰認同,建立各民族不斷融合、又密切聯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認同,以解決文化認同的多樣性與一體性,處理好政治認同一體性與政治治理多樣性的復雜關系,使得整體文化一體與整體政治一體互相促進,多元民族文化與多元治理方式相互支持,以及多元與一體可能存在的矛盾,這是近代并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至今也仍需進一步探索。

三、發展與過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維度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將經歷一個過程,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加強和實現。因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1]。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其自然發展的規律,當然,思想意識和制度建設能改變其發展變化的速度。

(一)文化認同的歷史性發展:共同體培育的過程性原因之一

對傳統中國而言,禮教、儒學是其文化認同的根本,如孟子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盵24]這里的中國即包括各民族在內的“天下”、社稷。

文化認同在和平時期表現為自在的演進,而在外族侵略或傷害之際,則表現為在“反抗”中求“建設”。傅斯年在日本占領東北后曾說:“大規模的抵抗便是中國受嚴格的國民訓練之開始。中國之徹底腐敗,非借機鍛煉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鐵,鋼是打出來的。以局勢論,這是中國人挺起身子來做人的機會,以力效論這是我們這老大國民再造的機會?！盵25]近代中國的“民族”概念的應用,包括了歷史文化層面的共同性,還引入了共同體成員平等的國民和公民政治身份的內涵并將其并置于基礎性地位,這使得近代學人或政治人在使用“中華民族”概念時,同時包含了人類學意義上對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包容與尊重,和政治學意義上同屬于國民、公民身份的內部平等又一體的強調。前者看到了多元性,后者是對整體一體身份的強調。此外,近代西方思想也改變了傳統中國的“文化”觀與“文明”觀,在西方“競爭”、“尚武”、強調物質生活享受的影響下,中華文化危機意識不斷涌現,并最終影響后來者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

對共同文化的界定,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張聞天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引入提高了中國的思想與文化水平,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其對真理的具體性的強調,是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主張。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這一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26]他明確指出新文化扎根民族文化的特點,顯示了中國共產黨思想上的先行性。此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紅色革命文化不斷重新塑造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給古老的中華民族注入新的元素和力量。

今天我們所認同的文化,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的各民族共同繼承的優秀傳統文化、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積極有為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革命文化。前者代表著歷史的演化,后者代表了主動的建構。這進一步說明共同的文化認同是歷史性變化的,在過程中逐漸演變、發展和形成,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所以是過程性的原因之一。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演進性:共同體培育的過程性原因之二

中華民族的形成同樣經歷了歷史的演變,是在不斷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中逐漸形成,這一過程是在歷史中逐漸完成的。

首先是華夏諸民族的形成。從部族到民族的形成時期,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發展。商周在黃河流域發展,楚和越在長江流域崛起。之后是春秋戰國時期,各族融合不斷深化,邊界逐漸消失,并由秦人、齊人、楚人、趙人、燕人等族群構成華夏民族。隨后漢民族形成和進一步融合發展,在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華夏民族同匈奴、鮮卑、烏丸、羯、氐、羌及部分蠻、俚、僚、傒等族群,完成人口和族群結構的擴大;到了宋遼夏金之時,又進一步同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融合,族群結構再一次擴大性變化。在此之后,經歷元明清時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中華民族最終形成包括56個民族在內的中華大家庭。

這一過程是漫長的,而其特點是內部多元而復雜,同時又在文化、政治、法律上高度認同,是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和而不同”的整體。中華民族的形成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也是民族之間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有沖突、磨合,但更有整合和團結、民族融合的過程。只有在疆域內各民族有了不可分割的統一基礎,從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由民族自覺,最終才能真正成為“中華民族”。

在近代以前,除了歷史文化認同已經確立之外,傳統政治治理模式也得到了繼承發展,各個大一統王朝統治的核心思想得以延續,統治的疆域或擴大或縮小,但中心地域基本不變,這使得內部各民族“因之不斷融合壯大,反復結為一體和聯通一氣的治理圈之政治趨同與認同特征”[27]。到晚清時期,中華民族意識初步形成,并在抗戰中逐漸解決了團結對外的身份認同問題。這一強烈的“中華民族”自覺意識在抗戰中被激發并轉化為全民族自覺。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重視多元,對少數民族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和關注,在抗戰時期團結各族同胞共同抗日起到了重大積極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民族識別,進一步把模糊的內部差異逐漸厘清、分門別類。民族身份的建構和認同得到強化,借此,各民族群體得到了較好的發展,權利得到了極大的保障。但也出現個別地區、個別人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整體認同減弱,甚至出現質疑或分裂中華民族一體的消極后果,給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帶來挑戰。[28]而解決上述問題,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的重要前提和意義所在。平等尊重各民族的差異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以各民族的共同性、關系性為重點,也是“用一體凝聚多元”[29]戰略的目標之所在。這一目標的實現不會一蹴而就,而將經歷一個不斷培育、發展、演變的過程。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有的歷史維度。

四、制度、文化與精神意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包容性、自覺性與過程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需要制度建設。這是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結構出發得出的結論:首先,多元一體、要素平等、有機聯系、整合一起的結構,需要制度支撐與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區域自治、少數民族保障性政策正是多元要素的保證。當前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調則是對“一體”的制度性安排,制度建設是多元一體結構的根本保證,其核心要義是增強內部民族的平等性、包容性以及一體結構的整體性和開放性。

實踐無止境,則理論與制度的創新無止境,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堅持系統觀念是其要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建設與創新要堅持上下一體、東西協作、部門聯合、統籌安排。上下一體,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同自下而上的經驗總結和路徑探索相結合,實現上下信息相通,政策能真正落實又符合基層現實;東西協作,是東西跨地區協作,在強化各民族經濟聯系的同時,加強民族文化交融,推動各民族空間互嵌、情感互連;部門聯合,是多部門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推動民族地區發展積極作為而聯合行動,堅決制止阻礙和破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的做法,轉變相關思想和心理。制度建設需要統籌計劃,多機構配合,從教育、宣傳、法律等各個方面協調安排,共同促進。

其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還需要真正的一體文化建設,唯有共同的文化才能真正塑造共同的認同意識。中華民族的歷史充分揭示了中華文化的強大凝聚力和感染力,文化選擇是人心的選擇、也是“大浪淘沙”的歷史選擇。這需要通用語言文字作為溝通交流的基礎,也需要理論界、學術界真正形成理論共識而自覺建設。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一體建設要堅持各民族互鑒、古今互鑒、中外互鑒。一體的共同文化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要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同時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要重視各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充分吸收各民族優秀文化。除此之外,還要吸收優秀的海外文化和人類智慧為我們所用,在開放和包容中創造具有中國主體性的一體文化,這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的關鍵。

最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個歷史過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共同體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自先秦開始中華民族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并不斷壯大發展,在近代反侵略戰爭中逐漸覺醒。這一形成過程的典型特色是先在特定區域形成若干民族匯聚地和核心,然后才是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把不同的民族吸入進來,并被其他民族界定。這種融合與演進的過程,像是水的波紋,一起一伏,最終在統合過程中,混合的成分不斷增多,中華民族也經由努力而真正雄偉起來。只有在歷史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當前的中華民族。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的艱難險阻,我們要“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 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30],這一要求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使命也同樣適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性需要我們在具體工作中有信心、耐心和靈活性。信心是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信念而不動搖,不照搬任何模式,堅定自己的道路,面對具體事情遭遇挫折或阻撓而絕不灰心;耐心是從思想意識層面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的復雜性,能用心培育、慢慢積累經驗,耐心建設而不武斷急躁,用溫火慢燉的恒心和毅力做好工作;靈活性是需要充分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性和階段性,充分尊重歷史發展規律,扎實做好每一步工作,穩步前行,不簡單化、片面化、教條化、一刀切,能區別情況、因地制宜,特事特辦,用千百種方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總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需要堅持制度建設上的整體性、系統性和統籌性,文化建設上民族文化、古今文化及中外文化互鑒與包容,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的長期性和過程性,用堅定的信心、足夠的耐心和充分的靈活性,真正從認知層面明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